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王朝内外矛盾重重

20世纪80年代，笔者看过电影《火烧圆明园》。对两个人印象深刻：其一是僧格林沁，其二是肃顺肃六爷。

电影里面有段情节，表现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攻陷天津后，进逼北京。然后，英国代表和清廷代表在通州议和，清朝的蒙古王爷僧格林沁一口京腔，以中国功夫痛殴英国参赞巴夏礼，最后，他还把那个英国大块头扔到水池里。由于少年时代受到的都是课本教育，看电影之前一直以为僧格林沁是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忽然看到他以好人面目出现，还能“大灭帝国主义的威风”，当时特别激动，在影院和观众一起鼓掌叫好……

日后，笔者静下心研习中国历史，才知道真实历史中的僧格林沁并没有和巴夏礼打架，而是在张家湾设下埋伏，逮捕了巴夏礼等英法代表几十人。后来，他还命人在狱中虐杀英法代表数人。那个巴夏礼，当时被僧格林沁派人按在地上使劲磕头，导致日后他竭力主张报复，最终北京圆明园被烧。

僧格林沁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抗击洋人入侵的一位大英雄。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命僧格林沁到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当时，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失败的教训，积极筹建大沽海口以及双港一带的防御工事，并整肃军队，做好反侵略的各项准备。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布尔布隆二人率领所谓的“换约”舰队从上海沿水路北上，擅闯大沽口。僧格林沁立刻督军力战，击毁英军战舰3艘，打死打伤英军464人，而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在战斗中也被打成重伤。最终，英军狼狈而逃。

僧格林沁所指挥的这次大沽口保卫战，是自1840年中国军队和洋人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当时，连人在欧洲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对此次中国军队的反击给予了充分关注与肯定。（见马克思1859年9月发表的《新的对华战争》一文）可惜的是，日后僧格林沁攻灭新捻军不成，在山东高楼田间受重伤堕马被杀……

电影《火烧圆明园》中，肃顺嚣张跋扈，狂妄至极。特别是最后，他嘴巴里面被塞入一颗核桃，押入囚车送到菜市口斩首，那几个镜头让人印象深刻——镜头闪出，刽子手用刀柄往其膝下猛击，肃顺被迫跪下，而后，大刀落下……当时这等震撼场面，确实在中国电影中极其少见。

日后，笔者细读清史，才得知影片中塑造为反面人物的肃顺是清朝的辅政能臣。面对当时“太平天国”起事、洋人进逼、天下大乱的困难局面，正是在他的帮助下，咸丰帝才得以整顿吏治，开源节流，并且实打实起用汉臣，使得清朝没有速亡。

京门落魄有王孙
肃顺的青年时代

晚清文人、外交家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笔记》中曾经记载说：“端华同母弟肃顺，方为户部郎中，好为狎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无所知名。”

薛福成与肃顺基本属于同时代人，又在清廷做过官。他的记载，非一般道听途说的笔记可比。虽然薛福成对肃顺所持的看法和清廷诛戮肃顺后的公开说法相符合，但他也没有必要“编造”肃顺青年时代的履历和故事。

肃顺，字雨亭，乃清朝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根据《清史稿》的简单叙述，肃顺生平如下：

道光中，考封三等辅国将军，授委散秩大臣、奉宸苑卿。文宗（咸丰帝）即位，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以其敢任事，渐向用。咸丰四年，授御前侍卫，迁工部侍郎，历礼部、户部。（咸丰）七年，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时寇乱方炽，外患日深，文宗忧勤，要政多下廷议。肃顺恃恩眷，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为附和，挤排异己，廷臣咸侧目。

可见，道光帝在位时期，肃顺和一般宗室庶出子弟一样，基本上任闲散差事。待得咸丰帝继位，他深受信任，步步高升，最终能够和同父异母兄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垣一起，把持清廷朝权。

咸丰元年，肃顺刚刚三十五岁。待咸丰七年他显贵之时，年纪刚过不惑，可谓春风得意。

慈禧一朝倍受荣宠的荣禄在青年时代遭受过肃顺的排挤，他晚年和下属陈夔龙闲聊之时，讲过肃顺的长相：

以相法言。肃顺长身玉立，鸢肩火色，头部上锐下丰，全系火形。五行火形最少，亦最贵。但忌声嘶。肃顺豺声，是以不克善终。（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中国的传统相术，一般把人分成金、木、水、火、土五种形状。荣禄认为，肃顺属于火形之人，其身材颀长，肩膀如老鹰般耸起，面色彤彤泛红，即是相书上的“鸢肩火色”。“头部上锐下丰”，“上锐”，指肃顺头顶发尖，即民间俗称“橄榄头”；所谓“下丰”，就是广颐阔下巴。

传统相术，大多推崇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即上下皆阔的“国字脸”。肃顺头颅如橄榄，按理说，应该不会走显贵之运。但关键在于他是火形之人，火苗的形状都是上尖下阔，加上他“鸢肩火色”，所以，自可以走一番贵运！

查看历史资料，宋人所编《太平广记》中，唐朝大臣马周也有“鸢肩火色”的体貌特征。马周乃李世民重臣，这位唐朝皇帝多次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思之。”（《旧唐书·马周传》）马周精明干练，深得唐太宗宠信，数年内官职就蹿升至宰相。他的同事岑文本对人说：“吾见马君，令人忘倦；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四）可见，岑文本认为马周“鸢肩火色”的体态，和火苗迅猛上蹿的特性类似，所以，就判断他官职升迁必然极其快速，但恐怕日后也不能长久。果然，马周年仅四十八岁即患消渴症（糖尿病）而死。

为此，荣禄认为火形之人在人世间非常罕见，在富贵场中也属于“最贵”的顶级品种。但荣禄对陈夔龙又说，火形之人，最忌“声嘶”，肃顺的声音恰恰阴沉嘶哑，显示出他的那种“火形”，不过是余烬之“火”，所以最后要遭受砍头噩运。可见，按照旧时代的相术，即使是天潢贵胄，运势不济，也不能全享福禄寿的善终。

从满人的名字，有时候还看不出一个人的嫡系。肃顺，爱新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纯正的皇族宗室，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七世孙。他的父亲和硕郑亲王乌尔恭额，是济尔哈朗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乌尔恭额有嫡福晋一人，侧福晋两人，庶福晋五人。乌尔恭额生有八子，嫡福晋无子，侧福晋各有一子，但只有排行老三的端华长大成人。所以，端华日后继承了郑亲王爵位。肃顺呢，虽然也属于天潢贵胄，但是庶福晋所生，排行老六。

作为婢妾之子，肃顺自幼起地位就低，不过一闲散宗室耳。

在清朝，宗室爵位共分十二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分一、二、三等）、辅国将军（分一、二、三等）、奉国将军（分一、二、三等）、奉恩将军，另外还有奉特旨才能加封的亲王世子和郡王长子两个爵位。

端华虽然是老郑亲王侧福晋所生，但他上面没有嫡福晋所生的兄长，所以能够承袭郑亲王爵位。肃顺作为庶出的闲散宗室，只能享受到一般的宗室政治特权。道光年间，肃顺得以在侍卫处任职，后来考封了三等辅国将军，才有了一定的宗室爵位。

清宗室取得爵位的方式大概有四种：功封、恩封、袭封、考封。

所谓功封，就是因功而封。清朝的功封，多为“世袭罔替”，也就是俗称的“铁帽子王”，子孙后代辈辈为王。清朝历史上共有十二位王取得过此种“世袭罔替”爵位：清初的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儿子承继后改封庄亲王）、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雍正时的怡亲王，同治时的恭亲王，光绪时的醇亲王、庆亲王。恩封，就是皇帝直系子孙年满十五岁者，由宗人府奏请皇帝封爵。这种王爵一般多为世袭递降，按照代系，亲王降至镇国公、郡王降至辅国公、贝勒降至不入八分镇国公、贝子降至不入八分辅国公，以后不再递降，均直接世袭。所谓袭封，指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的宗室贵族病死后，由其一个嫡子继承一定的爵位。所谓考封，指亲王以下各王公除一子袭封外，其余诸子到了二十岁，例得推封。

肃顺的父亲虽为亲王，但母亲为妾媵，所以他只能是三等辅国将军。讲到不同人物的“职称和工资待遇”，同为兄弟，肃顺与三哥端华简直就是天上地下：端华“世袭罔替郑亲王”，宗室爵位属于第一等，岁俸银一万两，禄米一万斛；肃顺呢，宗室爵位位列第十等，每年只有俸银二百六十两，禄米二百六十斛。

肃顺早年做闲散宗室时，一度在市井上混过很长时间，这使他熟悉了当时京师坊间动态，洞悉民情世故，相比一般养尊处优、整日处于真空状态的宗室贵族，肃顺太清楚当时的清朝社会状况了。

署名为“沃丘仲子”所著的《近代名人小传》中，曾经这样评价肃顺：“接人一面，终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可见，虽为宗室贵胄，肃顺还非常有吏才，博学强记，知人达物。为此，咸丰帝继位，得蒙召见之后，肃顺深得皇帝欢心。所以，他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到户部尚书、工部尚书、礼部尚书；从御前侍卫到御前大臣；从领侍卫内大臣到总管内务府大臣；从协办大学士到赞襄政务王大臣；从副都统、都统到经筵直讲、乡试正考官，官职真是一路上升。

皇帝的青睐，加上两位亲王的护持，肃顺最终得以控制清廷的中枢大权。

早在道光年间，清朝的吏治已经败坏不堪。为此，道光帝在上谕中曾无奈承认：

当今之势，宪章具在，法令森然，若能大法小廉，奉行以实不以文，何患政事不理，百姓不安乎？无如世风日下，人心益浇，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意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朕所惧者在此，所恨者亦在此！

当时的清朝各级官员，暮气已深，“以缄默不言为慎密，以圭角不露为深沉，以漫无可否为和平，以多所容忍为宽厚，以模棱两端为和衷济事之道，以遵循故事为奉公守法之规”。

如此官风陋习，清朝的各级官员大多为行尸走肉一般，帝国的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就连道光朝的重臣、大学士曹振镛向其门生宣教自己之所以能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而恩宠不衰的秘诀时，只有六个字：多叩头，少说话！

当时，清朝官场还流行一首《首县十字令》，道尽这些“蝗虫”为官保官所必需的十大本事与技能：

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最早见于宋漫堂《筠廊随笔》）

在这样的官场习气下，帝国政治生态之恶劣可见一斑。

屋漏偏遭连夜雨，肃顺和主子咸丰帝难兄难弟，又遭逢乱世。咸丰帝甫继位，恰好赶上洪杨起事，“太平天国”的北伐军一度打到了天津，北京危在旦夕；洋人也趁火打劫，英法联军步步进逼。

启用肃顺之前，咸丰帝所重用的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垣，皆为宗室庸人，无胆无识无才，面对内忧外患，束手无策。在这样的情况下，肃顺才得以飞速提升。

满洲入关后，从多尔衮、顺治开始，表面上声称“满汉一体”，其政权运行一直首崇满人。多年以来，不但汉族平民百姓地位低于满族平民，清廷中汉族官员地位也不如满族官员。

直到“太平天国”起事前，清朝的军事指挥权很少授予汉人之手。如果某地发生变乱兵事，清朝皇帝大多选满洲亲贵大臣为大将军率兵出征讨伐。姑且不论康、雍、乾各朝，直到道光二十年爆发鸦片战争之后，道光帝第一次派往广州的三人，靖逆将军奕山是满族人，隆文是满族人，只有杨芳是汉人；第二次派往浙江的统兵者三人，皆是满族人：扬威将军奕经、文蔚和特依顺。

“太平天国”忽然起于广西，当时的清廷还是依循旧例，以蒙古族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以满族人乌兰泰为大将，汉人向荣协同，调集八旗兵和绿营兵前去镇压。但此时的满族亲贵，长期闲居京师，养尊处优，全无清初时期那些王爷、贝勒、贝子的骁勇剽悍，更无知兵善战者；而昔日所向披靡的八旗劲旅，兵战不习，架笼玩鸟都是行家。所以，经过两年多征战，“太平天国”非但未被镇压下去，反而势如燎原，迅速蔓延到大江南北。

为此，清政府少数满族亲贵重臣当时就认识到，完全依靠满蒙亲贵和八旗兵，不可能击灭“太平天国”，必须倚重汉族官僚才能最终平叛。

肃顺最大的本事，除典籍知识深厚以外，还能识人善任，特别是能够重用汉人。他曾公开对一些满人亲贵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而对于后来的汉族中兴名将，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人，肃顺都颇为推重，使他们得以施展才华。

长袖善舞经济才
肃顺在咸丰朝的筹饷积财

在清朝帝王中，咸丰帝才智中平，曾力图整饬吏治，励精图治。他继位后仅十一天，就降诏求言，要求大小臣工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据实直陈”，各抒己见。后来，他多次下诏，要求清廷各位大臣据实上奏时政弊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咸丰帝继位后，在帝国的行政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基本上沿用其父道光帝晚期的朝廷重臣班底。其中爵位最高者，应属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端华乃肃顺三哥。而怡亲王载垣，先祖乃是康熙帝第十三子允祥。在康熙皇储之争中，允祥始终坚定支持胤禛。所以，雍正帝继位后，立即封允祥为怡亲王，委以重任，赐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御匾。允祥为国事操劳病死后，雍正帝还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政治礼遇：给允祥议定超规格的园寝规制，恢复允祥的原名胤祥。到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帝追思允祥当年的赞襄大功，特意下诏以“怡亲王”为“世袭罔替”亲王。

但是，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这两个王爷虽然爵位高、资格老，但他们的政治才能都非常一般，遇事没有任何主见，很难在朝政中发挥真正有力的作用。正是在载垣、端华等人的援引下，肃顺头角一露，很快得到咸丰帝的信任与重用。

自咸丰四年（1854年）后，肃顺先后得以调任御前侍卫、工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一路蹿升。

侍郎乃清廷六部副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尚书则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清廷有六个部，按吏、户、礼、兵、刑、工为先后次序。同为尚书，吏部尚书最尊，工部尚书最卑；同为侍郎，同样是吏部侍郎最高而工部侍郎最低。可见，肃顺在咸丰朝，一路迁升，从无降革。

随着肃顺权势步步加大，他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官员。到咸丰十年（1860年）左右，基本形成了以肃顺为核心的“肃党”官僚集团，其中包括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以及焦祐瀛等人。

掌握了最高决策权力之后，肃顺在咸丰帝的支持下，针对当时清政府存在的诸多弊病和弊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整顿工作，而且卓有成效。

当然，主持朝廷政务，咸丰帝、肃顺君臣的主要策略无外乎二：一是开源节流，二是变通钱法。

开源节流方面：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捐纳和捐输，说白了就是卖官鬻爵。读者欲知这方面的详情，可以参见笔者《帝国殃咎——太平天国的兴亡》一书。第二，借债筹饷，这也是清廷的应急措施，当时在民间发行国家债券，也是勉为其难。第三，增加赋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第四，再减八旗俸饷。

而咸丰帝、肃顺君臣最紧急实施的还是变通钱法，这是缓解朝廷燃眉之急最主要的方法。

清朝财政，到了嘉、道时期，已经因为多年来收支失衡，非常拮据。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战费的支出，以及战败后英国侵略者的借机敲诈，帝国被迫支出巨额赔款，使得清政府财政困难重重。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内战蔓延18个省区，大半个中国陷入战争，清廷在许多地区无法征收赋税，加上战争军饷等支出日益增多，帝国财政更是捉襟见肘。

1853年4月，内战进入激烈阶段，清廷户部已经无力筹集军饷，政府财政陷入严重危机，于是决定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咸丰帝令户部发行官票、宝钞，很快又下旨令户部、工部鼓铸铜、铁大钱，最终造成国内物价猛涨、恶性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向以地丁、钱漕、盐课、关税和其他杂税为主要构成，其中以地丁（清政府实行的农业税）收入占最重要地位。一般情况下，地丁约占清廷财政总收入的3/4，而盐课、关税及其他杂税，约占总收入的1/4.

道光朝之前，清朝每年地丁所入已经征不到足额。道光朝期间，由于西北回疆地区发生动乱，黄河、运河频年决口，以及各省不时发生重大灾情等，地丁收入数更是屡屡减少。据清军机处档案记载，1847年，原本预计18省征田粮应为2500余万两，可是最终征收额仅在2000万两。两年后，又减为1900余万两。当时，川、广、闽、甘等7省的地丁收入，已难以满足本省军事支出需要。同时，盐课和关税也因灾情困扰相应减少。因此，各省财政对中央“欠解”已经成了道光朝以来财政收入的大问题。

但在鸦片战争前夕，清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支尚能大致相抵，每年结余还有500余万两。当然，这区区500万两余额，和道光朝以前相比差很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廷国库曾一度有结余7000余万两。但自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这10年间，清政府为镇压蔓延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和河南5省广大地区的白莲教起义，耗费军需饷银多达2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全部财政收入。此后，在道光朝前期，又连年在西北用兵，耗费了不少军费。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严重破坏了清朝经济的正常运转。而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4省沿海各地，由于英国侵略军的疯狂破坏和掠夺，广大居民赖以维生的生产资料几乎被抢掠一空，大量城乡农民、手工业者失业，一时间民穷财尽。而未直接受战争蹂躏的省份，由于清政府征调频繁，加派勒捐，居民负担倍于常赋，百姓疲苦至极。而后，英国侵略者以军事赔款、鸦片烟价和商欠等名目，向清政府勒索2800万银圆，折合白银为1960万两。这笔巨款，半数以上取自两广等地商民，约计1510万银圆，占总数50%以上，其余1290万银圆则取自官府财库。

种种迹象表明，鸦片战争之后10多年间，清政府财政货币状况急剧恶化。

“太平天国”起事以来，不到两年间，叛清力量从广西出湖南，遍及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东、山西、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和甘肃等18个省区，连续打了10多年，使得清政府中央财政收支完全失衡！

军事失败，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清廷统治在如此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只得加紧厉行搜刮。同时，清廷不得不进一步为聚敛民财寻找新途径，开始铸造铜、铁大钱，发行票钞，只能把通货膨胀政策当作在财政上延续清王朝命脉的救命稻草。

咸丰元年九月，御史王茂荫上奏《请行钞法》，他是咸丰朝第一个建议行钞的官员。当时，王茂荫力主行钞，反对铸造大钱，但同时也指出：“钞无定数，则出之无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

显然，王御史深知滥发钞币必然招致钞币贬值。所以，为了保持钞值稳定，他建议仿照清初顺治年间成例，每年先造10万两钞币，试行一二年后，每年倍之，但发行总额以1000万两为限。这个数字是依据清政府当时财政年收入在4000万两的数字为基础而得出的。

在理论上，王茂荫的条陈，非常符合财政学和货币学原理，在方法上也稳健可行。但由于他所建议的行钞法允许钞币随时兑换现银，就和咸丰帝及多数大臣的意见不同，所以未得到咸丰帝的支持。

后来，左都御史花沙纳上疏，也奏请行钞，其基本内容大多与王茂荫所奏相似，但花沙纳钞法有一个重要不同，就是银钞只能充交官项用，不能兑现。（见花沙纳《请停捐举人、生员，并酌行钞法疏》）为此，花沙纳的奏疏迅速获得咸丰支持。

由于当时太平军紧逼，内战形势日益严峻。咸丰帝在1853年4月，向内阁指示立刻发行官票，先在京师行用，然后颁发各省一律遵办。

咸丰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出三次谕旨，一再要求从速发行官票宝钞，迫使户部不得不遵行，使得票钞在全国范围内一时泛滥成灾，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而清廷视为救命稻草的通货膨胀政策，最终无可挽回地步上恶性膨胀的道路。

清廷发行纸币，鼓铸大钱，罔顾经济规律，国内没有必要的白银储备，最终造成这些货币信用低下，民间百姓普遍不愿行用。当时，清政府设立宝钞处、官钱局等机构，进行强制发行。其间，京城和外省许多商人与户部官员相勾结，从中大肆舞弊贪污。

时任户部尚书的肃顺非常生气，他马上下令查账，结果查出了数桩贪污案，清廷一些重要官员皆牵涉其中。

咸丰帝更怒，命令怡亲王载垣会同刑部对这些人严加审讯。结果，仓场侍郎崇伦、科布多参赞大臣熙麟等人，因涉及贪污而被抄没家产；甚至恭亲王奕的家人，也受到牵连。

就在肃顺、载垣等人查办案件之时，清廷北京的户部忽然失火，不但烧毁了部分户部房舍，而且还延及礼部。对此，老百姓纷纷哄传，说户部失火是清廷不道治国，从而导致天怒人怨。

咸丰帝和肃顺二人当然不迷信，他们认定，此次户部突然失火，恰好在户部舞弊案尚未查清之际，最可能的原因是有人纵火，想借大火毁灭相关账目以图自保。为此，咸丰帝指令肃顺等人加快审查速度。

经过两三年的审讯，肃顺最终查出赃款多达千万两，抄没商人、官吏多达百余家，数百名官员因此而受到处罚。前后两任汉人户部尚书翁心存（翁同龢之父）、周祖培二人，皆因此案而受到降革处分。当时，翁心存因不能忍受肃顺的挫辱，愤而辞官；而周祖培更因此与肃顺结下不解怨仇。

肃顺的果断敢为和雷厉风行，一时间取得很大成效，缓解了清廷的财政困难。虽然当时清廷吏治因为户部大火案得以整饬，但肃顺以严从政，得罪不少清廷官员，树政敌过多，深为不少大商人所恨，最终怨谤归集。

日后肃顺被杀，有人就说肃顺查处户部舞弊案的目的，在于屡兴大狱为自己立威。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肃顺得旨于咸丰帝，为了忠君谋国，为国理财，肯定不能徇情敷衍。

乱世重典不饶人
肃顺协帝诛杀柏葰和耆英

咸丰七年，肃顺已当了大半年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在监察官员任上，他雷厉风行，针对当时清廷暮气沉沉的官场风气，坚持“乱世用重典”原则，以严刑峻法整治朝政，对保守势力官员进行了沉重打击。

当时，肃顺最主要的作为，就是在科场舞弊案中杀掉了大学士柏葰，并且鼓励咸丰帝处决了和洋人谈判不利而擅自回京的耆英，严明了国法和军纪。

“戊午顺天乡试科场案”（“戊午科场案”）是咸丰朝非常严重的一次科场舞弊案。

咸丰八年（1858年），清朝乡试揭榜后，御史孟传金上奏，认定此次乡试中发生了许多舞弊事端，甚至还出现了中试举人朱墨不符的情况——清朝考生的原始试卷用黑墨书写，称“墨卷”；而后，誊录生统一用红笔抄写的卷子，称“朱卷”。朱墨不符，就是说考生的原始卷与誊录卷内容出现不一致现象。

更甚者，有位中试的举人，竟然是个平时不读书的京剧票友。此外，林林总总的“问题”试卷，竟然多达五十多份！

即使到了晚清时代，朝廷对于科举还是非常看重的，被皇帝和大臣们当作国家命脉来对待。为此，咸丰帝震怒加忧虑，马上命令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以及兵部尚书陈孚恩会审此案。

这次乡试，主考官是大学士柏葰，同考官是翰林院编修蒲安，副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左都御史程庭桂等人。

会审结果，主考官柏葰犯案竟然最严重——广东肇庆的考生罗鸿绎托请他的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向同考官翰林院编修蒲安暗递“条子”，约定他在考试时第一篇文章最后用“也夫”二字做结尾；第二篇用“而已矣”三字做结尾；第三篇用“岂不惜哉”四字结尾；而他的诗，则用“帝泽”做结尾。

主考官柏葰，原名松葰（道光十年改为柏葰），字静涛，巴鲁特氏，是蒙古正蓝旗人。虽然是蒙古族属，他却出生于北京，完全汉化，而且自小聪明好学，于道光六年（1826年）考中进士，时授庶吉士。而后，柏葰仕途顺畅，曾任工部、刑部侍郎，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职，为人谦和，为官也一向挺清廉。

当时，同考官蒲安和柏葰的家人靳祥非常要好，经过靳祥游说，柏葰阅卷之时才将罗鸿绎的考卷定为副榜。在清朝，考试被录取，称为正榜，这就得到了参加会试的资格；而副榜呢，则入国子监肄业，不得参加会试。于是，罗鸿绎赶紧送银送物，再次委托柏葰的家人靳祥从正榜内取出一卷，和自己的考卷对调。这样罗鸿绎的考卷就进入了正榜。

发榜后，罗鸿绎看到自己金榜题名，家里又有钱，高兴之余，立刻向时任兵部侍郎的老乡李鹤龄赠送了白银五百两。李鹤龄倒不贪，拿出三百两转给同考官蒲安。前前后后，柏葰只收过十六两银子的“门包”，也就是一般弟子、下属见面时入门递送的礼仪式的红包。

作为当朝一品大员、大学士，柏葰在现实中显然是个老好人，他牵涉入案，根本不是为了贪图银两，毕竟人情世故无价宝嘛。岂料，他的这次人情，最后把脑袋当礼物送出去了……

罗鸿绎这件事情，只是这次科考案中的其中一件。更激起当时士人愤慨的是，镶白旗满洲附生平龄是一个戏迷，竟然也中了此次乡试第七名举人。他平时很少读书诵经，更不言诗作赋，而是经常和一些游手好闲之人请戏班子相聚唱戏为乐。在清朝，演员再有名也不过是个“戏子”，而“戏子亦中高魁”，读书人无不切齿怒目。

清朝考试审核特别严格，正榜取中的试卷还要进行“磨勘”，也就是复审。磨勘之时，专人看卷，所以一下子就暴露。罗鸿绎考卷内容不通，其中错别字就有三百多。磨勘官员马上明白这里面大有猫腻，但当时害怕柏葰位高权重，不敢马上公开批驳，于是私下告知御史孟传金。

御史官职不大，脾气大，其职责就是纠察找错。于是，孟传金奏折上达，咸丰帝马上派太监到礼部拿罗鸿绎的试卷亲自验看。

咸丰帝一看大怒，尤其是如此满纸错字还能得中，简直没有天理。

但咸丰帝不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暴君，此案又涉及当朝大学士柏葰。咸丰帝就派人把罗鸿绎提到南书房重试，命令端华、肃顺二人监考。

咸丰帝给出重试的文题，乃“不亦乐乎”，诗题为“鹦鹉前头不敢言”——咸丰帝也是个有幽默感的人，气到这份上了，还拿罗鸿绎找乐。

即使有真才实学，皇帝亲自出试卷都会大失水准，别说罗鸿绎了。

他跪在南书房，眼前端坐着端华和肃顺这么大的官儿，吓都吓死了，哪里还能写出像样的文章！

待够时辰，卷子呈上，看见罗鸿绎满纸错漏，端华和肃顺兄弟俩当时差点笑出声来。

咸丰帝拍案，立刻命令刑部“穷治”此案。

听闻事情败露，柏葰的家人靳祥吓得自杀，希望能以自己一条命保住老东家。

王公大臣经过核议，都认为要严惩。特别是肃顺，强烈建议咸丰帝对柏葰处以“斩立决”极刑。

柏葰身为朝廷一品大员，竟辜负国恩，听受嘱托，严重影响了大清公平、公正的开科取士制度，罪大恶极。

从咸丰帝内心来讲，确实恨柏葰不争气。可是，柏葰乃道、咸两朝重臣，老成宿望，位高名重，还刚刚被自己提拔为文渊阁大学士。咸丰帝平时和柏葰感情不错，还真不愿为此事杀他，打算最终刀下留人，从宽处理。

肃顺振振有词，认定柏葰情虽可原，法难宽宥！他劝告咸丰帝，国家危急之时，更应该振刷吏治，以诛杀警示诸位官吏，由此才能达到励精治国的目的。思来想去，咸丰帝提笔照准……

柏葰被押赴刑场后，认为自己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清朝皇帝常常有法外开恩、刀下留人的旧例，所以，被押送菜市口之前，他还吩咐儿子说：“法场之上，皇上必有宽赦的驾帖下来，我的罪过，不过是罚往新疆远流罢了，你可将一切远途应用之物准备齐全，待皇帝宽赦令一下，我好立即赶赴新疆服刑……”

柏葰挺有大学士的谱儿，平时读书养气，涵养也好，心平气和，跪在刑场上耐心地等待咸丰帝恩赦诏旨。

岂料，猛然抬头，他看到朝中老友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来，号啕不已。

见此情状，柏葰悟道自己是难逃一死了，就叹息道：“我死不足惜，肃六（肃顺大排行）他日，必同我一样下场！”

柏葰这句话，其实也是一句气话，岂料后来还真一语成谶。三年之后，肃顺也在原地被“斩立决”！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监斩肃顺的，还是刑部尚书赵光！

柏葰被杀，也成其“大名”——他竟然成为隋唐科举考试以来，帝国时代唯一一位因科考而被处死的朝廷一品大员！

柏葰平日人缘好，官声不错。他被处决后，不少人明里暗里为他大鸣不平，认为乃肃顺挟嫌报复。甚至有文人在笔记中像模像样记述说，当刑部尚书赵光向咸丰帝敬请驾帖时，咸丰帝提笔在手，一直犹豫，还自言自语地说：“柏葰是‘罪无可逭’，但‘情有可原’！”当时，一旁侍立的肃顺听咸丰帝如此说，怕皇帝有意为柏葰减刑，马上接口道：“虽说是‘情有可原’，但终究是‘罪不可逭’！”眼看咸丰帝犹豫不决，肃顺竟然亲自拿起御笔，代咸丰帝书写了处决柏葰的驾帖——云山雾罩，都是编造以泄愤的故事。

杀柏葰，肃顺等人确实竭力坚持，但最后的决定，还是咸丰帝乾纲独断。

在此次科场舞弊案中，和柏葰一起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浦安、罗鸿绎、李鹤龄等人，七人被革职，数十人遭到朝廷降革处分，共计九十多人受到牵连。

这场科举案，和顺治十四年的顺天、江南乡试案，并称为清代两大科场巨案。

1861年，咸丰帝病死热河之后，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除掉了肃顺、载垣、端华等人。很快，就有御史疏请为柏葰平反昭雪，但慈禧太后认为柏葰在科举案中不能说完全无罪，拒绝了对他的平反提议。念及柏葰身为两朝重臣，一向办事勤慎，清廷遂下诏，赐柏葰之子钟濂为四品卿衔……

肃顺鼓励杀柏葰，“打黑”除害，当然有党同伐异、借刀杀人之意，但其行主要还是出于整顿吏治的公心。而且，在“户部钞票舞弊案”中，曾为“肃门七子”之一的户部主事李篁仙，肃顺也没有加以庇护，还是公事公办，显现出肃顺不事阿徇的办事风格。

清廷如此大力处理顺天府科场舞弊案以后，起到了“杀一儆百”之效，使得清朝的科场风纪大有改观，以至于“数十年诸弊净绝”。

为了努力振兴朝纲，肃顺还协同咸丰帝严厉处理了宗室耆英。

耆英非一般满洲贵臣，也是爱新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历官内阁学士、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礼部尚书、户部尚书、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文澜阁大学士。作为道、咸两朝的宗室重臣，耆英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卖国条约签署人。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奕经在浙江战败后，清政府命耆英为钦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军求和。英军闯入南京下关长江江面之后，耆英同伊里布赶奔南京，低声下气和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不久，耆英又在璞鼎查要挟下，上表给道光帝，诬陷在台湾抗英的台湾道姚莹、总兵达洪阿“冒功欺罔”，致使姚、达二人被清廷革职逮问。道光二十三年，耆英再任钦差大臣，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转年，他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

咸丰帝继位后，追念耆英旧恶，认定他作为直接办理对外交涉的清廷大员，在道光末期一直畏葸媚外，代表朝廷却忘记国家利益，和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大清损失了诸多权利。为此，咸丰帝曾经亲笔朱谕，历数耆英罪状，说他“畏葸无能”“抑民以奉夷”“丧尽天良”……训斥之后，还下诏将耆英的官职从正一品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居家软禁。

其实，对于这么一个丧权辱国的满洲权贵，当时的咸丰帝，还是看在他是宗室贵胄份上，对他进行了“从宽”处理。

岂料，受到咸丰帝罢免后，耆英心中并不服气，竟公然在家中书写楹联：“先皇（道光帝）隆褒，有胆有识；时皇（咸丰帝）罪过，无耻无能。”——敢写出这种含沙射影的文字，耆英着实是找死！

即使八岁孩童，也能看出耆英这几个字是发泄心中愤懑。

咸丰八年（1858年）初夏，英法联军攻陷了大沽炮台，兵抵天津，威胁京师。为此，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赴天津，和英法联军进行议和。

桂良、花沙纳从未办理过对外交涉事务，面对英法军队将领的恃强要挟，二人一筹莫展。于是，朝中的巡防大臣、惠亲王绵愉上奏，认为罪臣耆英较为熟悉外国情形，一直又为洋人信任，建议咸丰帝对他“弃瑕录用”。

得知消息后，作为清朝政坛不倒翁，耆英本人感觉复出有望，马上也上疏毛遂自荐，愿意“力任其难”，为大清继续效力。

病急乱投医。咸丰帝不得已，只得再次起用耆英，授予他侍郎头衔。咸丰帝本来想先由桂良等人出面答应英法联军将领提出的一些条件，如英法夷酋表示满意，即可签约议和；如英法夷酋仍不满意，可由耆英以“老朋友”身份和洋人讨价还价。如此，洋人或许不会对清廷“狮子大开口”。

出人意料的是，作为“老朋友”，英法议和代表忽然一改常态，不但不对耆英显示出任何好感和信任，反而对他表示特别不满，当面凌辱、鄙夷。这是因为，先前洋人军队攻占两广总督衙门后，缴获许多清廷官方档案，包括当地官员的奏章和清帝的批复，其中就有耆英向清帝报告他如何运用手段欺蒙和控驭这些“外夷”的奏折。为此，在天津议和过程中，英国代表就拒绝和耆英会面。

身负朝廷重任到天津，以为打个哈哈、来几个大拥抱就和洋人“老朋友”们把和约给草签了，谁料到这些夷人如此精明、刻薄，搞得耆英异常窘困。想了又想，他急忙把咸丰帝派遣自己来天津的谈判底牌透露给洋人，但依旧得不到对方的信任。

生怕自己人身安全无法保障，耆英竟然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匆忙逃离天津回到京师。对此，耆英自己解释说，由于此次对外议和事关机密，怕被洋人劫留，不能以书面形式上奏，必须亲自回京向咸丰帝报告。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

咸丰帝闻讯，勃然大怒。未经自己允许，耆英根本就不能擅自离津。他如此回京，完全是畏葸无能，丢尽了大清脸面。

在北京，惠亲王绵愉也忧心忡忡，赶忙自劾保举不当。在自请处分的同时，他还奏请将耆英审讯后“即行正法”。

于是，咸丰帝命恭亲王奕、惇亲王奕誴，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宗人府，共同审讯耆英。

恭亲王奕等人毕竟和耆英同属大清宗室。他们商议后认为，耆英不候谕旨而自行回京，确属糊涂，犯罪事实清楚。但事出有因，耆英也是担心和谈决裂，且他并非统兵将帅。况且，大清律例并没有对清廷大员无旨擅自回京应做如何惩处的专门条款。

于是，奕等人奏请咸丰帝，将耆英定为“绞监候”。无论是“斩监候”还是“绞监候”，这种缓刑，对于清廷贵胄来说其实都是大台阶。一般来讲，罪官不久就会官复他职，比如鸦片战争时期的皇族奕山、奕经以及两江总督牛鉴，都在被判“绞监候”不久后就得以开释复官。

听说恭亲王要如此轻判耆英，时任理藩院尚书的肃顺坚执不从。他上奏咸丰帝，从振刷政治的高度出发，认定耆英“居心巧诈”，多年以来，他以宗室之贵，一直畏葸无能，应对这个人即行正法，以儆效尤：

耆英亲供内，多系饰词，亦并无不可陈诸奏章者，是其畏葸无能，居心巧诈，诚如圣谕：实属自速其死，若不即行正法，仅议绞候，转令苟延岁月，遂其偷生之私，倘幸以病亡，获保首领，国法何伸。请旨将耆英即行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国法。

看到肃顺如此说，咸丰帝“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五月十九日（6月29日）这天，他唤恭亲王等人到圆明园，朱谕宣示耆英罪状，痛斥耆英：

……抵通接奉寄谕，又不闻赶紧折回，抽身惟恐不速。等朕旨于弁髦，处处巧诈，有意欺罔，即立与骈诛，百喙莫辞！

于是，清廷派左宗正仁寿率领左宗人绵熏力、刑部尚书麟魁等人，马上前往宗人府空室，把耆英押到那里并宣谕其自尽！如此赐死，咸丰帝还表示说是自己加恩于他，赏他一个全尸！

当然，清廷处决耆英，当时和以后，依旧有不少人认为肃顺有挟嫌报复的意思。仔细思之，肃顺和耆英本人似乎一直没有什么大过节，而且在此之前，惠亲王绵愉就曾奏请将耆英正法，咸丰帝本人也深恨这个宗室老滑头。

所以，处决耆英其实也是清廷对鸦片战争以来清朝黑暗官场的一次大清肃、大整顿。

如此不惧政治惰性和宗室情面，冲破阻力，最终强烈要求处决耆英，也证明了肃顺确实具有超乎常人的胆略和气魄！

“咱们旗人混蛋多”
肃顺对汉族大臣的提携

满族入关后，由于一直推行“首崇满洲”政策，满、汉畛域分明，上上下下，种族歧视始终存在。

作为咸丰帝手下满洲宗室重臣，肃顺却力主破除满汉成见，而且，他平生“最喜结汉人”（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身为满人，肃顺却最看不惯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同族，对待其满族下属，呵斥、凌辱，如同对待奴隶。

肃顺当时看不起满人，确实也有他的道理。

晚清时，北京城的常住人口是七十万左右，其中共有二十多万满洲人住在皇城外围的内城。此时的八旗满洲，昔日骁勇荡然无存，二百多年富裕、闲雅的生活，把这些人基本变成了生活上的审美大家。昔日白山黑水之间的奋勇冲杀，都变成了繁缛礼节和声色犬马。平时，看戏、喝茶、下棋、浇花、练书法、画画、吹笛、哼京调、放风筝、揉胡桃、放鹰、遛狗、喂鸽子、煨人参、养鸟、猜拳、踢毽子、斗鸡、斗蛐蛐、搓麻将以及服春药、抽鸦片、逛妓院、侃大山、睡大觉，成为京城富裕旗人生活的基本内容。

当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操着一口流利、圆润的京腔，没几个人会讲满语，更没有血性和力气去为大清保卫疆土。相比内忧外患给中国大地带来的血雨腥风，鸟笼中爱鸟的吃喝和洗澡，对于这些旗人爷们来说更为重要一些。

所以，肃顺肃六爷和咸丰皇帝所忧虑的事情，诸如中国北方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到日、俄瓜分，朝廷被迫签订两百多个不平等条约，甚至洋人的铁甲大舰已在天津等海口、河口游弋，面对所有这些乱状，这些当年纵横天下的八旗兵后代，他们唯一的感觉是惊惶不安。但是，一旦听到了画眉鸟那轻柔娇亮的叫声，喝几口普洱或者香片，吃几口芸豆糕、千层酥，他们的生活顿时变得无比惬意起来。而后，再想到咱家大清金山银山多了去了，地方也大了去了，大不了，送给洋人们一点金银和土地，只要能在京城继续生活下去，享乐下去，还有什么忍不得呢……

肃顺对族人恨铁不成钢，转而对汉族文人和官吏，却一直礼数有加。在一次宴会过后，他曾对身边满族同僚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只笔厉害得很啊！”

由于衷心敬佩汉人，肃顺能以清廷尚书、宗室之尊，折节下士，把大批汉人才俊网罗入自己的幕府。

邸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肃顺一直在私宅广泛招纳当时有名望的汉人官吏和名士，不吝财物，爱才如渴。因此，当时的汉人文人名士，都喜欢和肃顺来往，投于他的门下。

当时，京城有非常出名的所谓“肃门六子”——郭嵩焘、王闿运、尹耕云、高心夔、李寿蓉、盛康。其中，高心夔是其谋主，李寿蓉在他所管户部任事，王闿运和郭嵩焘则是没事陪肃顺高谈阔论、不任实职的高级幕客。

除了这六个才子，李鸿裔、龙汝霖、邓辅纶、莫友芝、许振袆、吴汝纶、赵树吉、刘树堂等汉人，也和肃顺相交莫逆。而这些名噪一时的汉族文人，日后不少人也都名满天下，如郭嵩焘、王闿运等人，后来都曾加入曾国藩集团为清朝出力。

京城富裕旗人的生活

身为满族宗室贵胄，肃顺经常参加郭嵩焘、王闿运、高心夔等汉族文人举办的酒会，对这些人大加庇护。他对汉人名士的器重，不仅仅是口头赞誉，而且付诸行动，常常不拘一格地选拔和保荐人才。

受到肃顺提携的这些汉人，也大多成为肃顺的智囊团成员。他们多是在京师参加会试时相识的青年才俊，许多人都年纪轻轻，怀有抱负，关心时务，又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来自和“太平天国”交战的东南地区，非常熟悉前线战况。比如郭嵩焘、王闿运、龙汝霖、李寿蓉、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均为湖南长沙府人。这些人素有交往，经肃顺门下一会，更是志同道合，相互关注、提携。

对汉人才子进行有力的护持，就是其曾力救左宗棠！

有关那件差点要了左宗棠性命的“樊燮案”，徐珂《清稗类钞》、薛福成《庸盦笔记》以及《清代野史》等笔记、野史中，都记载很多，大略情形如下：

当时，湖南名士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供职，权大位重，几乎就是骆秉章的文胆和真正决策人。正是在他的帮助下，骆秉章大力整顿了湖南吏治和财政，增加了不少赋税收入，使得湖南成为供应湘军粮草和兵员的重要基地。听说左宗棠能干，咸丰帝谕令骆秉章，将左宗棠送入京城。但骆秉章太需要左宗棠这样的左膀右臂了，恳切奏请，将这位才子继续留用湖南。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克复武昌之后，也奏陈左宗棠有济师济饷之功，咸丰帝于是赏加左宗棠四品卿衔。

左宗棠没有考中过进士，所以只能以幕僚起家。此人恃才自傲，脾气很大，为此差点招来杀身之祸——咸丰九年（1859年），永州镇总兵樊燮有事找左宗棠，见面不跪，惹得左宗棠大怒，当即赏了这位总兵几个大嘴巴，然后以“骄倨之罪”把他革职。樊燮不服，愤恨之余，他就一状告到了湖广总督官文那里。此时，湖南布政使文格，早对左宗棠心怀忌恨，就协同官文，暗助樊燮，想借“樊燮案”将左宗棠除去。

官文为打击湘军势力，就事论事，马上对左宗棠加以弹劾，并召左宗棠到武昌，要与樊燮对簿公堂。

看到官文发来的公文，不仅左宗棠害怕，其上司骆秉章也害怕，赶紧上疏力争。

当时，接到官文奏折，咸丰帝下旨，令官文密查，表示说：“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此事被肃顺得知，他赶忙把这个消息通过门客高心夔和王闿运传出去。最后，翰林院编修郭嵩焘也知悉了此事。(www.xing528.com)

郭嵩焘乃湖南湘阴人，和左宗棠是老乡，一直倾慕左宗棠的才能。听说左宗棠性命可虞，郭嵩焘立请王闿运帮忙，让他恳求肃顺设法营救。

肃顺当然答应，但他对王闿运说，自己没事陛见的时候忽然言及左宗棠，会惹起咸丰帝怀疑，最好有朝外的汉族官僚上疏保举左宗棠。届时，咸丰帝问及，自己就能鼎力相助。

肃顺这话不是敷衍，王闿运等人也深知，按照清朝规制，满族宗室和高官不能随意结交外朝的汉族官员。

王闿运把肃顺的意思告诉郭嵩焘后，郭嵩焘立即撰写了奏折，然后揣上三百两银子，去找时任大理寺少卿的好友潘祖荫。

潘祖荫是江苏吴县人，时年才三十岁，年少有为。当时，他正和京师一名伶朱莲芬打得火热，但手头缺钱，整日愁眉不展。郭嵩焘找到潘祖荫后，先是大赞了一番朱莲芬的美貌，紧接着，就拉潘祖荫到朱莲芬家饮酒为欢。

把三百两银子塞给潘祖荫之后，郭嵩焘忽然说：“现在要具折保举人，你肯帮个忙吗？”

潘祖荫欢喜无限，把银子递给朱莲芬，就随口问要帮谁。郭嵩焘摇摇手，说：“你暂且不要问，奏折我已代你写好。等你上奏后，我再以三百金答谢！”

缺啥有啥，风流浪子潘祖荫看着朱莲芬，心旌摇荡，马上答应郭嵩焘。

酒足饭饱，郭嵩焘拉着潘祖荫同往朝中递折。途间，潘祖荫再次问郭嵩焘要保举何人。郭嵩焘担心对方畏惧变卦，依旧支吾不说。

到了奏事处，潘祖荫也着急，说：“事已至此，我必无悔理。只是你要保何人，折中写了什么，也要先告诉我知道啊。否则，万一皇上召见我，问我这事儿，我怎么应对呢？”

听潘祖荫如此说，郭嵩焘才拿出奏折与他看。还好，左宗棠毕竟不是什么谋逆大犯，自然可以保奏，潘祖荫于是将奏折呈上。

不久，咸丰帝阅折，就召见潘祖荫询问：你为什么要保奏左宗棠？

被皇帝这么一问，潘祖荫心虚，仓促之下随口漫答：左宗棠曾是为臣的老师。

这种谎言，仔细再问就可以拆穿。但当时咸丰帝心情不错，也就没有继续深问。

不久，湖北巡抚胡林翼保举左宗棠的奏折星夜呈到咸丰帝御案上，这就是著名的《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在奏疏中，胡林翼费劲心力，大力举荐左宗棠，说他是大清朝的大用奇才，此人文韬武略，样样都是一等，把左宗棠夸得天花乱坠。最终，胡林翼奏折落到八个字上，说左宗棠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看胡林翼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咸丰帝心动，就拿着潘祖荫和胡林翼的两份奏折，询问肃顺等满洲亲贵中枢大臣的意见。

果然，一切均为肃顺料中。眼看皇帝询问有关左宗棠的事情，肃顺马上回奏说：“潘祖荫是朝中重臣，其所保必定可信。请圣上姑且宽容左宗棠一次，观其后效。”

咸丰帝想了想，接着又问肃顺：“官文弹劾左宗棠，而潘祖荫、胡林翼又保举左宗棠。方今国家多事，人才难得，左宗棠如果真是不法之徒，固应严惩；但如果左宗棠擅长于军旅，自当弃瑕录用……”

肃顺马上接上咸丰帝话茬：“为臣我早就听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一直赞画军谋，迭有成效。骆秉章之功，应该都是左宗棠的功劳。这几年以来，骆秉章在湖南功绩卓著，足见其幕僚左宗棠的才能。可见，左宗棠这个人才确实难得。至于官文弹劾左宗棠，也肯定有他的道理，估计是左宗棠在骆秉章府内太过揽权……”

肃顺如此一番话，咸丰帝恍然大悟。作为首席军师，左宗棠的“揽权”，正是说明他有本事啊！这种揽权，也肯定就是先前胡林翼所奏“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看到皇帝色动，肃顺深知咸丰帝心意已改，就乘机进言说：事实证明，如今满族将帅确实腐败无能，根本不足依靠，所以非重用左宗棠、曾国藩这样的汉臣不可！

继而，肃顺还请求咸丰帝密寄湖广总督官文，让他收录朝内朝外保荐左宗棠的奏疏，然后令其酌情办理。

官文接到咸丰帝圣旨，当然立马明白皇帝是要用人，并要保护左宗棠，也不敢再以“樊燮案”来难为人了，马上就和手下师爷商议，飞速具奏结案。

所以，左宗棠陷入此案的结果，是不罚反赏。清廷下谕，以三品京卿任用，又给他升了一级。而后，在咸丰十年，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的第二天，清政府就派时任兵部郎中的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此后，曾国藩在外，肃顺在内，推举保荐，左宗棠步步升迁；咸丰十一年五月，清廷授左宗棠太常寺卿，襄办江南军务；咸丰十一年七月，湖南巡抚毛鸿宾上疏朝廷，称左宗棠识略过人，才能堪比曾国藩、胡林翼，希望朝廷能任以封疆重任，必能保境安民，立得大功……

可见，左宗棠参革樊燮后激起事端，引火烧身，几乎被清廷“就地正法”。最终，正是有肃顺这样的贵人，他才因祸得福，不但保全了性命，且声望日隆，日后得与曾国藩、胡林翼并称“楚中三杰”。最终扶榇出关，平定回疆，不仅为清王朝立下大功，还为中国保全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疆土！

讲完肃顺力救左宗棠的事情，笔者还要顺带说说差点要了左宗棠性命的那位武官樊燮。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当时确实太过骄横跋扈，基本是湖南巡抚府中真正的一把手，他不仅有运筹帷幄之功，也有嘘枯吹生之能。而作为永州“军分区司令”的樊燮，当时确因有人举报他贪赃枉法，所以亲自到省城登门拜谒左师爷说明情况。如此见面，这位樊“司令”还不知礼数，只对左师爷作揖行个礼，难怪左宗棠大怒。当时的湖南武官，但凡有人见到左宗棠，无不下跪请安。

见到左师爷叱责自己，樊燮武人脾气，也怒从心起，继续吹胡子瞪眼，倔然不跪。于是，左宗棠怒吼一句：“王八蛋，滚出去！”

左宗棠处处有贵人护持，最终毫发未损；而告状的樊燮就惨了，遭到革职不说，还被朝廷遣回湖北恩施原籍，并被“监视居住”。

经此摧折，樊燮几乎发狂。他回家后就盖了一栋读书楼，然后遍请乡邻发誓说：“那左宗棠不过是一个举人，竟能夺我的官，辱骂我！从今天起，我遍请名师来教育儿子辈，他们如果考不中举人、进士，点不上翰林，就不配做我樊家子孙！”

说到做到，仪式完毕，樊燮在列祖列宗的牌位旁边又立了一块牌位，上书“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大字。每月初一、十五，樊燮都亲自带领俩儿子对牌位跪拜行礼，念念有词：“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

樊家两位少爷，只能终日待在书楼二楼苦读、死读，不能下来闲逛放风。除樊老爷重金聘请的教师以外，其他人众一概不许上二楼，连食物都用吊篮转运。更过分的是，樊家两个少爷在家都不准穿着男装，他们只有中了秀才，才能脱去女式外套；中了举人，才能换掉女式内衣。

苦心人，天不负。用了十年时间，樊燮的儿子樊增祥最终考中进士，后来还做到“护理两江总督”的达官。这位樊增祥，还写得一手好诗，乃清末民初晚唐体的一代大家。当然，由于少年时代着女装的“后遗症”，日后樊增祥的言语举止都有些女性化，所以在官场上被人暗中唤作“樊美人”。

王阳明说过：“天下事或激或逼而成者，居其半。”左宗棠一句“王八蛋，滚出去”，最终激出了樊家两个金榜题名的读书郎。而且，樊燮作为一个文化不高的武将，既没有在现场和左宗棠对骂，也没有事后花钱对左宗棠下手，反而用骂人木牌来激励儿子苦读圣贤书，确实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至于樊增祥这个人，笔者很喜欢他的《冬日山行绝句》一首：

牧儿生小住山家，冬学闲时乐事赊。

雪后不知溪路断，倒骑牛背看梅花。

此诗雅丽天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

辛亥革命后，樊增祥一直忠于大清，退居民间。日后，为了糊口，樊增祥还曾给小自己三十八岁的一代名伶梅兰芳当过文词老师，帮助润色《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京剧的道白与唱词，对于日后梅兰芳在京剧上的独树一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细观晚清历史，正是由于肃顺力荐，曾国藩湘军集团的众多成员方被清廷陆续重用。从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肃顺借戊午科场案将柏葰处死后，他更是尽力放手大用汉人——当年四月，清廷以湖北布政使罗遵殿迁福建巡抚；九月，又将罗遵殿调任浙江巡抚；十月二十六日，任命筹划有功的雷以针为陕西按察使；咸丰十年，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咸丰十年五月，咸丰帝谕令前任户部侍郎杜为督办山东团练大臣；咸丰帝又连续下诏，任命了一批汉人在各地督办团练；当年五月，清廷以大理寺卿晏瑞书为江北督办团练大臣，在籍内阁学士庞钟璐为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六月初五日，以前任漕运总督邵灿为浙江督办团练大臣；六月十五日，以候补内阁学士桑春荣为顺天直隶督办团练大臣；八月十二日，由于汉族大臣胡林翼病势加剧，清廷以安徽巡抚李续宜暂署，以一个湘军将领兼两省职权，在清朝历史上尚属首次；咸丰十一年七月，清廷以毛鸿宾为实授湖南巡抚，骆秉章补授四川总督；九月，授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刘坤一补授广东按察使……

即使咸丰帝在热河临崩之前，肃顺依旧不断在御前盛赞曾国藩可寄予厚望。咸丰帝病逝之后，肃顺等人奉旨赞襄政务，对曾国藩更加倚重。

正是肃顺“主用湘军”的国策，使得湘军飞速发展，最终能够扑灭“太平天国”，给清朝带来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延长了清朝的国祚。

即使日后肃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遭到处决，恭亲王和慈禧太后依旧信赖曾国藩军事集团成员，继续肃顺的信任汉人、“以汉制汉”政策。

“祺祥政变”后，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1861年11月8日），听闻肃顺、载垣、端华三人被慈禧太后下令处死，郭嵩焘、曾国藩等人无不扼腕叹息……

上面所说的肃顺妙计救左宗棠，还不足以说明肃顺对汉人处心积虑的提携。他对于汉人文士高心夔不遗余力地“揠苗助长”，虽然喜剧效果浓烈，但更显现出肃顺对汉族士人的倾心推服。

咸丰八年，柏葰因科场案被杀。过了没多久，在咸丰十年的会试期间，肃顺本人竟然也开始为了汉人文士高心夔而“作弊”——高心夔原名高梦汉，江西湖口人，咸丰九年进士。当年，肃顺担任收卷大臣，由于曾国藩倾心推荐，又曾在自己手下施展过才华，肃顺就一心想让高心夔得中状元。

考试之时，肃顺由于有“私心”，真怕举子里面有才华超过高心夔的考生，就限定考生下午四时必须交卷。不料，还不到四时，考生中竟然就有一人交了卷子。肃顺气不顺，随手就把那个人的卷子塞入靴筒内。待监考后晚上回家脱靴，肃顺忽然发现自己把一份卷子带回来，就赶忙让人把试卷送到阅卷大臣处。

阅卷大臣深知肃爷的厉害，认定这份卷子是肃顺亲信所写，马上看了又看，随即摇头晃脑，大喊“真好”，就将其作为第一名呈给咸丰帝——如此一来，高心夔就不能当第一了。

但接下去，还有殿试，于是肃顺继续暗中为高心夔争头名状元。可惜，事与愿违，高心夔在作命题律诗之时，不知道是口音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诗题本来限押“文”韵，他误入“元”韵，都没能进入“三甲”。

肃顺叹息一声，拍胸脯说明年还要替他争取。转年恩科会试，高心夔就入了二甲，再一次取得资格参加殿试。这一次，肃顺绞尽脑汁，不知道使出什么神通，据推测是买通了咸丰帝身边的太监或者宫女，竟然能够在考前一日探听到皇帝亲自写的诗题——“纱窗宿斗牛得门字”。

这一诗题的出处确实挺偏的，乃唐人孙逖《宿云门寺阁》一诗。于是，肃顺马上唤来高心夔，嘱咐他连夜赶做试题。

第二天入场，高心夔展开试卷一看，果然就是这个题目。当时同考场中的三百多人，真知道如此偏僻试题出处的，罕而又罕！

大喜之余，高心夔膨胀了，因为写中诗题出处就能得头彩，更别说自己昨天都预先定题作文了，认为只要把拟好的内容默写一遍，肯定就万事大吉！

高心夔奋笔疾书，笔墨淋漓，很快写就，即掷笔交卷，洋洋而去。

到了肃顺府邸，高心夔行礼打千，向肃中堂报喜，万分感谢肃顺的栽培，看那样子似乎已经拿到了头名状元。

肃顺特高兴，呼人摆酒上菜，还接过高心夔诗稿仔细“欣赏”。岂料，这一看，肃顺顿时捶胸顿足，大叫“玩完”——原来，高心夔得意忘形，竟然记错了韵部，他所押韵的八个字，除了“门”字外，都押到了“十一真”韵；而“门”这个字，在韵部属于“十三元”！

任凭谁押中试题，但答题内容出了韵，再好也没用！

果然，榜下，高心夔又列四等。

得知细情之后，和高心夔同时落选的王闿运当时也幸灾乐祸，马上送他一副对联：

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

对仗工整，尖刻非常。

郁郁之余，高心夔后来离开京城，在李鸿章幕府干过一段时间，因为军功，被朝廷以同知衔发往江苏吴县任知县。由于才干素著，断狱公允，他在当地政声不错。但他第二次主政吴县时，由于在当地治娼过激，被妓院神通广大的老鸨所诬，最终被免官，不久即郁郁而终，年仅四十九岁。

人这一辈子，福兮祸兮。高心夔离开京城不久，“祺祥政变”发生，肃顺被杀。为此，日后有人送对联给高心夔：

平生错一韵，翻手两重天。

这对联的意思是说，如果当时在肃顺帮助下，高心夔真中了状元，肯定会留在朝中为官。那样的话，赶上秋后算账，他肯定会被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划入肃顺死党名单中，说不定就和肃顺前后脚进入阴曹地府了……

那么，肃顺在科举考试中如此暗帮高心夔这样的汉人文士，是否也属于营私舞弊、弄结朋党呢？

不然！肃顺如此做，就是爱才惜才而已！

在清王朝历史中，像肃顺这样能够泯然忘我、超越民族界限的，在满族权臣中，唯他一人耳！

大意命丧妇人手
“祺祥政变”肃顺被杀

肃顺在咸丰七年（1857年）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咸丰八年（1858年），调礼部尚书，仍管理藩院事，长期主理清廷的外交事务。在中俄边界交涉中，他坚持民族立场，坚决反对割让境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反对妥协、投降，力劝咸丰帝杀掉丧权辱国的耆英；英法联军入侵广州，他一直反对恭亲王主和；咸丰九年（1859年），俄国使臣伊格纳切夫到北京谈判，肃顺当面斥责俄国侵略要求，并把未经批准互换的《瑷珲条约》文本怒掷于桌，喝称条约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

但在国家实力就是一切的19世纪中后期，既有内忧又临外患，清政府一直以来和战不定，最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君臣一行人等，不得不“北狩”，逃往热河。

咸丰帝逃往热河，日后责任却被推到肃顺头上，说就是他力劝皇帝逃跑。其实，“国君死社稷”是亡国之时才干的事情。当时作为大清皇帝，北京即将被攻陷，咸丰帝只能一跑了之，总不能被英法联军生擒后受辱吧。

而且，当时撤退的建议，最早还是由僧格林沁细细分析了清军和洋人军事实力之后首先提出来的，并不是由肃顺提出的。所以，懦弱、误国以及哄君北逃，这些“黑锅”都是肃顺被杀后给他背上的。

相比日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逃跑，咸丰帝这次逃跑，其实路上不是特别危险。当然，以“木兰秋狝”的名义逃跑，其实明眼人心里都清楚。早在道光七年，清廷已经下诏废除铺张浪费的“秋狝”制度，这次只是打着“秋狝”的名义来逃跑。

国人一直爱在词汇上给败局作掩饰，就连宋朝的徽、钦二帝，都让金朝人抓往东北苦寒之地当囚犯了，宋朝人也称二帝是“北狩”——到北方去“打猎”了……

也就是在北逃路上，肃顺把咸丰帝的两个妃子——慈安和慈禧都得罪了。一路撤退的具体事务，都由肃顺安排。毕竟事出仓促，肃顺也只能尽量把咸丰皇帝的生活保障到位，其他人等，包括给慈安、慈禧的供应，只能保证不缺吃穿就可以了，她们为此深恨肃顺安排不周。

到承德后，供应丰盛，一切恢复正常。待咸丰帝等人吃饭之时，还是满汉全席的派头——皇帝等人除真吃以外，依旧在殿里摆清朝时代惯有的“看席”。对此，慈安很生气，就话里有话地说：“如今流离羁旅，何用‘看席’？把这些中看不中吃的桌子都撤了吧！”

这句话，看似慈安贤惠、节省，其实就是她在撒路上没吃好饭的气。

咸丰帝当时也没太在意，就对肃顺说，把这些东西还是撤了吧。岂料，出于大礼，肃顺马上表示：皇帝本来离开京城就是外逃，如今在承德再忽然变得小家子气，礼仪简陋，会使得臣下更加惊疑，传出去更会引发不好的联想，所以，这种节约使不得！

听肃顺说出如此知大体的话，咸丰心喜，转头就对慈安说：“你看，肃六说不能这样做啊……”

由此，肃顺在慈安、慈禧的眼中和心中，更是大坏人一个了。

虽然在避暑山庄安顿了下来，但君臣陆续接到坏消息，颐和园被烧，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字字惊心，大清尽失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而且，在江南和“长毛”的战事，连连大败——为此，咸丰帝急火攻心，很快就得了大病。

咸丰帝虽然是个庸君，但人品还是非常不错，面对祖宗基业的倾颓，他在承德得病，主要是因为气懑所致。

慈禧像

虽然年纪刚刚三十，但眼看自己咳嗽得都出血了，咸丰帝知道来日无多，只得提前安排后事。当时，咸丰帝只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儿子，但嫡子的生母那拉氏还挺年轻，因而要考虑如何防止太子生母的侵权误国。

在这个事情上，中国历史上的汉武帝做得最毒、最狠、最绝，也最好——汉武帝临死之时，将立小儿子为太子，于是，某天他无缘无故罪谴那孩子的生母钩弋夫人，然后派人将其下狱杀掉。杀掉钩弋夫人后，汉武帝问左右侍臣：天下人如何看待我这件事情啊？侍臣们也不解，问：“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汉武帝莞尔一笑，回答说：你们这些愚人当然不能明白，主少母壮，必定于国大害，当初吕后就是例子！而寡后独居，必定骄蹇不法，淫乱自恣，作为皇帝生母，谁还能管得住她……

汉武帝的史实，咸丰帝肯定知道。所以，根据潘祖荫的记述，当时咸丰帝还对肃顺表示，自己要对那拉氏行“钩弋故事”，为此，肃顺俯首不答。（《潘祖荫笔记》）

日后那拉氏深恨肃顺，以为是他劝咸丰帝杀自己。最终因为咸丰帝自己柔弱不决，造成大清又出了一个北魏胡太后那样专权跋扈的太后，把大清朝送进了坟墓！

思来想去，咸丰帝既然不忍生前对那拉氏动手，就在病笃时给皇后慈安留下一封遗诏，说慈禧若有不法，即可凭诏诛之。可惜，这慈安日后身体不舒服，看到慈禧天天到自己宫内嘘寒问暖、送东西，一时感动，就当着慈禧的面把密诏给烧了。不久，慈安就不明不白去世了……

既然咸丰帝怕自己死后儿子小、国家乱，难道他就没有兄弟来托付吗？有！那就是恭亲王奕。

我们知道，咸丰帝奕詝是道光第四子，奕排行老六。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就遵守清朝的立储家法，密立奕詝为太子，将他的名字写好后藏在“正大光明”匾额后。但随着时日递嬗，老六奕越来越聪明，让道光皇帝有些后悔早立奕詝为太子。因此，继位之后，咸丰帝和六弟的关系就有嫌隙。

过了几年，咸丰帝和六弟奕因为给奕生母上名号的事情，又弄得大不愉快。

咸丰生母去世得早，咸丰当时养于奕生母康慈贵妃之手。这位太妃，对年少时的咸丰帝护爱有加，视同己出。所以，咸丰帝和六弟奕小时候的关系其实非常亲密。咸丰帝继位后，兄弟不多，加上有太妃这层关系，他很快就让六弟入军机执掌国事。

咸丰五年夏，康慈太妃病重。一日，咸丰帝去探病，躺在床上的太妃以为是自己亲儿子恭亲王奕，就闭着眼睛说：“你怎么又来了？能给你的，我都给了。他（咸丰帝）性情不测，你们兄弟莫生嫌疑就好……”

听太妃这语气，显然不是和自己说话，咸丰帝马上喊了声“额娘”。太妃睁眼一看，原来是咸丰帝，也不好再多解释，就转身装睡，希望咸丰帝能猜想刚才自己的说话都是撒噫症……

但咸丰帝也是聪明人，他仔细琢磨好久，就对六弟产生了怀疑，认定他在额娘前说过自己的坏话。

不久，咸丰帝看到六弟满脸泪水入宫，就问：“额娘病情如何？”奕哭言：“已经不行了，就等着封号闭眼了……”

奕所说的封号，就是要给自己生母以“皇太后”的封号。当时，咸丰帝支吾两声，转身离去，其实并没有答应。

确实，清朝皇帝继位后，有封赠自己生母为皇太后的先例。但是，康慈太妃不是咸丰帝生母，身为皇帝，封赠前朝皇帝的嫔妃为皇太后，在清朝历史上无例可循。

但恭亲王奕就认定皇帝哥哥答应了，他马上到军机处传旨，说皇帝已经同意封自己生母为皇太后，让大臣们赶紧议定册封礼仪。结果，当大臣们拿着封典方案来找皇帝批示的时候，咸丰帝大怒，但当时不好发作，只得勉强同意了封号，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

七月九日，康慈皇太后逝世。清廷虽然以“皇太后”礼仪埋葬，但在谥号上面，并没有给她加上“成”字，即道光帝的谥字，以示这个“皇太后”和别的“皇太后”还是有区别的。

康慈皇太后死后仅一周，咸丰帝为了惩罚六弟，就诏令恭亲王罢职军机，赶他回上书房“读书”，闭门思罪……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病重昏厥前，吩咐内臣不得散去。晚间，他苏醒过来，于子初三刻召集慈安、慈禧二后，宗室载垣、端华、景寿、肃顺，以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人，在病榻前交代后事，立载淳为皇太子，嘱托载垣等八人辅佐幼主，赞襄政务。

由于当时咸丰帝已经处于弥留状态，拿不起毛笔，所以是口诉谕旨，大臣们“承写”。如此，载垣等八人就成为皇帝临崩前的“顾命八大臣”。而咸丰帝的六弟恭亲王奕，竟然没有在床前受到顾命，可见，这哥俩确实嫌猜已深。

当年三四月间，咸丰帝病重之时，恭亲王奕曾经表示说要来觐见，但被咸丰帝一口回绝：“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所以，临崩之时，咸丰帝身边只有血缘不太亲近的叔伯兄弟载垣、端华和肃顺。

作为“顾命八大臣”，在场人员很多，所以他们就成为咸丰帝临终钦定的大清新一代集体领导成员，在政治上极具合法性。到同治长大成人之后，这八大臣就可以归政于皇帝了。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大臣的辅政权力，按照封建法统，都是抗旨犯上的“乱臣贼子”。

咸丰帝临终前，虽然其后妃慈安、那拉氏也在身边，但她们是不能算“顾命”人员的，因为清朝有祖制，后妃和宫监不得参与国家大事。

从当时的情况看，肃顺的“肃党”挺强大的，他们有咸丰帝临终前授予的辅政权力，有某些留京官员作为外援，又有在各地控制军队的汉人遥相呼应，似乎确实可以掌控朝政。而所谓的“后党”，其核心不过是两个深宫内院的妇人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如此想，则大错特错！

“后党”的慈安、慈禧，手里有小皇帝同治这张“王牌”，目的就在于垂帘听政。而在北京，恭亲王奕是她们最大的后援。而且，当时这位恭亲王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和洋人关系密切，不少文武大臣也是他的心腹。特别是在外带兵的胜保，他的姐姐文殊保在慈禧入宫前就曾是慈禧的书法教师，和慈禧家族私人关系密切。在咸丰帝死前，胜保就秘密表示过要带兵前往热河“清君侧”，由此一表态，欢喜得慈禧特地绣了个荷包送给胜保，上绣四字“精忠报国”。北京停战议和后，胜保统领各路溃军及陆续来到的勤王部队，又奉命兼管圆明园八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所以他手下兵马势众，也成为日后“后党”政变成功的强有力保障。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肃顺改革多年，在官场上得罪了无数满族官员和旗民，所以，“后党”之中，“群众基础”也很深厚。

咸丰帝驾崩后，清廷以八大臣辅佐幼主的“集体领导体制”开始运作。这一套管理国政的运作程序如下：每天臣下有奏章，顾命大臣与两位太后共同阅看，拟旨的任务则由顾命大臣率军机处负责；二后口谕，相当于先前咸丰皇帝“朱批”；清廷重要的人事任命，要由太后、顾命大臣和军机处共商确定；圣旨用印，正文开始处用“御赏”印，结尾处用“同道堂”印，这两方印章，由咸丰临终前分别赐给慈安和慈禧。

对于一般任命则由小皇帝抽签决定。而抽签决定任命的程序，是由吏部堂官选择候选官员，然后将姓名写在签上，密封进呈。抽签时，太后坐两边，小皇帝坐中间，大臣们立堂下，由太监把签筒交给小皇帝，由他“掣签”。掣出后，太后用印，再下发各部各省执行。

可见，批阅奏折、任命官员这两项朝廷最重要的权力，两位妇人虽然参与，但真正的权力，还是在顾命八大臣手中。

对此，心地深险的慈禧肯定心内不甘。慈安则小权即安，才能非常有限。

如此行政数日，一向老到、谨慎的肃顺觉得万事大吉，在政治上完全忘记了“防患未然”的大计。

八月六日，御史董元醇递上一封奏折，就此揭开了“肃党”“后党”斗争的序幕。董御史的奏疏，主要内容有三条：第一，请朝廷明降谕旨，宣布两位皇太后垂帘听政；第二，除了先帝任命的顾命八大臣外，请再选择一两位亲王加入领导集团；第三，为小皇帝改派师傅。

按理说，董御史深知清廷宪章典故，他所提的前两条，遇到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当时就可以把他处以死刑——根据清代祖制，一直严格限制后妃、皇子、亲王或者宫监干预朝政，触犯者必死。顺治初期，孝庄皇太后和济尔哈朗、多尔衮两位亲王联合辅政，那是危机时期的特殊例证，而且孝庄皇太后也从来没敢说过她自己“垂帘听政”。董御史所称的增派亲王进入领导集团，显然有党附之嫌，因为辅政八臣内已经有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他们是小皇帝的堂叔父，帝国时代，和小皇帝的亲戚越远，对皇权越没有威胁。而董御史真实所指，就是想抬出小皇帝的亲叔叔恭亲王奕和慈禧妹夫醇郡王奕譞！

即使董御史所提的第三条，也有无事生非之嫌。因为咸丰帝生前，早已经给小皇帝找了李鸿藻做师傅。董御史提出这样的新要求，无非是他深知日后帝师对幼帝影响力极大，想提前安排“后党”官员取代李鸿藻。

既然董御史提出的这三条建议如此无礼、放肆，他真是自己不想活了吗？当然不是！董元醇的背后主使，肯定是恭亲王奕和两位皇太后！让这位御史先投石问路，不过是“后党”真正开始政变前的试探而已。

董元醇奏折递上来，慈禧、慈安自然不便公开表态。载垣呢，一“饱食王爷”，竟然数声“冷笑”——这声声冷笑，就饱含着所谓“肃党”内部的不警醒、不提防、不认真！人家都要动手了，作为对立面，竟然如此不屑，不当回事儿。

肃顺看到董御史奏折后，态度还很严厉，马上代替两个皇太后大言“垂帘听政”使不得，并且让军机处即刻以两位太后名义拟旨驳斥，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派发。

拟旨之后给两位皇太后过目，两位仔细看了半天，都认为谕旨的语气太严厉了，说如果这样发下谕旨，恐怕日后臣下都不敢直言陈说了。于是，她们把谕旨草拟稿退回去，让肃顺和军机处再次斟酌。

后来，唯恐打草惊蛇，慈禧、慈安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董御史的奏折“留中不发”。为此，她们把端华叫到殿里谈话，认为不好对此事扩大化。说到了董御史，端华怒不可遏，声震殿陛，最终不欢而散。

既然拗不过顾命大臣，两位皇后只得同意公开驳斥董元醇的奏折。

如此一个回合下来，看似“肃党”得胜，其实肃顺等人完全露出了底牌。

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特别是端华当着两个皇太后和小皇帝在殿内大声吵闹之事，不少旗人旗官认定这是“肃党”骨干篡夺的先兆：看看，他们在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啊！

慈禧、慈安挺冷静，知道在承德还真不好和肃顺等人翻脸，就打算先把恭亲王奕和胜保叫到热河再说。

九月一日，在咸丰帝驾崩一个多月，奕前来吊唁。这位先帝的亲弟弟之所以迟迟而来，是因为咸丰帝顾命名单中没有他，他要避嫌。同时，大事未定，“肃党”成员也不敢让他提前来这里，以免他和两个皇太后通气。

如今，大局已定，肃顺等人对于恭亲王的戒备完全松懈，所以请奕来承德。奕到承德之后的事，薛福成有记载：

恭亲王先见三奸（指肃顺、端华、载垣），卑逊特甚。肃顺颇蔑视之，以为彼何能为，不足畏也。两宫皇太后欲召见恭亲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且昌言于众，谓：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殡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拊掌称善曰：“是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于公论，而太后召见恭亲王之意亦甚决，太监数辈传旨出宫。

恭亲王乃请端华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王乃得一人独进见。

（《庸盦笔记》）

我们今天不少学者揣言摹色，认为薛福成记载有误，肃顺说的话有下流、亵秽的意思，其实，这都是误读。

真实的历史中，慈禧在私生活方面无可挑剔，清宫内太监、宫女一大堆天天围着，慈禧、慈安更不会和六王爷有私情！所以，当时肃顺如此说，不过是不屑的表达：国体已定，你叔嫂三个，叙叙家常可以，还能翻天不成！

恰恰是肃顺等人的疏漏，使得恭亲王奕、胜保能在承德最终和两个皇太后从容沟通、密议，做出了日后动手发动政变的决定！

奕在热河整整待了六天，“连日面圣”，可见一天都没闲着。他不仅仅和二位皇嫂及侄子小皇帝见面，和当地的“后党”成员也多有接触，其中包括慈禧的妹夫醇郡王奕譞以及一些与肃顺有隙的军机章京；至于胜保，也是气焰张狂，到处拍着胸脯给“后党”打气。但慑于肃顺一贯威风八面的气势，胜保即使手中有兵，并不敢在承德动手。

肃顺一向具有捷如鹰隼、猛如雷霆的办事风格，由于太过大意、麻痹，又沉浸在丧君之痛中，所以一步步落入“后党”圈套中。当然，在承德之时，肃顺和手下肯定也想过先下手为强，但终究被对手抢先一步。

恭亲王奕像

日后入得北京城，肃顺、端华、载垣都被活捉。关在宗人府监狱后，肃顺曾经瞋目斥责端华、载垣说：“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清史稿》）

可以想见，对于恭亲王、胜保以及慈禧、慈安，肃顺本人和幕僚应该有过提前动手的意图。当然，他的“动手”，肯定不是杀人，而是卸权。董御史提出“垂帘听政”以后，肃顺已经察觉事态有些不对，但端华、载垣二人，都是没有丝毫政治远见的庸碌王爷，没有意识到政治斗争的结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没能同意肃顺在承德提出的建议，更没能在当地完全掌控清廷的最高权力。

如果小皇帝、慈禧、慈安都在热河，先前清廷又在全国范围内发下驳斥“垂帘听政”不符祖训的谕旨，肃顺等人完全可以先拿董元醇下手，然后收逮奕和奕譞二王。这样无论是在承德还是在北京，两个皇太后毕竟身为宫内妇人，只要加以有效控制，就形同软禁。而后，以集体执政的名义，肃顺等人就完全可以彻底接管清廷的中枢权力。

如果觉得如此行事太过阴险，肃顺等人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去团结恭亲王奕。这样一来，造成一种在清廷内部“亲贤并用”的局面，既可以堵天下悠悠之口，又可以完全消除“母后垂帘”的威胁，最终使得清朝政治得以平稳过渡。

从肃顺等人被杀后的情形看，恭亲王奕马上被封为“议政王”，掌管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显然，这就是慈禧、慈安二后在政变后对这位小叔子王爷的“酬勋”。她们提前争取到恭亲王的支持，所以最后成功。而肃顺等人太过骄愎，不愿意和奕分权，没能注意到三角政治势力的平衡，最终导致他们自己的身首异处！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句古语，用在肃顺、端华、载垣身上最恰当不过！

九月二十三日，先前跟随咸丰帝到热河避难的人员，分成两批回京。慈禧、慈安和小皇帝以及载垣、端华等一批人走得较快；肃顺则负责沿途护送咸丰梓宫，一行人走得很慢。

肃顺这个人应变能力极强，如果他和两个皇太后以及小皇帝一起回京，即使当时就在北京发生政变，说不定他还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经过缜密计划，慈禧、慈安还是安排肃顺护送咸丰帝棺木在后面慢行。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等人驻跸京郊南石槽行宫，恭亲王奕入见，三个人密谋良久。政变之事，就此完全水到渠成。

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两宫皇太后在宫中公开召见在京的奕、桂良、文祥、周祖培等满汉大臣，哭诉咸丰帝崩后她们母子三人在承德挨受肃顺等“八大臣”欺负的经历。特别是慈禧太后，面对众人，哭陈肃顺等人大逆不道，飞扬跋扈。经过如此一番表演，群情激奋，定议要对肃顺等人治罪。于是，几个人先拟草诏书，削夺肃顺、端华、载垣等人的官爵。

载垣、端华两个王爷到了隆宗门，忽然看到奕等人在宫门处来来去去，还挺生气，就大声喝问道：“外廷臣子，何得擅入！”

闻此言，奕都笑了，声称自己有诏入见。

载垣、端华正发愣，忽然内廷传出诏书，奕宣读，告知两位王爷说，他们和肃顺已经被朝廷诏书夺爵，即将拿问入狱。

到了此时，载垣、端华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满脸惘惑，继续发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

话音未落，数名先前安排好的卫士蜂拥而上，把二人冠带摘去，收逮到宗人府监狱之内，予以幽禁。正由于慈禧等人手里掌握着小皇帝，所以她们就有颁布诏旨的大权。皇权赫赫，即便载垣、端华当时是明受咸丰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至此也只能束手就擒。

接着，慈禧、奕商量后，即刻派出睿亲王仁寿和醇郡王奕譞等人率领兵马，到半路上逮捕肃顺。当时，肃顺正走到密云歇息。深夜之时，忽然兵丁大入，肃顺在床上被数人死死压住，五花大绑押送入京。

肃顺到京后，清廷发出上谕，宣布对顾命八大臣的处理——肃顺斩首，赐载垣、端华自尽，另外的五大臣，或被革职，或被充军。而当时清廷对于这“顾命八大臣”所宣布的第一条重要罪状，竟然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

由于清廷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第二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所以，这次政变，历史上称为“祺祥政变”，又称“辛酉政变”（当年是农历辛酉年），也称“北京政变”（这个称呼有歧义，因为太多“北京政变”了，所以少用）。

而慈禧从此也走上了清朝最高的政治舞台。她确实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和驾驭人臣。从她所遗留的书法、奏折批示等文件看，智商不过是中等甚至中下。她这辈子在深宫内殿的举止行为，似乎也没有展现出她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恰恰就因为她有新帝生母的有利地位和特殊身份，所以才能在咸丰帝崩后“挟天子以令诸侯”，杀掉肃顺等人，进而在几十年间先后控制了两个孩子皇帝。她正是充分利用了正统皇权代表者的这一极大政治优势，才能灭肃顺、制奕，始终掌握着清朝的国权。

根据薛福成记载，肃顺被杀之状极惨：

是日，载垣、端华自缢。肃顺以科场、钞票两案，无辜受害者尤多，都人士闻将杀肃顺，交口称快。其怨家皆驾车载酒，驰赴西市观之。

肃顺身肥面白，以大丧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车上。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以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

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庸盦笔记》）

而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也有类似记载：

肃顺白服，缚甚急，载以无帷小车，亲属无临送者……

当时李慈铭正在病中，所以没有亲自到菜市口去观刑，只是听说肃顺囚车路过家门口时，他才撑起病躯开门看了一眼。当时的肃顺，确实是五花大绑，其被杀也属于被虐杀，不是仅仅砍头那样痛快。

对于大清朝，庆幸的是，肃顺虽然被杀，但可称是“人亡策存”。咸丰时期，天下糜烂已极，正是肃顺数年来协同咸丰帝，孜孜求治，呕心沥血，才使得大清朝得以苟延残喘。

慈禧把柄朝权之后，“萧规曹随”，依旧能够倾心委任汉臣，以汉制汉，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可谓“坐致中兴”。

清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同治中兴”，全赖曾国藩等臣子。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最早之所以能够名达帝听、官居上位，微肃顺，其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