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本位与旧开新

钱穆不赞同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文化必然会走向死亡的看法，并称他的观点为文化短命论。钱穆认为文化会有产生、壮大和衰老等过程，文化弊病、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也是常见的现象，但不一定必然走向死亡，还可能出现更新，重新发展、壮大。

1.文化生命：文化长命论

钱穆的文化生命是指文化凭借自身的能力，在历史中持续地生存，并创造新文化的状态。关于文化生命的时间特性，钱穆坚信：“个人的自然生命，有它自然的限度，然而民族、文化、历史的生命，则可以‘无限制’的持久。”^[60]即文化长命论。

钱穆认为文化生命是民族生命的根本，“只要文化生命持续，民族生命亦可相随持续”^[61]。文化的第三阶层，进入心世界，虽不能脱离物世界，但已超越物世界。所以文化生命可以很长。孔子、耶稣自然生命早已结束，但他们的文化生命在心世界中仍延续到今天。钱穆断定：“民族文化可以说就是民族生命，没有文化就没有生命。谈到生命，就要联想到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力量有强弱，以个人论，活到七十八十，就是生命力强，寿短或多病便是生命力弱。”^[62]文化有生命，生命有长短，其力量有强弱。“文化的力量，可说有两种：其一乃表现于外者，另一乃潜藏在内者。”^[63]古希腊文化第二阶层发展不充分，古罗马文化又没有充分透彻到第三阶层，两者都属于外倾型文化，力量表现于外，因而相率早亡。现在的希腊人丧失了其民族原有文化精神，古希腊民族生命也就消亡了。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精华，仍可保留或复兴，被其他民族吸收融化。可见文化生命比民族生命更为坚韧、悠久。

他厘定了文化生命的新旧关系。文化生命的新旧是同一文化自身的历史流变，“并不能说一切文化都是齐头并长，久演的便是老、是衰；潜演的便是新、是壮”^[64]。文化发生在前的民族未必是旧文化、旧生命，因为民族文化在保留原有文化精神前提下，可以调整出自己的新文化、新生命；文化发生在后的民族未必是新文化、新生命，因为文化发生在后的民族可能接受其他民族的旧文化。在古希腊时期，欧洲北部早已有日耳曼人，在丛林中过着原始野蛮生活。他们进入文明在后，并不说明其文化生命较新，后来接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并打败了古罗马人，最后还被基督教文化同化，可见日耳曼人较后进入文化阶段，采取的文化却是旧文化。因此，任何一个民族进入历史舞台有先后，并不意味着其文化生命的新旧与长短。

钱穆持文化生命长命论。“文化生命，究和自然生物的生命不同。个人生命属于自然生命，民族文化生命属于人文界。人文世界固亦从自然界演出，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但它已超越了自然界，不能把文化生命与自然生命一概比论。自然律并不能完全限制人文律。个人生命不能无限展延，但民族生命则以远超自然生命，不能也说它定有一时间性的限度。”^[65]文化生命可以是长生命，未必跟自然生命一样，从发生、成长、强盛，走向衰弱、死亡。在人类文化史上，确实有很多文化已经死亡了，但短命文化的存在，并不能推翻文化生命可以是长命的。钱穆提出：“某种文化经过一段时期，它灭绝了，死亡了，我们称之曰‘短命文化’。有人抱‘文化的短命观’，认为每一文化都只有一段时期，经过这一段时期以后，它都该死灭。但我们认为文化使命和普通生命不同，并无定要死灭的阶段，我们称之曰‘文化的长命观’。”^[66]文化长命与短命往往跟文化类型有密切关联。钱穆又从内倾型文化与外倾型文化，分析了文化生命。

外倾型文化过度向外发展和过度依赖物质，必有限度。外倾型文化为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受自然条件限制，对外依存度太高，容易走向对外侵略道路，但难以持久。商业文化着力使经济繁荣，工商业越来越集中，形成大都市，但物质经济、都市空间、人内在需求都有限度，大都市发展到某一阶段，便不可能无限向前，一旦依存于物质经济的大都市不再发展，就趋于毁灭，其文化也就衰落。西方文化属于外倾型，为维持自身的经济，使国内的大都市经济继续发展，就走上对外侵略与掠夺之路。侵略、掠夺是对外的，基点是对内，但侵略、掠夺恰是文化的病症，不能持久，所以外倾型的文化必有尽头，易是短命的。

内倾型文化，主要是农业文化。“‘农业’是人类最基本、最主要、最正常的生业，以前如此，以后仍将如此。因此‘农业文化’，亦将是人类文化中最基本、最主要、最正常的文化。而此一文化，先天的有其弱症。”^[67]内倾型文化常自足，以农业文化为基础，崇尚安定，着力于内在精神的心的世界方面发展，在不受外来侵扰前提下，可以持久发展，但事实上本身弱小的物质力量常被外面强大的外倾型文化侵吞。只有大型农业文化，当其文化阶层都发展充分，调理得当，才可能抵御外倾型文化侵掠，成为长命文化。

针对中国的文化生命，钱穆说：“中国文化，则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中发展得最悠久的，因此也是最完成的、最标准的。它在以往历史上，已经历受好几次游牧文化之侵凌，而终于屹立存在。”^[68]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潜藏在内的，历经五千年，可大可久，是世界上生命最长的文化。文化如同一个人的生命，人总会有疾病，不可能不得病。中国文化也必然会在五千年发展中得病，但中国文化总能从患病之中复兴，这就证明了中国文化是长命文化。

2.文化更新：内在更新论

钱穆由文化病引申出文化的更新。文化生命，同人的生命一样，也会得病，“文化病大都出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各部门配搭之不妥当、不健全，失却平衡协调。只要把此个部门重加调整，即可获得文化体系之再度完整、再度新生。”^[69]文化的更新不在于从外面否定文化系统，而在于文化系统内部的重新再调整，包括从外部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充实原有文化系统。

钱穆以中国文化论证文化长命论和文化内在更新论。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在先秦时期，全部文化体系的大方案、大图样、大间架就已经酝酿成熟，中国秦汉大一统，就是先秦时代两千年来酝酿成熟的全部文化图案之具体实现。“中国秦汉大一统，基址稳固，这是一文化凝成的民族国家，精神贯彻到全国的大疆境。此后虽有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印度佛教传入，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方案、大图样、大间架，依然保存。之加一番提撕、调整和充实，即有隋唐文化之再生。在此大图案中，小小破坏，小小修订，小小润饰，还是这一个大图案。此后经安史之乱，辽、金、元更迭，宋明文化，一样能撑持，能再获新生。”^[70]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文化更新，能可大可久，就在于中国文化自身的内在特质，在于中国文化是大型内倾的农业文化，是整体上比较完整、合理而稳健的大系统。

至此，钱穆从文化和文化学基本概念开始，由浅入深，逐条分析文化的三阶层，讨论文化阶层的目的和相互关系，再到文化的七要素和三类型等，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化学体系。钱穆正是按照其理论化的文化学，去考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乃至分析中国新文化的创建。钱穆文化学的整体思路非常清晰，不乏高明之处，但也有偏颇，同他看待中西文化的偏差关联在一起。

综上所述，钱穆的文化学有非常精细的逻辑分析，是一套成系统的文化基础理论，以此为依据认识中国文化，分辨中西文化的特性，设计中国新文化的建设，远远超越了同时代学者相对粗疏、零碎的文化观念。总体而言，钱穆的文化观最大的不足，不在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偏差，也不在于看待传统文化和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偏颇，而在于其文化学的缺陷：一是太看重道德精神，看轻了社会实践；二是太看重知识分子的力量，看轻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注释】

[1]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第39卷），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98页。

[2]胡适：《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集》（第4册），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页。

[4]季羡林：《季羡林自选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5]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81页。

[6]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1页。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页。

[8]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页。

[9]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9页。

[10]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页。

[11]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0页。

[12]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页。

[13]钱穆：《民族与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页。

[14]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引言》，《钱宾四先生全集》（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页。

[1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42页。

[16]钱穆：《民族历史与文化》，《钱穆先生全集：中国史学发微》，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13页。

[17]钱穆：《中国历史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13页。

[18]钱穆：《历史与文化学》，《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页。

[1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页。

[2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页。

[21]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页。

[22]钱穆：《双溪独语》，《钱宾四先生全集》（4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页。

[23]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3页。

[2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钱宾四先生全集》（3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39页。

[25]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3页。

[26]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4页。

[27]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页。

[28]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9页。(www.xing528.com)

[29]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9-25页

[30]钱穆：《人类文化之展望》，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页。

[31]钱穆：《中国文化丛谈》（一），三民书局，1984年，第85页。参见《中国人之宇宙信仰及其人生修养》，《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4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7-100页。

[32]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2页。

[33]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2、23页。

[34]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页。

[35]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3、24页。

[36]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4页。

[37]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5、26页。

[38]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1页。

[39]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5页。

[40]钱穆所说“智识”即“知识”，全书根据所引原文保留了原词。

[41]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6页。

[42]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8页。

[43]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9页。

[44]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6页。

[45]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6、57页。

[4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32页。

[47]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0页。

[4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7页。

[49]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9页。

[50]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1页。

[51]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2页。

[52]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2、33页。

[53]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3页。

[54]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6页。

[5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7页。

[56]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0、31页。

[57]钱穆：《世界文化之明日与新中国》，见《文化与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5页。

[58]钱穆：《世界文化之明日与新中国》，见《文化与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5、86页。

[59]钱穆：《世界文化之明日与新中国》，见《文化与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0页。

[60]钱穆：《中国历史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3页。

[61]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9页。

[62]钱穆：《中国文化之潜力与新生》，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11页。

[63]钱穆：《中国文化之潜力与新生》，见《历史与文化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12页。

[64]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8页。

[65]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8页。

[66]钱穆：《中国文化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21页。

[67]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3页。

[68]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3页。

[69]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9页。

[70]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