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相关范畴判断：钱穆探讨儒学领域

钱穆探讨文化，非常注意文化系统的整体性，将文化相关范畴连在一起，作整体的判断。他对地理、民族、历史等作了着重的讨论，提出了文化的地理起源论、民族生命论和三名一体论。

第一，地理起源论。

关于环境与文化的关系，钱穆不是环境决定论者，确切地说钱穆主张地理起源论。他认为地理环境在文化兴起的过程中，造就了特定的物质经济生活方式，或是游牧的，或是农业的，或是商业的，但这也还是就社会的整体概率上说的。钱穆坚决反对用物质经济的生活方式决定文化思想和政治形态，但承认物质经济的生活方式影响社会的心理倾向，进而形成某种特性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

钱穆提出：“大抵人类文化，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不同，尤要的如气候物产等之相异，而影响及其生活方式。再由其原始的生活方式之不同，影响到此后种种文化精神之大趋向。”^[11]文化发生链条，是从自然环境到物质经济的生活方式，再到社会心理，最后到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组建整个文化模式。就整个文化形成的链条而言，地理环境的意义，钱穆的文本中从来没有用“决定”一词，而是用“起源”来解说的。物质的经济生活方式也不具有“决定”的地位，却有鲜明的“标识”作用。社会心理才是钱穆最为看重的，被认为是整个文化的核心，是民族性格和历史精神所在，具有顽强的惰性。整个社会不管迁移到哪里，采取的政治形态如何变换，思想观念具体表述如何更新，社会心理的倾向性总还是难以改变，并会主导思想观念和政治模式。思想观念是社会心理倾向的深化表达，离心理倾向最近，可以最有效地看出社会心理倾向性。社会结构和政治形态，则是社会心理倾向和思想观念的现实表露。因此，在钱穆的文化观中，人的心理和精神是最根本的，地理环境具有起源的历史意义。

第二，民族生命论。

钱穆指出，民族就是生活在特定区域，有共同价值取向，相互认同为一体的人类大群。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关系，他说：“‘文化’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文化必有一主体，此主体即‘民族’。民族创造了文化，但民族亦由文化而融成。”^[12]标明文化主体的不是指个人，是指整个民族，因而文化与民族是密不可分的。

他认为世界各民族与其文化的关系有多种的可能。世界上曾有很多民族，也创造了许多文化，但有的民族消亡了，其文化也消亡了，只实现了民族创造文化这一过程，却没有实现由文化融凝民族，这一民族要么解散了，要么肉体消失了。这些民族和文化只留下了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只留下了古文明。但后人可以根据这些文明，揭示出他们原有的一部分文化，并复制部分文化到后来的民族身上，如欧洲人通过文艺复兴，就部分地复活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但近现代西欧人的文化绝不等同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世界上亦有某等民族，他们不仅能创造出一套优秀的文化，而且他们所创造的那一套文化能回过头来融凝此民族，使民族逐步绵延扩展，日久日大，以立于不败之地。这便是中华民族之特质，亦即是我中华文化之特征。”^[13]可见，文化与民族紧密关联在一起，是共存亡的。

钱穆坚定地认为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总体，把每一民族的一切生活包括起来，称之为文化。”^[14]我们可以用民族生命论来概括钱穆这一观念，“在这立体的、大的空间，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再经历过时间的绵延性，那就是民族整个的生命，也就是那个民族的文化。所以讲到文化，我们总该根据历史来讲。民族创造了文化，但民族亦由文化而融成”^[15]。民族的心理和精神，被看作是文化最根本的方面，在各种刺激和环境下，顽强地展示自己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不仅仅是要保存民族的自然肉体，还要保存民族的精神。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钱穆有时说文化是大群人生的精神共业。(www.xing528.com)

第三，三名一体论。

关于民族、历史、文化关系，钱穆有著名的民族、历史、文化三名一体论：

“民族”“历史”“文化”三名一体，一而三，三名称实是一事实。苟非有此民族，又何来有其历史与文化。苟使其无文化无历史，又何来得成此民族。^[16]

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没有民族，就不可能有文化，不可能有历史。同时，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也不可能有民族。^[17]

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存在。目前世界上有许多人类，依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也有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有其存在，但关键在哪里呢？即在于他们没有了文化。

钱穆认为民族是主体，文化是实质，历史是形式，他把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从广义的文化含义出发，把历史当作文化史来研究，史学成为文化史学。任何文化体系，必然表现在民族和历史之中。历史便是人生，是民族大群的人生历程。民族之所以是民族，在于文化和历史，是文化在历史中将大群凝成为民族，民族也是那个在共通的历史生活中，表明自身文化的人生大群。因此，“要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必先认识其历史和社会。但应从其大全整体而认识之，不该仅从局部与枝节处求认识”^[18]。钱穆强调了文化、民族、历史的不可分割性。他最看重的是文化精神，或说民族精神、历史精神，并认为文化、民族、历史的精华全都凝结在其精神之中。

近现代中国很多学者，研究中国文化，总爱从西方的抽象概念出发，貌似具有普遍性，恰不知这些所谓普遍的概念，根本上是源自于西方的历史积累和社会生活，是西方文化观念的反映。而中国的学者如获至宝，不加辨析，将西方文化的观念用于认识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因而钱穆指出，要认识西方文化，该当从西方的历史去认识，要认识中国文化，同样也要从中国历史事实去认识，“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以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当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19]。钱穆之所以要将文化同民族连在一起，意在突出文化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之所以要将文化同历史连在一起，意在突出文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我们不得不承认，钱穆的民族、文化、历史合一论，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高明的。钱穆的文化学之所以能突破抽象思辨的陈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的文化学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