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还从中国文化的历史状态角度,谈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可大可久的基本特征,以彰显中国文化的伟大。钱穆指出:“中国的文化价值,有两项最简单的证明,就是历史中国最久,社会中国最大。换句话说,只有在中国文化下,才有这样长久的历史,和这样广大的社会。”[117]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性就是可大可久,是大生命文化,是长命文化。他说:“中国文化,伟大、悠久。谁不愿大而久,‘可大可久’,可称为是中国文化‘特性’,此是中国文化种同别的文化种不同。”[118]“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能像中国民族这般大,这般久。中国最是世界上一大民族,经过了最悠久的历史。”[119]
先说中国之“可大”。钱穆以秦时的中国来证明。“中国当时的四境,东南临大海,西隔高山,北接大漠;这些地方,都不是中国农业文化所能到达。《中庸》上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这像是秦代统一前后人的话。在当时,实在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天下了。当时人认为整个中国版图以内的一切地方,就同是一天下,就同在整个世界之内了。在这整个世界之内,文化已臻于大同。”[120]这确实是当时世界上所有文化所能达到的极限,中国历史上所有完整统一的时代,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之“可大”特征的证明。
中国文化是在一个广大地域空间上融合形成的,而且历经数千年的绵延,有过巨大的成绩,生命力非常旺盛,相信未来还有美好的前途,《易经》说“可大可久”,正是中国文化价值的特征。所谓可大可久,就是实现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而且永世传承,这正是中国人对大群共通生活方面的理想。在历史上,无论是夏、商、周,还是秦、汉、唐等诸朝代,中国之大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已然是整个世界,整个天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绝不是闭关自守、狂妄自大,是事实如此,足见中国文化的伟大。
再说中国之“可久”。中国历史上的封建诸侯,中央下面的各郡县都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中国最后一个诸侯国——卫国[121],就有九百年的历史,齐国、楚国也都有八百年左右的历史。而今世界上有八百年历史的国家就觉得历史悠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大可久”,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融合性和包容性,能够在最为广大的人群中和在最为长远的历史时代中畅通运行。试想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如何能凝结成为一个广大的国家,保持长时期的社会稳定?这足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
钱穆提出:“人类古文化,根源于四地区。巴比伦、埃及已夭折。印度畸形发展,未能创成一独立完整的国家,未曾留下一部详确明备的历史。只有中国,广大的中国社会,绵长的五千余年的历史传统,全由中国人自己在主演。论其体系之大,包容之广,延亘之久,差堪与中国历史相比者,就目前人类历史言,只有一部欧洲史。”[122]在人类历史上,很多古文化体系都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却又不是原来的民族在担负,只有中国文化传下来,并由中华民族自身担负。这就是中国文化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www.xing528.com)
钱穆认为中国能取得“可大可久”客观成绩,在于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是传统文化自身的伟大。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演进第一期就建立的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终极理想。孔子的祖先原是商朝之后宋国的贵族,后来逃亡到鲁国,但孔子一生并不抱着狭义的民族观念,没有灭周复商的想法,也不抱着狭义的国家观,更没有狭义的社会阶级观念,只是一心想行道于天下,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钱穆提出战国时真正抱有狭义国家观的学者总共只有一个半:一个是楚国贵族的屈原,尽忠于楚国遭受冤屈,不得已投江自杀;半个是韩国贵族的韩非,原先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到了秦国之后就不坚定了。而墨子、老子、庄子更是没有狭义的国家观、阶级观。其他一些游士成为纵横家,从事“外交”活动,都是拥有“世界”抱负的“国际”政治家,而不是狭义的民族国家主义者。这正是源于传统文化的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理想。后世学者更以天下观教化民众,提倡《大学》“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平天下”,实现天下全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最高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理想最终落实在“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这种太平和大同的目标突破了谋求一国发展的愿望,主要是依靠教化的力量、文化同化的力量,不同于古罗马帝国的侵略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理想,展现了世界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使“可大可久”成为可能。中国虽然疆土广阔,人口众多,但长久保留着统一的中央政府。从夏、商、周三代到清末,四千多年,朝代有变,大一统的传统没变。虽然中间有分裂割据,但那只是中国历史中的“变”,不是历史中的“常”。
中国历史绵延五千年,有不少有形的物质存留下来,如万里长城、博物馆的诸多展品,但中国从古至今传下来,最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的生命。例如中国人的家庭就和其他国家的家庭不同,中国家庭中的家教、家规、家风、家世、家史、家谱,以及家庭道德的慈孝精神,在家庭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钱穆举例子说,孔子死了两千五百年,一个家谱传到现在已经八十多代,根据《史记》和甲骨文佐证,可以把孔子祖先往上推到夏王朝,明白可考的历史超过四千年,而宋代编写的百家姓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其中很多姓氏又可往上推到夏、商、周三代,又有两三千年的历史。
可见,中国文化的“家”和“国”都一直在传承,足以见证中国文化是大文化,是长命文化,可大可久。钱穆的长命文化观和大文化观,表明了中国文化的特性。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任何文化都像人一样,会经历产生、发展、衰老,都会从出生走向死亡,文化的覆灭是避免不了的。短命文化观也许符合相当一部分文化的历史,但不适用于独特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可以包容广土万民,可以不断自我更新而万岁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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