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诞生：自然与人文

钱穆指出中国文化在非常复杂的水系下诞生，如同有多个文化摇篮，又在广大的地面上孕育，在悠久的历史中融合，因而中国文化必定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从自然血统开始，进展凝结为广大的民族国家，有宽厚的人文观和天下观，为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奠定了充足的基础。

1.自然：地理与气候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是以农业生产为依托发展起来的，他从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两方面，深究中国文化起源的特殊性。

首先，钱穆澄清中国文化诞生的区域。他认为中国文化真正的发生地不是在黄河的主干道（因为黄河不适合农业灌溉和水路交通），而是各个纷繁复杂的支流两岸，以及两水交汇的三角地带，即中国古书里的“汭”。中国文化发源地有若干个，分为东部文化和西部文化，唐虞文化、夏文化、周文化属于西部文化，商文化属于东部文化。其中唐虞文化诞生在山西的西南，黄河大曲的东岸和北岸，汾水两岸，以及汾水汇入黄河的三角地带。夏文化起源于河南的西部，黄河大曲南部，伊水、洛水两岸，以及这两水汇入黄河的三角地带。周文化发生于陕西东部，黄河大曲西岸，渭水两岸，以及流入黄河的三角地带。商文化起源于现今的河南安阳，漳水、洹水两岸，以及这两水流入黄河的三角地带。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复杂的水系和河流，也都是中国文化诞生的摇篮。当这些相对小的水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同其他水系的文化接触、融和。

其次，钱穆指出中国文化诞生的地理环境特殊性。诞生古埃及文化的环境只有尼罗河一条河流，古巴比伦虽诞生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合流处，但两河都是小水。古印度算是有印度河与恒河两流域，但均不算大，水系简单。唯独中国有许多河流与水系，而且都极其宽大与复杂，“可照大小分成许多等级。如黄河、长江为第一等级，汉水、辽河等可为第二等级，渭水、泾水、洛水、汾水、漳水等则为第三等级，此下还有第四级第五级等诸水系，如汾水相近有涑水，漳水相近有淇水、濮水，入洛水者有伊水，入渭水者有沣水、滈水等”^[3]。再加上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是单一的平原，古印度文化最早在北部的印度河与恒河流域，地形仍是比较单纯，只有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在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

再次，钱穆指出中国文化诞生的气候条件特殊性。在气候方面，中国文化诞生在北温带，相比其他几个古文明所在地，降水较少，物产也不丰富，生存条件比较恶劣，加上黄河洪水等自然灾害在历史上对中国人一次次的刺激作用，迫使中国人树立起更为勤奋、坚韧、朴实、自强的民族性格。而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化享受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比较优厚，生存比较容易，因而生活较为奢侈，精神趋向腐化，文明迅速达到顶点，最终不是被外敌灭亡就是自己衰亡。

最后，钱穆揭示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对中国文化三方面的独特影响：

第一：古代文化发展，皆在小环境里开始，其缺点在于不易形成伟大的国家组织。独有中国文化，自始即在一大环境下展开，因此易于养成并促进其对于政治、社会凡属人事方面的种种团结与处理之方法与才能。遂使中国人能迅速完成为一内部统一的大国家，为世界同时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二：在小环境里产生的文化社会，易遭受外围文化较低的异族之侵凌，而打断或阻碍其发展。独有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下展开，又能迅速完成国家内部之团结与统一，因此对于外来异族之抵抗力量特别强大，得以不受摧残，而保持其文化进展之前程，逐渐发展。直至现在成为世界上文化绵历最悠久的国家，又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三：古代文明多在小地面的肥沃区域里产生，因此易于达到其顶点，很早便失却另一新鲜向前的刺激，使其活力无地使用，易于趋向过度的奢侈生活，而招致社会内部之安逸与退化。独有中国文化，因在较苦瘠而较广大的地面产生，因此不断有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而在其文化生长过程下，社会内部亦始终能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使其文化常有新精力，不易腐化。直到现在，只有中国民族在世界史上仍见有其虽若陷于老朽，而仍有其内在尚新之气概，此又为并世诸民族所不逮。^[4]

总之，中国文化在一个宽广的大局面下诞生，“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四周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5]。换言之，一方面中国人较早适应不同族落之间的交往，处理社会交往、政治实务等人事关系更为娴熟老道，较早地实现中国内部统一，持久地保持团结；另一面中国相对封闭的宽广疆域，使中国即便遭到外族入侵也拥有广阔的纵深缓冲，加上中国早就实现了团结和统一，中国文化不易遭到摧残，发展进程不易被打断。

2.人文：血统与天下

中国人在广袤的大地上，从最初血统意义上的诸多氏族中，诞生出较为强大的华夏部族，进而由华夏部族融合其他部族，产生共主，缔造共同的生活，形成中华民族。各种原初的文化观念渐趋清晰，形成人文观念和天下观念。中国的文化由此有了内核，使中华民族融凝在一起，促进中华民族持久的生存与发展。

第一，氏族与部落。

“在中国古史上，只记有‘姓’与‘氏’之别，氏主男性，指地缘言，或指职业言。姓主女性，指血统言……但中国古人，又有同姓不婚之戒。由于各氏族之异姓相婚，而逐渐把各地居民联系融合，成为一民族。”^[6]血统、地域、职业是中华民族和其文化的起点，而职业标示的生活方式重要性在血统之上，因为不同血统之间经常通婚，而特定地域上的人群所能容许的生活方式比较固定，人群之间最大的区分标准还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从而在血统之上。

钱穆认为华与夏原本应当是指古代居民的居住地。根据《周礼》和《国语》推断，华是指上古的华山，很可能就是现河南境内的嵩山，那里现今还有古华城；夏是指上古的夏水，即今天的汉水。因而，华夏部落最初极可能是在河南嵩山山脉到汉水北岸一带。夏代的祖先就在这一带，更为古远的黄帝、虞舜等事迹，就发生在这一地面上。华夏从部落不断壮大，不断迁徙，逐渐不限于某一特定地域，广播到各个地方，就成为华夏部族。

华夏部落是中华民族的主干，上古的部落保持同姓不婚的习惯，使各个不同血统部落逐渐凝成一大民族。黄帝是姬姓，神农是姜姓，姬、姜两部族是华夏系里比较重要的两支。黄帝部族生活在河南境内偏东位置，在淮水流域。神农部族生活在河南境内偏西位置，在汉水流域。黄帝部族和神农部族相互通婚。华夏部落势力系伸展到渭水流域，所以陕西也有华山，向北延展到达汾水流域，所以山西南部在古代也称为夏墟。各部族虽然相互通婚，但相互间仍有许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谁拥有山西解县的盐池。黄帝、神农部族曾为此发生战争，后来发现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为了化解冲突，就在各部族之间推举公认的共主。上古的共主先后由神农部族、黄帝部族担任，后来唐、虞时代开始禅让。

第二，民族与国家。

中华民族最初由华夏部族与蛮、夷、戎、狄“四裔”部族构成，统称炎黄子孙。华夏部族与四裔的区分在于生活方式，不在于血统。华夏部族是农耕生活方式，四裔则是游牧、渔猎或商贸生活，流动性比较大。各部族生活方式也会发生改变，这种称谓也就改变了。最初的民族形成主要基础是几个不同血统大姓间的通婚，通婚之后血统就模糊了。例如周文王母亲太任，是从殷王朝畿内的挚国远嫁过来的，任姓属于商部族。周武王母亲太姒，是华国的女儿，姒姓属于夏部族。周文王、武王两代人正是由于通婚缘故，融汇有夏、商、周三部族血统，所以中国的民族一开始就不是以血统来划分。区分中国古代民族的标准，如诸夏与“四裔”的分别，不是以血统而论。钱穆举例说，晋献公一夫人为晋文公母亲，叫大戎狐姬，另一夫人是骊戎之女，叫骊姬。狐姬、骊姬都是姬姓，从血统上说，她们和晋献公、周王室都是姬姓，但她们却分别被称作狐戎、骊戎，都是戎。此外还有一种情形，例如春秋时期的楚、吴、秦、越，也曾经一度被称作蛮夷或戎狄，其实他们原本都是周王室分封的诸侯。楚国和吴国在春秋时被叫作荆蛮，吴国国君是姬姓，跟周人是近亲，但远封在江南，被当地居民同化；秦国为嬴姓，是东夷一支，被封在西部，西迁后也同当地居民同化，带有戎风，叫西戎；越国则是百越部族，受到周的分封。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路诸侯组成联盟，公认周王室的中央地位，但楚、吴、秦、越一开始不愿意加入，而且因“侵略”性较强，所以被斥为蛮夷或戎狄，后来加入联盟，就不再视为蛮夷或戎狄。这证明诸夏与蛮、夷、戎、狄的称呼不是根据血统^[7]。可见，在当时民族观念中，凡是融入国家建制当中来的部族或邦国，就一视同仁，作为诸夏文化一部分，都被视作炎黄子孙、中华民族。

钱穆对中华民族与文化的研究表明，中国是中华文化体系的总称，并以最高文化体系来代称中华大地上所有文化的整体。古代民族区分的标准在于文化，在于生活方式，华夏部族以农耕生活为基础，发展出大量的城郭，最初的城郭就称为“国”，城郭之四围称为“野”。华夏部族和四裔公认的共主，即中国的最高首领，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主要产生于农耕的城郭文化中。华夏部族和四裔各部族，也经常把中央的城郭文化，即“国”文化，看作中华大地上所有文化的最高成绩和最高代表。因此，“中国”就成了中华民族创造的所有文化体系的总称，并且中华文化体系绵延传承，又使“中国”成为更加抽象更加深入人心的文化观念。中国是包容了中华文化体系方方面面的全体，共主、天子、君臣等文化因子，原初就是专注于中国全体的，因而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注重全体的文化。总之，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产生和中国国家的出现，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整体性，是广博而独特的，决定了中国民族心理与性格，决定了中国文化根本特性，决定了中国的天下观念特点。

第三，人文观与天下观。(www.xing528.com)

中国从最初的氏族生活中，产生各种文化，进而产生清晰的集体自我观念。钱穆指出：

何谓“人文”？物相杂谓之“文”，人文即指人群相处种种复杂的形相。“物”又指种类言，可见大而至于血流不同，种姓各异之民族并存，亦已包括在中国古人此一人文观念之内。

惟其人群乃由不同种类相杂而成，于是乃有所谓“化”。如男女结合为夫妇，即化成了家庭。循此而往，群体日扩，人文日进，全人类相融，即化成天下。故中国人之“天下”观念，乃由其“家”与“国”之观念融和会通而成。《大学》八条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本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大意即如是。

因此，中国人之人文观，乃由“人”之一观念，直演进到“天下”之一观念，而一以贯之。^[8]

中国文化就是从最初的氏族生活一步步演变出来的，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中国人对民族与文化本身的观念最为重要，是自我确认自身的关键。因此，中国的人文观、天下观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化集体自我观念的正式形成。

中国的人文观特点是以道为原则，超越民族、国家界线，从个人直达天下，都以道为终极理想。中国古人没有鲜明的民族观，也没有僵硬的国家观，这是中国文化观的特点。“民族”这一范畴源自西方，因为西方文化内部区分大量的民族。中国文化强调中华文化的全体，这一全体非常广大，以至于大到天下，从个人到天下是一整体。相对于天下这一观念来说，民族观念的区分，在中国古人观念中不是最重要的。中国人分辨民族，主要不是从血统上区分，而是看重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对民族是从广义上看的，即便不是同一生活方式，也都是有共同的祖先，都是炎黄子孙，只是后来各部族迁徙各地，才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中国人最看重的是天下观，然后是大中华的民族观，这一点不同于西方鲜明的民族观念和狭小的国家观念。

中国的人文观，或说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落在最为普遍化的“道”上，即不断向善与求善的观念。中华民族是在广大的土地上接触交往的，形成的文化也必然是心胸开阔、视野广博的。善的精神是一种跨越任何民族、国家、疆域，直达天下所有人类的大理想。中国古人将“道”设定为“至善”，“至善”成为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信仰。钱穆又指出：“中国古人，自始即不以民族界限、国家疆域为人文演进之终极理想。其终极理想所在，即为一‘道’字。《大学》三纲领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亦即此一‘道’字。此乃中国文化传统精神所特有的伟大处。”^[9]中国文化的根本指针，就在于阐明内心光明的德性^[10]，在于不断使民众革新进步，精益求精，始终保持向善，不断趋于至善。

中国的天下观，指向天下民生方方面面，受以人道为核心精神的人文观指导。中国的天下观，是以个人为起点，以个人为中心的天下观。“中国社会建基于人道，因此每一人均有其极端重要之意义与职任。而人与人相处，每一人均为一主体，均是一主动者，故每一人均为此社会之中心。”^[11]每个人都成为中心，个人之间则以人道为纽带，仁、义、礼、智四常是人道的具体准则，从个人到家庭、国家、天下无一例外。钱穆指出：

中国人理想，乃推扩修身、齐家来求治国、平天下，即是以“孝弟”之道来直达于平天下。因平天下仍只是人与人相处得其道，此与孝弟处家并无二致。故《孝经》开宗明义即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此至德要道即是“孝”。

……　……

若脱离了人生大道来干政治，则一切政治活动易陷于争权与争位；若脱离了人生大道来干经济，则一切经济活动易陷于谋富与谋利。

中国人理想，不认仅求富强即为人生之大道，因仅凭富强并不足以治国平天下。

若一社会仅知求富强，则社会内外均易生隔离，起冲突，距治平之道将益远。

中国人理想，又看不起仅凭法律来治国，更反对仅凭武力来争取天下。

中国人理想，只求社会之安和。不论在社会之内或外，惟“安”与“和”可久可大，始能为治国平天下铺路。

其责任则在每一人身上。其教练场所，则在每一人之家庭。^[12]

在这种天下观中，人道领导方方面面，政学和民生都要服从人道精神，把人道的教化和政治的德化看得非常重要，经济则强调信义通商。

钱穆依据民族创造文化、文化融凝民族这一判断，认为中国的人文观和天下观是广博而独特的，并反过来实现了中华民族更大程度上的融凝、扩大。中华民族能够不断更新、壮大，有赖于中国文化；中国在公元前能够建成封建一统的国家，有赖于中国文化。钱穆认为，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所以争鸣，就是在理论上要实现天下安宁和大一统。先秦文化的终极理念是实现思想的统一，然后按照这套统一的理念，实现中国的统一、天下太平和世界大同。“百家争鸣”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阐释中国上古关于“道”的观念，实现中国“道”的文化延续与更新。争鸣的结果必然还是那个“道”，“道”的精神没变，只是被赋予了更为具体的时代内涵。孔子、老子、墨子都是这么做的，百家学说实质上是“道”在春秋战国的新流传。最终诸子百家也必然还要融合成一个“道”，百家最终的融合会通是必然。因此，钱穆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罢黜百家，是中国文化注重整体和人道精神使然，跟封建专制无关。在根本上，不是周公、孔子造就了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在那时必然会造就出周公、孔子，如果周公和孔子生在古埃及、古希腊，绝对不会是讲“道”的周公和讲“仁”的孔子。钱穆的这一观点极为深刻。

总之，中国文化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下诞生，又在广大的地面上历经多个部落的融合，长时间的历练，又融凝出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造就了广博的人文观和天下观，开启了中国文化特殊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