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钱穆说：“所谓‘历史精神’，就是指导这部历史不断向前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102]他所说的历史精神，是集中由士来担当的传承文化的责任意识，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历史传统，自根自本，一脉相承的历史精神；二是注重以忧患与自强为激励的历史意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民族大义为取舍的爱国精神；三是坚守天下道义，不屈不挠，勇于攻坚克难的人文精神。他认为中华民族是最富有历史意识的民族，是最爱好、最尊重历史的民族，以自强为主导的历史精神是中国人文主义的核心精神之一。

中国历史，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开始，已经有五千多年，而五帝以前，尚有三皇，说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传承不辍，一点都不过分。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文明中途夭折了，古印度也解体了，而中国五千年来自根自本，一贯而下，可大可久。中国历史一直就是以疆域之广袤，延亘之长久，体系之宏伟，著称于世，举世无双。即便是欧洲的历史，也只是各种异质文化的拼凑堆积，是多元文化的接续，不如中国文化一气贯通，老树新枝，一树繁花。钱穆说：“埃及、巴比伦亡了，不再有当年之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亡了，不再有当年之希腊与罗马。只有中国，屡踬屡起，屹立了四千年。此刻的中国人，还都信中国会复兴。此是一部中国史有大意义大价值之真凭实据所在。”^[103]他认为中国历史的这一独特面貌，恰是中国文化的独特力量和价值所在，也体现了中国民族的独特性格。中国民族和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中国有自根自本、一脉相承的历史精神。

钱穆认为中国人早早建立起自己的历史观念，对天地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往往转化为对创造我们历史与文化的祖先的崇拜和尊重，我们看重历史，就是看重我们祖先，就是看重我们自己。中国人对史学的浓厚兴趣，对历史事实的周详记载，对历史传承的倚重，相对于其他各民族来说，也是非常独特的。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意识，非常注重从人物来看历史。中国的“士”关注如何“鉴古知今”，“究往穷来”，担当天下职责，融入世运兴衰，造就历史功德。因而他说：“历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但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间，懂得这个道理，说人能创造历史，在历史里表现，而历史又是一切由我们主宰，懂得这个道理最深最切的，似乎莫过于中国人。中国人写历史，则人比事更看重。”^[104]因为中国史学看重历史与人生之间紧密的关系，通过历史对人生进行价值判断，明辨是非，褒扬性善，鞭挞邪恶，指导人生，并引导世道昌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就是尊重中国先辈的历史创造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精神，常见于以忧患与自强为激励的历史意识。孔子在《论语》中谈“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中华民族恪守孔子古训，重松柏之后凋，轻桃李之争春，恰是中国历史精神的写照。不同于其他草木，松柏不羡慕桃李竞艳，芳菲满目，骤盛骤衰，忽起忽落。它超乎万卉群木之外，卓立于四季之中，守常待变。历经春夏秋，严冬悄然已至，冰天雪地，天地肃杀之气，催败无遗。众卉尽枯，群木皆落，唯有松柏苍翠，傲立寒风苦雨中。松柏并非不凋谢，同万物一样，有盛必有衰，有繁华必有凋零，这是天地间生命的通则。但松柏常给人四季常青、永不凋谢之感，原因在于旧叶未谢，新叶已萌，虽有凋犹若不凋，松柏之凋，不仅在众木之后，而且让人不易见。孔子的松柏古训，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启示，要中国人懂得“在新春盛夏清秋之后，必然会有严冬之来临。方其在新春盛夏清秋时，却先已为严冬作准备。《易经乾卦》上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固不能违天行事，但即在天时之后行事，只要能率顺于天，即是以人合天。天有常，则人亦随之有常”^[105]。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懂得保泰持盈，适可而止，不为己盛，不在强盛之时就欺凌其他民族，而知亢龙之有悔，思患而预防，当遭逢挫折、陷于困厄时，仍能自强不息。因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居安思危、履险若夷的民族，在承平盛世之时，懂得有所保留，在危难乱世之时，越发坚强有力，如同岁寒之松柏。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精神，还见于为天下道义，不计个人一时得失，不屈不挠，奋斗不已的克难精神。“中国文化绵延四千年，在全世界各民族中，拥有最悠久的历史，因此其经艰难困苦，亦特丰富，远非其他短演民族可比。由此养成了这个民族特有的克难精神，常能把它从惊险艰难的环境中救出。”^[106]钱穆认为，中国这种坚韧的克难精神，有一套关于正气、义命、公道的理念支撑。如《孟子》的“浩然之气”，《列子》的“力命说”，传统文化的义利之辨和义命之辨等，都是中国克难精神的思想基础。就像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所列举的众多历史人物，都是在极度艰难处境下，发扬正气，坚守大节，坚信邪不胜正的正义观。钱穆指出，本来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要在得与失、安与危、生与死之间做有利的选择。但当外部环境极端恶劣，只有害、失、危、死的遭遇，也就是面对着极难，人们就没法在利弊、得失、安危、生死上用心，只能被迫另开一条道，另作一种打算，超出原有的选项范围，就只有“义”一条道可走。譬如陈胜、吴广的起义。人受外界影响，无法选择利弊，但可以不顾外界的环境，选择道义，至于事情最后的成败，不是自己所能掌握，只有诿之于外在的“命”。命是外在的，我一时奈何不了，但力量在我，我只问这番力量该如何使用。义只是向内求该不该，尽其在我，超脱利弊、得失、安危、生死的打算与计较，由此人的精神和气度就充足，气壮、气足才可能克服极难。愚公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克难精神典型。(www.xing528.com)

中国文化传承的克难精神，源于“至大”“至刚”“至直”的道义，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历史精神。钱穆提出浩然之气，即道义的正气，如孟子所言：“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义利之辨，不是要舍利求害，而是指点人们在利害之外，还要看到更为可靠更为坚实的正道与恒常。人先考虑义不义，该不该，以指导谋利害，而不是违背道义，作小打算、小谋划、小计较。只有拥有大心胸大气魄，面前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到达“至大”的境界。外部世界总是不断变化，原有的小打算、小谋划、小计较都必然要随时改变。倘若人在心中选定了道义，就能勇往直前，再也不动摇、不游移，就达到了“至刚”的境界。当人心存道义，面前就只有一条“义”的路可走，这条路自然也就是直的，在没有抬脚之前，就已是一条“至直”的路了。

相反，一人为一己之私谋划、计较，路就总在不断地扭曲之中，越走越窄，行不久远，一旦遭遇极难，就不是去克难，而是歪曲自己的本性。人人都为一己之私谋划、计较，“即一人一打算，一时一打算，你的打算与我不相关，此刻的打算与前一刻不相关，那真是渺小短暂之极，又何能塞于天地之间呢？试问那渺小短暂的打算处处隔阂，时时摇动，岂不是不难亦难。那种至大至刚以直而塞于天地之间的大打算，岂不是难亦非难呢？这种义气，亦可说是公道，是一条人人都该走的道路。照着这一条公道走路的人，便是有义气的人。只有这种人才可克服一切困难。换句话说，正因人不肯照这一条公道走，没有义气，所以才有种种困难发生。可见只要人人照此公道走，人人知重义气，一切困难也就自然消散，自然克服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的社会风尚，正因为一向就看重这种公道与义气，遂养成了举世无匹的一种克难精神”^[107]。可见克难精神背后是道义的力量。

总之，中国以自强为主导的历史精神，是中国文化能够克服重重极难遭遇依然再次复兴的核心精神。钱穆说：“从中国历史上看，不论治、乱、兴、亡，不断地有一批批人永远维持着这‘道’，这便是中国历史精神。”^[108]同时，这种以自强为主导的历史精神，同中国以人道为中心的人文精神，以融合为特征的民族精神，共同造就了中国独特文化的核心精神，使中华民族与文化能够特立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