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生活最先从游牧开始，然后进入到农耕生活，最后进入到工商生活，因而，游牧文化是最原始的，农耕文化也是落后的，工商文化才是先进的。钱穆强烈批驳这一观点，认为游牧文化、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各自有适宜的环境与条件，也各自有独特的姿态和使命。“尽多民族限于天然的地理环境，以畜牧为生业的，不可能必然要进入农业，而沿海促狭地带，农畜牧生产根本不能自足自给，其进入商业，以贸易为主，也是一种不得已，并非是文化发展之最高结果。”[56]因此，商业文化优越论不成立。
他说：“商业文化自有其较农业文化优胜处。农业常束缚于一地，世代相袭，永无推陈出新之气象，孤陋愚昧，确成为农民最易犯之短处。商人则往返异地，见多识广，心胸开拓，思想易进展。再则商业易于积聚财富，又其居处集中，不如农村之必随田亩而分散。因此商业文化必起于城市，而城市文化之进展必较乡村为活泼、快速、鲜艳而富丽。”[57]农业文化有根本缺陷，即不易在点上发达。每个农村和城市都相对均衡，发展不突出，农业在所覆盖的整个面上发展，而广大的面又不适合文化迅速发展，只能在一个小的面上兴起文化。但小面上的经济有限度，文化也就有限度，这就是小型农业文化居多数的原因。唯独中国由于特殊的地形，克服了农业文化这一根本的缺点。中国能够从最早期的一个个小农业面，如渭域、汾域、洛域、淇域等，相连成一个大的农业面，面面可以独立，面面可以连接。因而中国大型农业文化产生之后，易于持久。
商业文化虽然有诸多优胜处，但也有先天的病害。商业文化只是一个点与线的文化，点是城市，线是城市外的商路，而商业文化所到的市场，则不是商业文化本身，而是商业文化所要征服的实体，譬如英国，就是几个点的繁荣，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之类，这些城市人口激增，财富膨大，内在潜伏着深深的危机：
当知“点”的繁荣寄托于“面”的朘削，此乃商业文化之基本缺点。浅而言之，只要新的交通路线不能继续发展，新的市场不能继续获得，则商业文化之刺激性便转萎缩，财富停滞，而文化亦不免趋于衰颓。又一则商业文化之精神，常寄托在“财富观念”之上，城市愈繁荣，则财富观念愈紧张。一旦财富观念控制了人生，经济问题占尽了人事，则此项文化事无久理。近代大都市之黑暗罪恶，与经济问题之压迫严重，即为商业文化病症暴露之一端。
农业文化乃一种“面”与“体”的文化，较之点与线的商业文化，自不如其转动轻灵，然深厚沉稳定则过之。商业文化之支撑点不在其自身，而在外界。而且外界与自身，势成敌体。农业文化之支撑点则在其自身而不在外界，而其自身与外界又可融成一片。因此商业文化之精神，常显著的向外，而内外又永不调和。农业文化之精神，常显著的向内，而内外又自相融合。又且商业文化之主要意义在财富，农业文化之主要意义在生产。财富到底不能不依赖于生产，而且财富之激进虽快速，而易有止境；生产之增益虽迟缓，而永无穷时。此皆是农业文化根本上较商业文化优良处。[58]
可见农业文化、商业文化各有其病害，也各有其优胜处。(www.xing528.com)
有的人主张商业文化优于农业文化，是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人类文化必定是先有农业文化，后有商业文化，商业文化是农业文化的进化，所以商业文化优于农业文化。对这种观点，钱穆还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批驳商业文化进化论。
首先，农业、商业与工业的关系。他说，古代社会很多是从渔猎开始，而后直达农业与商业，中间不经过游牧一级。游牧民族也多在游牧社会中自行进化，不转化为农商社会。工业很早就开始有了，跟农业和商业都相配合，但不是必定同商业配合。至于近代工业，起先则是从农村游离出来而进入城市。以工商社会优于游离了工业的农业社会，说明不了商业文化优于农业文化。未来的新农业社会将同新工业结合，则完全优于现有的工商社会。
其次，农业社会与封建社会、资本社会的关系。钱穆提到马克思的观点：欧洲中世纪是农业的封建社会，此后必然要进步到商业的资本社会，人类历史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广义社会，最后共产主义社会的进化历程。钱穆说，虽然中世纪的欧洲可以称为农业社会，但仍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商业文化遗产，直到17世纪还沿袭着古代商业精神，所以中世纪欧洲只有农业文化外貌，实则是商业文化的骨子。而当时的德国和苏联，有由商业文化再转入农业文化的趋势。如果认为商业文化是农业文化的进化，那么欧洲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商业社会与文化，进入到中世纪的农业社会与文化，就该是社会的退化，这同社会进化论相矛盾。农业社会未必就是封建社会，农业文化未必就是封建文化，农业文化可以跨越多个社会形态，何况各民族历史未必就都按照欧洲文化模式树立的社会形态演进。因此，认为近代西欧商业资本社会是中世纪农业封建社会的进化，说明不了人类商业文化优于农业文化的结论。
钱穆总结道：“若以狭窄的小的农业面来比商业城市之点，则面不如点之精彩。若以整块的大的农业面来比商业城市之点，则点不如面之伟大。若以挟有新工业的都市来比工业游离后之农村，则农村自不如都市之繁荣。若以同样挟有新工业之农村与都市相比，则都市将远不如农村之坚实与稳固。若以工商配合之力量来欺侮旧农国，则农国自见贫弱。若以工农配合的新农国来对付商国，则农国将更见强韧。雅典战不胜斯巴达，希腊诸邦抵不住马其顿，迦太基斗不过罗马。农国武力，本常在商国之上。只要是机械化的大农国，其武力绝非海洋商国所能抗衡。”[59]钱穆对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的比较分析非常有见地，有力地批驳了对农业文化的常见误解，对商业国家和农业国家力量的比较也符合历史事实。因此，钱穆相信，未来世界必定是工农配合的大整块的新国家，其富强程度，足以保持国运昌盛，发皇文化。
诚如钱穆所言，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各有所长，不能认为商业文化优于农业文化。实际上一个国家采取什么类型的文化为主导，是同国家既定的疆域地形、气候与人口相关的。中国人口众多，不能全都去发展贸易，依赖对外贸易养活中国人显然不现实。农业必然是中国的根本，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农村不可能全都搞成西方式的大城市，而农村用工业化武装起来，农村现代化将是中国完全崛起的关键。当然我们着重发展强大的新工业和新农业，也要注重商业的繁荣，让中国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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