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中国文化主干与传统儒学研究

钱穆认为，不同于西方文化多次转换，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体现在中国学术传统上，就是儒学思想数千年传承不辍，有祖有宗，一贯而下。钱穆在《朱子学提纲》中说：“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109]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形态，是以儒学为主干，一脉分张，自本自源。

在钱穆看来，儒学较其他学术派别更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原因有二：其一，孔子的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最早通过民间教育的形式，从王官学开创性地发展出平民学，成为引领其他平民学派的典范。其二，儒学传承了以往古代文化以家族情感为基础的理念，把握住了中国文化从宗教到政治，再到人伦演化的必然趋势。孔子是儒家第一祖，王阳明就是明儒的一宗。《明儒学案》是明代理学史，主要就是王阳明这一宗，下面又有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等。中国文化就是从最先共同第一个祖，往下扩大，分出各宗，又在传承中，不断综汇，所以说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因此，研究中国思想史，不能切断分别研究，否则“不仅得不到全部中国思想的真相及其纲要，并亦得不到各家思想的真相及其纲要所在。不仅儒、道两家如此，即佛教释家亦如此……所以在后代的中国思想界，多有儒、释、道三家异同的辩论。这是中国思想一大特点，即是要求和合更胜要求分别”^[110]。

钱穆分析了儒、墨、道融合的过程。由于墨家思想精义为儒家、道家两家吸收，故调和、统一儒、墨、道诸家的路径只有三条：

一、是超然于儒、墨、道诸家之上而调和统一之。

二、就道家为宗主而调和统一儒、墨及其他各家。

三、就儒家为宗主而调和统一道、墨及其他各家。^[111]

吕不韦召集宾客写成《吕氏春秋》，欲超越儒、墨、道三家，却没提出新观点和理论，没有吸收融合诸家的力量，仅是一种折中，结果这种调和没有成功。淮南王刘安和宾客作《淮南王书》，欲以道家为宗主，调和统一儒、墨诸家，但“在大体上说，道家思想是追随在儒家之后而加以指责和纠正的，多半属于批判性而非建设性，他在思想史上的地方，根本便不是一种最高境界，而且当时历史大流，正向正面积极方面汹涌直前，因此《淮南王书》也不好算作成功”^[112]。只剩下以儒家为宗主的第三条路线，儒家思想确有大功绩。“举其代表著作，则应该以《易经》的《十传》，与收在《小戴礼记》中许多篇重要的文字为主。如《大学》《中庸》《礼运》《王制》《乐记》《儒行》等，全在儒家思想里有其很大的贡献，他们都能吸收道、墨各家的重要思想与重要观点，将其融化在儒家思想里，成一新系统，留给此后中国思想界许多极重大的影响。”^[113]阴阳家和易学家是以儒家为宗主的综合创新思想，也应纳入到儒学之中。总之，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正统。

在中国历史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生活是以儒学为主导，中国文化也必然是以儒学为主干和核心。钱穆在《中国学术通义·序》中说：“四部之学，莫不以儒为主。亦可谓儒学即是中国文化精神之中心。明于古今儒学之流变，即知中国学术文化古今之变，与夫其为变之所在矣。”^[114]儒学作中国文化的主干和核心，也在历史中不断充实其基本精神和内涵。钱穆以史学的立场研究儒学，认为儒学是不断自我更新、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提出儒学经历了六期的发展。

第一，先秦创始期。

先秦儒学在诸子百家中是显学，孔子在平民中首创学校和教育，实现了王官学到平民学的过渡，此后孟子、荀子等人是儒学先秦创始期的代表人物，儒学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和核心。

钱穆从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化、政治的关系说明先秦儒学的地位。钱穆认为把宗教与政治结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但不是神权凌驾于王权，而是王权代替神权，政治履行宗教的职能，帝王代表人间参拜、祭祀天地，而帝王又借助上天的名义，以天子的身份管理黎民百姓。儒学继承了这一上古文化传统观念，而且将政治与伦理结合起来，用伦理教化引导政治，用普及伦理教化的师道规范君道。钱穆认为师道与君道的关系，道统、学统与政统的关系影响国家的兴衰，“他们已不再讲君主与上帝的合一，而只讲‘师道’与‘君道’之合一，即‘道’与‘治’之合一了。君师合一则为道行而在上，即是治世。君师分离则为道隐而在下，即为乱世”^[115]。在他看来，这种师道、道统是儒学对上古文化的继承，又是新价值系统的创造，足以说明儒学是中国上古文化的正宗。

第二，两汉奠定期。

钱穆认为在秦代，诸子百家学术思想已开始尝试融合，经历了法家、杂家、道家等多种统一，但都归于失败。在两汉，儒家兼取道、墨诸家，以《易传》《中庸》《大学》《礼运》等经典为代表，思想统一取得了成功，因而在两汉时期儒学新发展，真正奠定了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和核心的地位。(www.xing528.com)

钱穆提出，两汉儒学之所以称为经学，是沿袭孔孟治学上古经书的传统，从学术思想渊源上诠释孔孟开创的儒学原义，在一过程中高举上古经书的儒学完成了对诸子百家思想的整合。因此，钱穆不赞成先秦学术到汉代裂变的观点，也不认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以外诸子学说中断的看法。“在此时期，并非学术中歇，亦非先秦各家思想皆趋衰亡，而独留儒家，存期传统。在当时，实有追随时代潮流而兴起的一种综合新思想，此派思想，能把握到指导政治的潜势力。”^[116]他认为两汉经学是儒家一次非常成功的开创性的思想统一，实现了上古文化和道家、墨家等思想的综合，把天道和人道、文化和自然统一起来了，形成了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以经书为依据，树立了一套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教育理念等理论体系。因此两汉经学奠定了儒学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基础性地位。

第三，魏晋南北朝扩大期。

钱穆不同意秦汉是先秦学术的中断，更不同意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儒学的衰败，相反，他认为秦汉儒学是先秦学术的综合，魏晋南北朝儒学更是儒学的扩大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学风推崇清谈，老庄玄学兴盛，佛教广为传播，儒学思想收缩，地位衰微。钱穆提出此时的儒学虽然地位下降，但古代经典的义疏之学得到发展，十三经的注疏与整理基本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宋书》《南齐书》《魏书》等史学从经学中单立出来，成为儒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比两汉要宽广，播下了隋唐儒学盛运的种子，对后世经学和史学影响深远。钱穆认为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和扩大也是有道理的。

第四，隋唐转进期。

承接魏晋南北朝儒学，隋唐的经学和史学枝繁叶茂，生机蓬勃，迎来了儒学的繁荣。这一时期经学最著名的是《经典释文》《五经正义》等，史学名著更为繁多，如《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等。这些著述都表现为对南北朝时期儒学的传承。

同时，隋唐时代儒学还有所转进和创新，把文学纳入儒学范围。李白、杜甫等人的诗，韩愈的散文成为儒学的新形式，使儒学发展到经、史、子、集部门齐全的系统。这是隋唐儒学的新贡献，为后来儒学的综汇与别出奠定了基础。

第五，宋元明综汇与别出期。

钱穆认为宋元明儒学整体上以综汇和别出为特色。这一阶段儒学，一方面是对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注疏和史学、隋唐经史文学的融通和综合，当然也融合道学与佛学的精华进儒学大流。这一时期的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等儒家虽各有所偏重，但都兼通经史文学，显示出宏伟气势；另一方面是新儒家的出现，周敦颐、张载、程颢兄弟等人，着重论证心性的观念，看重修养功夫，理学跃然成为之前儒学的别出。陆象山、王阳明等人的心学和功夫论更是理学的别出，成为儒学别出之别出。此外朱子走了一条将理学和心学的别出同以往各阶段儒学综汇的道路，成为中国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钱穆对儒学发展史研究的与众不同，体现在对两汉经学与先秦诸子学关系的判断、对魏晋南北朝义疏和史学的态度、对清代儒学与宋学关系的分析，还表现在对元代经史儒学传承朱熹思想贡献的肯定，特别是《四书集注》作为元代科举考试书目，为明清儒学的综汇和别出提供了基础。

第六，清代再综汇与别出期。

由于有宋、元、明的儒学大综汇，又有理学和心学的别出，清代儒学也延续宋、元、明的治学路向，在综汇与别出的方向迈进，只是内容有所不同。在这一点上，钱穆不同意清学重汉学轻宋学的看法，强调学术思想的延续性。在综汇方向上，晚明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继承了北宋以来经史文学兼通并重的综汇路径，他们大体上分别承继朱熹、王阳明和张载，都看重博通和融合。在别出方面，清代儒学也有巨大成绩，钱穆认为碑传集是清代创造的新文体，章学诚的方志学是史学中的地方史或社会史，经学盛极一时，考据学和公羊学就是在经学盛况之下的创新与别出。

总之，钱穆在对儒学内涵的理解和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后，认定儒学思想一直在发展，从奠基到扩大，再到转进、综汇和别出；儒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绝不限于现代新儒家所说的心性之说，而是包含了社会政治、历史叙述、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在内的诸多方面。他对儒学的分析非常深入、具体，坚持大儒学，强烈反对任何孤立、狭窄、单线、片面的“儒学”，以及任何树立起门户的儒学观。因而他的儒学观，独具特色，是宏大的体系，得出了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这一别具内涵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