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为特征

钱穆指出，中国部族与文化诞生在黄河众多支流水系，一开始就有广阔的局面，在各个部族与文化的接触交往中趋向统一，并形成了天下一家的开放性社会观，播下了民族与文化融合的种子。

钱穆提出研究中国文化史，要注意两件事：“第一是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所独创，换言之，亦可说是由中国国家所独创，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的。第二事由第一事引申而来，正因中国文化乃由一民族或一国家所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线相承，传统不辍。只见展扩的分数多，而转变的分数少。由第一点上，人们往往误会中国文化为单纯；由第二点上，人们又往往误会中国文化为保守，其实中国文化一样有丰富的内容与动进的步伐。”^[94]又指出：“中华民族有两大特性，一是其‘坚韧性’，虽经千锤百炼，终是团结一致，有不可击破之耐受力。一是其‘容和性’，随时添进异民族分子，均能容纳调和，有不可估量之合力。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较之世界任何民族，以往经过，独见其为绵历久，展扩大，举世无与伦比。此即中华文化最有价值之具体客观的凭证。”^[95]钱穆强调了中国文化发展是在以多民族的大和平、大一统为主轴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中国文化不是单纯，而是丰富多彩文化的融合结果；中国文化不是保守，而是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同化产物。多文化的融合与多民族的同化是中国文化产生的方式。因此，中国人文精神包括以融合为特征的民族精神。

钱穆认为，中国民族融合可以分成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上古到先秦，以华夏族为主体，加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部族，奠定了中华民族最初的基础；第二时期是从秦汉到南北朝，匈奴、鲜卑、氐、羌等新的民族融汇进来，壮大了中华民族；第三时期是从隋唐到元末，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第四时期是从明末清初到现代，满族、回族、藏族、苗族等融进中华民族概念。他说：“其实中国民族常在不断吸收、不断融合和不断扩大与更新中。但同时他的主干大流，永远存在，而且极明显的存在，并不为他继续不断地所容纳的新流所吞灭或冲散。我们可以说，中国民族是禀有坚强的持续性，而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的，这大半要归功于其民族之德性与其文化之内涵。”^[96]钱穆坚信：“最近的将来，中国新工业化完成，籍新的工业交通与新的工业制造，使边疆生活与腹地生活日渐接近，则中国文化之同化力量，便可有惊人的新发展，民族融和无疑地仍将为中国文化前进一显著的大标记。”^[97]

中国以融合为特征的民族精神，源自于中国文化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是深于民族观念的，换言之，即是文化界线深于民族界线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自高自大，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文化虽则由其孤立创造，其四围虽则没有可以为他借镜或取法的相等文化可供参考，但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观念，终是极为宏阔而适于世界性的，不局限于一民族或一国家。换言之，民族界线或国家疆域，是妨害或阻隔不住中国人传统文化观念的一种宏通的世界意味。”^[98]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历经了不断融合、多次尝试，最终在西汉以儒学会通了百家，实现了中国文化第一次大融合。后来的儒学与佛学的融合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大融合。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同化力还体现在对元代和清代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感染上。

他具体论证了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首先，中国文化是由许多古代族系共同创造的，是从黄河各个支流及其汇入黄河的三角地带诞生，而且经历漫长的接触、融合而成。其次，中国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历来对异质文化以海纳百川的气魄融合会通。佛教和伊斯兰教自唐宋以来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还同波斯、阿拉伯文化接触，虚心接纳他们文化的优长。再次，中国历来重视社会教化。先秦自孔子创立平民学，诸子百家思想争鸣，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到汉唐时代，国家兴建公立学校，向百姓开放，思想教化兴旺发达。虽然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被士族门第把持，但佛教寺庙成了普通民众接触人生教化的广阔领地。唐宋以下，科举盛行，社会阶级消融，加上印刷术和造纸术发明，民间书院讲学兴起，民间文化广泛普及。至近代中国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化，西学东渐说明了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兼容并包、调和融合的特性。(www.xing528.com)

他举例中国学习、消化佛学的历史，来证明中国文化具有强大而独特的包容性、同化力。中国人面对新出现的佛学表现出谦虚、开放的心态，用敬意、热忱对待来华传教的印度僧侣，体现了中国文化包容的特质。从东汉末年始，佛教还基本保持印度佛教的原貌，到了两晋南北朝，人们看待佛教的观念就不再停留在纯粹宗教意义上，而是把佛法作为“普度众生”、积极救世的人生指导。而后中国的佛教开始朝探讨纯真理、纯学术思辨的路径转向，产生各种印度原本没有的新宗派，隋唐时期天台宗、华严宗作为中国自创宗派出现，禅宗之所兴起正是得益于将佛教教理同中国原有文化强调现世人生的伦常结合起来了。宋代则实现了儒学与佛学的融合，理学这种新儒学的出场，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新鲜血液的一次大融合。

对于这次的文化融合，钱穆这样评价：“当时中国人的内心境界，一面对于外来佛法新教义饥渴追寻，诚心探究，一面对于前代儒家旧礼教还是同样的恳挚爱护、笃守不渝。这里面固然也有一些当时门第势力等外在的因缘，但到底这一种似相冲突而终极融和的广大宽平的胸襟，及其静深圆密的态度，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在中国史上，我们可以说，他既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线，同时亦没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战争。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新分子之羼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合、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99]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精神赋予了中国具有民族与文化的强大同化力，使得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能和平共处，并存于世，不会和中国本土文化发生大规模冲突。钱穆的这一观点，确实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世界的价值，对解决当今世界各种民族冲突和宗教纷争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钱穆说：“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用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100]钱穆强调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融合特征和意义：“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文化是一个生命，这生命是一大生命，不如我们每一人的小生命；同时是一长生命，不如我们每一人的短生命。因此在文化传统里面，必然包涵着长时期和多方面的活动，因此文化定有个大体系。在此大体系中，自会不断发生冲突，也就得不断寻求调和。任何一个文化体系，不会没有冲突，其所绵历的时期太长，而中间内容又太复杂，总的要产生有冲突，而又不能老是冲突下去，又一定要得一调和。”^[101]世界各民族与文化都必然会出现冲突与调和，但西方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从中世纪到近代，无不是在激烈的对抗中展开，灵魂与肉体、科学与宗教、个体与群体也都一直处在强烈的冲突之中。当然冲突与融合作为两种文化发展方式，各有长短。冲突可以使文化更新更彻底，但也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有负面效应；融合可以在相对平和的氛围中相互吸收，兼容共存。

总之，中国以融合为特征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独特表现之一。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力的中国文化，促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吸收各种文化，从而使中国文化精神在历史中坚韧而持续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