钱穆认为，西方的文化精神是在三个文化渊源之间的调整，本质是商业资本文化，根本精神是以无限富强为宗旨的商业精神，具体包含科学精神、个人自由、民主政治、资本主义四大方面。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一）西方文化的渊源
西方有三个文化渊源：一是古希腊以个人独立、自由为核心精神的商业文化；二是古罗马以法治、权力、征服为核心精神的帝国文化；三是中世纪基督教以平等、博爱为核心精神的宗教文化。三者都有各自的文化病症，因而一次次发生了文化中断和更迭。
第一，古希腊文化：商业文化。
钱穆认为，按照人类文化三阶层的正常发展秩序，应当先是经济、物质的文化充分发展，然后是社会、政治的文化充分发展，接着是心灵、精神的文化充分发展，最后由心灵、精神的文化领导整个文化体系。古希腊文化充分发展了第一、第三阶层的文化，商业经济繁荣，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等第三阶层的文化发达，但是在第二阶层的社会、政治方面的文化发展不充分。
钱穆说：“最先的古希腊哲人们，都在东方殖民地居住，因此他们并不留意希腊人本身的政治社会问题，他们的思想，常从个人人生直透到宇宙万物，还从宇宙万物直落到个人人生，中间忽略了群体团结的一阶层。”[19]古希腊哲人的科学、文学、艺术造诣虽然很高，但没有安排好政治。直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出现，他们开始注意大群人生的组织和政治，但当时已到了古希腊的晚期，加上传统的个人自由思想，在政治上并没有大成就和大影响，没能拯救古希腊文化的病症，古希腊文化覆亡，残留下古希腊文明的碎片。
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可以反映出古希腊文化的结构变动，这完全印证了钱穆的古希腊政治文化晚期说，证明了古希腊文化集中于文化的第一、第三阶层，而文化第二阶层关于人事政治的文化发展不充分。古希腊文化结构的不合理，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充分，使其市府政治不能有效抵抗马其顿的入侵。而中国周公用礼制治理西周是在公元前11世纪，孔子儒学思想的出现是在公元前6世纪，远比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年—公元前30年）要早，这也说明了中国在社会政治文化方面比古希腊文化更成熟。总之，古希腊直接从文化第一阶层升腾到第三阶层，第二阶层被跨越，“古希腊文化是一个畸形发展的文化”[20]。
第二，古罗马文化：帝国文化。
钱穆认为古罗马帝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完备的法律政治，开展出古罗马文化。但是古罗马文化仅限于在文化第二阶层强盛，并没有深入到第三阶层，也是不健全的文化。
钱穆说，古罗马人的法律政治是极大的成就，“若说罗马人也懂道德，那是政治性的道德，非道德性的政治。罗马是政治、法律、权力、组织高于一切的。因此罗马文化始终停滞在第二阶层里”[21]。由于古罗马心灵精神的文化贫乏，民众遭受古罗马法律的严酷压迫，因此基督教成为民众最后的生存慰藉，被疯狂地信奉，情势失控，罗马皇帝最后向基督教求和，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最后连古罗马皇帝也信奉基督教。不久古罗马帝国便覆灭了，同古希腊一样，文化消亡了，残剩一些文明的碎片。
第三，中世纪文化：宗教文化。
钱穆认为希伯来文化对后世的西方文化有重大影响。钱穆之所以用“希伯来”一词，是为了从源头上对亚伯拉罕部族及其文化作完整的称谓。希伯来人注重发展文化第三阶层的宗教，由于不断遭受侵略，文化的第一、第二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机会发展，所以希伯来文化也是不充分的文化。
钱穆认为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过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欺侮，在世界各处历经数千年的流离迁徙，因而犹太人的宗教观是悲哀的，现实人生就是受罪，只盼出先知和救世主。耶稣应犹太人内心召唤而生，耶稣宣称要拯救全世界所有的苦难人，不只是要救犹太人，还提出上帝不管人间事，现世归罗马帝国法律管。在古罗马统治下的下层民众纷纷信仰基督教，这让古罗马统治者感到极大的威胁。耶稣的十字架精神就是博爱牺牲精神，基督教义是世界性的，正好是当时西方人内心极其需要的精神，这为基督教教会在中世纪控制封建政权打下了基础。
日耳曼人入侵古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无法借助宗教力量拯救自己，但日耳曼人本身没有先进的文化体系，根本治理不了接手的古罗马帝国，只能破坏古罗马文化，结果政治统一的古罗马就变成了今天四分五裂的西欧。那时的基督教吸收了古罗马文化的组织性和法律形式，建立了大量的教会、教堂和裁判所，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并教化了日耳曼人，使欧洲进入了中世纪。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才是今天欧洲文化真正的起点。
中世纪的欧洲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属于出世的、外倾的文化，而政治是内倾的、入世的。基督教从耶稣开始，耶稣只讲灵魂世界，不敢讲现实世界，尚在古罗马统治下死于十字架上。中世纪的西方政治却由宗教来领导，必然使得现实人生遭受更大的精神束缚。因此，基督教文化开始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残剩书籍中吸纳文化营养，“想把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拼起来，建立他们的神学。但拼来拼去拼不好。基督教义如何和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拼起来？神学逐渐衰弱，才有近代哲学兴起”[22]。近代哲学兴起之前，还先后经历了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希腊文学艺术精神之复活，是个人现世怀乐主义之复兴。宗教革命，是‘恺撒是由恺撒管，上帝是由上帝管’耶稣那一句遗教之复兴，政治再从宗教牢笼下挣扎独立，这样才有西方许多国家之产生。”[23]
（二）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
关于近现代西方文化的整体面貌，钱穆认为近现代西方文化，深受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三大渊源的影响。“西方文化是一种复多的组合，亦可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多角形的发展。每一个角，有一个角的向外发展。如说宗教、科学、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整个西方文化便可如此般分成多方面，而分途的发展。”[24]文艺复兴以后，开始有新科学新工业的产业革命和新的企业精神。原本科学精神是一种求真理的精神，但西方的科学精神所求真理只在物质上，这种西方的“科学精神配合上希腊的个人自由和独立，罗马的法治和向外征服，基督教的平等和博爱，共同向外发展，就成了今天的西方文化”[25]。近代西方新兴的民族国家，同古代希腊、罗马都有巨大的差异，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在政治、民族、思想等方面也都有很大的差异。总体而言，近现代西方文化是各种文化渊源诸流竞汇而形成的文化，也正由于各种文化渊源不是一个系统的文化，近现代西方文化必然在内部相互冲突。
西方文化的主要精神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概括阐释：
第一，科学精神。这源自于西方文化第一阶层，体现西方文化的外倾特性。文艺复兴时期的培根，倡导由灵返肉的现世观念、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哲学，开创了后面整个近代科学的哲学基础。“笛卡尔《方法论》，也谓‘吾人当改变思辨哲学为实用哲学，使大自然以及吾人四周之物体，皆为吾用，指挥自如，俨然宇宙之主宰’。这在告诉我们中古时期的宇宙主宰是上帝，近代文化观念中之宇宙主宰，则属人类之自身。”[26]因此，近代科学属于笛卡尔的实用哲学，同尼采主张的人类知识只为实现对外统制的“争强之意志”和权力相一致。“近代西方的科学精神，依然脱不了古希腊人的格言，所谓‘知识即权力’，而要求这一种权力之无限伸张，则是近代文化一特征。”[27]
第二，个人自由。当近代西方文化由灵返肉，从此便转入个人主义，虽然肉体的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个人的欲望会无限向前，但近代西方文化却肯定这种无限性。这种无限追求的精神，转落在实际人生上，就成了权力意志的无限要求，也就变成了要求个人自由。“‘自由’的本质，无限无极。这是在天国神界里的理想，现在要在有限的地面人界中求实现。这又是近代文化一特征。”[28](www.xing528.com)
第三，民主政治。钱穆说：“要求‘个人自由’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精神源泉。穆勒的《自由论》，主张‘个人自由以不侵犯别人自由为界限’。这是一句不切实际的空想话。每一个人的自由，必然不能不牵连侵涉到另一个人。若真要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则根本将无个我自由可言。因此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又必然以‘法治’为归趋。”[29]用法律来规定人际间的自由界限，但是法律永远追不上实际人生不断的变化，所以民主政治的毛病就在这里。
钱穆认为法律绝不是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基础。民主政治的最高法律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便是代表那个权力意志，而一切个人的权力意志都平等，则全该自由，全属平等，于是取舍从违，只有就多数少数的‘分量’比较来判决。这一法律，就内容上看，是最变动的；就形式上，又是最固定的。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大法，亦可说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30]。钱穆质问：何以多数就是对的？若说尊重个人自由，让个人权力意志无限自由舒展，必然有人就可以用某种宗教化的手段，歪曲其他个人自由意志的方向，实现他个人权力意志的自由舒展，“在近代西方哲学界，早有一大批学者，像黑格尔、尼采之流，为这一境界预先安排下一番打先锋的理论”[31]。
钱穆对民主的多数何以就是对的的质疑，抓住了民主政治的要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尼采的超人都是绝对自由的，同时又是绝对极权专制的，希特勒就是现实版的个人自由的充分舒展。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多数原则，只是形式的善，保证不了实质的善，完全可能从自由走向反面。
第四，资本主义。中世纪之后的近代西方，由灵返肉，把中世纪对天国神界的热忱，转移到现实人生，个人自由意志获得无限延伸，加上科学无限向前探索推动，又有科学提供实际效用，形成企业精神，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钱穆一直针见血地指出：“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之形成，势必侵犯到别人的权力意志之无限伸舒的自由。何以近代西方文化，一面尊重个人自由，一面又容许此资本主义的怪物继续壮大呢？正如上文分析过的极权政治一样。当知集中地在一个人身上象征地无限伸舒其个人的权力意志之自由，也可同样满足大家对于此种精神向往之情绪。同时又有社会既成法律来位置作辩护。”[32]如果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尼采的超人，都是在学理中遵循自由原则，以哲学化的逻辑推理颠覆了自由，希特勒是在其个人政治中从民主自由的形式出发，以宗教化手段一步步颠覆了民主自由，那么资本主义则是在日常经济和法律中，遵守民主自由的程序，在舒展资本家个人权力和意志自由过程中，以现实化的经济利益为目标，广泛地使多数人的个性与自由得不到舒展，资本家自身也在不自觉中走向异化，绝不是人类应有的终极社会形态。
钱穆归纳出西方文化三个核心精神，并对近现代西方文化作了评判：“一是由宗教情绪转变来的一种内心精神之无限追求。一是以肉体生活为主的人自由。二者并成为近代文化中心柱石的权力意志，而以科学无限追求为其运用之主要工具。我们不妨称之为‘宗教的’‘人生的’‘科学的’，三位一体。而近代西欧文化之最大缺陷，则在其第二核心势力之所谓‘人生’，却偏重在个人的肉体的现世人生，而忽视了历史的、群体的、文化的长期积累的‘精神人生’。但此处所谓‘精神’，与西欧思想里超越人生属于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所证成的精神不同。近代西欧文化正因为在这一点上的缺陷，遂使宗教与科学，也不得一个恰好的安排……而对于这一点即看重‘历史文化群体长期人生’之一点，则恰好正是东方中国文化所专有之特长。”[33]
（三）西方文化的借鉴意义
钱穆梳理西方文化的主要精神，不在于评判西方文化，而是为了认识中国文化，并为中国文化的据旧开新提供参照。他指出：
我们批判此两种文化之异同及其所含价值之高低，应该特别注重在其最根本的发动点上的几个核心观念，而随带及其所能引生之种种发展与推演。
近代西方文化，如上所列：
一种是源自中古的宗教精神之“向无限界的追求”。
一种是智识权力之征服四围与主宰一切之“科学精神”。
而这三种核心观念，恰恰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所缺。
第一：中国一向没有热烈深厚的宗教情绪，一向不了解超越现实人生而向另一精神界作无限前进之追求。
第二：正因为中国没有强烈的宗教情绪，相随的，也没有像近代西欧般所谓由灵返肉的文艺复兴。中国人一向看不起个人的、肉体的、有限的现实人生。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殊精神，决非宗教性的，而系“历史性”的。中国人心中之现实人生，乃是经历长时期的历史人生，而非个人自由与当前的肉体生活。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既缺乏了无限向前的精神，又不重个人现实生活之自由无限伸舒，因此也没有坚强的权力意志，也遂不想获得征服四围与主宰一切的确切智识。因此在中国文化传统里，也遂不能发展出像近代西方般之科学精神。[34]
钱穆从阐释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对中国文化的意义，进而更充分地认识中国文化。
钱穆也提倡学习西方文化，而且考虑得甚为深远。在分析了西方文化四大支柱之间的冲突、西方文化内部的裂痕之后，他说：“我们今天要把这四个大支柱一起搬来，而没有几百年时期来逐步搬进，逐步消化，这毛病就大了。他们虽有长期的演进，还是支离破碎出了毛病，我们无端的如何能把他们的四根大柱子一起搬来？我们该有一更高结合，在他们西欧人观念之上来一番调和，而融合为一……中国人所讲的道理比较圆通，可以把西方人的道理上加一个更高的融合。若照西方人自己讲法，上帝和自然这两个字，很难讲成一块。我们讲一个‘天’字，既是上帝，又是自然。西方人讲自由、组织，也很难很难讲成一块，我们讲一个‘道’字，那么只要合乎道，道并行而不相悖。组织之中也要有自由，也该发展个性，可是还该顾到大群，有组织。家、国、天下，便都是组织。社会主义不能抹杀个人，个人主义不能抹杀社会，因此我们今天要接受西方，主要还该自己能站起来。我们今天的毛病，则要先打倒自己，再来接受西方，便倍困难。”[35]可见学习西方文化，不能建立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相反，该用中国文化融合西方文化，将西方文化中国化。由此可见，钱穆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又坚决反对抛弃传统文化，是相反相成的两方面，比简单地西化与保守要深刻，要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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