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中国封建专制论：钱穆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

在新文化运动中，批判传统社会和文化最常用的语词是“封建专制”，而钱穆批驳有关“封建专制”的主流舆论，几乎渗透在他所有的论著中，比较集中的有《国史大纲》《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史导论》《政学私言》《中国社会演变》《中国历史精神》《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民族与文化》《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丛谈》《史学导言》《中国文化精神》《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双溪独语》《晚学盲言》等多部著作，我们必须把钱穆所有的观念综合在一起，即按照钱穆本人的会通原则，才能领会钱穆思想的真意。

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龚自珍语），或许是钱穆史学和文化观的最大忧虑。我们必须明白钱穆为何要反对以“封建专制”界定中国社会性质，或说是在何种意义上诠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种合理性。钱穆极其反感浅薄的国史观和文化观，认为所谓主流革新志士，不肯下功夫在历史材料中求取历史智识，盲目讴歌欧美，心神无比向往，亦步亦趋，但“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123]，动辄以“自秦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自秦以来两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自秦以来两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等独断修辞语句吓人，似乎中国从未有过变化，且妄自菲薄，以致罔顾事实，“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124]，从政治革命兴起，到文化革命，再到经济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到全盘西化论战，文化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空耗大量元气，民族生命力渐趋衰微，让日本有机可乘。钱穆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最缺乏历史知识，没有真正认识中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封建专制”论，就是近现代中国学人误用西方学术的典型，极大地危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125]钱穆的批驳在于两点：一、封建社会自秦已结束，专制政治也不是自秦肇始；二、传统社会有精神、有文化、有价值。

1.社会性质的概念必须服从文化系统：道统本位与人文主义

钱穆强调文化的差异，直接决定了界定社会性质的观念。“如封建，在我们是一种‘政治制度’，英文里的Feudalism，那是一种‘社会形态’，两者间又有分别。”^[126]中国传统文化常用“家”“国”“天下”“历史”“群”和“己”等观念，“中国人向不以个人观念与社会观念相对立。亦可谓中国人自始本无鲜明分别的‘个人’与‘社会’两观念。此两名词，亦同由西方译来。”^[127]“中国很早便有‘历史’一名词，而并无‘社会’一名词。‘社会’一名词，乃近代自西方传译而来。其实上文所述之家、国、天下，已包括尽了社会一名词之含义。”^[128]但是西方却没有“天下”观念，正是由于西方文化崇尚两体对立的思维，将一个完整的国家分成对立的政府与社会，国与国之间没有共通的天下，斗争与对立的成分多，因而欧洲四分五裂至21世纪。但中国文化观念不同，认为天下是一整体，不用朝野的对立评判天下，而用道与非道判定国家和天下，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纣王无道”等。甚至“专制”的含义也都同西方不一样。西方文化是以经济核心，中国文化是以道德和政治为核心，中西不同的文化系统结构，决定了不能用衡量西方文化系统的标准衡量异质文化的中国。因此，以经济形态界定社会性质，适合西方文化主导的社会，不适合中国文化主导的社会。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是坚持大群道统优先原则的文化，西方是经济优先的文化，中国社会是以道德为中心的社会，西方是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先秦学者阐发出一套体现学理化的道统观念，从而道统即学统。道统高于政统、道统优先原则，也就是理想化的学统高于政统、道德精神优先原则。这是中国历代王朝都不敢公然逾越的一条政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本准则。当政统背离道统，丧失人道，中国社会则掀起王朝更迭，以新的血统为代表，执掌政统，重新维护道统，以求中国社会人道兴盛，迎来太平盛世。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是对大家公认的道统的复兴，是以人道为底线的政统匡扶。因此，中国是以道德精神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也是以道德精神为核心的文化，社会是人文社会，政治的目标是道义政治。

中国的学术思想与政统相关，有丰富的人道观念和民本观念。春秋之前的王官之学同宗教活动、贵族政治结合在一起。孔子开创平民学，后世儒士领导王政，继书院兴盛，学术更加走向民间，同社会紧密结合。史官掌握古代学术的全权。自孔子以平民学者作《春秋》新史，史学开始与宗教、贵族脱离。司马迁作《史记》，更是反对史学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钱穆说：

中国政治思想上的“民本”观念，渊源甚古。《尚书》《左传》《孟》书中，这一类的理论，到处可见。秦汉时代，“文治政府”之创建，与‘社会思想’之勃起，二者并行，这是不足为疑的。^[129]

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言，无所掩饰。司马氏不以得罪。及东汉班氏，以非史官，为史下狱，然寻得释，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130]

然则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谓士，岂不乃一无产阶级而为下层社会之代表，与上层政治虽不现居反对地位，而始终有其独立性，决不为政府一附属品。^[131]

中国的学术思想较早地脱离了宗教，直接对现实政治和人生给予指导，而西方中世纪的学术完全在宗教宰制之下。中国的学术，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也不为宗教寺庙所专有。平民学在社会广泛传播，中国学术也愈加贴近生活，体现平民的天下道义思想。

钱穆进一步论证，民主与专制概念来自于西方，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反映，用来评论中国社会，违背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的社会类型划分，是基于经济上的生产方式，概念适用性必须先受到拷问。在一个经济主导一切的社会中，经济的性质当然决定社会的性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的社会类型划分，完全适用于西方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中。但是，经济是否决定社会的一切，取决于社会结构的系统，取决于文化系统的性质。秦以后，中国的政治是由士人领导的，士人来源于中国独特的人文社会。士人创造的人文精神是全社会各方面生活的导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最主要方面，专制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包括以人道为中心的人文精神、以融合为特征的民族精神、以自强为主导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是首要的，没有这种人文精神，就没有相应的民族精神和历史精神，中国人文精神的根本性质决然不是专制。

中国社会道德占据最重要的位置，道统高于政统。道义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观念，在理论上超越了民主与专制这一对立的概念。多数人控制的民主未必就是道义的，一人掌管政治的专制形式，未必就是不道义的。正因为中国是人文社会，只能用中国人文社会的标准，而不能用西方商业文化的标准，去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及其人物。譬如海瑞为官，不是出于维护大明皇帝利益做官，但又必然会为皇帝做事，不为地方的狭隘乡愿从政，但又必然会为地方百姓谋福祉，不为个人功名利禄当官，但又必然会从个人理想出发决定去留。唯有从儒家仁爱天下的价值理念出发，才能理解海瑞式的历史人物。儒家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在于仁爱，爱与不爱的标准是道义，道义相投，不论是君还是臣、还是民，都为之尽忠爱，范仲淹的仁爱天下，则更是无条件的博爱。钱穆认为，不能用封建或专制去理解海瑞，更不能用当今的民主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去理解他，海瑞的头脑中装的是民本观和天下观。评判历史人物，不能用现今的观念去要求他，只能从历史人物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从特定的文化与观念去评判，才是公正的。

2.社会性质的界定必须符合社会实际：农业经济与四民社会

钱穆认为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在还没有接受足够的国内基础教育时，就匆匆流行于出国留学，在西方几年短暂学习，并不真正了解西方的历史渊源、政治沿革，对中国的传统大体、利弊委曲也含糊不清，迫不及待地用西方的社会理论改造中国，看到西方中世纪经济上是农业社会，政治上是封建专制社会，就套在中国农业社会的身上，得出了中国一直处在西方中世纪时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封建专制”的结论，结果在理论和现实之间有巨大的误差^[132]。批判孔孟儒家思想是封建文化，不应当只依据《论语》《孟子》，还应当考察后人是如何解读《论语》《孟子》，信仰孔孟儒家的后人又是如何去治理国家的。这就需要了解中国历史。

农业社会与封建社会没有一一对应关系，未来中国还是农业社会，更不能说中国就是封建社会、封建文化。中国是农业社会，这是国情决定的，但未必就是封建社会，中国的地主与西方的领主更不可相提并论。他说：“如佃户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办，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以‘封建’相拟。”^[133]农业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改变不了农民是社会人口的主体，这一点不能作为中国社会形态划分的依据。

事实上中国的工商经济很早就出现，且非常发达，甚至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工商社会，但既不能说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又不能说中国是资本社会。工商社会第一标准就是有城市。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就有几百个都市。唐代有一两千城市。这些都市有些是政治性的都市，如西周的酆都、镐京，先秦的鲁国曲阜；有些是政治、商业两性质兼备的都市，如先秦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纯商业性的都市，如先秦的陶、广州从秦代直到当今两千余年，一直是商业中心，是商业城市。现今的绝大多都市，如洛阳、成都、苏州、扬州等，很早就有了，其政治性质与经济性质在历史中交叉出现，也都有两千余年历史。“唐朝末年黄巢之乱，寄居在广州的外国商人，有大食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死了十万人。”^[134]南宋初年，金兀术南下，苏州死了五十万人。可见当年的广州和苏州城市之大。历史证明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工商社会，但又不是资本社会，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工商”与“资本”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中，远远不享有主导的地位。但城市兴起，商业中产阶级兴起，就不可能有封建社会；有了一个统一的郡县制政府，就更不可能有封建制国家。以经济形态划分社会形态的方式，不适合中国；将中国归属于封建社会，必然导致各种社会现象的矛盾无法解释。

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却不同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只能按照自身的社会实际情况，归属于农业经济和四民社会。他指出：

在中国封建时代有两样东西，西方封建社会中绝对没有。一是都市，一是士。西方封建时代的贵族只有堡垒，没有都市。他们的都市兴起，封建就崩溃了。西方封建社会中有教堂，离开堡垒中的贵族而独立。中国的士，是参加进封建贵族而活动的。从管仲到孔子都如此。而孔子以后，就变成所谓“四民社会”。

自战国直到清代末年，中国社会都由少数的士来领导、来教化。它们不事生产，不讲究私人的家庭经济。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个士应该志于道，就是从事于文化造产，再不顾虑到他私人及其家庭的物质生活。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的士所有的一种宗教精神。^[135]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个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平等。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其他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是例外，也可说是始终一贯看重的。因此封建社会很早就推翻了。东汉以下的大门第，也在晚唐时期没落了。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136]

中国社会结构是士农工商，称之为四民社会，中国社会是士人阶层领导，所以又可以称为人文社会。中西的历史不同，不能以西方历史概括出社会性质的演进阶段，套用在中国社会身上。

中国从秦汉开始的四民社会是平民社会。在官僚政府以外的社会中不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士、农、工、商四阶层都是没有特权的平民，是平行的，而不是对立的。在士、农、工、商之间，乃至这四大阶层与官僚之间可以通过“选贤与能”的科举制度流动，社会结构非常灵活，不同于近代以前西方社会固化的贵族与农奴阶级对立。钱穆提出：“中国以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137]中西社会的巨大差异，表明文化的巨大差异，也是历史的巨大差异，西方社会的那些概念不能随意在中国使用，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使我们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结果学西方，跟着别人跑，步入歧途。

3.社会性质的划分必须反映政治制度：士人政治与人文社会

钱穆就中国具体的政治制度，从“‘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138]两个方面，论证中国传统政治不能一概称为专制政治。中国由四民社会产生了士人阶层，在总体上，由宗室、外戚、军人组成的贵族政府，渐变为士人政府。神权、王权、民权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演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道统论下的士人政治。当然他也承认，从元、明、清开始，皇帝的王权直接执掌政权，走向了专制，但不是自秦以来就一直如此。

钱穆认为，中国的传统政府长期是丞相制度的政府。周公不是皇帝，但安排了西周整套政治制度，“秦汉以下的政治，最要的就是皇帝下面有一个宰相，掌握着行政大权，实际上是一‘副皇帝’”^[139]。丞相制度，在汉代为设立宰相一职，在唐代设立中书、尚书、门下三省，在明清两代则是内阁制。相权所具有的位置曾经非常重，是实际政治的运作者，可以和王权相抗衡。在魏晋南北朝时，相权的执掌者甚至可以直接威胁到王权。以相权与王权的关系演变来看，不能将秦以后的传统社会和政治，一概地称为“封建专制”。钱穆说：“中国政制所有表达民权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洲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其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140]中国传统的政治是同教育直接衔接的，从中国广大的社会中选出优秀人才，组建政府，从而实现政府与社会直接对接。而西方直到现代国家产生，才从人事上有效沟通了社会与政府，西方国家由此号称民主政治，但中国传统社会从不叫民主政治，也绝不是西方所说的那种专制政治。

中国传统政府，通常既不是军人政府，也不是贵族政府，更不是商人组成的商人政府，而是读书人领导的士人政治，组建中国政府叫士人政府，这是西方历史上没有的。士在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几个不同的阶段。在秦朝，李斯、蒙恬属于游士擅政。在汉代，公孙弘是布衣为相，打破了贵族和军功拜相的先例，接着是在社会招收青年，进太学学习，成绩优异的直接在皇宫当差，称为“郎”，其余的分派地方服务，称为“吏”，每隔几年举行一次选举，把在地方做出成绩的吏，选送到中央政府补为郎，并再次分派到地方做行政长官，这套政治模式称为郎吏制度，由太学培养人才，产生郎与吏，沟通政府与社会，钱穆称之为郎吏社会。到了魏晋以后，中国的士主要产生于士族世家，读书人集中在门第中，士族成为社会的中坚与领导阶层，造就了门第社会。门第社会之后，就是隋唐开始直至清末的科举社会，用公开考试的方式，代替汉代补郎的选举制度。由士到仕，主要是通过考试与举荐两种方式实现，从秦的乡举里选到两汉的太守察举、五经取士太学制，再到三国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到唐代开创科举制，延续至清代末，平民社会延续数千年，虽然有皇帝，但再也没有出现任何贵族，政府官员都从接受教育有能力的民众中，按照各地人口平均分配名额，科举挑选产生，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所以中国的传统政治，实在不能说它是君主专制”^[141]。

科举制、台谏、谏官制等制度，是儒家限制和规范君权思想的体现，恰是可以同现代民主衔接的制度。中国传统文化是平民文化，是反对专制，提倡宽容、开放、多元的文化，从先秦树立大群人生的理想和信念，就奠定中国文化这一特征，在后来中国文化演进的各个时期，都能在先秦诸子的文化思潮中找到胚芽。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更是以心性、仁善、融合为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张人文主义和民本观念。钱穆总结秦汉的政治与社会：

首先要注意者，中国秦以后的传统政治，显然常保留一个君职与臣职的划分，换言之，即是君权与臣权之划分。亦可说是王室与政府之划分。在汉代，内朝指王室言，外朝指政府言。全国财政收入，属于大司农者归政府，属于少府者归王室，这一划分，历代大体保持。宰相是政府领袖，中国传统政治内宰相之地位和职权，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政治，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而近代的中国学者，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是独裁。而这些坚决主张的人，同时却对中国传统政治，对中国历史上明白记载的制度与事迹，从不肯细心研究一番。他们也许又会说，不许任何一人专制，是最高明的专制。不许任何一人独裁，是最深刻的独裁。总之，他们必要替中国传统政治装上“专制”二字，正如必要为中国社会安上“封建”二字一般，这只是近代中国人的偏见和固执，决不能说这是中国以往历史之真相。^[142]

一、皇位世袭，象征天下一统。

二、丞相辅助皇帝，为政府领袖，担负实际行政责任，选贤任能。

三、全国官吏皆由公开标准考选，最要条件是受过国家指定教育，与下级行政实际经验。

四、入仕员额，依各地户口数平均分配。

五、全国民众，在国家法律下一律平等，纳赋税，服兵役，均由法令规定。

六、国内取消贵族特殊权利，国外同化蛮夷低级文化，期求全世界更平等更和平之结合。

这是当时秦、汉政府的几个大目标，而且确实是朝向着这些目标而进行。^[143]

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然而我们面对着同一事实，却往往讲两样的话。一方面说我们是封建社会，一方面又说我们是一盘散沙。不知既是封建，就不会像散沙。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144]

西方的封建时代，以及现代国家兴起后之专制时代，社会和政府并无紧密联系。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产生宪法以后，他们有了民主政治，社会和政府间才有一个联系。而中国社会和政府的联系，从秦汉开始就已经见之于种种制度了。所以我们只能说，中国人在此方面早已走前了一步。^[145]

钱穆认为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还是封建社会，有公、卿、大夫、士、庶人等阶级，且界限分明，但不同于欧洲，中古时代罗马帝国消亡，封建制仅是作为罗马政治消解后政治脱节的现象出现，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封建制是作为主动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进展一个阶段。秦以后实行郡县制，封建社会就没有了。钱穆又认为，从南宋开始，由于皇帝的世世相承，安富尊荣，久而久之，王室觉得高高在上，跟一般社会隔绝分离，贤能的皇帝专制弄权，昏庸的皇帝荒淫害事，牵动整个政府，特别是元明清三代，中国才真正步入专制政治。总之，以西方史的“封建”“专制”，概括自秦来的中国是不合适的。

钱穆提出，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常用“封建专制”断语，传统的一切都在“封建专制”的黑暗笼罩下，无法正常看待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优秀品质，反而言必称希腊，暗示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是优秀的。他认为对待历史，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在于从历史中汲取合理的养分，以新的营养慢慢补充和改变现有的不足。批判代替不了建设，现实一切都批判完了，也就无从建设，任何建设的方案也都会被批判，建设也就不可能进行。因而钱穆大力提倡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这种态度和原则是可取的。

钱穆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界定，有独到的见解，在激荡的政治和复杂的现实中，很容易被人们忽视，得不到客观对待。

首先，钱穆的思路与方法是对的，我们不能先从西方理论出发，而要先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事实出发，分析看待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钱穆的理论观点和历史方法论，是开启中西文化比较的一把钥匙，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对解答中西文化的疑难问题，有极大的帮助，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钱穆说中国是人文社会，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社会，更没有鲜明的阶级分别，以经济生产、阶级斗争理论为依据的社会类型划分与历史发展阶段对中国不适用。柳诒徵也认为西方的政治体制与中国不同，“周时虽无民主，而有民权。人民之钳制帝王，隐然具有一种伟大的势力，盖周代相传之训，以为天降下民，而后为之作君作师。”^[146]中国秦汉开始就没有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何来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社会与历史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用西方的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套在中国身上对号入座。梁启超要在中国搞“文艺复兴”，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文化到古罗马文化，再到中世纪宗教文化，最后现代资本文化，历经多次文化转换与冲突，可是中国文化是一以贯之，究竟是要批判哪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又复兴哪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当学西方搞“文艺复兴”走不通，结果新文化运动就批判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就有了中国文化落后论、全盘西化论等观念。钱穆不仅要批驳中国“封建专制”论，还要批驳全盘西化论、中国文化落后论，其中的逻辑是一致的。

其次，钱穆存在学术思想与现实社会的混淆，没有合理厘定道统与政统的关系，这个混淆正好是钱穆和其批判者的分歧关键。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要求按照以道德为根本原则建立国家，要求天下为公，道统高于政统，崇尚王道，批判霸道。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显然不是经济。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中，政治时常高于道德，政统与家族化的王权常常凌驾于道统之上。我们不能用儒家学术思想概括全部中国社会现实，也不能用中国社会现实否定儒家学术思想及其价值。钱穆和批判者往往各执一端。

总之，钱穆批驳中国“封建专制”论，以历史材料分辨了中国政体发展史，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政治制度沿革和社会变迁，提供了新颖的视角，有助于认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如中国贵族的消亡、郡县制的历史功绩、科举制的政治意义、丞相内阁制的延承、社会阶层状态等。钱穆认为秦汉开始逐步消灭了封建贵族势力，社会逐步走向阶层平铺状态，显然是根据历史事实做出的结论。但据此就认为中国秦汉社会开始步入和谐而均衡的平等社会，则非常片面了。

综上所述，钱穆从中国文化诞生的地理环境到历史进程，从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到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阐释了中国文化各方面的特殊性。经创造性的综合会通，他提出了道统论的中国社会形态和中国文化四期说，突出强调了中国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可大可久“的伟大文化，批驳了“封建专制论”，揭示了中国文化独特的系统和性质，要求重建中国历史的框架，重估中国文化的价值。钱穆给我们说明了近现代中国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偏颇及其原因，并重申了认识中国文化必须遵守历史的方法与民族的原则。他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认识不全面，欠深入。其中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国文化演化历程太长，内容复杂庞大；二是近代中国时局动荡，急切催促国人，心态无法平静，认识方法陷入偏颇。

钱穆坚持从中国历史认识中国文化，是非常正确的。他提出既要将我国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告诉国人，让大家认识中国历史演变，又要指明中国历史上各种复杂疑难的问题，为革新现实问题提供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147]他指出认识中国文化，必须以中国民族历史为中心，从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艺术史、经济史等多方面，会通起来形成通史，认识中国文化，才能比较客观、全面。

他一生坚持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立场，值得我们尊敬，其内容或许是偏颇的，但其方法和原则又有合理之处，常被很多学者误解。钱穆坚决反对以所谓客观科学的名义，按照西方民族文化的性质和标准，去划分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历史和文化属于人文学科，不是自然科学，全人类的历史一开始就是按照各民族自己的特殊性发展起来的，没有哪一个民族能代表全人类的标准和模板。但钱穆并不拒绝从中西文化比较角度认识中国文化，相反，中西文化比较成为钱穆文化观的重要内容。

【注释】

[1]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3-109页。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版序》，《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页。

[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页。

[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页。

[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页。

[6]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页。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8页。

[8]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页。

[9]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页。

[10]本书中使用的“德性”一词均延用了钱穆的原话，并非错别字，具体解释可见本书第87页（第二章第二节）。

[11]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3页。

[12]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4、15页。

[13]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见《中国历史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3页。

[14]［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第四·大禹谟第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15]钱穆：《中国文化特质》，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5页。

[16]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见《中国历史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4页。

[17]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1、152页。

[18]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3页。

[19]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3页。

[20]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8、29页。

[21]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页。

[22]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4页。

[23]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7页。

[24]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6页。

[25]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9页。

[26]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页。

[27]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6页。

[28]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0、31页。

[29]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8页。

[30]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9页。

[31]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9页。

[32]钱穆：《中国文化之成长与发展》，见《中国文化丛谈》，《钱宾四先生全集》（4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7页。

[33]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0页。

[34]钱穆：《中国文化之成长与发展》，见《中国文化丛谈》，《钱宾四先生全集》（4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7、58页。

[35]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27、28页。

[36]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3页。

[37]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4页。

[38]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0页。

[39]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2页。

[40]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9页。

[41]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2页。

[42]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3页。

[43]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3页。

[44]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4页。

[45]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3页。

[46]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4页。

[47]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7页。

[48]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5、166页。

[49]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8页。

[50]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7页。(www.xing528.com)

[51]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7页。

[52]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9、170页。

[53]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文化学大义·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9页。

[54]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页。

[5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8、239页。

[5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11页。

[5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84页。

[5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12页。

[5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13页。

[6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64页。

[6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11、212页。

[6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9页。

[6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11页。

[64]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7页。

[65]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2页。

[66]钱穆：《中国的人文精神》，见《中国文化丛谈》，《钱宾四先生全集》（4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40页。

[67]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4、115页。

[68]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8、109页。

[69]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8页。

[70]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页。

[71]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16页。

[72]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7页。

[73]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2、113页。

[74]季羡林：《季羡林自选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75]转引自陈勇：《国学宗师钱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9页。

[76]转引自陈勇：《国学宗师钱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0页。

[77]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9、120页。

[78]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第46页。

[79]钱穆：《漫谈中国文化复兴》，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3页。

[8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70页。

[81]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0页。

[82]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0、25页。

[83]钱穆：《从中西历史看盛衰兴亡》，见《中国历史精神·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00页。

[84]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1页。

[85]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73页。

[86]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74页。

[8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6、77页。

[88]钱穆：《中国历史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00页。

[89]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页。

[90]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1页。

[91]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2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页。

[92]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见《中国历史精神·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70页。

[93]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2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3页。

[9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页。

[95]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7页。

[9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5页。

[9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94页。

[9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7页。

[9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0页。

[10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13页。

[101]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5、56页。

[102]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8页。

[103]钱穆：《史学导言》，《钱穆先生全集：中国史学发微》，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3页。

[104]钱穆：《史学导言》，《钱穆先生全集：中国史学发微》，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5页。

[105]钱穆：《中华民族历史精神》，见《中国历史精神·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09页。

[106]钱穆：《中国民族之克难精神》，见《中国文化丛谈》，《钱宾四先生全集》（4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95页。

[107]钱穆：《中国民族之克难精神》，见《中国文化丛谈》，《钱宾四先生全集》（4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00页。

[108]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见《中国历史精神·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75页。

[109]钱穆：《朱子学提纲》，见《朱子新学案》（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110]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4页。

[11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2页。

[11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3页。

[11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3、104页。

[114]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序》，《钱宾四先生全集》（25），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页

[11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5页。

[11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4页。

[117]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7页。

[118]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页。

[119]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页。

[12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48页。

[121]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一般意义上的说法，即秦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但直到公元前209年秦二世才取消诸侯国卫国的封号。

[122]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7页。

[12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10页。

[124]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2、3页。

[125]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12页。

[126]钱穆：《中国文化之形成》，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9页。

[127]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页。

[128]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页。

[12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1页。

[130]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17页。

[131]钱穆：《略论社会主义》，见《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第61页。

[132]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第135-216页。

[13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22页。

[134]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7页。

[135]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结论》，《钱宾四先生全集》（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46页。

[13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论），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5页。

[13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22页。

[138]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14页。

[139]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36页。

[140]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16页。

[14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附录》，《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51页。

[142]钱穆：《中国传统政治》，《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第74-77页。

[14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4、115页。

[14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论），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59页。

[145]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05页。

[14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269页。

[14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