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与新开创

钱穆提出，西方历史可以从古希腊讲起，历经多次的时代转换，因而当前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从近代开始的。中西双方的民族主体不同，历史进程不同，历史观念也有差异。他说：“中国文化，从头即是自本自根，从一个源头上逐渐发展而完成。西方是诸流竞汇，中国则是一脉分张。”^[2]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和适应性很强，西方文化则有多个渊源，历经多次的转换，汇集而成。

（一）不同的民族主体

钱穆认为西欧文化应当是从14世纪开始，之前的历史该算是西欧文化的渊源。中西文化的历史差异，首先就是在民族主体和文化起点上。从整个源流上看，西欧的各民族创造西欧文化，是接力式的，中国则自始至终都是中华民族自己在担当。

1.中西文化的起点

钱穆认为，首先要区分文化与文明的差异。西方人讲西方文化喜欢从西方文明讲，这样西方文化看似就更伟大。其实西方文明的起点，与西方文化的起点不是一个点，如果非要看作是同一个点，那么他们之间唯一真正共同的点就是地点。钱穆提出：“西方文化也是一个大体系。由四根大柱子建立起，一是希腊、一是希伯来、一是罗马、一是现代科学。西洋人讲西洋史，自然从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一路下来，但我们不妨另有一种看法。今天的西洋人只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一大批蛮族。蛮族入侵，使罗马帝国崩溃，此下便是他们的中古时期与黑暗时代。他们建立文化的第一根柱子是基督教，这是希伯来精神。要到他们文艺复兴这时起，今天的西方人才接触到希腊罗马的古代文化。”^[3]钱穆早在1940年8月，对他研究的西欧文化做出了明确界定，他说：“所谓西欧文化，则专指从14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经历过宗教革命、商业工业革命以来的五六百年而言。这五六百年的西欧文化，也并不与西方古代希腊、罗马以及中古时代的文化相同。”^[4]钱穆讨论的西方文化就是指西欧文化^[5]，他对西欧文化的界定贯穿一生，从未变更过。

众所周知，欧洲地域，特别是同小亚细亚交接地带，曾经盛行过很多文明，这些文明之中的文化早已失传，才有后来的文艺复兴。这一点可以通过欧洲哲学史佐证：“在中世纪，古代的这些文化成果遭到了严重的摧残，12、13世纪后，古代典籍才陆续从阿拉伯重新传入欧洲。在反对中世纪神学宇宙观的斗争中，先进思想家们对非基督教的古代世俗文化发生了兴趣，怀着极大的热情搜集、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发掘古代文化遗产，研究古代语言、历史、文艺、科学和哲学，仿照古典作品进行创作。古典文化的研究，蔚然成风。这就是所谓‘文艺复兴’。”^[6]文艺复兴最早始于14世纪早期，距今不到700年，也正是西方文化的真正起点。

正是西欧文化从灭亡了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中，复兴了文化精神，开创了西欧新文化，也就是这里要讨论的西方文化。之前的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对于当今西欧文化来说仅仅是古代文明，不是真正自然而然地传下来的文化。当今西欧文化是起始于中世纪后期，通过文艺复兴，从残剩的古希腊、古罗马典籍中提取部分文化材料，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加工创建起来的新文化。钱穆对西方文化的起点界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钱穆认为由于中国的民族与历史一直在延续传承，可以直接将中国的历史往上推，只要有比较确切的记忆，都可以算作中国文化的起点。关于中国文化史的起点，钱穆指出：“秦以前之中国历史演进，至少已有两千年到三千年。中国文化生命，在此时期中，已茁出完成。”^[7]可见，钱穆是将中国文化史的起点定在黄帝之前，中国文化传承不辍，确有五千余年历史。同时，他认为先秦时，周公创立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大理想，孔子建立的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大体系，是中国文化有明确记录的最早成绩。中国文化从此日渐发展状大。

2.民族演变的历程

中西文化演进的民族渊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钱穆以赛跑和演戏打比方，认为西方从古至今是多人的接力跑，不同历史时期，担当西方文化的主角也不同，先是希腊人，接着是罗马人，再接着是北方蛮族，现在是拉丁、条顿民族；中国是一个人长时间做长距离的奔跑，中国文化则是自本自源，一贯而下的。“欧洲历史，从希腊开始，接着是罗马，接着是北方蛮族入侵，辗转变更，直到今天。他们好像在唱一台戏，剧本是一本到底的，而在台上主演的角色，却不断在更换，不是从头到尾由一个戏班来扮演，而中国呢？直从远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连台演唱的都是中国人，现在仍然是中国人。这一层便显然双方不同了。”^[8]在地域上，西方是一个中心向四周发散，最早从希腊雅典开始兴起，希腊衰微，罗马代兴，并四周扩散成罗马帝国，到近代列强并立，文化中心分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因而西方是在多个地方间断地兴衰；中国则是多个文化点同时在广大地面上平摆开来，各自发展又相互影响，融合为一整体，并不断充实，所以很难说中国文化是从某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

第一，中西民族变化的差异。以古罗马帝国末期的北方蛮族和西晋末年的北方胡人为例，欧洲的北方蛮族是新兴的，古罗马帝国覆灭后，古罗马人则走向消亡。而中国的北方胡人只是区别于中原农耕民族的游牧民族，已经接受了相当程度的中原教化，最后胡人彻底被同化。“北方蛮族完全以一种新的民族出现而为此下西方历史之主干，旧的罗马人则在数量上已成被压倒的劣势而逐渐消失。反之，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以旧的中国人为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各部门各方面之主干与中坚。至于新的胡人，只以比较的少数加入活动，如以许多小支流浸灌入一大河中，当时虽有一些激动，不久即全部混化而失其存在了。”^[9]中国只是在旧有的中国汉民族里加进新的民族，中西民族变化的这种差异在历史上很典型。

钱穆认为中华民族最早是由多数族系经过长期的接触，不断吸收、融合、扩大与更新而成的，就像一个大河流的主干不断纳入小河支流。这一持续的过程，大体上历经四期：第一期是先秦，以华夏族为主干，纳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类的部族，是中华民族融合的最先基业，成为秦汉全盛时的中国人；第二期是秦汉到南北朝，纳入匈奴、鲜卑、氐、羌等部族，成为隋唐繁盛时的中国人；第三期是唐末到元末，纳入契丹、女真、蒙古等新流，成为明代强盛时的中国人；第四期是清军入关到现代，纳入满、藏、回、苗、瑶等民族，这一次民族融合成为中国又一次全盛时期的先兆^[10]。

第二，中西民族相处的差异。中国历史有两种民族的流动，一是异族不断内迁，一是中华民族的外迁，这两方面都不同于西方。异族内迁，进而融合，有两种途径，一是归化或投降，由中国政府主持内迁，发生融合，使异族成为中华民族一员；二是异族在边疆凭借武力，侵略中原，掌握中国政权，也融合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但中国各民族之相处，总体而言是和睦相处，相互融合共存。而西方的各民族往往长期处在战争状态，原有民族政权被解散，再也不能复兴，同一民族也处在分裂状态，不能完成政权统一，古希腊的城邦战争是如此，马其顿人消灭古希腊人，马其顿又被古罗马覆灭等等。

中华民族的外迁，称为海外拓殖，有两种情形：一是中国内部动乱，人民亡命海外；二是中国社会繁荣，一部分社会民众向外和平移植。在明清两代，中国向南洋各埠移植，早于欧洲航海东来。近代欧洲的海外殖民，是有组织的行为，商人背后有公司，教士背后有教会，他们背后都有政府武力做后盾。而中国的海外拓殖几乎都是只身前往，主要是出于谋生，当在国外获得成功，将妻儿乡邻一并带来，凭借的也只是私人关系，后来才会有宗亲会、同乡会，形成海外的中国社会，这些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自治组织，没有任何武力性质。中国人在海外只求安和，不从事经济侵略和武力征服，只对当地居民有贡献，没有损害。中国的海外移植及其对外影响，实际上还是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此等中国社会之海外移植，正可说明上述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乃是由个人而直达天下，凭于中国人理想中一种人与人相处之道而和平展进者。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中国人去国外，亦是凭各个人之勤恳忠诚，而获得主客相安，侨土和处。并不曾籍武力、财力甚至智力而打人，而霸占，而主客易位，而扰乱乃至消灭了各该地原有之土著”^[11]。中国人在外，常以天下一家为观念，完全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帝国殖民。

（二）中西三段历史对比

为了阐释西欧近现代文化的渊源，钱穆对比周朝与古希腊、秦汉与古罗马、魏晋南北朝与西欧中世纪三段历史，从而说明中西的具体历史差异。(www.xing528.com)

第一，周朝与古希腊对比。

古希腊的城邦联盟与周朝的诸侯分封对比。“欧洲文化的远祖是希腊，希腊文化灿烂时期，正和中国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代相平行。但双方有一极大的不同。希腊诸邦，虽则有他们共同的文化，却从没有他们共同的政治组织。希腊永远是一种互相独立的市府政治，每一市府，各成一单位。中国西周乃至春秋时代，虽亦同样有许多国家，每一国家虽则几乎以一个城市，即中国古书中称为‘国’的为中心。但是这些国家，论其创始，大体都由一个中央政府，即西周王室所分封，或经西周王室之正式承认。因此西周时代的中国，理论上已是一个统一国家，不过是一种‘封建式’的统一，而非后代‘郡县式’的统一而已。”^[12]周朝受狄戎威胁，王室被迫东迁，威严受损，但齐桓公、晋文公等诸侯，以盟主身份代周天子联合诸侯维护中国一统。古希腊的市府政治非常脆弱，难免为马其顿蛮族吞没而灭亡，而秦汉是“在旧中国的内部，自身有一种改进，由封建式的统一，转变而成郡县式的统一，使其统一之性质与功能，益增完密与强固而已”^[13]，因此中国那时的政治是古希腊所不能比的。

古希腊的个人自由与周代的天下观念对比。古希腊正因为是在小半岛上多个城市分立发展，没有成一国家，所以他们向地中海，向非洲、亚洲各方面谋生存，经常需要乘船出海，到处闯荡，商业文化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古希腊人开始就讲个人自由和独立，要是没有个人的自由、独立精神，就无法适应这种生活，但这种精神却不利于古希腊人团结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古罗马也是重视个人人生，缺乏严密的群体组织，终归于消亡。

中国周代的文化就不同了，不只是早已有了人文化成天下的人文观念，有了民族走向融合的民族精神，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酝酿如何改变周代封建制的统一模式，实现国家更大程度、更深入的凝聚团结，正是在这一共通的时代问题上，儒家、墨家等诸子百家争鸣不已，又增添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涵。

第二，秦汉与古罗马对比。

接着钱穆拿古罗马与汉代作比较。同希腊市府政治由一个中心向外伸展相似，古罗马的帝国模式是以罗马城为中心，向四周征服扩张，造成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但古罗马帝国的统一内部始终保持了对立的两部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伴随罗马帝国的始终。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由市府变为帝国，由希腊人和希腊诸邦变为罗马人和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要统治广大的疆域，不是用民族精神把各民族凝成为一个民族，而是大家按照罗马法的规定组织在一起。

中国汉代是以郡县制保证国家统一，内部采取了新的组织形式，但不是中国出现了新的征服者。汉代政权由中国人建立，汉室消亡后仍有中国。汉代之前的中国，已经传承了三千年，内部是浑然一体的，只能称作一个国家，不能称为“帝国”，疆域所达之地，则是一体化的民族与文化，政治形态做了改进，地方行政单位称“县”，县中杂有少数民族的称“道”。人民的大传统都没有变，差异只是中国内部多样化的文化，仍是中国文化。两汉以后中国政权失统，西晋末年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南北朝分裂，后世仍能统一并进一步融合，足以证明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

钱穆对比秦汉与古罗马的文化，得出结论：中国在先秦两千年，全部文化体系大方案、大图案、大间架已经确立，秦汉大一统是先秦天下一统之政治大理想的现实，有坚实的文化内力。“因此可以抵得住外面匈奴之武力侵犯。罗马帝国之建立，是纯武力的向外征服。中国秦汉大一统，是两千年来酝酿成熟的全部文化图案之具体实现。因此罗马帝国基础不稳固，罗马人的心思聪明智慧，全集中消耗在如何维持他们的帝国。永远闭塞在政治、法律军事、财富、斗争、组织，文化第一、第二阶层上，始终透不到第三阶层去。一到北方蛮族入侵，便土崩瓦解，无法收拾。”^[14]

第三，魏晋南北朝与西欧中世纪对比。

钱穆认为西方古罗马覆亡后的中世纪类似于汉亡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但两者间又有很多明显的不同。首先，中国魏晋南北朝与西方中古时代截然不同，前者是渐变和传承，后者是突变和脱节。古罗马的覆亡是遭遇了外部新的征服者，即北方蛮族，“此后的欧洲史，不仅政治形态发生变动，由帝国到封建，而且在整个的人民和国家的大传统上也一样的发生变动，由南方罗马人转变到北方日耳曼人，又由罗马帝国转变到中世纪封建诸王国”^[15]。而中国汉代的覆亡，不是由于外部新的征服者，而是中国历经四百多年的大一统后，内部政治的震荡，魏、蜀、吴三国鼎立，再到西晋统一，也还是内部政治的动荡，整个中国的民族与传统没有转变。而后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南北朝的少数民族，主要杂居在中原、接受教化、早已归化中国的少数民族，算不得是新的征服者，而且中国北方百分之九十依然是汉人，除了军队由胡人充任外，政府是胡、汉合作，北方士族构成中国北方政治的中坚势力，整个社会大传统仍然没有根本动摇，所以南北朝依然是中国内部政治的动荡。这些执掌政权的少数部族终归被同化了，为隋唐的统一和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社会制度变更的差异。欧洲日耳曼民族成为之后的历史和文化的主干，政治上采取一套新兴的封建制，不同于古罗马帝国制，是政治瓦解后的一种政治分立的现象，是一种政治脱节的表现。它也不同于中国的封建制，中国的封建制在于维持整体秩序和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体延续了东汉的制度，原已出现的士族进一步强化，导致士族门第把持社会政治方方面面。所以欧洲是旧的罗马统治崩溃，新的封建社会兴起，中国则是秦汉的政治制度延续。

再次是宗教影响的差异。犹太教原本有强烈的反抗征服和强权的精神，遭受过罗马统治者的歧视和迫害。后来分化出的基督教由于新的教徒加入并取得教会领导权，宣扬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等不抵抗主义，古罗马统治者转为扶植、利用基督教，并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禁止信仰其他宗教。基督教教权与王权结合，在欧洲的影响极速扩大。古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打败，统一政治瓦解，分裂出许多王国。进入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组织成了主持欧洲联合与统一的势力，并起到了教化北方蛮族的功能。东汉末年新出现的印度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无比兴盛，但中国传统文化并未衰竭，孔子的教导仍然是中国社会人生最大归趋，只是新增了外面传来的佛教，而且一到唐代以后就彻底同儒教合流。因此，欧洲中古时期，文化与信仰由旧有的罗马文化转变为新的基督教文化，中国则是在孔子传统里面加进了佛教成分。

钱穆总结古罗马覆亡后的西方中世纪，及与中国汉代覆亡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对比，认为：“由此言之，西方的中古时期，全是一个新的转变，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则大体是一个旧的沿袭。那些王朝的起灭和政权之转移，只是上面说的一种政治形态之动荡。若论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中国依然还是一个承续，根本没有动摇。”^[16]欧洲中古时期同中国魏晋南北朝，虽然遭遇同样新的民族与宗教，但处理的方式与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总之，中国文化由于是中国民族自己独创，不是外来的，“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线相承’，‘传统不辍’。只见展扩的分数多，而转变的分数少。”^[17]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演进的单纯和保守，而是同样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迈进的步伐。西方文化侧重事业表现，西方历史多有转换，似乎丰富多彩，但内部实际上有不少冲突。“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的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著精神。”^[18]因此，中西不同的历史演进，造就了中西不同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