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三阶层的目的与关系

钱穆的文化三阶层是文化整体的三层次与阶段，各自有不同的目的，但只有相互关联在一起，才能组成完整的人生和文化。钱穆强调文化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的演进，是孕育和融合的过程，不是通过对立和斗争的进化；还认为文化三阶层之间，不是最低阶层的物质人生决定整个人生，而是高阶层的精神人生主导整个人生。因此，钱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都进行了批驳。

（一）文化演进的孕育与融合

关于文化三阶层的人生目的，钱穆指出：“文化三阶层，每一阶层，都各有其独特自有之意义与价值；每一阶层，都各有其本身所要求完成之任务与目的。而且必由第一阶层，才始孕育出第二阶层；亦必由第二阶层，才始孕育出第三阶层。第二阶层必建立于第一阶层之上，但已超越了第一阶层，而同时仍必包涵第一阶层。第三阶层之于第二阶层亦然。”^[27]同时，他认为第一阶层的特有目的是求生存，保证人肉体的存在。第二阶层的特有目的是求安乐，保证群体生命的安乐状态，人活着未必就安乐，但也必须先求得生存，才能考虑安乐，安乐包含了生存，并超越了生存。第三阶层目的是求人类生活的崇高，安乐不一定就崇高，崇高也必由安乐来孕育，但崇高超越了安乐，包含了安乐，从而才能真正显示出崇高的意义与价值。

他以男人与女人为例，具体阐释文化三阶层的结构与目的。首先，天生人，人分男女，这是自然的造化，而饮食男女，也还是天生的本性与人本能的欲望，都属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的目的在于求得人的生存，生命的延续，属于物世界。其次，从一男一女，到夫妇婚姻，其中的目的已不专在求生命的延续，夫妇与家庭的内在意义已超越了自然生命的延续，但又包含自然生命的延续。人虽有男女之别，但对于现实的男人和女人来说，面临着各种不稳定的选择，只有结成为夫妇，心才获得安定和快乐，相互把对方当作自己对待，夫妇的关系已不是普通男女的自然关系，而是进入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人世界。人世界的发现，是自我的扩大，安乐就是人世界的事情，也必须在人世界中求得。再次，一男一女是自然的人生，一夫一妻是人文的社会的人生，在此基础上，“更加进一番相互间纯洁高贵的心情之爱，而始形成为一对更理想的配合，那才是文学的、道德的、艺术的男女结合与夫妇婚姻，这才又踏进了人生第三阶层，即精神的人生”^[28]。文学的夫妇、艺术的夫妇、道德的夫妇，超越了法律的夫妇。从男女的自然关系，到夫妻的社会关系，再到爱情的精神关系，是孕育与融合的过程。

人生与文化的三阶层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低级孕育高级，高级又融通、衔接、补充低级的关系。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横面上，人类都是由外到内、由物到心，分三个阶层构成的。在历史发展的纵向上，人文演进的路径也历经从低级到高级，从物质到精神的三个阶层。人生有物质人生、社会人生、精神人生三层结构，文化也对应地包含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三大系统，分别对应物世界、人世界、心世界。文化从低级演进到高级，就是人生目的与追求的逐步提高。

就人生目的的实现而言，第一阶层文化求生存，重视斗争性，第二阶层文化求安乐，重视组织性，第三阶层文化求崇高，重视融合性。就生活指向来说，第一层次的文化特性是外倾的、向外斗争的，第二层次文化是内倾的、向内团结的，第三层次的文化是内外一体、物我交融的^[29]。低阶层目的完成，转化为实现高阶层目的的手段，而高阶层目的的向往，并不毁损低阶层目的的存在。人类文化演进，正在于人生目的渐次提升，当达到文化第三阶层目的完成，人类文化才算成熟。任何民族的文化，如果只停顿在物质生活，或者政治生活，都不能算是文化的完成，只有精神生活不断前进，超过前两阶层，才是理想成熟的文化。如果三阶层的关系轻重倒置，就会出现文化病。

钱穆特别看重自我的、精神的、心灵的人生和文化阶层：

第三阶层，属于心灵精神方面的，才是人生的本质部分，也是人生的终极部分。心对心，心灵的活动虽然是个别的，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但是心灵的活动却有共通性，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心对心地发表思想，正是一种赠予，赠予而自己仍没有损失；相反的，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加强，而发生普遍的传播作用，所以说，只有心对心，才能把全人类融成为一整体。

人类文化最坚实的东西是心灵，它能启发、感通和积累。我们从物质和政治的观点出发，你有了钱，仍希望有更多的钱；有了权力，仍希望有更大的权力；这是一种分割性的占有欲，必然引起斗争。要是从心灵的观点出发，喜、怒、哀、乐都是人类共同享受的公物，是一种共通性的感发和享受；求感通是赠予，而非占有。换句话说，心灵感通乃是精神共产。人类文化，便是这种精神共产的结晶和成果。因物质人生是有限的，心灵人生是无限的，而且它更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人类文化必须进展到这一阶层，才是人类文化的终极归趋和最高向往。^[30]

钱穆认为，文化第三阶层具有共通性、无限性、积累性，是人类文化的本质和终极部分。人类可以通过心对心实现有效的交流，通过赠予让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因此，文化能够不断增多，而不会减少，能够在历史中不断传承和积累。同时，人类由心来认识世界和人自身，心与物交；凭我们心灵来改造自然万物，以备人生实用，这都是天理、天命，所谓“其事皆由天”。人类由口与手之合作产生语言文字，进而生成观念，能保留旧记忆，产生新观念，引起生活极大变化，创出一套真善美合一的精神文化，所以钱穆坚信：“宇宙生机，天地大德，永永无极之化育工作，其最后果实则为人，其最后核仁则为人之心，故唯人心乃可反映天心，而且承续天心，以开创新生机，展出新宇宙。”^[31]总之，心灵人生是最根本的人生，精神文化是文化的终极部分。

（二）批驳黑格尔辩证法的斗争性

钱穆认为文化的演进，是心灵主导的渐进孕育、融合，不是按照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辩证法，由绝对精神的斗争性和否定性以正反合路径的发展，也不是按照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由经济人生决定并推动整个人类历史的前进。(www.xing528.com)

钱穆指出：孕育、摄和、融合才是人类文化进展的最根本方面和方式，而且孕育、摄和、融合已经同时包含了否定性与肯定性，更能反映人类文化的历史与本质。而黑格尔由正到反，再到合，是分析性决然断裂的纯思辨，斗争性与否定性成为绝对的方面，背离了历史实际。“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惟其强调了矛盾性与否定性，而后认为人类历史之发展，是极富于战斗精神的，而且必然是战斗精神的。然而人类文化之演进，融合摄和，比战斗更重要。”^[32]人类产生文化，首先面对物世界，不是同自然界对立，不是同自然界处处为敌，相反是人类主动地融摄物世界，才得以完成人类的生命，融摄的前提与基础是统一性。人类物质文化的结果也还是以统一性为根本方面，在天与人之间，天是第一位的，尽心才能知性，知性而后才能赞助天地化育，才能与天地并参。人固然要“斗争”，但人能够斗争，怎么斗争，以及斗争结果，都取决于人同天的融摄。因此物质文化的演进必定是心灵以渐进的方式，从低级的物质生活中孕育出来，从物质界的融合中易化出来，不是决然地从正面走到反面，最后到整合，这种跳跃与突变不符合演进的事实，斗争性不是本质方面。同样，人类面对人世界，也还是由心灵来融摄，来完成生命的安乐，并不是以正反之势，否定现有的人世界，而是先从现有的人世界中孕育出一个我，我融合进社会之中，才有安乐可言。同时人世界又在心灵的推动下，孕育出新的人世界，再次摄和心灵，也还是求得安乐。我只有能够同原有的人世界相融合，才能孕育出来，才有必要孕育出来。如果人世界产生出来的我，以争斗性和否定性为最根本最本质方面，社会和我哪有安乐可言？人世界又何必产生出一个同自己相否定、相斗争的我，来否定自身？

追求崇高的精神文化阶层，也是同理，“人类面对心世界，更再融摄心世界，来完成我的生命崇高。在此‘融摄’努力中，表面上不免带有一种战斗性的成分，但战斗性绝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所谓战斗最高精神，在否定对方来建立自己，也可说是在否定自己来建立客观之总体。但无论如何，否定绝非是人类历史之终极发展。而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理想之终极发展，则在于精神战胜了物质，而物质存在又到底不可否定。人类文化精神建立在物质存在的基础上，精神可以超越物质，而仍必涵盖有物质存在，则黑格尔所理想的人类历史之终极发展，到底将落空，或成为正相反对的发展”^[33]。黑格尔的逻辑是从精神到精神的，只有不断地在否定、斗争中才能开展绝对精神之路，所以战斗性、否定性成为绝对精神的根本性质。

（三）批驳马克思辩证法的决定论

钱穆认为马克思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反转为物质人生，引向经济决定论的唯物辩证法，也不符合全人类的历史事实。“马克思即窥破出此弱点（按：指黑格尔绝对精神最后要斗争到底，否定、超越物质存在，成为客观唯心主义），把黑格尔‘历史辩证法’反转，变成为他的‘唯物辩证法’。然而他却犯了更大的错误。他不晓得他所看重的经济人生，只尚在文化第一阶层中。此下第二、第三阶层，固然必须建立在第一阶层上，固然必须包含有第一阶层之存在，但却已超越了第一阶层。固然仍将为第一阶层所限制，但亦决非为第一阶层所决定。我们只能说由第一阶层来孕育出第二、第三阶层，但第一阶层并不能决定第二、第三阶层之可能进展。”^[34]譬如男女的自然人生关系，虽然可以孕育出夫妇的社会人文关系，但不能决定夫妇间的爱情关系与价值追求。物质存在虽然孕育出了人类，但决定不了人类的安乐就止步于物质经济生活，更决定不了道德人生，也不能否定崇高可以是独立的价值追求。钱穆看待文化的终极本质是精神人生，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尚有几分相似，与马克思的经济人生则全然不一样。

在钱穆看来，由自然界孕育出人文界，人文界已超越了自然界，但没有否定自然界存在。由动物生命孕育出人类生命，人类生命确已超越了动物生命，没有否定动物生命存在。自然界、动物生命成为被超越者，也就是被包含者。人文界、人类生命融摄已有的旧存在，并创生出自然界、动物生命所未有之新存在。因此，自然界、动物生命作为被融摄的旧存在，并不能决定将来被创生的新存在，而将来被创生出来的新存在，也不能否定被融摄的旧存在。因此，钱穆坚决反对使用“决定”，而选择使用“孕育”“融合”“摄和”等词。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方法论都是辩证法，钱穆必然也会批驳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批驳绝对化的斗争性与否定性。“马克思依然遵循黑格尔‘否定再否定’的老路。他不晓得人类文化演进，主要不在矛盾中，也不在否定中……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把人类历史看成斗争，否定再否定，而始终没有超越出文化第一阶层之消极意义与生存目的。于是人类文化演进，全成手段，永远钉住在物质人生之最低阶层上。此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对人类文化演进通律所犯最大的错误。”^[35]譬如人从婴孩到青年，再到中年，表面上是矛盾、对立、否定，但本质上还是同一个人的生命自身在孕育、摄和、融合。孕育、摄和、融合才是最根本的方面，而且同时包含了否定性与肯定性，更能反映人生命的实际过程与本质。

钱穆不只是看到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差异，而且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思想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他指出：

黑格尔思想的最高期求，只是沿着西方中古时期上帝存在的旧观念而稍稍加以变形，于是上帝变成为一个纯粹思想之存在，宇宙历史之进展，遂有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马克思则再把黑格尔的绝对唯心的，一反转，变成“唯物的”，才过分重视了生产工具与生产方法。

当知黑格尔与马克思，亦只是准循着西方中古时期以下的一条思想史的旧有路线而摸索向前。并不凡是西方人所说，即成为天经地义。无论是黑格尔，或是马克思，他们都在想摆脱西方原有的上帝创世、最后末日的一番思想老格套。但他们既看轻了决定一切的上帝，便在无意中不免要看重物质与自然。不仅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太看重了物质与自然，即就黑格尔论，他竭力要讲人类精神逐步战胜物质而前进，正是证明在其内心上无形中早已太看重了这物质界。至于中国思想，则向来没有此种“精神”与“物质”双方严重的对立观念，因此也不至于陷入像黑格尔与马克思那样错误的偏见。^[36]

钱穆认为文化三阶层目的不同，完成该目的的方法也不同。物质人生面对物世界，免不得要提高“斗争性”；社会人生面对人世界，斗争性免不了要冲淡，组织性代之而起；精神人生面对心世界，“融合性”又将代替组织性，站到最重要的地位。“第一阶层的文化特性是‘外倾的’，向外斗争的；第二阶层则是‘内倾的’，向内团结的。但到人类文化达到第三阶层，那时则是‘内外一体’‘物我交融’的，古今时间性的隔阂融合了，自然界与人文界的壁障也同样融合了。”^[37]在钱穆看来，黑格尔、马克思都偏陷在第一阶层的物世界之中，免不了以斗争精神作为历史演进的主要特征。虽然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似乎看重了组织，真正斗争的目的仍是在第一阶层上。因此，钱穆得出结论，近现代西方文化是强调对物斗争的文化，遏塞了人类文化向上的递升秩序，因而西方文化出了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