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认为文化是由大群人生的多个方面各个部门构成的，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文化内在的方面和部门就越宽广、越复杂，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经济、科学、政治、艺术、文学、宗教、道德、七个方面和部门，称为“文化七要素”。它们在文化的体系中各自都有其地位、功能和价值。
第一，经济：批驳经济万能论。
经济是人生的物质生活，属于文化第一阶层，是整个文化的基础。经济的特点是有限性和消极性。人类不会因为经济的提升，使人生的意义同等程度地提升，相反，经济水平越提高，经济对全部文化的贡献越来越有限。钱穆举例说，吃饭和穿衣，对人生去除饥饿和寒冷影响很大，但是在吃饱和穿暖之后，继续抬高吃饭和穿衣的标准，意义增长就有限了。我们在电灯下看书，并不比在油灯下看书理解文字更深刻。而物质经济的发达，仅是一种进步，但不能说明人生的价值。经济引发的人际冲突、群体战争，以及对人生的压迫，也不可忽视。钱穆着重注意的是经济对人生价值影响的深度，反对经济万能论，但忽略了经济对大群人生影响的广度，以及对文化其他部门的影响。
第二，科学：批驳科学万能论、科学标准论。
钱穆从两个方面分析了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与价值：一是科学与人生的关系，人生应不应该由科学来决定？二是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科学能不能成为衡量全部人类文化价值与意义的尺度、标准？钱穆首先肯定了科学的极大价值，认为科学是文化的重要部门，但强调科学仅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首先，科学与人生的关系，人生应不应该由科学来决定？钱穆认为科学的性质属于实际应用方面，属于人生外层，最大贡献集中在促进物质经济生活的范围，其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科学发明，仅出于人类理智，而理智亦只是人类心灵功能之一种。人类全部心灵，决不能单用理智一项来包括。”[38]科学家发现的规律、真理属于客观类型的真理，多在人生的外围。万有引力的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存在，外在于人生意志，所以科学多半属于自然真理，不属于人生真理。科学真理多半是形式性的、静态的，人不是机器人，人生是变动不居的，人生的价值选择才是人生内容本身。科学解答的是可能与不可能、必然与不必然，不管应当与不应当。科学与理智倒是人生的附属品。因此，科学只能辅助人生，方便人生，人生不能由科学决定。
其次，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科学能不能成为衡量全部人类文化价值与意义的尺度、标准？钱穆进而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内部分科角度，分析了各门学科的特性与方法。数学是抽象的、形式的、数量的、静定的、不变的，方法是推概；物理和化学，不同于纯抽象、纯形式的学科，它们有具体内容，对象是具体的事物，方法是综括；气象和地质又比物理和化学的变化性更强，所以同数学的方法相比，这些学科综括方法受一定限制，推概方法也受限制；生物学的对象加进了生命，有了变易；人类学的对象不仅有生命，还有心灵，心灵的差异与变化更加复杂，不能用单个案例来推概一切。
钱穆指出：“人事万异，只能多用综括，少用推概。经济学的推概性比较高，政治学的推概性比较低。历史文化学，则站在人文科学中之最高点，更宜多用综括，少用推概。”[39]他认为，人类的知识，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数学是一个极端，历史、文化学在另一个极端，从推概到综括，适用程度不同。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突飞猛进，一些人以为可以把自然科学的方法与观念运用于人文科学，这就导致了社会进化论中一些有争议观点的产生，难道弱小民族就理应被消灭、淘汰？西方的心理学，开始多半是物理心理学，再进展到生物心理学，而后又进展到生理心理学，很少涉及人文心理学或文化心理学，如此看待历史文化难免就要出毛病。马克思以经济学观点推概西方社会，以阶级斗争推概西方历史，一旦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五大形态推概成人类普遍形态，用来解释中国历史，这一推概的方法就要遭受挫败，人文科学应当多用综括的方法。
科学究竟能不能成为衡量全部人类文化价值与意义的尺度、标准？钱穆给出了答案：“西方人又常有一偏见，他们常说‘智识[40]即是权力’。但我们先该知道，权力也不就是人生。人生所需要既不单是权力，权力也不能解决全部的人生问题。我们若单认权力为文化价值之标帜，势必比单认为经济财富为文化价值的标帜者更偏差。如是若单认科学智识足以增进人类的权力，而用来作为衡量全部人类文化体系之意义与价值之尺度，其必然的偏差也可想见。”[41]
由此可见，钱穆对科学万能论、科学标准论的批驳是非常坚实而有力的。面对用新工业和新科学武装起来的西方文化，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倾向于认同科学万能论和科学标准论，并由此得出西方文化全面优于中国文化的结论。
第三，政治：向物下倾与向心上倾。(www.xing528.com)
钱穆所指的政治是广义的种种人群组合形式及其手段，包括法律、制度、习惯、风俗等，大体等同于文化第二阶层，面对的是人世界。他认为有两种倾向的政治：一是向物质经济倾斜，向下朝着文化第一阶层设计；二是向心灵精神倾斜，向上朝着文化第三阶层设计。向物下倾的政治，接受经济领导，以经济为中心；向心上倾的政治，接受心灵、精神的领导，以道德或宗教为中心。他以此为标准，具体考察人类历史上的政治。
西方政治有三种历史形态。第一是古希腊型的市府政治，最根本精神是个人的自由平等，由多数人决定政治，这些个人是从现实的经济意向出发，因而古希腊的市府政治是向物下倾的政治。第二是古罗马的帝国政治，根本精神在权力的征服和组织，而权力又是由经济诉求的个人组建团体而发展出来的，古罗马帝国核心还是罗马城的市府政治，之后加上了一番向外侵略，所以古罗马帝国政治还是为现实经济做打算。第三是中世纪的宗教政治，最开始宗教与政治是分开的，上帝与恺撒各管各的，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基督教教会取得势力，用基督教领导政治，向心上倾。现代西方是民主政治，政教分离，宗教精神衰落，不免迁就物质经济，向文化第一阶层下倾。
关于中国政治，钱穆说：“最先便想把第三阶层来领导第二阶层，再由第二阶层来支配第一阶层的，它的政治理想也是上倾的。只其领导中心在道德不在宗教。”[42]钱穆认为，由道德来领导政治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与宗教政治相比，道德是现世的，宗教是出世的；道德的领导是直接的，宗教的领导是间接的。其次，与民主政治相比，道德的根本精神是人类普遍的心灵与性情，不是现实的物质经济，道德是以个人真实的心灵与性情为出发点，又必然综括了多数人的心情与意见，以民族大群的团结为终极趋向，所以道德能从个人贯彻到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最恰当地融合了文化三阶层，体现了文化三阶层应有的秩序。在钱穆看来：“人类文化，应该由道德来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支配经济，必使经济与政治皆备有道德性。而此种道德，根本上亦与宗教相通，因宗教亦必须从人类心情中之道德上生发。惟宗教偏重在出世客观，遂与道德之内在主观分歧。”[43]古希腊有民族，没有国家；古罗马有国家，没有融合的民族。西方到了近代，还没有走上理想的民族国家之道，四分五裂，支离破碎，依然是古希腊市府政治与古罗马帝国政治的拼凑。而中国由道德领导的政治，早早形成了融合的民族，形成大一统的国家，使中国文化得以长期绵延，并不断扩大，取得了西方国家所无法取得业绩，成为世界瞩目的文明古国。
第四，艺术、文学、宗教与道德：心灵的内外交融。
艺术、文学、宗教与道德，属于文化的第三阶层，是精神人生，共同特性是心灵的内外交融，凝成一体。
首先，艺术。艺术与科学都涉及物，与外在化有关。同科学的理智性相比，艺术的特性是趣味性，趣味是将物生命化心灵化，重在欣赏，科学的理智是将物拆碎、改变原形，重在分析。艺术的结果是将人的生命与心灵融释、混化，外部世界也灵性化，最终人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艺术在人生中是最先起、最亲切的，婴孩初生不懂数学与物理，但懂哭笑，稍大则爱唱爱跳，全是最自然情感的艺术色彩展示。物质人生也掺进了艺术人生，按照人的心性艺术化显现，科学的最高境界才是理智被纯净到了趣味化。
其次，文学。文学与艺术非常接近，是心灵的情与趣两方面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文学与艺术的特性和对象，以及它们同人生的关系，还是稍有小分别。同艺术的趣味性相比，文学的特性偏于情感化。艺术的对象是物，以物象为主，艺术在于将人生投向非我的物世界，“忘我于物”；文学的对象是人，以人生为主，文学将人生投向我同类的人世界，“忘我于人”。在同人生的关系上，文学比艺术更接近于人生，人生需要文学，胜过于需要艺术，所以画中人不如剧中人，剧中人不如真人。艺术对于欣赏者无所求，仅求于物中有所寄托，也就无所苦与乐；文学不仅有所寄托，诉诸情感以求读者观众的呼应，必有真挚的苦与乐。但钱穆同时又提出中国的文学早已艺术化，两者相通，所同胜于所异。科学的物质在外，与人对立；艺术是物我相融合，不见对立；文学是人我相处合成大群，矛盾而求和谐。科学人生和物质人生过于阴沉、暗淡、呆板、冷酷，必定需要有文学和艺术调剂人生，使人生心灵的情感和趣味得以抒发，个性得以展示。
再次，宗教。钱穆说：“人到无可奈何时，才感到需要信天、信宗教。宗教是一件变相的艺术，变相的文学。人穷则返本。苦痛临头，才懂得要皈依与信仰。”[44]宗教的发生，同人的处境有关，宗教寻求的上帝虽然是向外宇宙中设立的，但本质上是源于人内在的心性，是一种心性要求，被“发明”的上帝正是人类内心中所要求的一位最高大的亲人。正因为宗教同人的心性相关，神灵与心灵相通，所以宗教与艺术、文学更接近，与科学更远。宗教的仪式都成为艺术，宗教的文献和传说成为文学。可是宗教的论据经不起科学理智的拷问，在自然天空中寻不见上帝的踪影。“今天科学发达，想象中的上帝太远、太渺茫、太无把捉了。亲手制的工具则就近可靠。背离了上帝，来寻工具，仰仗工具，认为人生可凭工具得救。然而工具乃由人类理智所制造，终于救不了人生，此又是人生一大悲剧。”[45]可见宗教在人类文化的地位和意义，必然会趋于淡化。
最后，道德。与道德最接近的是宗教，都有一番信念，但道德与宗教的信念之来源、归宿都不一样。道德是人对内在心性的信念，道德的信念是源于天赋自我的性情省思，特性是自足自信，不求于外，无我而得我，但又要求于现世中实践。文学不是自足自信的，是求别人有所发现，以期别人来完成某种自我。宗教的信念依托于外在的上帝，要向外乞灵，人生安放在外面。就基督教而言，创世纪、耶稣复活、末日审判等都是宗教内容，唯有耶稣的十字架精神才是属于人生道德的东西。
总之，钱穆将文化划分为三个阶层和七个要素，阶层与要素是文化之具体而微的两方面，两者之间是一致的。正如钱穆自己所说的那样：“经济生活，只是整个文化生活最低的基层，若没有相当的经济生活作基础，一切文化生活无从发展。但经济生活到底只是经济生活而已，若过分在经济生活上发展了，反而要妨害到其他文化前途。我们不妨说，经济生活是消极的，没有相当满足是绝对不成的，但有了相当满足即该就此而止。其他文化生活如文学、艺术之类，则是积极的，没有了初若不打紧，但这一类的生活，可以无限发展，没有限度的。”[46]就整体而言，钱穆抬高了道德和政治生活，看轻了物质经济及其实践的应有地位，忽视了人类生活的社会实践本质，将道德精神视为更实在的方面。我们看待文化应当将社会实践与道德精神辩证地结合起来，不该过分看重一个。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正是由于在文化阶层和七要素中有所偏重，才有各种文化类型的差异。过分偏向的民族文化必然面临困境，不得不进行文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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