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具体考查了中国文化的诞生与发展史。他对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专门完整论述，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941年冬天发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这是《中国文化史导论》的总纲。钱穆于1944年完成《中国文化史导论》，“本书写于民国三十年中、日抗战时期，为余写成《国史大纲》后，第一步进而讨论中国文化史有系统之著作，乃专就通史有关文化史一端作导论。故此书当与《国史大纲》合读，庶易获得著者写作之大意所在”[2]，在这部著作中完整地描述了中国文化演进的脉络，提出了中国文化史的四期说。
钱穆研究中国文化史的第二阶段始于1960年出版的《民族与文化》，随后于1968年发表《中国文化之成长与发展》，两次完整地论述了中国文化史。此时钱穆研究中国文化，较多地注重从中国文化的政治、经济、道德、法律、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学术史以及各种现实问题等，多层次、多角度分别加以研究。
钱穆最后一次完整阐述中国文化史的作品，是1983年的《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将中国文化走过的三大阶程用一个道统贯穿在一起，并用道统与政统的演变说明各阶程的前进与后退，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这是钱穆研究中国文化史的第三阶段。(www.xing528.com)
在钱穆对中国文化发展面貌论述的三大阶段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史导论》的四期说和《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的三阶程说。两者对中国文化史的分期实质上是一样的，但论述的角度完全不同。早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是从中国文化重大要素方面的发展史出发，综合出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钱穆在《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中，已经上升到从中国文化的灵魂，即道统观念，阐释中国文化的演变，已经找到了能够贯通中国文化发展史，也即中国社会发展史，内在的逻辑线索，意味着建立了一套可能适合中国文化的社会形态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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