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谈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中的创新与传承

钱穆主张从整合文化所有要素的社会和历史认识中国文化，反对以单一的文化要素阐释文化整体。他指出：近来我们讲中国文化，大家爱从哲学思想上讲，这是不妥当的。文化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存在在那里，不该只拿一套思想或理论来衡量。我们讲中国文化应该有两个重要之点，一是从中国“历史”讲，一是从中国“社会”讲。所谓从历史讲，是就流变的文化异同而言；从社会讲，是就具体的文化形态而言。“该着眼于在各时期的社会演变来认识中国史，该着眼于在各时期的历史演变来认识中国社会”，“明了得中国史和中国社会，自能明了中国文化”^[54]。钱穆提倡从整体性的历史和社会，认识大群整体的文化，并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四大时期：

第一：是先秦时代，那时中国人把人生大群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确定下来了，这是中国文化演进的大方针，即中国文化之终极目标所在，在此时期明白提出，以下则遵循此路向而前进。

第二：是汉、唐时期，那时的中国人把政治、社会一切规模与制度亦规划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了。这是人生的共通境界，必先把这一个共通境界安顿妥帖，始说得上各人的个别发展。

第三：是宋、元、明、清时期，那时的中国人，更显著的发展，是在文学与艺术方面。人生的共通境界安定了，个性的自由伸展也开始了。

第四：是我们当前面临着的最近将来的时期，人事上的共同方面与个别方面都已安排照顾到了，下面应该注意到四围的物质环境上来尽量的改善与利用。

概括言之：第一时期：可说像是西方的“宗教与哲学时期”，此处所用宗教与哲学两词之含义已释在前，即对人生之理想与信仰。

第二时期：可称“政治与经济时期”，政治采用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主张财富平衡的自由社会。

第三时期：可称“文学与艺术时期”，文学艺术偏于现实人生，而又能代表一部分共同的宗教性能者。

第四时期：可称为“科学与工业时期”，科学在理论方面，必然将发挥圆成第一时期之理想与信仰；科学在实用方面，必然受第二时期政治与经济理论之控制与督导。

但此种区分，并非说中国文化在变异与转换，只是说中国文化在推扩与充实。中国文化依然是这一个大趋向，只逐次推扩到各方面，又充实到各部门。更此以往，乃始为中国人真到达他终极理想的“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时期。^[55]

这四个时期有不同的主题和特性，又有共同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研究文化要求异，也要求同。每一时代有不同的状态和特性，从中看出历史与文化的变和动态。而从不同时代中求出共通之处，看到历史的积累，考察文化发展的全程倾向。因此，钱穆正是在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梳理中创立起中国文化演进的四期说。

1.先秦时期

钱穆认为这一时期主要是解决了中国文化中人生理想及其信仰问题，属于文化中核心性的终极关怀，通过多元的思想与文化争鸣，最后融合出最佳文化方案与学术系统，从而奠定整个中国文化演进的大方向和总方针。在这一时期，中国集中发展的是指导人生理想和信仰的宗教与哲学。先秦时期是中国轴心时代，是多元文化充分发展的时期，是中国文化最灿烂的时期。

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完成了文字创造、人生观念、学术思想、民族融合和国家形成几大任务。

首先是文字的创造。从最初的象形文字，发展出比较抽象的会意文字，之后又出现了形声字，文字数量不断增加。这些文字已经成熟到了能够清晰表达思想和语义，描述生活和事物，为秦代的文字统一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人生观念的形成。先秦时代的古人从家族观念开始，非常看重在现实人生中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以实现家族的团结、壮大，以利于需要大量人力的农业生产，由这种平和的家族观念演化出开放、包容的人道观念，进而衍生出相应的天下、国家、宗教观念。所有这些观念，都以人生观的形式在中国古代生活中产生。

再次是学术思想的凝练与提升。在中国古人生活中的种种观念，逐渐被周公、孔子这样的思想家凝练和提升出来，即“圣人学于众人”，形成学术思想，以学术和教育的形式在贵族和平民之间传播，成为此后中国文化演进之大源。中国文化的理论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加速了中国文化向更深层次的发展。

最后是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形成。钱穆认为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形成是同一过程，从古代族落的禅让制，到诸侯分封制，再到诸侯争霸与联盟制，最后中央王朝统辖的郡县制，基本形成了中国后代政治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走向融合，国家实现团结统一。

总之，中国古代文化的文字创造、人生观念、学术思想、民族融合和国家形成等任务的完成，既是传统文化内部多方面相互促进的逻辑历程，又是先秦时代文化的历史事实，成为中国后来文化演进的根据，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中国文化之所以长久，以及中国文化其后的发展，都可以在先秦时代找到根源。钱穆称这一时期为宗教与哲学时期，重点在树立人生的理想和信仰。

2.汉唐时期

钱穆认为这一时期确立了政治上民本思想的文治政府，经济上财富均衡的自由社会。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中国文化一度出现了发展的中衰期，但新民族的融入和新宗教的融合，没有改变华夏民族和文化的正统地位，为唐代的文化繁荣积蓄了丰富内涵。

第一是汉武帝确立了新型的文治政府制度，汉朝的政治模式成为中国之后数千年政治的样板。钱穆具体地列出这种文治政府制度的五个方面：一是皇帝作为国家最高代表，象征天下的统一，皇位世袭保持了国家的团结、稳定；二是丞相辅助皇帝，作为政府首脑，主管行政机关，担任行政责任；三是所有官吏都经过选贤与能途径，公开标准，考试选拔，官员名额按户口数平均分配，官员要接受规定教育；四是民众在法律上平等，兵役和赋税由法令规定，贵族政治特权被取消；五是对外以企盼和平、同化蛮夷为主。这种文治政治模式在唐朝政治生活中进一步完善。

第二是受儒家均产论的影响，国家实行财富相对均衡的经济政策。儒家认为社会太贫、太富对国家都有害，贫与富应该有限度，最合理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保持宽面上的财富均衡，这样对社会和国家发展比较有利。

第三是文学艺术在唐代开始呈现开放的多样化发展。由于新民族与新宗教得到良好融合，唐代的文学艺术样式繁多，个性十足，人民的生活面貌积极、热情。原有厌世绝俗的佛学开始转向，唐代的禅宗成为中国的“宗教改革”，为宋代的新儒学兴起奠定了基础。

钱穆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最突出的、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发展。“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次第实现”^[56]，大体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的规模和制度轮廓，此后基本是在沿袭这一传统的框架上略加变换。后世政治的大一统、社会的平等都逃不出汉唐开创的大规模。而文学艺术则是刚刚复兴，有待此后一时期着力发展。

3.宋元明清时期(www.xing528.com)

钱穆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国文学与艺术突出发展的时期，将中国上古代以来积极务实的人生态度和佛学超脱避世的人生态度结合，开出新儒学，再次出现民族融合，中国文化进一步壮大。他说：

宋代始终未能统一，金、辽两族，先后割据中国的东北部乃至整个的黄河流域，西夏又在西北部崛强负隅，安南乃至云南的一部分，也各自分国独立了。元代虽说武功赫奕，然这是蒙古人民的奇迹，并非中国传统文化里应有之一节目。只有西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四三明代三百年，那时疆域展扩，和汉唐差不多，而海上势力，还超过汉唐之上。最后清代，他是中国东北吉林省长白山外一个名叫满洲的小部落，乘机窃据辽河流域，又乘中国内乱，颠覆明室，始终形成一个部族狭义的私政权，绵延了两百四十年之久。这在中国史上，以汉族为文化正统眼光看来，同样是一个变局。因此我们说，这一千年来的近代中国，在其国力方面，大体上是比汉唐逊色了。^[57]

首先，宋代的文学与艺术承前启后，发扬唐代彰显个性和品位人生的做法，特别是擅长以佛学的超越、道家的飘逸、儒学的宽大心态，对失意人生做同情的慰藉，从而安放人生的精神向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宗教的功能。宋元明清的文学和艺术，不以写实、描述为根本，而假以书、画、诗、词、曲、戏等形式，烘托意境取胜，展示出柔和之美，构成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整体风貌。

其次，宋元明清的学术思想在融合中不断开新，特别是宋代和明代。这一大段时期主要是佛学与儒学的融合。从东汉末年开始，佛学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受到普遍欢迎，由于当时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贫富分化严重，现实人生失望，人们产生了摆脱现实世界的宗教需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贵族垄断了教育和学术思想，限制了儒学发展，儒学加速走向衰退，佛学和道教在全国开始兴盛。而隋唐时代又迎来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繁荣，社会逐步走向安定，人生积极、乐观、奔放，在此大背景下，佛学转向，像禅宗这样中国化的佛学成为佛学主流，而儒学刚健有为的思想观念更受社会认同，因此唐代出现了儒教、佛教与道教三教并存的繁华景象。宋代门第贵族衰亡，教育在民间书院盛行，使得普通民众思想活跃，知识丰富，而学术思想则启动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综合创新，吸收道教、佛学的思想精华和思维方式，创立了新儒学。新儒学以儒学最初的平民学面貌再现社会，彰显了平民价值，思想上以内心自性为基点，树立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与社会理念，恢复了传统儒学的精神。在此情形下，道教、佛学从社会思想主流中隐退。

再次，民族融合与文化同化同时并进。钱穆认为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同化是非常重大的一幕，特别是蒙古、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在同中原的政治、军事对抗中获得了胜利，但接受了先进的中华文化。强大的文化同化使他们在民族大融合过程中，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也基本实现了各民族和睦共存。钱穆还认为这一时期对周边国家的文化移植，形成了亚洲儒家文化圈。

就整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第三期，是在先秦造就人生的大理想、汉唐奠定社会政治的大规模之后，将注意力集中在舒展自由个性、实现个人幸福、生活享受和体味方面，所以文学和艺术到了宋代特别发达。钱穆认为，宋元明清时期文化和艺术的繁荣，还同文学和艺术本身从宗教方面和贵族生活转向现实人生和平民生活有关。这种转向是从唐代开始的，图画和大建筑在唐代以前，大多使用在王宫或庙宇方面，到了宋代已步入民间，唐朝用布帛做货币，宋代则已经用纸票，显然比唐朝的经济还要活跃，这都要归于宋代社会更趋于平等，平民已经完全取代贵族，平民书院教育兴起，社会宗教日渐淡薄，日常现实生活更为丰富，因而文学与艺术得到普遍发展。

4.最近将来时期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四个时期，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时期。“若照中国文化的自然趋向，继续向前，没有外力摧残阻抑，他的前程是很鲜明的，他将不会有崇尚权力的独裁与专制的政府；他将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上之畸形发展；他将没有民族界限与国际斗争；他将没有宗教信仰上不相容忍之冲突与现世厌倦，他将是一个现实人生之继续扩大与终极融合。”^[58]但历史事实在必然与偶然之间发生了，中国最近将来面对的矛盾是东西接触和文化更新，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国传统儒学的民主文治理念、财富均衡观念、自由社会理想的控制和督导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工业经济，增强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理想与信仰的力量，为人类做出中国文化的贡献。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演进的最近百余年是第四时期，在此期内，中国文化的主题是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他用“亡国”与“亡天下”来说明中国面临的危机。“亡国”是指在中西接触过程中，中国如果不尽快学习并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强大的物质力量，中国国家和民族就将永远失去和西方平等相处的机会，就将丧失独立的主体性。“亡天下”是指在学习西方和文化更新过程中，中国如果不是走吸收融合西方文化，光大、完善中国自身文化的道路，而是不断否定、戕害中国传统文化，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消亡，那么中国就将失去自身存在的精神依据，民族就失去魂魄，中国就没有复兴的可能。他说：“第一，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地位支撑住。第二，是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之精神断丧或戕伐了。换言之，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59]钱穆认为这一时期是科学与工业的时期，科学在理论上成为实现理想和信仰的方式，在实用方面又会受到政治理念和经济原则的控制与督导。

钱穆正面提出我们应该再努力鞭策向前：

第一，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这就是上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仁义、廉耻、节操那一番大道理。

第二，应使中国社会发挥出现代力量。如今既不能回头再恢复封建制度，又不能迈进入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究竟应该怎样团结来发挥出力量呢？我们若没有力量，便不能对付当前世界的其他民族。

第三，中国自古即以农工并重，商业亦随而鼎足称盛，只不许有如西方商业资本主义之产生。像蒙古、西藏、南洋这一些地方，只要他们不是农工社会，我们的文化力量就难运使；则我们所理想的世界主义，便永远难达到。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还要加强工业。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庶可再进一步达到他原先所理想的境界。^[60]

西方文化的优长在于科学，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的也正是科学，中国文化的“更生之变”在于吸收西方科学。科学不是专属于某个民族的文化，其他文化可以学习、借鉴，中国可以学到并发展出自己的科学。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务实的人生理念、性善的道德信仰、太平大同的社会理想对人类未来有巨大的价值。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在一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加进科学，是中国文化更新的正路，而且他坚信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完全可以融合科学，还能开创科学的新局面。他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和世界价值充满信心。

总之，钱穆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理顺了中国文化自本自根、绵延不断、一脉相承的逻辑线索，挖掘了出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突出了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独特性，成功避免了机械地以西方模式套中国文化的弊端。钱穆这样概括中国文化发展的前三时期：

第一：是先秦时代。

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基本理想，即在此期建立，而同时完成了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的大规模，为后来文化演进之根据。

第二：是汉、唐时代。

在此期内，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次第实现，这是安放理想文化共通的大间架，栽培理想文化共通的园地。

第三：是宋、元、明、清时代。

在此期内，个性发展在不背融和大全的条件下尽量成熟了。文学、美术、工艺一切如春花怒放般光明畅茂。^[61]

在第四时期，中国以安足为目的的农业文化遭遇了西方以富强为目的的商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症逐步暴露，而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侵略狂潮高涨，两者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因而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数千年以来最大的危机。第四时期有待努力的主题与需要取得的成绩是科学与工业方面的突破性进展，要充分改善与利用四围的物质与环境，同时受第二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理论之控制与督导，才能圆成第一时期理想与信仰，实现中国的复兴。这四个时期“并非说中国文化在变异与转换，只是中国文化在推扩与充实。中国文化依然是这一个大趋向，只逐次推扩到各方面，又充实了各部门。更此以往，乃始为中国人真到达他终极理想的‘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时期”^[62]。中国文化四期说是钱穆中国文化更新论的基础，是判断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史学依据，是他整个文化观的支柱之一。

综上所述，钱穆关于中国文化演进的三阶程和四期说，都是建立在广义的文化上，把文化同社会、民族、历史连在一起考察，以便对中国文化脉络进行梳理。三阶程和四期说都认为先秦树立了中国大群人生政治的大理想和信仰；秦汉的国家大一统，实现了中国大群政治生活的大框架；魏晋南北朝似乎是对政治大一统的反叛，对原有人生理想的虚无化；隋唐重新确立政治大一统，与文学、艺术的个性多样化；五代十国和辽、宋、西夏、金，陷入了政治分裂之中，人生理想更加多元化，文学和艺术走入民间社会；元、明、清政治的大一统，已经走向皇帝的集权专制，学术思想更加深入民间，文学和艺术更加世俗化，同百姓日常生活更紧密连在一起，人生的大理想变得更加现实而琐碎。

钱穆关于中国文化的三阶程着眼于中国文化内在的道统精神，四期说则基于整合文化七大要素的社会，都是为了揭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主要精神实质。如果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以经济为中心是准确的话，那么主宰中国文化走向的似乎主要还是政治，现实的政治超越了道德、经济、文学、艺术、宗教、科学。中国的政治最初同道德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比较质朴的形态。政治力量不断增强和专业化，也就越独立，同道德逐渐分离，道德沦为政治的工具，政治更加走向专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