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月的清晨，格登山（今新疆昭苏县松柏边卡）向阳一边的斜坡上，嫩草如茵。太阳刚刚出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泥土气息。各种颜色的花萼，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蓝色的，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
达瓦齐，这位准噶尔的汗王，忽然睁开眼睛，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额头上汗津津的，原本侧躺在只铺了一层毛毡的草地上，这时候，他用胳膊肘撑着身子，像一只受惊的野狗一样，警惕地四处观望。
阳光下，格登山山下的草原烟雾缭绕，斜坡边缘流动着夏日特有的蜃气，更远处的山冈上，有几座荒废已久的、闪着蓝光的古垒。闭上眼睛，可以听到远处和近处飞禽的鸣叫声，还有自己和随从们的坐骑吃草时所发出的响鼻声、马笼头的叮当声，以及轻微的蹄声……
达瓦齐叹了口气。一度威名赫赫的准噶尔汗王，如今竟然像只兔子一样躲在这荒凉的山冈上。他的胳膊肘弯了弯，全身趴在坚硬的土地上，默默地感受着那股奇异的，被疏离、被抛弃的感觉。
忽然一只苍鹰从近处的山头上飞掠而过，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那几匹正在埋头吃草的战马也都抬起头来，受到惊吓般地沉默着，似乎天空盘旋的苍鹰带来了某种不祥的预感……
如天神下凡一样，从岩石后面忽然跳出一个大汉，他大喝一声：大清天军已到，还不投降！
随着这一声纯正厄鲁特蒙古语的断喝，一名手执长刀的壮汉冲入达瓦齐和他的数十名随从当中。白刃闪处，鲜血迸溅。
达瓦齐身边那个身材高大的威武护卫反应很快，他大叫一声，一下子就把来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但未等他起身，那名突袭而来的、说一口厄鲁特蒙古语的汉子就杀到他近旁，“唰”地一刀砍下。护卫情急智生，胡乱地用刀鞘挡了一下，算是避过了致命的一刀。而后，他用手紧紧抓住了刀刃。此时，他扭头看了一眼达瓦齐，示意他快跑。
鲜血很快从护卫几乎被切断的巴掌上流到袖子里。疼痛似乎有个过程，忽然间，身高马大的护卫竟像个小孩子一样号哭喊叫起来，訇然仰面倒下去，然后在草地上痛苦地翻滚着。
四周窜出越来越多的清朝士兵，还有喀尔喀蒙古士兵，这些人以汉语、满语以及喀尔喀蒙古语怒喝呼喊，还有一些人喊着厄鲁特蒙古语，齐声嚷嚷着，要活捉达瓦齐。
达瓦齐拼命跳起来，慌乱地朝下坡方向奔跑。跑着跑着，忽然间，他发现刚才还号叫的护卫追上自己了。只不过，在脚边滚动的是护卫那血淋淋的被砍掉的脑袋——真是一个令人震骇的头颅，有着两只圆睁的眼睛和一张张开的黑洞洞的大嘴，似乎在滚落过程中还一直尖声喊叫着。
达瓦齐，这位准噶尔部曾经尊贵无比的汗王，满心惶骇，丢弃了他屈指可数的部下，丧家狗一般逃离了战场，拼命狂逃，狂逃……
说到清朝时期的蒙古部族，我们一般人都知道“满蒙一家”。似乎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几乎所有的蒙古部族都被平定了，而且满蒙相提携，勠力同心，最终击灭了明朝。所以，蒙古这个草原民族，似乎一直是大清忠心耿耿的臣民。
真实历史中，清朝开国之后的蒙古问题，远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
想当年，元朝被朱元璋攻破了大都，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率残部逃入草原，元朝就成“北元”了，日后，它逐步分裂成三大部落。在中原正北方向，以大漠为界，分为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漠南蒙古又称为内蒙古，漠北蒙古又称为喀尔喀蒙古，统治者都是成吉思汗后裔；而远在戈壁以西的那一只漠西蒙古，又被称为“厄鲁特”蒙古，这一蒙古部族的大部分头酋，并非成吉思汗正宗后裔。
元代以前，漠西蒙古（厄鲁特蒙古）属于斡亦剌惕族，原本在叶尼塞河（叶尼塞河起源于蒙古国，朝北流向喀拉海，其流域范围包含了西伯利亚中部大部分地区，是世界第五长河）上游放牧，后被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率部征服，逐步与蒙古宗室通婚。而后，他们一度受成吉思汗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统辖，被封为四个“卫拉特”（又称“厄鲁特”，部落的意思）。这四个部落互相平等，互不统辖。
后来，窝阔台继承成吉思汗的汗位，成为蒙古的第二任君主（元太宗）。由此，斡亦剌惕人（四个卫拉特蒙古人）的地位也随之提高，而元太宗窝阔台的儿媳妇、元代第三位皇帝元定宗贵由的皇后海迷失，就是来自斡亦剌惕族的美女。元定宗驾崩后，她曾临朝称制三年半，统治着多半个欧洲、整个西亚以及大半个中国。
明朝击灭元朝之后，明军曾经多次出击寻找蒙古余部。蒙古宗室北迁后，几经变迁，到永乐初年，蒙古已经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大部分，双方一直鏖战不休。而所谓的“瓦剌”，正是后来清朝时期的“厄鲁特”，也就是“卫拉特”，乃语音的不同转译而已。
瓦剌部蒙古最辉煌的年代，当属也先当政时代。不过，也先当时不是瓦剌的汗王，他以“太师”身份操纵着北元第十三任君主脱脱不花。熟悉明史的读者都知道，土木堡一战，也先指挥瓦剌铁骑消灭明军五十余万，并且把明英宗朱祁镇生擒活捉。如果不是民族英雄于谦指挥军队坚守北京，估计当时的明朝就会提前成为“南明”。
到了明朝末期，在漠西厄鲁特（卫拉特）蒙古四大部落中，最大的一部是和硕特部，其首领姓“孛儿只斤”，乃“黄金家族”后裔（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儿的后裔），所以一直是四大卫拉特的盟主，驻扎在乌鲁木齐一代。其次是准噶尔部，驻伊犁；杜尔伯特部，驻承化——这两个部落首领都姓“绰罗斯”，有着同一个远祖，乃元朝大臣伯罕的后裔。第四个就是土尔扈特部，驻塔城，他们既不是元代皇族后裔，又不姓“绰罗斯”，乃元朝大臣翁罕的后代，在四个部落中势力最弱。
漠西的厄鲁特（卫拉特）四部，多年一直以姓“孛儿只斤”的和硕特人为盟主。后来，和硕特部族因人口增长过快，大部在游牧过程中迁往青海、西藏，而留在新疆的小部人马由于势力单薄，争不过准噶尔部。当地的准噶尔部首领和多和沁（巴图尔珲台吉）很有政治头脑，他趁此机会联合与自己同宗姓的杜尔伯特部，最终争得了盟主地位。于是他以厄鲁特汗王自居，并将四部中的土尔扈特部族挤到伏尔加河下游一带放牧，同时把一个也姓“绰罗斯”的小部落“辉特部”提升为大部，从而又凑成了“厄鲁特四部”。
明朝末年，和多和沁“大汗”去世之时，有十一个儿子，其中的第六子僧格、第七子噶尔丹、第八子布木，同为一母所生。和多和沁把汗位传给了第六子僧格。没不久，和多和沁的长子车臣忽然暴起，将僧格杀掉，自己当了“大汗”。消息传出，远在西藏追随五世达赖喇嘛学习宗教的和多和沁第七子噶尔丹闻讯，报仇心切，马上率领一批人马悄悄潜回伊犁，一举袭杀了车臣汗。
噶尔丹杀掉车臣后，他并没有把本该继承汗位的僧格长子，也就是自己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推举为“大汗”，而是自己直接当上了厄鲁特的第四代“大汗”。
噶尔丹，由于出生后就被认定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第三世温萨活佛罗卜藏丹津札木措的转世，因此奠定了他显赫的宗教地位。顺治九年（1652年），噶尔丹九岁时，就以“温萨活佛”名义向清帝派遣使团。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噶尔丹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卫拉特蒙古政教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噶尔丹十三岁入藏，投在达赖、班禅门下学经，深受二人赏识。根据梁份《秦边纪略》记载：
达赖喇嘛之徒遍西域，而特重嘎尔旦（噶尔丹），所语密，虽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不得与闻。
当时的格鲁派之所以看重噶尔丹，也是有利益在其中。格鲁派首脑希望噶尔丹日后能够在蒙古政治中扩大黄教的影响，而噶尔丹则想借助达赖喇嘛在藏地、蒙地的巨大影响，重新建立起统一的蒙古帝国。噶尔丹从西藏返回准噶尔部之后，他既有贵族的身份，又有活佛的身份。而后，加上他过人的胆识和毅力，逐步统一了卫拉特各部，南并回疆，西扩哈萨克，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攻取、降服一千二百余城，逐渐成为与清朝对峙的强大部落政权。
清朝入关之后，主要精力放在中原地区和中国的南方地区，鲜有精力经营西北。而准噶尔所在的西北地区，不仅仅与俄国接壤，还与印度、缅甸、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接壤，又与今天的青海、四川、云南等省份相连。所以，准噶尔政权所在的地理位置，不容清朝政府小觑。
清朝对明朝原有地区的攻掠，只用了二十年就基本大功告成。而对于准噶尔部族地区的统一，竟然整整经历了三代君主，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1644年，清政府入主北京，从此清朝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中央政权。当时，青海、西藏地区以顾实汗为首的厄鲁特诸部，很快就向清朝奉表，表示服从清朝大皇帝的统治。顺治三年（1646年），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也遣使入贡。此时的清朝，没有任何实际管理准噶尔游牧地区的意图，只要准噶尔部表示了臣服，清廷自然也回书、赠物，由此皆大欢喜。此前，皇太极已经征服了漠南蒙古各部，西藏的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也随和硕特蒙古都表示臣服。
到康熙时期，漠南蒙古归顺清朝，漠北蒙古表示臣服，唯独漠西蒙古和清朝关系相对比较疏远，来往不是很多。康熙帝亲政之后，智擒鳌拜，继之平定吴三桂为首的三藩起事，根本无暇顾及西北的噶尔丹势力。后来，当噶尔丹进攻青海的和硕特部蒙古之时，康熙帝才派人警告对方不要继续攻打。
由于害怕噶尔丹在青海和甘肃一带的军事行动影响刚刚平定的陕甘局势，清廷也不敢特别激怒噶尔丹，只是充当一个调停者的身份，希望噶尔丹和喀尔喀蒙古和好，不要再互相攻击。
肃州境内涌入躲避噶尔丹战祸的蒙古各部庐帐万余落。康熙帝当时还不知道这些人是被噶尔丹击败的和硕特蒙古人，以为是准噶尔部落的人，所以下令当地边将不要妄杀这些穷困来投的蒙古人，并指令大将张勇从兰州移镇甘州，加强防卫，密切注视这些蒙古人的一举一动，防止他们轻举妄动。
不久，有谍报称，噶尔丹将要率领大军进攻青海，康熙帝为此非常紧张，严令边将调查噶尔丹的出兵方向，在边境地区严兵守卫。其时，许多蒙古部落往青海方向移动，他们根本不是噶尔丹所率领的准噶尔部队，而是被噶尔丹击败的和硕特部蒙古人。这些难民仓皇四走，致使清廷间谍以为这些残兵败将是噶尔丹大军。
后世不少学者，为了夸示康熙帝的仁德，总是赞扬他出于仁政考虑不对准噶尔进行主动攻击。其实，康熙帝不是不攻击，而是不能攻击——清廷正被吴三桂三藩势力整得焦头烂额，哪里顾得上西北的准噶尔呢。
康熙十八年（1679年）秋，噶尔丹忽然派人到清廷“贡献”方物，并说，噶尔丹本人已经被五世达赖喇嘛册封为“博硕克图汗”，其本意在于向清廷炫耀噶尔丹和达赖喇嘛的亲密关系。按理说，西藏是清朝的藩属，五世达赖喇嘛册封噶尔丹应该提前向清廷报告。由于当时清廷正忙于三藩战事，对此也没刻意追究，只得默许达赖喇嘛对噶尔丹的册封，继续对准噶尔部落施行怀柔政策。
作为游牧民族的准噶尔汗王噶尔丹，在持续的扩张中日益兵强马壮。他统一了厄鲁特蒙古诸部以后，又出兵南疆，将原本属于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汗国的广大疆域划入他的势力范围，还将已经改信伊斯兰教的南疆首领囚禁在王城伊犁。由此，准噶尔人就控制了天山南北。
依靠着天山南部丰富的资源和税收，噶尔丹实力迅速增强。
而此时，康熙帝已经基本平定了三藩起事，并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派出十个使团向外藩诸部“报捷”，真实意图就是要炫耀清廷的战功，安抚诸部。而在这十个使团中，也有一个使团是专门派往准噶尔部的。
而后，在收复台湾、一统四海之余，康熙帝开始密切注视东北方向俄国的一举一动，对于和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准噶尔更加警惕，并下令限制噶尔丹来京的使团人数，对于准噶尔和清朝之间的贸易也加以一定的限制。但从总的方面看，当时的康熙帝对准噶尔还是以安抚为主。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噶尔丹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率兵三万杀向外蒙。他先帮助喀尔喀的扎萨克图汗击败土谢图汗，随后又将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的兵马打败，打得喀尔喀蒙古人死亡殆尽。大败之余，残余的数十万喀尔喀蒙古人逃往漠南地区。
至此，清廷非常为难。如果收容喀尔喀部落，不仅得罪了噶尔丹，还会给清朝边境带来巨大的压力。最终，为了表示大清的仁义，清廷还是决定收留逃亡来归的喀尔喀蒙古人。噶尔丹不依不饶，以索要喀尔喀头领为名，步步逼近清朝的边境。
安置数十万喀尔喀蒙古人，给清廷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先前清廷平定三藩起事过程中已经耗费了一亿到一亿五千万两的白银，国库空虚。此时还要再花费大笔银两和物资安抚、赏赐来归的喀尔喀诸部，确实耗费心机。
噶尔丹对漠北喀尔喀蒙古的进击，也帮了沙皇俄国的大忙。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本来正率领大军猛击入侵贝加尔湖地区的沙俄军队。噶尔丹大军来攻，迫使土谢图汗不得不调转刀口来迎战准噶尔军队，从而使得俄军大松了一口气，他们趁机趾高气扬地在贝加尔湖地区加紧了扩张和侵掠。当时，俄国在欧洲战事中失利，本来实力大减，而在中俄有关边界的谈判中，清朝一方也一直占优势。恰恰害怕俄国和噶尔丹联盟对清朝形成不利的局势，清朝在当时雅克萨战役中取胜的有利局面下，也不敢再保持强硬的态度，被迫对俄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最终确定以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东段部分的分界线。
面对噶尔丹咄咄逼人的态势，清廷还是想当和事佬，竭力劝和准噶尔和喀尔喀蒙古之间的争斗，力促双方停火，还劝谕五世达赖喇嘛从中调停。噶尔丹方面则野心勃勃，不停进击。当时，准噶尔发生内讧，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同母兄僧格的长子）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派军突袭噶尔丹大本营科布多，尽掠噶尔丹妻子、部民，最终使得噶尔丹也无法返回准噶尔故地，只得率部向漠北和漠南蒙古地区不停移动。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上半年，噶尔丹以“追索喀尔喀等三部仇人”为借口，亲率三万精骑兵（对外号称十万）南侵。
康熙帝忍无可忍，终于下定决心迎击准噶尔，派出了两路兵马：一路由康熙胞弟、恭亲王常宁率二万多人出喜峰口，沿朝阳、林西一带奔乌珠穆沁，此为清朝的右路军；左路军由康熙堂兄、裕亲王福全率师三万，出古北口，准备沿承德、乌兰布统、黄岗梁一线奔往乌珠穆沁，形成两路夹击噶尔丹的态势。而康熙皇帝本人，也御驾亲征，随左路大军奔往战场。
行军途中，康熙皇帝忽患寒热之症（应该是疟疾），不得不驻跸于波罗和屯（今隆化）养病。期间，福全和康熙帝太子允礽互相参劾，争夺军权。唯恐内讧导致部队兵变，康熙帝命令左路军在土尔埂伊扎尔（今乌兰布统开发区红山军马场十二座连营）扎营待命。如此一来，清军右路军就变成了孤军深入。
康熙二十九年六月，清军与准噶尔军在内蒙古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相遇，发生了双方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冲突，史称“乌尔会河之战”。
乌尔会河，当时汉名“芦河”，今名“乌拉盖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的索岳尔济山，向西南流经乌珠穆沁左翼旗，至乌珠穆沁右翼旗境内的克勒河附近消隐。
乌尔会河大战，是清朝和准噶尔之间一场极为重要的战役，对随后的乌兰布通之战以及噶尔丹败亡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俄文史料，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噶尔丹派出使者达尔罕寨桑到达伊尔库茨克，会见俄国的基思梁斯基将军和柯罗文特使，就双方军事合作问题进行磋商。俄方接到请求后，马上派遣基比列夫到噶尔丹大帐探访。（[俄]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
得知情报之后，清廷发令，让满洲贵族阿喇尼率领两万左右的八旗军和科尔沁十旗预备队挡住噶尔丹去路，以图一举荡平噶尔丹军队。
清朝在积极备战的同时，还展开了一系列政治、外交攻势，试图打乱噶尔丹的行动计划，削弱其进攻的势头。同年四月，清廷遣使到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及其母阿奴喀屯处，馈赠大批礼物，试图联手策妄阿喇布坦夹攻噶尔丹。由于事先得知噶尔丹向俄国借兵的消息，康熙帝立即命令内大臣索额图召见在京的俄使吉里古里和伊里法尼齐，呼吁他们转达皇帝旨意给沙皇，以阻止俄国与噶尔丹的联手行动。
五月二十八日，噶尔丹南渡克鲁伦河；六月六日，准噶尔大军东渡乌尔顺河（今乌尔逊河），深入到呼伦贝尔地区。此时，原驻牧于呼伦贝尔地区的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阿鲁科尔沁等蒙古各部相继畏惧而南迁，使得该地区处于空虚状态。清朝军队在当地设防不利，使得噶尔丹长驱直入。
接着，准噶尔大军沿喀尔喀河东南推进，到大兴安岭西麓后，转向西南至索岳尔济河，一路持续追杀南下的喀尔喀部落。
六月十四日，噶尔丹先遣部队已来到乌尔会河东岸的乌兰之地，他们大肆劫掠乌珠穆沁人马，并四处追寻车臣汗和土谢图汗。
尽管几个月来清廷一直在遣将调兵迎击噶尔丹，但除尚书阿喇尼率领的八旗军接近乌尔会河以外，其余诸军均未到达布防地点。
得知噶尔丹大兵进入乌尔会河一带后，康熙帝急忙命令诸王领兵出战，并决计御驾亲征。但是，清朝大军从北京出发日期被定为七月初四日。这个时间，正是噶尔丹进入乌尔会河的第二十天。而清朝大军从京师到乌尔会河地区，还需要二十天时间。为此，如果清朝尚书阿喇尼的部队与噶尔丹交战失利，那么清朝大军就很难及时施以援手。
康熙帝研究战报之后，也嫌大军出发时间过晚，就下诏强调大军应该速出。由于清朝军中缺少火器和马匹，需要一定的时间筹措，所以，即使清廷再抓紧安排，大军发兵日期也只比原来提前了三天。
同时，一直沿路移动、寻找战机的清朝尚书阿喇尼所率军队，也是在噶尔丹进入乌尔会河的第八天才到达河边的，这就使原本是远征而来的准噶尔大军有足够的时间养精蓄锐，能够以逸待劳地迎击清军了。
可见，正是由于清军指挥不利，行动缓慢，最终使得擅长运动战的准噶尔大军准备充分，在日后的战斗中尽显优势。
此时的康熙帝，还没有意识到阿喇尼所部清军的危险，他唯一担心的是噶尔丹获知清军北进的消息而撤退。为了牵制噶尔丹，康熙帝派出理藩院员外郎阿尔必特祜、达赖等人前往噶尔丹行营活动，以清廷使节的名义，说服噶尔丹在当地逗留，让他准备和皇帝派出的特使谈判，目的就是要迷惑和迟滞噶尔丹行进的速度，羁迟其军。康熙帝还指示说，如果噶尔丹见皇帝敕谕退兵，最好谕令他不要退兵，留在原地等待赏赐；如果噶尔丹继续进军，则令诸军疾发，对其实施攻打；如果噶尔丹大军奔溃，诸军务必穷追！
但清廷上述周密的安排，都是一厢情愿，而且为时已晚。尚书阿喇尼根据先前清廷“调所备之兵以防之”的指示，已经指挥大军对噶尔丹发起了进攻，致使清廷集中全部兵力一举歼灭噶尔丹军队的计划完全落空。
阿喇尼得知准噶尔军到达乌尔会河的消息后，马上率领大军前往。
六月二十一日黎明时分，清军到达乌尔会河。望见准噶尔军营地之后，阿喇尼马上挥军，对噶尔丹发起进攻。对此，清代官方史料中的“阿喇尼战报”，非常简略地记述了乌尔会河之战始末：
尚书阿喇尼等奏报与厄鲁特（准噶尔）战于乌尔会河地方。厄鲁特兵二万余掠乌珠穆沁男女、牲畜、辎重徐行，溯水上流游牧。阿喇尼侦之，分兵二队，乘夜往袭。二十一日昧爽，于乌尔会河地方及其营，令所选蒙古勇士二百余攻之。令喀尔喀兵五百，驱其所掠。未及战，诸部落（内蒙古扎萨克诸旗）及喀尔喀兵争取其子女牲畜，阵动不能止，遂退。厄鲁特（准噶尔）分两翼，阵而立，我军次队继进，厄鲁特发鸟枪，军退。前队兵及喀尔喀兵复进，喀尔喀畏其鸟枪，先却，诸部落兵力薄，亦退。厄鲁特增兵，从山上绕出我左右，我军不能进，遂敛兵归。
是役也，厄鲁特（准噶尔）多火器，而我火器兵未至，是以不得前进，乃驻军乌珠穆沁之鄂尔折伊图，以俟诸军。阿喇尼等具状以闻。（《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戊子）
清朝有关尚书阿喇尼率领清军在乌尔会河和噶尔丹军队交战的报告，线索清晰，但是对清军伤亡只字未提。而准噶尔在此次战争中得胜的报道，在俄文史料中被详细保存下来。康熙三十年（1691年）三月，噶尔丹使者在伊尔库茨克与俄将军基思梁斯基的交谈中提到：
天未晓，中国的两个统帅对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及其主帐发动军事进攻，据抓来的中国人供称，两位统帅共有军队两万人，全部轻装，未带大炮，备有弓、矛。博硕克图汗（噶尔丹）略为整顿了武器装备之后，便率兵与中国人作战，从黎明打到午后。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大杀中国军队，一个（中国）统帅当场毙命，另一个……在十五或二十人掩护下逃窜。博硕克图汗（噶尔丹）的叔伯兄弟丹济拉跟踪追击……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俄]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121号档，1691年，第258号档，第215卷，第43张。转引自[俄]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
此外，俄国使者基比列夫到达噶尔丹牙帐的第二天，也跟着噶尔丹“观战作证”，他在眼见为实的出使报告里写道：
卡尔梅克（俄国人对准噶尔人的称呼）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俄]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121号档，1691年，第258号档，第215卷，第46张。转引自[俄]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
显然，清朝、俄国当时所记载的情况，基本完全相符。所以，载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的“阿喇尼战报”中所描述的战斗过程，还是比较可信的史料。
综合各方面史料，可见当时准噶尔军选择高地扎营，首先占据了地理优势。交战之前，噶尔丹从清军俘虏口中得知清军共有二万人而且全部轻装，这就使得噶尔丹知己知彼，对于自己的准噶尔大军实力更加有把握。
当时，噶尔丹军队和清军人数虽然基本相当，但准噶尔军队居高临下，以逸待劳，加上拥有强大的火力，所以胜利的天平在一开始就向准噶尔军队方向倾斜。
清军方面，统帅阿喇尼对于敌我力量对比根本没有清醒认识，还派少量蒙古部族军队先行进攻准噶尔军。由于这些蒙古兵在战斗过程中争相认取先前被准噶尔军抢掠的亲属和牲畜，不仅使清军第一次进攻就因为自己方阵大乱而未遂，还给准噶尔大军预留了充足的备战时间。
在噶尔丹指挥下，准噶尔军分出两翼，形成“弓形阵”，等待清军入内。这种“弓形阵”，也称“扇形阵”，是蒙古人几个世纪以来就广泛采用的作战方式。其基本程序是：蒙古军首先选择有利地形（一般是高地），形成扇形阵地，张开口袋，诱敌深入。待敌人进入口袋之后，蒙古骑兵忽然三面进行还击。这种“弓形阵”，还往往辅以其他战术战法，从而变得更加灵活，更能有效歼灭敌军主力。
在乌尔会河之战中，噶尔丹所摆弓形阵，更具灵活性和隐秘性。当阿喇尼派七百蒙古兵第一次发动攻击时，噶尔丹并没有下令还击和追击，目的就是要避免暴露自己的阵地和兵力，使对方做出敌方势单力薄的错误判断。果然，阿喇尼很快就组织起第二次进攻。明知清军地势不利，而且没有强大火力作为后援，阿喇尼仍要执意进攻，主要还是因为他判断准噶尔军队的人数不多，而且自己所率的清军全部是轻装，即便受挫，也能迅速撤退。
在清军第二次进攻中，准噶尔军虽然兵力显得单薄，但他们依托“弓形阵”和火力优势，竟然打退了清军。此次交锋中，清军虽遭败绩，但还能发挥轻装作用，主力并未受到重大损失，前队兵马依然保持着足够的战斗力。
接着，阿喇尼又指挥清军发起了第三次进攻。这次，准噶尔军仍利用“弓形阵”进行了有力反击，他们从三面发动进攻，并用鸟枪等火力对清军展开攻打，使得清军伤亡严重。
忽然遇到对方强大的热兵器袭击，清军纷纷溃退。
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噶尔丹下令埋伏的准噶尔军队从阵地绕出，忽然出现在败逃清军的左右，对清军迅速形成夹攻状态。大骇之下，清军遭到致命打击。史料上记载说准噶尔军队“从黎明打到午后”，可以想见，处于被包围和被夹击状态中的清军人员伤亡肯定少不了！当然，俄国使节基比列夫在报告中所称“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也是有些夸大的说法。但基比列夫作为当时战争的目击者，确实看到了清军遭到噶尔丹军队围歼的具体实况……
从清朝文件中可以发现，阿喇尼在呈上给康熙帝的军报中，将清军失败原因归咎于准噶尔部多火器，而清军火器兵没有及时赶到。其实，这只是清军大败的一个因素。在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等诸多方面，清军统帅阿喇尼显然要远逊于噶尔丹。
清军的惨败，在阿喇尼刚刚赶赴乌尔会河之时已经注定。
当然，乌尔会河之战的失败，康熙帝作为最高统帅肯定也有责任。清朝文件似乎都说阿喇尼是自己贸然和噶尔丹接战，其实，康熙帝应该事先有密旨指示他攻击准噶尔部队的。为了掩饰康熙帝的指挥不利，清廷在战后才对时任理藩院尚书的阿喇尼加以降级的处理。
噶尔丹铁定心要占据喀尔喀蒙古原有地区，也是因为其先前的内讧所致——自从侄子策妄阿喇布坦发动政变控制了准噶尔部基本领地后，噶尔丹就失去了能够回旋的大后方。他的老窝科布多地区有限的资源，根本无法满足其远征属众的需求，更不能满足他事先复兴蒙古帝国的需求，甚至在行军过程中，噶尔丹属下几万人的给养都成为问题，有时候他们甚至“以人肉为食”（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内阁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
为此，饥渴难当的准噶尔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尽掠喀尔喀额尔德尼台吉，劫夺昆都伦博硕克图部众和济农阿难达赉的人畜，而后南下内蒙古，在乌珠穆沁旗大肆掠夺。所以，他们的这次远征，看似扩地拓土，其实也属无奈之举。
乌尔会河大战中，清军惨败，喀尔喀蒙古更加人心惶恐，纷纷逃散。这些蒙古败兵败将，途中四处劫掠，致使清朝北部边疆大乱。为此，清廷上下也开始生出对噶尔丹军队深深的恐惧，促使康熙帝重新考虑对准噶尔军队的战略和战术，并开始采取极为谨慎的策略，严禁各路清军各自为战。
在接下来的乌兰布通之战中，清朝大军统帅福全等到各路清军会齐后，才敢下令向噶尔丹军队发起进攻。
福祸相依。对于噶尔丹来说，乌尔会河大战的获胜，使得他在信心大增之余，开始盲目地骄傲自大起来，日益对清朝兵力产生轻视之心，继续率领大军侵扰漠南蒙古地区，进逼乌兰布通。这个地方，距离北京仅七百里。
噶尔丹大军来临的消息传出，给清朝北京城造成极大恐慌，根据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
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才硬着头皮开始了他的御驾亲征。
事后可以发现，清军虽然在乌尔会河之战中惨败，但清朝强大的国力和兵力是准噶尔部远远不及的。康熙帝及时调整了战略，清醒地认识到清军的不足，在朝廷内外及时扭转了消极悲观情绪，认真做足各方面准备，并迅速重新组织起大军来迎击、追剿噶尔丹。
反观噶尔丹，乌尔会河暂时的胜利，反而成为他最终败亡的导火索。不顾双方实力的悬殊，野心膨胀至极，继续向南进犯，终于在乌兰布通遭遇清军主力。
“乌兰布通”，也译为“乌兰布统”。“乌兰”乃蒙语“红色”之意；“布通”，指“倒置的酒坛子”，所以“乌兰布通”即“红色坛子”之意。乌兰布通位于今天的克什克腾旗之西。该地区北面靠山，南临高凉河（西拉木伦河上游支流），地势险要。
笔者曾经数次路过此地，亲眼看到过红褐色的乌兰布统峰在大草原上静静矗立着。自元代起，这一带就水草丰茂。元清两代，此处都是皇家的避暑和狩猎胜地。
由于当时清廷调集的蒙古各盟、旗的助攻部队近二万人一时无法按时到达，情急智生，康熙帝就命令福全先对噶尔丹展开谈判，以赐物赏银为诱饵，引诱噶尔丹放松进攻态势，以待科尔沁诸部骑兵赶来助战。
福全得计之后，先礼后兵，和噶尔丹互派使节，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以拖延双方决战的时间。
七月二十日，裕亲王福全指挥的清军主力抵达克什克腾旗的土尔埂伊扎尔（即后来的木兰围场）。由于地势平阔，清军宿营于此，整个营区长达六十里，宽二十里，驻军有五六万之众。
同日，为了稳住噶尔丹，福全遣使，入噶尔丹营帐表示道：
汝阑入我边汛，尚书阿喇尼等不得不迎战。汝向与天朝修贡通好，此来追喀尔喀耳。今喀尔喀劫夺我外藩，肆行悖乱，亦与我朝相失。圣上特遣和硕裕亲王及皇长子来，与汝申明礼法，自兹以往永定盟好。
也就是说，清朝使者对噶尔丹显得很客气，说先前清军将领阿喇尼和准噶尔开仗，乃由于噶尔丹不小心误入边界，清军不得不迎战；而且你一直向大清朝贡，这次进军目的原本也是为了追击喀尔喀蒙古人。而喀尔喀某些散兵游勇确实到处劫掠，大清朝正想灭他们呢。为此，大清皇帝派遣裕亲王福全以及皇长子来这里，就是来和你申明礼法的。从此之后，我们互定盟好，直到永远……
清朝派大军前来，却说是为了结盟，噶尔丹自然不相信。清朝使臣接着解释说：难道你没听说吗，我大清出兵俄罗斯，后来还是礼尚往来以谈判解决了问题，最后双方也是不战而归啊……
任凭清朝使者如何说，噶尔丹就是不信，他早就看出清廷是假谈而真打。将计就计，噶尔丹也对清朝使者“抱屈”，表示说：“喀尔喀蒙古乃吾世仇，因追杀他们，我军才误入清朝边境。我准噶尔一向拜服中华皇帝，不敢妄行！”
谈了半天，噶尔丹还是坚持原议，向清朝索要喀尔喀蒙古的头领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
得知消息后，躺在病榻上休养的康熙帝非常愤怒，下密旨给福全：“暂时和噶尔丹虚与委蛇，静待盛京、乌喇、科尔沁等部兵马。为了稳住对方，你可以派人送噶尔丹牛羊，犒赏其军，老其锐气，疑其士卒！”
得旨后，福全马上派人给噶尔丹送去一百只羊、二十头肥牛，以示友好，并致函噶尔丹，希望约定地点双方面对面进行和谈，以求彻底解决喀尔喀蒙古问题。
噶尔丹大贼之人，他对清朝送来的牛羊照单全收，却对福全所说的和谈之事支支吾吾，依旧有条不紊地推进，一时间使得福全和所有清朝的随营大臣皆不知所措。
于是，福全派人快马加鞭禀报康熙帝，奏称噶尔丹狡诈多端，踪迹难定。而清朝大军人多，回旋困难，是打是和是退，希望皇帝早下定夺。
康熙帝急得不停派遣使臣传达旨意；而清廷和噶尔丹大营之间，使者也往来频繁，互相致意，传递消息。但双方都心知肚明，知道对方是在拖延时间，以争取战争的主动。
七月二十九日，噶尔丹大部队开抵乌兰布通山，并在山上居高临下扎营。
乌兰布通山间林木茂密，山势险要，而东西两侧又有大面积沼泽区，噶尔丹选择此地扎营，也是心思缜密：此高地易守难攻，加上两翼都是沼泽地，清军即使依仗优势骑兵突击，也不可能奏效。
八月一日，清军主动迎战。大批清军从土尔埂伊扎尔营地开拔，陆续到达乌兰布通山下，准备仰攻准噶尔大军。当日下午，清军首先使用西洋传教士帮忙设计和铸造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炮”“神威无敌大将军炮”等重火器猛轰噶尔丹山上营地。使用这种大炮进攻，先前清军在平定吴三桂三藩起事的时候多次奏效，但多为居高临下轰击。如今，噶尔丹大军在上方，大炮仰射，准头就很差，没有多少炮弹命中目标，只是弄出很大声响，给敌人一定的心理威慑而已。
准噶尔军队先前和俄国交往甚厚，对这种热兵器并不陌生，所以他们也没有感到特别震骇。
当时噶尔丹的战术，就是以“驼城”防卫。所谓“驼城”，就是把原本用来运送辎重的骆驼按卧在地，然后堆上木箱，再把用水沾湿的毛毡蒙在上面，士兵随后就可以躲在骆驼和木箱之间向外射击及投掷长矛。
这种“驼城”一直挺好使，特别是和喀尔喀蒙古打仗的时候，噶尔丹依恃这种战法，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可面对清朝大军，噶尔丹明显心理准备不足。先前他在乌尔会河打败阿喇尼清军，是因为那是一支远道行进的军队，携带的火炮等物品不多。而那次战役过后，噶尔丹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从俄国得来的火器，要比清军数量多而且先进。而乌兰布通战役中，清军刚开始进攻的时候，虽然大炮声声，但由于准头不够，确实也没给准噶尔军队造成多大的伤亡，使得噶尔丹胸有成竹。于是他指挥大军抵抗，准备伺机反守为攻，消灭清军主力。
但是，清军大炮数目太多了，除传教士助造的大炮以外，还有铁心火炮五门，子母炮三门，其余操纵火炮和火器的八旗火器营军人就有千人，汉军火器营有四百人，可见当时清军火力之强。不顾准噶尔军队居高临下的枪林弹雨，清朝火器兵不时调整角度和方位，大炮的炮弹越打越近，越打越准。而准噶尔军队中那些事先没有被堵塞耳朵的骆驼们，很快就因为清军大炮巨大的音声和爆炸导致的碎片而受惊，忽然间纷纷挣扎站立，四处逃散。由此一来，准噶尔军队的“驼城”就不成“城”了，躲在后面的准噶尔士兵顿时暴露在外。
望见准噶尔军队“驼城”垮塌，清军指挥官大喜，猛摇令旗，拼命击鼓，指挥清军进攻。于是，大批清军，首先是汉人为主的绿营军，呐喊着开始冲杀，仰攻准噶尔军队。
准噶尔的“驼城”虽然已经当不成掩体，但毕竟居高临下，他们拼死抵抗，不停往下射箭，俄式滑膛枪砰砰直响，猛烈狙击来攻的清军。不一会儿，清军在半坡上就死伤枕藉，好不容易有些人杀到了“驼城”边上，短兵相接中，体力又不敌勇悍非常的准噶尔军人，不少清军被杀在当地。
首攻不胜，清军丢下上千具尸体，狼狈遁下乌兰布通山。康熙帝的一个舅舅，即佟国纲的弟弟佟国维，在这场战斗中表现非常勇猛。他指挥左翼军，在炮火掩护下，绕过沼泽地从侧面横击噶尔丹，斩杀了不少准噶尔军人，但在后撤过程中被准噶尔人的滑膛枪打中，战死沙场。这位“领侍卫内大臣”、国舅爷的战死，对清军士气打击极大……
见此情状，身临前线指挥作战的裕亲王福全非常沮丧。既然国舅都战死了，且一直以能征善战出名的陕西绿营汉军都如此大败，剩下的八旗兵和蒙古兵肯定就更不行了。看看天色已晚，福全只好宣布暂时休兵。
噶尔丹虽然抵抗住了清军的进攻，但敌我兵力悬殊太大，他也不敢贸然指挥准噶尔军队往下冲击清军以扩大战果，只是待在山上清理战场，重新稳固防御工事。
有关八月一日这天的战事，裕亲王福全在给康熙帝的奏报中，竭力宣扬准噶尔军队的顽强，并且夸称清军“大败之”，说自己下令清军停止进攻的原因，是因为天色昏黑，害怕清军出意外：
抚远大将军和硕裕亲王福全等疏报，七月二十九日，臣等闻厄鲁特屯于乌兰布通，即整列队伍。八月初一日黎明前进，日中见敌，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未时，临敌，发枪炮击之。至山下，见厄鲁特于林内隔河高岸相拒，横卧骆驼，以为障蔽。自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左翼由山腰卷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右翼进击，为河崖淖泥所阻，回至原处而立。本欲尽灭余贼，但昏夜地险，收兵徐退。其噶尔丹死于乱兵与否，俟后查明另奏外，事关大败贼众，谨以奏闻。
如果读福全奏报，给人的印象是：清军此战基本消灭了准噶尔军队，连噶尔丹差不多都被打死在乱马军中了。
而如果阅读当时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国路易国王的报告，就可以发现关于这一天的战事，这位传教士讲得很客观：
在反击厄鲁特汗（噶尔丹）的一次战役（即乌兰布通之战）中，皇帝（指康熙帝）知道他的军队所以蒙受重大损失而未能将敌军彻底击溃，是因为厄鲁特人（准噶尔人）仗着良好的排枪的强大火力，迫使皇帝的骑兵退出战线……
第二天的战况，福全在战报这样写道：
八月初一日，击败噶尔丹，薄暮收军。次日，即前进剿杀余寇，见噶尔丹据险坚拒，故使我将士暂息。
可见，经过八月一日下午的激战，清军并没有消灭噶尔丹主力。而且，在第二天的战斗中，噶尔丹反而集结军队，回缩到更高的阵地，凭险固守，使得清军不能再大踏步前进。
可见，战争开始时由于清军火力凶猛，准噶尔军确实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战斗力并未急剧减弱，他们坚守阵地，勇猛抵抗。延至第二天，虽然噶尔丹的战线有所收缩，但清军并未占得大便宜，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也恰恰是这种对峙，其实就宣布了噶尔丹在乌兰布通战役中的最后失败——准噶尔军队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援，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反观清军，虽遭重创，但来援的兵力持续不竭，从各地增调的援军陆续挺进乌兰布通，逐渐对准噶尔军形成合围之势。
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噶尔丹要想保全兵马，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快地脱离战斗，趁机退回漠北。
为了能使得自己的部队安全撤退，噶尔丹开始主动和清军接触并寻求“谈判”。
八月二日，噶尔丹派出军中的大喇嘛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到清军统帅部，表示请和。为了迷惑清军，噶尔丹虽然是请和，但语气严厉，依旧坚持向清朝索要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
此时的清军统帅部，由于康熙帝不可违背的求胜意志，包括福全在内，全都声色俱厉，当即拒绝噶尔丹要求，让他立即率军投降。
为了继续麻痹清军，噶尔丹派人表示，这一两日内，大喇嘛济隆呼图克图也要到清军统帅部来商量讲和事宜。
八月四日，大喇嘛济隆呼图克图率弟子七十余人到清军统帅部求和，并且当众承认噶尔丹深入清朝境内抢掠人畜是“大非礼”，但又强调这不是噶尔丹的过错，而是其“部下无知”。在恭维康熙帝是“一统宇宙之主”的同时，这位大喇嘛还代表噶尔丹，降低谈判条件，放弃索要土谢图汗，只要求清廷把哲布尊丹巴遣送回来即可。接着，大喇嘛说噶尔丹马上就要撤出乌兰布通，希望清军放行，待准噶尔军队行到有水草之地，再与清军会盟和好。
自恃越来越多大军的到来，福全等清军将帅都很不耐烦，对大喇嘛济隆呼图克图表示：你们没有再讨价还价的理由，如果噶尔丹不投降，我们马上进军！
其实，就在大喇嘛济隆呼图克图抵达清军大营的当天夜里，噶尔丹就率领余众迅速撤离了乌兰布通。他们夜渡西拉木伦河，甩开清军，奔向边外，最终成功逃走……
不过，脱离了乌兰布通战场之后的噶尔丹并没那么幸运。在归返科布多大营的途中，噶尔丹部队遭遇瘟疫，加上一路缺吃少穿，两三万人的大军最终得以生还科布多的，不过数千人而已……
关于乌兰布通之战，清朝的正史都是大肆宣传康熙帝指挥下取得的大胜，但从福全回京后受到处罚的结果可以窥出，清军确实在此战中贻误战机，最终并没有全歼噶尔丹，而是让他逃走了。所以，此役可谓不分胜负。
但从长远角度看，清朝还是从乌兰布通战役中得到了胜利——此次战役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战略格局，清军挫败了俄国支持下的噶尔丹的挑衅，粉碎了当时俄国在东亚殖民的意图，奠定了清朝“盛世”的根基。而且，噶尔丹迢迢而战，因乌兰布通大战而元气大伤，加上其内部分裂，其侄策妄阿喇布坦把他的根据地攻掠一空，使得噶尔丹日后很难有足够的实力东山再起。
在乌兰布通击走准噶尔军队之后，康熙帝为了巩固北部的边防，一面在木兰行围习武，“激励将士，申明赏罚”；一面及时对那些先前被准噶尔大军击溃的喀尔喀蒙古人采取了收容措施，命令各地发放米银，救助喀尔喀三部离散人民。
不久，康熙帝亲自与内外蒙古各部首领于多伦诺尔会盟，联合喀尔喀各部力量，以求进一步统一漠北地区。多伦诺尔在今承德市西北，地势平旷，饶有水草。康熙三十年（1691年）四月，康熙从北京出发，亲率上三旗官兵，出古北口，溯滦河而上；而下五旗官兵出独石口，两路大军最终会师于多伦诺尔。当时，喀尔喀各部首领及内蒙古科尔沁等四十九旗的王公台吉，早已提前恭候在会盟之地百里以外，听候大皇帝传谕。
作为宗主，康熙帝首先调解了喀尔喀三部之间的纠纷，当廷斥责土谢图汗吞并札萨克图部的牧场，攻杀札萨克图汗沙喇。土谢图汗战栗流汗，事后“具疏请罪”。康熙帝下令，以沙喇之弟策妄札卜代统札萨克图部，并封其为“和硕亲王”。在调解了喀尔喀蒙古之间的纷争之后，喀尔喀三部首领在理藩院大臣及鸿胪寺官员引导下，逐次被引进御帐，跪地朝拜康熙。
康熙帝意气洋洋，让这些蒙古王爷们和自己共进御宴，奏乐进茶。随后，在隆重而和睦的气氛中，双方举行了会盟大典。转天，康熙又专门设宴，招待了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车臣汗吴默赫以及策妄札卜等三十五名首领。宴会上，康熙郑重宣布：保留喀尔喀三部首领的汗号，同时宣布取消蒙古贵族原来的“济农”“诺颜”的名号，按满洲贵族的封号，各赐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的爵位。而喀尔喀蒙古的行政体系，也如内蒙古四十九旗一样，实行札萨克（旗长）制。按内蒙古四十九旗模式，给地安插，喀尔喀蒙古共分为三十四旗，旗下设参领、佐领。由此结束了喀尔喀各部长期以来以强凌弱、自相劫夺的混乱局面，加强和巩固了中央政权对喀尔喀蒙古各部的管辖。
为了尊重蒙古部族的宗教，清廷采用喇嘛教作为统治蒙古的手段。会盟以后，康熙帝应蒙古贵族“愿建寺以彰盛典”的要求，在多伦建立了一所巨大的喇嘛庙，取名为“汇宗寺”，使之成为暂居内蒙古地区的喀尔喀各部的宗教中心，并命令哲布尊丹巴在寺内主持宗教活动。
日后，以哲布尊丹巴为首，喀尔喀蒙古各部首领经常到多伦以东一百里的木兰围场朝见康熙，并且逐渐形成了固定朝谒的制度。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撤退后，辗转逃亡，一边向沙俄示好，一边向康熙帝请和。由于清朝已经封锁了噶尔丹前往青海、西藏的道路，天山南路又被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占领，噶尔丹前后受敌，日子越来越难过。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得知噶尔丹本人在巴颜乌兰，康熙皇帝在祖宗灵前发誓：“誓不以此虏遗子孙！”他又一次决定御驾亲征，准备率领大军全歼噶尔丹残余部队。
清廷分三路远征，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领军为东路，大将军费扬古为主帅率领陕甘兵出西路，康熙帝自领中路军出独石口，约定四月下旬在土拉河会师，夹攻噶尔丹。
得知康熙帝御驾亲征，噶尔丹大惧，拔营宵遁。得知消息后，康熙帝马上命令清军统帅费扬古在半路截击噶尔丹。
五月十三日，费扬古所部清军在昭莫多（今乌兰巴托以南）得遇噶尔丹近万人的骑兵，双方展开激战：
时敌军至者近万，皆百战之贼。我军饥疲，马僵其半。费扬古以马力不能驰击，非反客为主，以逸待劳不可。距敌三十里，即止营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荟蔚，可设伏。乃率左右翼步骑，先据小山阵于东，余沿土腊河阵于西。遵上所授方略，各军皆下马步战，约闻角声始上马……日暮，沿河伏骑尽起，一横贯其阵，一袭其后队辎重，贼始崩溃。（《康熙政要》）
由于清军在战斗中再次使用了火炮、滑膛枪等热兵器强势攻击，加上人数优势，噶尔丹最终大败，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
这次战役，对噶尔丹的打击是致命的。为此，准噶尔部一名善弹筝笳的老乐工被俘后，在康熙皇帝所举行的庆功宴上，以厄鲁特蒙古语演唱了一首悲壮凄凉的歌曲：
雪花如血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
昭莫多之战后，噶尔丹逃往鄂尔多斯地区，想伺机逃往西藏地区。围追堵截之间，清廷对他多次劝降，但噶尔丹至死不降。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穷途末路的噶尔丹在赴额黑阿剌尔途中，突然病死在布颜图河畔，时年五十四岁。
噶尔丹死后，准噶尔汗位回到了噶尔丹侄子策妄阿喇布坦手中。在清廷剿灭噶尔丹过程中，策妄阿喇布坦一直配合，所以被康熙帝视为盟友。
从噶尔丹败亡之时算起，一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朝和策妄阿喇布坦统治下的准噶尔政权和平共处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
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一样，内心深处依旧想恢复大元的天下。但当时的清朝太过强大，所以策妄阿喇布坦也一直不敢与清政府公开对抗。他慢慢发现西藏之地可以利用，就把目光转向西藏地区。
先前噶尔丹在与清朝的相抗过程中，以摄政桑结嘉措为首的西藏政权一直暗中偏袒噶尔丹。噶尔丹失败后，他们便把目光转向了继噶尔丹称霸于准噶尔部根据地的策妄阿喇布坦，并且以五世达赖的名义授予策妄阿喇布坦以“额尔德尼卓里克图珲台吉”（宝权大庆王）称号，并授给印玺、衣服等物。
实际上，五世达赖喇嘛早已于1682年圆寂。为了控制西藏局势，摄政桑结嘉措一直隐瞒五世达赖死讯，对外宣称五世达赖喇嘛禅定，所以不会见任何人。而当日后清朝和蒙古诸部知道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的消息时，竟然是五世达赖圆寂的十六年后，也就是1697年。当时，噶尔丹已处于穷途末路。
噶尔丹掌权准噶尔时期，他本人和西藏宗教上层的关系非常密切。噶尔丹当初能够坐上准噶尔汗位，与西藏的宗教力量支持大为相关。为了报答达赖喇嘛的支持，噶尔丹又反过来大力推行黄教。而策妄阿喇布坦当上准噶尔部大汗后，在宗教上和前几任准噶尔部首领一样，极其重视西藏达赖喇嘛的影响度，所以才会接受西藏政权当时以五世达赖名义对他的封赠。
策妄阿喇布坦与清朝保持和平的同时，多次向西方拓展。1698年和1699年，准噶尔军队侵入哈萨克草原南部，征服了赛拉木。而后，他们又俘虏了锡尔河下游的喀喇卡尔帕克族的亦不刺因苏丹，在当地征收贡税，行驶宗主权。1722-1723年，准噶尔进攻哈萨克人和乞儿吉恩人，占领了赛拉木及塔什干等多座城市。和先前噶尔丹在位时期一样，准噶尔人大肆掳掠并且强迫那些绿洲城市以及临近的游牧民上缴赋税和贡献。所以，当时准噶尔军队统治之下的民族很多，包括哈萨克人、兀良罕人、帖良古特人、叶儿羌的布哈拉人、布鲁特人以及巴喇宾人等。
随着势力的日益强大，策妄阿喇布坦征服欲膨胀，竟然攻入西藏杀掉了和清朝关系密切的拉藏汗，这使得康熙帝忍无可忍！
拉藏汗不是藏人，乃是属于青海和硕特部蒙古的贵族后裔。拉藏汗的曾祖父顾实汗（又译作“固始汗”），曾经应西藏格鲁派之邀，远征青海，并且在青海、西藏建立了他的势力基础。后来，在青海等地称霸的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作为卫拉特蒙古一部的首领，于崇德二年（1637年）向在沈阳建国的清太宗皇太极派去使团。1642年，顾实汗和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一起，再次向清朝派遣了表达友好的使者。当时的清朝还在关外，为了争取在蒙古人中间有巨大影响力的五世达赖喇嘛，清廷也向拉萨派遣了使团。
清朝入关后，五世达赖喇嘛曾于1652年和1653年间访问了北京，拜见了顺治帝。清朝方面也承认了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从此，西藏正式接受清朝的册封。
1655年1月，顾实汗病死。不久，青海和硕特部蒙古内部发生了左右两翼之争。1659年，西藏在政治上拥有实力的摄政索南拉布丹也病死，五世达赖终于能够自己出面，顺利而巧妙地调停了青海和硕特部蒙古的纷争，授予顾实汗的一个儿子以“达赖珲台吉”称号，又授予顾实汗另外一个儿子为“丹津却吉札勒布”（持教金刚王），成功地分割了和硕特部蒙古贵族在青海、西藏地区的统治权。由此，一直作为“西藏王”的和硕特部首领的权力不再凌驾于五世达赖之上，反而变成被五世达赖喇嘛册封的头领了。1660年，和硕特部蒙古“持教金刚王”的继承人，又被五世达赖授予“持教达延王”称号，也就是历史上的“达延汗”。
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而掌握西藏政教全权的摄政桑结嘉措秘密从前藏宁玛派中选出了一位六世达赖。这位桑结嘉措是一个心思深沉的人，他为了牵制与准噶尔部噶尔丹有密切联系的青海和硕特蒙古部族，同时为了避开清朝的压力，就持续隐瞒了达赖喇嘛的死讯。而准噶尔部的汗王噶尔丹，一直到死，也不知道五世达赖去世的消息。
1697年，桑结嘉措得知噶尔丹由于遭到清康熙帝亲征打击而到处流窜时，才在拉萨公布了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的消息，并在当地举行了六世达赖喇嘛的坐床仪式。这位六世达赖喇嘛，就是“情诗达赖”仓央嘉措。
藏历水猪年（1683年），仓央嘉措出生于西藏纳拉活域松（现西藏山南县）的一个普通藏族家庭，被当时的西藏执政桑结嘉措秘密选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1696年，得知五世达赖已死多年的消息后，康熙皇帝震怒，下诏严谴桑结嘉措。桑结嘉措向康熙帝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马上找到多年前就隐藏起来的这位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于1697年（藏历火兔年）9月，把时年已十四岁的仓央嘉措从藏南迎到拉萨。
途经浪卡子县时，桑结嘉措让当时的五世班禅罗桑益喜认仓央嘉措为徒，为他实行剃度。仓央嘉措受“沙弥戒”，取法名为“罗桑仁钦仓央嘉措”。10月25日，西藏政权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仓央嘉措正式成为六世达赖喇嘛。
过了三四年，人在青海的顾实汗曾孙拉藏汗继承汗位。这位真正的“西藏王”，逐渐与西藏摄政桑结嘉措产生矛盾。拉藏汗的曾祖是顾实汗，祖父是达延汗，父亲是达赖汗。长期以来，和硕特蒙古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由于清廷所委任的青海亲王扎西巴图鲁的逼迫，拉藏汗被迫带着部属离开青海中心地区不断南下，最终进入西藏地区。拉藏汗继位之初，曾经得到过西藏摄政桑结嘉措和五世达赖的支持，双方关系不错。当时，为了笼络拉藏汗，桑结嘉措还特别授予对方“成吉思汗之名”（《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
由于拉藏汗率领从人进入了藏地为时不久就和西藏摄政桑结嘉措生出嫌隙，很快二人关系势同水火，甚至发生了桑结嘉措买通拉藏汗府内侍向拉藏汗饮食中下毒的事件。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正月，西藏摄政桑结嘉措对外号称：根据六世达赖指示，驱逐拉藏汗离开藏地，让他返回青海的和硕特部族聚居地。由此，双方正式交恶。
愤怒之下，拉藏汗先假意返回青海，北上到那曲后，又集结兵力忽然返回，率领军队进军拉萨。经过三次交战，拉藏汗终于击败了西藏摄政桑结嘉措的军队，使得桑结嘉措星夜逃出拉萨。
七月中旬，先前被桑结嘉措拥立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出面劝和，召拉藏汗入布达拉宫商议。拉藏汗知道六世达赖意在使用缓兵之计，就表面上假装同意和解，出宫后却忽然发兵，抓住退到贡噶的桑结嘉措等人，并且派人在途中杀掉了这位权倾一时的西藏摄政。
占领了拉萨，处死了摄政桑结嘉措，拉藏汗向康熙帝汇报，奏称桑结嘉措“谋反”，而被桑结嘉措拥立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不守清规，请求朝廷废掉这位“假达赖”。
由于拉藏汗在清廷和噶尔丹的战争中一直支持清朝，清廷又怕策妄阿喇布坦把仓央嘉措弄到手里后加以利用，康熙帝自然准奏，命令拉藏汗派人将仓央嘉措解送到北京予以废黜。
1706年，已失达赖名号的仓央嘉措在押解途中郁郁寡欢，行至青海湖滨时，就不明不白死去。死后，他的遗体按照藏地传统实行天葬。当时和后世有关仓央嘉措被黜后的死因说法很多，有说是病死的，有说是被杀的，还有说是被清廷软禁在五台山的。无论如何，这位达赖没留下“金身”，时年仅二十五岁。
仓央嘉措原本的世俗家庭，一直信奉宁玛派（红教）佛教。这个教派的教规，并不禁止僧徒娶妻生子。他被秘密选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后，在家乡过了十四年的乡村生活。这段经历，使他有了和别的转世灵童不一样的尘世生活，加之他本人对大自然的热爱，所以灵感迸发，写下了许多缠绵的“情歌”。现今存世的仓央嘉措诗歌，大概有六十多首，除几首佛教颂歌外，大多是描写男女爱情的歌诗，一般都译成《情歌》。但在藏文中，所谓的“仓央嘉措情歌”，本意应该是“仓央嘉措道歌”。如果依据禅宗的理念，仓央嘉措的“情”，或许也是“道”。但由于达赖系统所属的格鲁派（黄教）佛教一直强调清规戒律，严禁僧侣结婚成家和接近妇女，所以，拉藏汗说仓央嘉措不守佛法，其实也是事出有因。
拉藏汗主政拉萨之后，拥立了一个新的六世达赖喇嘛，名字叫阿旺伊什嘉木措。这个六世达赖虽然得到了康熙帝认可，但与拉藏汗同族的青海和硕特部蒙古多表示抵制拉藏汗所立的这个六世达赖。于是他们在西藏东边的理塘地方找到一个叫格桑嘉措的男孩，确信这个孩子才是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为此，青海和硕特部蒙古首领们集体请求康熙帝对这个孩子给予保护。
当时，康熙帝对之不置可否，但考虑到将来可能的需要，就下令把那个男孩移住于西宁的塔尔寺，派清兵严加守卫。
自从噶尔丹死后，清朝和策妄阿喇布坦所统治的准噶尔部保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到了1715年，策妄阿喇布坦犯边，开始攻击哈密和吐鲁番等地。由于哈密地区关系到天山南北两路以及天山东路和内地的经济贸易往来，康熙帝不能坐视不管。由此，清朝和准噶尔战事重起。
当时的策妄阿喇布坦非常不愿意看到西藏处于清朝的影响下，他利用当时的西藏人及青海和硕特部蒙古对拉藏汗的普遍反感，开始了对西藏的远征。
1717年6月，策妄阿喇布坦派出时任“大斋桑”（清朝史料中作“宰桑”，是“宰相”和“贵臣”的意思）的堂兄弟策凌敦多卜（策零敦多布），率领六千骑兵，自羌塘高原（阿里地区）强行突破，突然出现在拉萨以北的腾格里诺尔（纳木错）湖畔。
拉藏汗闻讯，急忙从青海调来和硕特蒙古军应战。双方激战两个多月，拉藏汗不敌昔日的卫拉特同胞，下令撤退，转而固守拉萨。由于拉萨城中许多藏人反对拉藏汗的统治，他们暗中打开大门，以至于准噶尔军队没遇到什么抵抗就攻入城中。最终，拉藏汗和他的儿子在布达拉宫内英勇战死。
准噶尔的策凌敦多卜占领拉萨和周边地区后，立刻废除了拉藏汗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他本打算把住在塔尔寺的那个转世灵童接到拉萨坐床，但当时的塔尔寺处于清朝严密监控下，而策凌敦多卜又得不到青海和硕特部蒙古的协助，所以最终他想新立达赖喇嘛的想法没有能够实现。
准噶尔军进入拉萨后，并没有成为藏人想象中的解放者。他们肆意掠夺，大肆破坏格鲁派以外的宗教寺院，杀戮、驱逐僧人，很快就引起了西藏人民对这些准噶尔军人的强烈敌意。
康熙帝得知拉藏汗的死讯，是在拉藏汗战死三个月后。当时一支向西宁出发的清军在途中加入青海和硕特蒙古援军，共约一万人的骑兵直指拉萨，但在中途，这支联军却遭准噶尔军全歼。
确认拉藏汗被杀后，清廷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确认了七世达赖喇嘛人选。也就是说，康熙帝正式承认了青海的和硕特蒙古在理塘地方找到的那个男孩格桑嘉措（当时在塔尔寺）为七世达赖。（青海和西藏三大寺黄教势力一直以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以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今天保存在拉萨解放公园的康熙帝《平定西藏碑》，仍称格桑嘉措为六世达赖。）
于是，在康熙帝亲自布置下，清军开始第二次兵分两路大举进军西藏：一路是四川军，从西藏东部（康区）的巴塘横越山地，进入拉萨。当时准噶尔军主力集中在拉萨北方的达木草原，拉萨城防御十分薄弱。另一路是青海军，由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禵率领，带着七世达赖喇嘛一起，雄赳赳地向拉萨进发。
由于在西藏的杀戮抢夺和倒行逆施，准噶尔军队深为藏人痛恨。面对清军强大的压力，准噶尔的“宰桑”策凌敦多卜在拉萨大肆劫掠一番之后，率军向拉萨西北方逃去。
而后，七世达赖喇嘛在清军护送下，在拉萨民众的欢呼中胜利进入拉萨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九月十五，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这也标志着清朝正式保护西藏的开始！
格桑嘉措入藏后，其家属也随同前往拉萨。清朝政府封他们为公爵，西藏地方政府又给了他们家族很多庄园和农奴。格桑嘉措家属由此成为西藏一大贵族，即今天的“桑珠颇章”家族。
雍正五年（1727年），西藏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三人谋害首府噶伦康济鼐，预谋叛离清朝。转年，清军赶至拉萨，将阿尔布巴、隆布鼐二人凌迟处死。由于七世达赖格桑嘉措之父索南达结参与阴谋，为防止再起事端，清政府决定将七世达赖移往理塘。同时，诏令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到拉萨摄理黄教教务。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在理塘居住了一年后，又奉诏移往泰宁惠远庙。其间，雍正帝召达赖之父索南达结从理塘进京，面斥其干预藏政。索南达结服罪，保证不再重犯。雍正帝为安抚达赖，加封索南达结为“辅国公”。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命七世达赖自泰宁返回拉萨，把他的职权严格限制在宗教事务方面，下令其父索南达结常驻桑耶寺，每年只许到拉萨一次，严防其干预藏政。而当时西藏的一切行政事务，委任颇罗鼐全权办理，并由清廷派驻的驻藏大臣监督。二十年间，颇罗鼐尽职尽责，使得西藏社会出现了安定和繁荣的局面。
乾隆十二年（1747年），颇罗鼐去世，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仇视达赖，暗中与准噶尔部联络，准备阴谋发动叛乱。但清朝政府发现及时，很快平定了这次叛乱。在这次平叛过程中，七世达赖格桑嘉措表现比较好，及时向清廷做了汇报。为此，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廷下令由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掌管西藏地方政权。所以，西藏黄教的政教合一地方政权，也正是从七世达赖之时正式开始的……
难以征服的强大势力
雍正时期的准噶尔部族
在拉萨横行了两年零十个月，准噶尔军队不得不撤出。而策妄阿喇布坦的堂兄弟策凌敦多卜撤出拉萨之前，命令士兵将拉萨周边的寺庙劫掠一空，把全部祭器、佛像、经书运回伊犁，这在西藏历史上，称为“准噶尔人之劫”。
得到这批珍宝之后，策妄阿喇布坦在准噶尔盆地的伊犁河北岸，建筑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喇嘛庙，当时叫作“固尔扎都纲”（蒙语称寺庙为“都纲”）。因寺顶金碧辉煌，时人又称为“金顶寺”，是伊犁南北两疆黄教的朝圣中心。后来，固尔扎庙毁于阿睦尔撒纳叛乱。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平叛后，清政府在固尔扎庙遗址上兴建了“宁远城”，也就是今天的伊宁；三年之后，清廷又在承德仿固尔扎庙的原样兴建了“安远庙”，又称“伊犁庙”……
康熙帝死前，西藏的情势得以平定；雍正帝继位没过多久，青海又出事儿了——和拉藏汗同属和硕特蒙古一系的罗卜藏丹津，忽然造反了。
罗卜藏丹津是顾实汗的孙子，达什巴图尔的儿子。达什巴图尔去世，罗卜藏丹津承袭亲王王位。早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为了平衡和分化青海地区的和硕特蒙古势力，清廷下诏，命令罗卜藏丹津和右翼的贝勒察罕丹津、达颜等人为右翼部长，同领青海和硕特蒙古右翼部族；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阿喇布坦鄂木布为左翼部长。
清廷这种以行政手段干预青海的方法，就是康熙帝的雄才大略，他企图以多设部长的办法，使和硕特蒙古部族互不统属，互相牵制。
此诏一下，罗卜藏丹津大感不快。当时，由于对拥立七世达赖喇嘛的意见不一，青海和硕特蒙古各部已经产生分歧。为此，当时准噶尔汗王策妄阿喇布坦才趁机派大军入藏杀死拉藏汗，占据拉萨。
虽然对清朝分割权力的举动深为不满，但在反对准噶尔的战役中，罗卜藏丹津一直站在清朝一边。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罗卜藏丹津还参加了清军送七世达赖进藏坐床的军事行动。
西藏平定后，罗卜藏丹津并没有从清廷那里得到自己预先设想的对拉萨的控制权。雍正继位后，因嘉奖护送七世达赖的功劳，清廷还晋封和硕特部落的察罕丹津为“黄河南亲王”，这更加引起罗卜藏丹津的愤懑和不满。
为此，从西藏拉萨返回青海后，罗卜藏丹津就暗中和准噶尔汗王策妄阿喇布坦联系，准备在青海背叛清廷。当时，由于康熙皇帝刚刚去世，镇守西宁节制各路进藏军队的皇十四子允禵已经离开西宁回京奔丧。感觉当时的清朝大军无主，罗卜藏丹津就乘机召集青海和硕特蒙古各台吉，诉说利害，在察罕托罗海会盟，煽动这些人起兵反清。
由此，罗卜藏丹津下令和硕特各部恢复原来的称号，不再按照清廷的封赠称王、贝勒、贝子、公等爵号，号召和硕特蒙古人重建昔日顾实汗的霸业。
起兵之后，罗卜藏丹津自号“达赖洪台吉”，号令青海和硕特各部。而同属和硕特部族的清朝亲王察罕丹津当然不同意。于是，罗卜藏丹津即刻发兵四千，率先攻击同族的清朝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等人。
察罕丹津眼看不敌，慌忙率领眷属和手下百余人逃至老牙关，后从河州（今临夏）转移到兰州。当时，塔尔寺主持、大喇嘛察罕诺门汗（察罕丹津的侄子）以及郭隆寺众喇嘛，都和罗卜藏丹津遥相呼应，使得西宁一带格鲁派大小寺庙以及中甸、阿冈、多不藏马嘉、铁布、纳珠公寺、朝天堂、卓子山、先密寺、兴马寺、西脱巴等地的蒙藏部众和喇嘛近二十万众，一时间并起抗清，声势浩大。
由于罗卜藏丹津的起事出乎清廷意料，叛军一度顺利率领精骑进至河州、西宁附近，直抵河东。
雍正元年七月，清廷派侍郎常寿赴青海，想和罗卜藏丹津媾和，但罗卜藏丹津骄傲自得，竟然将常寿扣押。十月，清廷任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从陕甘各地调集各路精兵齐集青海，准备一举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反叛。
眼见清军人多，来势凶猛，原本跟随罗卜藏丹津反清的和硕特各部蒙古首领纷纷倒戈，主动向清军投降。
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清廷又任命岳钟琪为奋威将军。二月，岳钟琪率领大军直杀到青海湖，一举击败哈喇河畔的罗卜藏丹津驻军。而后，清军分为三路西征。
三月，岳钟琪率中路军直取柴达木，生擒罗卜藏丹津生母阿尔腾喀吞；副都统达鼐率兵追到花海子，擒获罗卜藏丹津的主要骨干部将……
至此，起兵才七八个月的时间，罗卜藏丹津便一败涂地，只得率领寥寥几个随从逃往新疆的准噶尔部避难。
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给青海的和硕特蒙古部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导致青海蒙古族人口从17世纪中叶鼎盛时期的二十多万锐减到十多万，严重破坏了青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
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平定后，雍正帝采纳年羹尧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将青海蒙古部族置于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对他们大力推行分化与羁縻相结合的政策，下诏把青海和硕特蒙古族仿照内蒙古扎萨克制度分编为二十九旗。同时，清廷对青海蒙古各旗划定了游牧界限，彼此不得互相统属，不得互相往来。
经罗卜藏丹津叛乱后，青海和硕特蒙古族的军事力量一蹶不振。察罕丹津被清廷重用，荣获“扎萨克”头衔，掌管和硕特前首旗（河南蒙旗），成为青海举足轻重的权势人物。
西藏、青海正式并入清朝的有效管辖范围，使得清朝形成了对准噶尔南部、东南部的包围态势。从此，清朝在统一准噶尔问题上拥有了更大的主动权。
雍正五年（1727年），准噶尔汗王策妄阿喇布坦病逝，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承汗位，人称“小噶尔丹”。这位准噶尔新汗，在开疆拓土方面，比他的父亲策妄阿喇布坦和叔祖噶尔丹都厉害得多，曾经让雍正、乾隆两代清朝皇帝坐卧不安。
噶尔丹策零刚刚继位，雍正帝已经坐稳了帝位，准备出兵征剿准噶尔。为此，雍正帝特别设立军机处（开始时叫“军需房”），目的在于方便西北用兵的指挥工作。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派出清代开国大臣费英东的曾孙、吏部尚书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率五万精锐进兵讨伐，其中有六千京师八旗、九千御林军、八千盛京八旗，其余是来自科尔沁等地的蒙古铁骑；同时，他任命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从西路出师助战（此时大将军年羹尧已经被赐死）。
出征之时，雍正帝先到太庙祭告列祖列宗，并在太和殿给主帅授钺，还亲自到南苑阅兵助威。
雍正一朝对准噶尔的战争准备工作做得又早又好，但真打起来，却是准噶尔一方首先取得主动。雍正九年（1731年），准噶尔军队首先攻击吐鲁番地区，和清军展开了拉锯战。本来补给困难，西路军岳钟琪所部清军又被准噶尔派出的小股游击队破坏了辎重补给，在乌鲁木齐一带被动挨打。
当年夏秋之交，和通泊（和通淖尔）一战，清军惨败！
当时，为了防范准噶尔军队进入喀尔喀蒙古攻袭，雍正帝命令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率兵前往科布多筑城（今蒙古吉尔格朗图。历史上的科布多地区，在今天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俄国和蒙古各占一部分）。
当时，噶尔丹策零得知北路清军比西路清军人数稍疏，就决意集中兵力进攻北路，得胜后进而劫掠喀尔喀蒙古部落。由于傅尔丹率领清军凭城固守，噶尔丹策零清晰认识到，自己手下的准噶尔骑兵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城。所以，他就派出塔苏尔海丹巴为间谍，故意让守卡清军捕获。被审讯之时，塔苏尔海丹巴诈称说：噶尔丹策零发兵三万，由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分别率领，来犯清军北路。如今，小策零敦多卜已到达察罕哈达，而大策零敦多卜因故逗留未至。
傅尔丹信以为真，就决定乘准噶尔大军未集中之时，先发制人。于是，他选兵万人，循科布多河西以进。其中，清将素图、岱豪为前锋，定寿等人领第一队，马尔萨等人领第二队，傅尔丹率大兵继后而进。而后，傅尔丹令衮泰率领小部分兵士留守护城，陈泰屯于科布多河东，保护饷道。
六月初九日，定寿所率第一队进至扎克赛河，抓获准噶尔军队的巡逻兵，根据俘虏供称，此处距察罕哈达仅三日路程，在那里刚刚到达的准噶尔兵不超过千人，尚未来得及立营。傅尔丹得知消息后，马上命令清军连夜速进。但大军行军数日，并不见一个敌人。
六月十七日，清军又抓获一名准噶尔兵，供称说准噶尔军队二千人屯于博克托岭。于是，傅尔丹派遣素图、岱豪将三千人马前往攻击。
此时，准噶尔用弱兵等待清军，准备一战之下就佯败而退，引诱清军上钩。而当时的准噶尔主力大军二万，事先已经埋伏在山上，严阵以待。
六月十八日，定寿所率领的第一队清军进至库列图岭，遇到准噶尔守军后交战，阵斩四百多人，准噶尔军队残部驱赶驼马，翻越山岭逃遁。
六月十九日，傅尔丹大军赶至，与清军前锋等部会合；二十日，清军追敌，进入博克托岭。正搜索间，忽然准噶尔伏兵四起，居高临下，纵马冲击。
傅尔丹惶急，但还是稳定心神，指挥督战，临阵杀敌千余人。塔尔岱、马尔齐督兵攻夺西山制高点，但准噶尔军队据险防守，清军仰攻不利，死伤多人也未能攻下。
此时，傅尔丹深知自己中计，全军处境危险，就决定向和通泊一带突围。于是，傅尔丹将全军分为五队：定寿、素图、觉罗海兰、常禄、西弥赖据山梁东；塔尔岱、马尔齐据山梁西；承保居中，马尔萨出其东；达福、岱豪当前，舒楞额、沙津达赖等人护后。
六月二十一日，清军根据五队的安排，分别部署突围。
准噶尔大军发现清军突围意图后，就开始全力进攻山梁东、西的两部清军。当时，山间气候多变，雨雹突至，更增加了不谙山地作战的清军突围的困难。于是，傅尔丹派兵援西路，令承保援东路。清军战至日暮，也未能解围。
六月二十二日，苦战久之，东、西两队清军不敌准噶尔军队，皆全军覆没。
六月二十三日，准噶尔军乘胜包围了在和通泊边水草地集结的清军大营。此时此刻，作为统帅的傅尔丹亲自督兵抵御，杀叛军五百多人。当时，高树红色大纛的科尔沁蒙古兵被准噶尔兵围攻，而高树白色大纛的土默特蒙古兵在沙津达赖指挥下，前往阵中，奋力拼杀救援自己的同胞。当时清军胆寒，望见土默特蒙古兵的白纛在敌阵晃动，就误认为土默特蒙古兵也被准噶尔军队围歼，登时大溃。
由此，兵败如山倒，清军最终一败而无法收拾。至此，傅尔丹只得指挥残余兵士边挡边退。七月一日清军退回科布多时，傅尔丹手下仅剩下两千人。
五万大军被杀殆尽，这是清朝和准噶尔战争中清军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大败！
这场大战之中，清军大将常禄、巴赛、查弼纳、马尔萨等人力战阵亡；海兰、苏图、定寿、永国、马尔齐等人力竭自杀；副都统塔尔岱身负重伤。
胜利之后，准噶尔大军大唱歌曲，凯旋而回。
为噶尔丹策零立下汗马功劳的两位将军：一个是大策零敦多卜，先前曾出兵西藏；另一个是小策零敦多卜，是噶尔丹策零的堂弟，也是大策零敦多卜的堂侄。
杀了清军近五万人马，准噶尔人也骄傲至极。
雍正十年七月，噶尔丹策零派遣大军进犯杭爱山下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领地。扑空之后，就突袭清朝多罗郡王策凌的老营。
策凌乃蒙古喀尔喀部人，姓博尔济吉特氏，是成吉思汗嫡裔！此人自幼生长于塔密尔河流域，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当时准噶尔部的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凌被迫带着祖母格楚勒哈屯和弟弟恭格喇布坦投奔清朝。策凌是成吉思汗十八世孙图蒙肯的嫡嗣，清廷对他很重视，赐居于京师，教养于内廷，恩养一同满洲王子。康熙四十四年，由于迎娶和硕纯悫公主，策凌得授贝子品级，而后被清廷派遣率领本部归牧于塔密尔。康熙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派兵侵袭哈密之时，策凌应召，随同清军征战。康熙五十九年，跟随清朝的振武将军傅尔丹进击准噶尔﹐擒其“宰桑”贝坤等百余人。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诏封策凌为多罗郡王。
雍正九年八月，取得和通泊大胜后，准噶尔的大﹑小策零敦多卜率兵三万，进袭喀尔喀蒙古。为此，策凌和亲王丹津多尔济率兵往击﹐在鄂登楚勒击败准噶尔军队。雍正帝闻讯大喜，下诏进封策凌为“和硕亲王”，赐银赐金，不久又授其为“喀尔喀蒙古大扎萨克。”
雍正十年六月，小策零敦多卜率兵三万由奇兰再次入侵喀尔喀，策凌和清将塔尔岱联军，在本博图山截击准噶尔军队。
但是，准噶尔分军，突袭了策凌的塔密尔老营，抄掠人畜无数。听闻准噶尔军队抄袭了自己老营，二子被俘，策凌悲愤至极。当时，清朝侍郎绰尔铎因转运粮饷任务，正在策凌军中，他就激劝策凌率兵遏敌归路，乘间定能大破敌军。
策凌此时眼中冒火，连连点头，即刻率领本部人马还军驰击。
八月间，准噶尔军退往额尔德尼昭，策凌率领部军紧蹑其后，死死追赶。追途之中，策凌与准噶尔军队交战十余次，每战皆胜。
当时，准噶尔的小策零敦多卜据杭爱山麓，逼鄂尔坤河（今属蒙古国）而阵；策凌指挥满洲八旗兵列阵河南，自己则率万余喀尔喀蒙古兵埋伏在山侧，其余蒙古诸军阵于河北。(www.xing528.com)
准噶尔人看到满洲八旗兵背水而阵，兵力甚弱，皆大笑哄然。因为去年战事中，八旗兵完全不经打。于是，小策零敦多卜挥舞旗帜，指挥准噶尔军队越险而进。
果不其然，满洲八旗兵还未接战，看到准噶尔骑兵冲过来就转身逃跑。于是，准噶尔骑兵挥刀追逐。
岂料，正在准噶尔骑兵轻松笑语打猎般追击之中，策凌所率的喀尔喀蒙古伏兵忽然从山下杀出，他们狂风暴雨一般，横击准噶尔骑兵，杀得准噶尔兵士尸满谷中，阵斩万余级，缴获牲畜、器械无算。
受此一惊，小策零敦多卜大骇，赶忙率领残众渡河逃跑。结果，策凌蒙古兵待其半渡而奋起击之，准噶尔兵士被杀大半，河流尽赤！
如此大战，杀敌近两万，缴获器械、马匹、牛羊无数，清军和蒙古军的损失竟然只有十多人受伤而已，而领兵的大小将领，无一被杀或者受伤！
得报之后，雍正帝欣喜若狂，即刻赐号“超勇”，赏赐策凌“黄带子”，同时赐马两千、牛一千、羊五千、白银五万两，进策凌为“固伦额驸”。当时，策凌的妻子纯悫公主已薨，为了荣显策凌，雍正帝下令追赠纯悫公主为“固伦长公主”。
额尔德尼昭大战的这位清朝英雄策凌，他的真实面容至今仍在。当时，法国传教士王致诚为这位英雄画过一张半身朝服画像，后来此像被八国联军抢走，现藏于柏林民俗博物馆。
先惨败而后大胜，雍正帝一朝，对准噶尔应该算是打了个平手。但额尔德尼昭战役，确实可称为清朝和准噶尔战争的转折点，自此之后，准噶尔势衰，再没有能力主动而大规模地对清朝边疆进行侵扰。
但一直到雍正十二年，清朝也没有能够达到彻底平定准噶尔的目的，双方进入相持状态。而准噶尔内部，也是内讧不断，姻亲贵族之间你争我杀，没能尽锐攻击清军，双方开始停战议和。
双方之间的打打和和，一直延续到乾隆继位。这位新天子上台后，也被准噶尔人闹得一度曾想把边界再向东移，最终，还是因为大清额驸策凌两次进京力谏，说他所率领的喀尔喀蒙古人能阻止准噶尔军队的东犯。至此，乾隆帝内心稍安……
犁庭扫穴般的灭顶打击
乾隆帝时期对准噶尔的最后征服
乾隆帝继位之初，苗民起事。为此，清廷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调集五省兵力，二换统帅，耗费白银两百多万两，才镇压了起事苗民。
为了休养生息，坐稳帝位，乾隆帝对于远在西北的准噶尔政权，起初持怀柔态度，不想再起战端。
自乾隆三年起，清廷和噶尔丹策零进行了两次和谈，规定了准噶尔和喀尔喀蒙古的游牧边界，准许噶尔丹策零到西藏“熬茶”（到拉萨做佛事活动）的请求，还恢复了清朝和准噶尔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
万事和为贵。此后，双方和平相处了几年时间，各自休养生息。
乾隆十年，准噶尔汗王噶尔丹策零病逝，一时间准噶尔部乱端渐起，不断有准噶尔族人逃到清朝境内，报告准噶尔部的内乱情况。当时，清朝一些大臣建议乾隆帝趁着噶尔丹策零刚刚病逝的机会，大举进攻准噶尔。但乘人之丧用兵，正义者不为，乾隆帝马上表示清廷不会因人之丧而举兵。内心深处，他也担心，准噶尔内部变乱会导致大量准噶尔流民涌入清朝边境地区。一旦局势失控，或许又会发生大的事端。为此，乾隆帝下令边疆大臣严守边境，提前做好防范。
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去世时共遗有三子一女：女儿鄂兰巴雅尔年纪最长，为辅政官；长子喇嘛达尔扎十九岁，乃婢女所生；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尔十三岁，年纪虽然不大，却是嫡子，所以继承了汗位；还有一个幼子策妄达什，尚未成年。
十三岁的纳木扎尔继承准噶尔汗王王位之后，荒淫无度，肆行暴虐，甚至将经常劝说自己的姐姐也囚禁起来，逐渐激起众怒。
倒行逆施五年之后，这位年仅十八岁的汗王被大哥喇嘛达尔扎逮住，挖出双眼后，残害至死。由此，汗位落入噶尔丹策零的庶出长子喇嘛达尔扎之手。
喇嘛达尔扎虽然是噶尔丹策零的大儿子，但他母亲是婢女出身，众心不服。加上此人心地阴险，为人傲慢，使得准噶尔部族中许多贵族大为不平。
当时，在准噶尔部中，最有可能继承汗王王位的，有以下三人：
达瓦齐，乃第一代准噶尔汗王和多和沁的嫡传子孙，也是战功赫赫的大策零敦多卜的孙子。
阿睦尔撒纳，策妄阿喇布坦的外孙，又是拉藏汗的孙子。当初，拉藏汗的姐姐嫁给了策妄阿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又把自己的女儿博托洛克嫁给了拉藏汗的儿子丹衷。后来，策妄阿喇布坦派出大策零敦多卜率领六千准噶尔战士奇袭拉萨，其出兵借口就是到拉萨帮助策妄阿喇布坦的女婿丹衷。结果，这些准噶尔骑兵驰入拉萨后，把拉藏汗、丹衷父子都杀了。丹衷的妻子，也就是策妄阿喇布坦的女儿博托洛克当时已经怀孕在身，日后生下了阿睦尔撒纳。从血缘角度看，阿睦尔撒纳既是策妄阿喇布坦的嫡系外孙，又是和硕特汗王拉藏汗的嫡孙，所以，其身份还是非常高贵的。
达什达瓦，其四世祖名叫墨尔根岱青，乃准噶尔第一代汗王和多和沁的亲兄弟。其父亲，乃是在和通泊大败清军的勇将小策零敦多卜。
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和达什达瓦三人，自恃在准噶尔部族中出身高贵，就暗中联合，准备共同拥立噶尔丹策零的幼子策妄达什为汗王。不料事情不密，喇嘛达尔扎先下手为强，忽然派人进攻，把小弟弟策妄达什，达什达瓦，达什达瓦的哥哥漫济和车凌纳木扎尔、弟弟伯格里、儿子德勒格乐和图鲁巴图等人，全部杀掉。幸亏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提前得知消息，连夜纵马逃出，远遁到哈萨克地界。
粉碎了“政变”，喇嘛达尔扎忘乎所以，让人在自己汗王营帐内大摆庆功宴，大酒喝了数日。结果有一天，先前逃走的阿睦尔撒纳和达瓦齐忽然率领一千多人马杀回。事起仓促，喇嘛达尔扎正盘腿坐在那里端着酒杯，眼睁睁看着达瓦齐的弯刀朝自己脑袋砍来……
喇嘛达尔扎被杀后，伊犁一时无主，由于达瓦齐率先回来，就被众人拥立为准噶尔新汗王。为了酬报阿睦尔撒纳的功劳，达瓦齐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一带丰美的牧地赏赐给这位同盟者。
达瓦齐继位之初，地位不稳，所以暂时对清朝采取归顺态度，上表贡献，表示愿为清朝藩属。这种表态，不过是权宜之计。达瓦齐也是荒淫无度之辈，当了汗王之后，终日酗酒，不理政事，没事还寻衅杀人，相比先前的喇嘛达尔扎，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到噶尔丹策零死后的准噶尔汗王一位不如一位，部族内部分化更甚，以至于人人嗟怨。其间，纳默库济尔噶欲图乘机起事，想杀掉达瓦齐自立。危急时刻，达瓦齐还是仗着阿睦尔撒纳的帮助，最终粉碎纳默库济尔噶的政变，顺便铲除了朝中的异己力量。
经过这么一件大事，阿睦尔撒纳逐渐也生出野心，觉得达瓦齐的汗位自己完全可以取而代之。但是，阿睦尔撒纳不是准噶尔男性直系血亲，忽然取代达瓦齐，肯定也得不到部族内部的支持。为此，他一直以拥立达瓦齐为名，暗中积极培植个人势力，到处抢夺地盘，逐步扩张力量，准备相时而动。
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月，清朝的定边左副将军、蒙古喀尔喀的和硕亲王成衮扎布等人，在塔密尔军营中得到消息，听说杜尔伯特大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史称“三车凌”）遣使巴颜克什克等人前来，希望向清朝归降，并说他们已经率领部众三千余户在额克阿喇勒待命。
由于准噶尔部一向善使诱降计，成衮扎布不敢怠慢，一边派遣将士前往防备，一边飞速奏报朝廷。
乾隆皇帝看到报告后，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谕告军机大臣，表达了他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这次“三车凌”不是诱降：
朕观车凌等来降，似非叵测，何也？达瓦齐与讷默库济尔噶构兵不已，俱令车凌等相助，两家胜败既难预定，即幸而所从者胜，亦仍受其约束，自不若归降大国，冀得妥生。伊等既经来至边卡，将情事实告，应即令其入内休息。可速传谕成衮扎布，即遣军营明白历练大员，前往晓谕，告以尔等率众投诚，业经奏闻大皇帝，大皇帝念尔等俱准噶尔台吉大员，输诚向化，甚可嘉悯，今所驻额克阿喇勒，乃我边卡外地，倘有追兵至此，未便应援，或有所失，朕心深为不忍，即可移入卡内驻扎。
……从前准噶尔台吉阿喇布坦、丹济拉等投诚，俱封以显爵，优加赏赉，其宰桑及部落人等，皆授官分产，至今安居乐业。伊等入见后，朕自格外加恩，此时先令成衮扎布动用官项牛羊，赏给伊等，以为接济，其驻牧处所，另行酌定。至准噶尔素称狡诈，固宜派兵防范，但伊等天性好疑，亦不可启其猜嫌，倘车凌等愿留卡外居住，我虽预备，无庸宣露，若已入卡内，则更无可疑，不须过为防范。（《清高宗实录》，451卷）
显然，乾隆帝敏锐地察觉到准噶尔内部长期纷争的混乱局面，对于清朝的用兵是个天赐良机，已经开始密切注视着时局变化，所以才批准“三车凌”来降。接着，清廷开始安置准噶尔降人，准备遣军北征，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
为了给准噶尔人树立来降厚待的样板，乾隆帝公然表示要对来降的“三车凌”格外加恩。于是，清廷赏赐他们大量牛羊，为这些人安排游牧场所，乾隆帝还特遣侍郎玉保携带自己的“御用”元狐帽，赏赐给“三车凌”，让他们明年夏季到热河朝觐。
降附的“三车凌”惧怕准噶尔兵攻袭，请求清廷允许他们立即徙入汛内（汛为清朝时期的基层军事单位或驻地）。
成衮扎布遵奉乾隆帝命令，马上欢迎这些降人入卡，安排他们暂时驻于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罕省省会扎布哈朗特）。后来，清廷安排这批部民定牧于扎克拜达里克。
乾隆十九年（1754年）初夏，“三车凌”率众台吉、宰桑抵达热河，受到乾隆帝格外优待，赐宴于万树园，命他们和自己一起观赏烟火游戏，并且当众晋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与色布腾为贝勒。同时，赏赐车凌银五千两、车凌乌巴什银四千两、车凌孟克与色布腾各银三千两，其余台吉、宰桑，也获清廷封为贝子、公、一等台吉不等，都按照品级赐予银两。而三车凌带来的三千余户一万多人，按内扎萨克、喀尔喀扎萨克先例，编立旗分佐领，设立十三个扎萨克，赐号为“赛音济雅哈图盟”，以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清廷又赐“三车凌”羊一万余只、米四千石以及数百石粮食种子。
“三车凌”来归之后，经过详谈，乾隆帝更真切了解到了准噶尔内部大乱的情形。思前想后，他准备趁准噶尔高层篡夺相继、人心离散之际，对准噶尔开始实打实的动兵。
不久，清朝北路军营陆续奏报说，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两个人又打了起来——原来，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阿睦尔撒纳公开向达瓦齐提出，要求与他平均划分厄鲁特诸部，平起平坐。达瓦齐非常生气，马上拒绝阿睦尔撒纳的“请求”。至此，双方翻脸，阿睦尔撒纳被拒绝后，率部在准噶尔到处杀掠，准备自立为汗王。乾隆十九年（1754年），达瓦齐亲率大队兵马，在额尔齐斯河和阿睦尔撒纳大战一场，阿睦尔撒纳战败。逃窜过程中，他不得不向清朝军队表示投降。
正是阿睦尔撒纳归顺清朝的消息，才使得乾隆帝最终下决心尽快解决准噶尔问题！
廷议之时，大臣们意见不一。除大学士傅恒赞同此议之外，绝大多数满汉大臣都不主张劳师远征准噶尔。确实，雍正九年清军的和通泊大败，丧师五万，哀号之声犹在耳际，如今再次冒险深入，肯定凶多吉少。
当时的准噶尔部落，人数只有六十多万，但这个部族向来崇尚勇武，剽悍善战，在天山南北声明素著，习于冲杀。因此，用兵于万里之外，冒险远征准噶尔，后勤补给困难，万一有个闪失，谁也不敢承担后果。何况，五年以前，清朝还派出数万大军围攻大小金川弹丸之地，竟然也劳师三载，伤亡将士数千，导致国库费银一千多万两，还使得两位领军大臣因败被诛。前鉴不远，如今再劳师动众妄开边衅，那么远攻打准噶尔，大臣们皆心寒胆战。
看到满朝的大臣如此庸懦，乾隆帝大怒，于是他乾纲独断，于乾隆十九年五月初四日下谕，做出远征准噶尔的决定：
……准夷素性猜疑，阴怀叵测，将未必至构衅滋事，不得不先为防范。况伊部落，数年以来，内乱相寻，又与哈萨克为难，此正可乘之机。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事势稍定，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促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况伊之宗族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众投诚，至万有余人，亦当思所以安插之。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即将车凌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清高宗实录》，464卷）
确实，准噶尔一直好战，给清朝西北、北部地区以及喀尔喀蒙古等地带来严重威胁。康熙帝、雍正帝两朝，都因准噶尔的侵袭而惴惴不安，二帝殚精竭虑，已经耗费了巨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现在，准噶尔内部乱起，如果错过当下这几十年未遇的良好时机，数年以后，一旦达瓦齐控制住了准噶尔内部局势，肯定会故态复萌，和清廷对抗，袭扰清朝边境与喀尔喀蒙古。那时，再想征服准噶尔，必定难上加难。
如今，既然“三车凌”率众万余来归，清廷对准噶尔内部详情尽悉，正可以让他们引导大军前行。所以，天时、地利、人和，都宜于乘机大举发兵。
于是，乾隆帝谕告内扎萨克、喀尔喀众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他以先前的历史为依据，强调准噶尔分离势力不除，势必会直接威胁到青海、西藏的安全。
为了进一步宣讲攻打准噶尔部族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乾隆帝在当年十月十三日亲御太和殿，召见满洲王公大臣，狠狠训斥了那些“畏怯退缩”的大臣，并且表示如果日后用兵之时有人因怯懦失机而导致军事行动半途而废，必杀无赦！
经过乾隆帝的再三谕告和训斥，大多数满洲王公大臣才勉强从内心里接受了乾隆帝远征准噶尔部的主张，开始积极调兵遣将，卖力地备办粮草、马匹、器械，整个朝廷都全身心投入到大军远征的准备工作当中。
细察乾隆帝的派兵详情也可以发现，他确实是铁下心来要一举攻灭准噶尔部：
在军机大臣奏准调派的五万名兵士中，有乾隆帝认为战斗力最强的满兵一万三千名，索伦、巴尔虎兵八千名，还有久随征战的察哈尔兵四千名，土默特兵一千名，共二万六千名；另外，还有阿拉善、哲里木、昭乌达、喀尔喀、和托辉特等蒙古兵一万一千名。满兵、索伦兵、巴尔虎兵和蒙古兵共三万七千名，而其中的汉人绿旗兵才一万一千名——可见，这次征伐准噶尔的战役，满蒙士卒占出征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三，这与雍正九年主要依靠绿旗兵（西路军皆为汉军绿旗兵）征伐相比，差距很大。
最后，乾隆帝根据准噶尔降人提供的情况和群臣的建议，决定在乾隆二十年秋季用兵。军机大臣传谕各地，抽调士卒，指示诸部，一定要在乾隆二十年四月之前分别到达先前指定的西路军和北路军军营。
正当清政府积极调遣兵马赶运粮草之际，北路军的定边左副将军策楞突然送来消息，奏报说七月初八日，阿睦尔撒纳与纳默库、班珠尔率领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带兵五千余名以及部族人口二万多人，已进入清朝边卡，前来投奔大皇帝。
由于阿睦尔撒纳的来归，乾隆帝重新调整了对准噶尔用兵的策略。
深知阿睦尔撒纳出身显贵，乃和硕特部拉藏汗之孙，策妄阿喇布坦的外孙，而其母博托洛克后来相继改嫁给辉特部台吉卫征和硕齐两个人，阿睦尔撒纳借此优势成为辉特部首领，其同母兄班珠尔又是和硕特部台吉。如此骁勇多谋、在准部根深蒂固的人物投奔大清，乾隆帝大喜过望，马上下诏对阿睦尔撒纳厚加赏赐，封其为亲王，封纳默库与班珠尔为郡王，并准备在平定达瓦齐后，重新编设厄鲁特四部，到时候，再晋封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
接见心切，乾隆帝命策楞马上派人护送阿睦尔撒纳等人往热河朝觐，以便能够亲自询问准噶尔内部情况，征询他们有关清朝进兵的建议。
心急火燎，为了能够早日见到阿睦尔撒纳，乾隆帝甚至不惜打破惯例，命令扈从军队加速行走，把北京至热河避暑山庄的行程由六站改为三站，开始了御驾急行军。
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初，阿睦尔撒纳遵旨，及时赶到热河，觐见乾隆帝，跪地叩首表示降附。而后，他向乾隆帝详细呈述了准部大乱的情形，并提出，清朝大军进军的最好时间，应该选择转年春天。
根据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奏述和建言，考虑到当时形势已与半年前有了较大的变化，乾隆帝便灵活修改了作战方略，在两个方面做出重大改变：第一，将出师时间提前，由原定的乾隆二十年秋天改为春天；第二，大量减少满、蒙、汉兵丁，由原来以满蒙兵为主、以“三车凌”的杜尔伯特兵当向导的军力部属，改为以厄鲁特兵为主，即以阿睦尔撒纳、纳默库、班珠尔及“三车凌”率领的厄鲁特辉特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士兵为主——这个安排，就是乾隆帝的所谓“以准攻准”策略。
乾隆帝接见阿睦尔撒纳后，把对准噶尔用兵的时间从秋天改到了春天，确实是奇思妙计——乾隆帝本来选定在乾隆二十年秋季进军，用意非常明显，因为那时塞外草密水足，战马肥壮，不仅可以节省草料运输成本，还有利于战马的奔驰。但先前是作战对手的阿睦尔撒纳却当着乾隆帝的面提出：秋高草茂之时，清朝大军马肥能驰，准噶尔部族的战马也料精能跑。两军交战之后，清军战马并不一定在当地跑得过准噶尔军队的战马。即使清军打了胜仗，最后也不容易全歼熟悉当地路径的准噶尔部族士兵。此外，塞外秋季很短，打不了多久，就会迎来严寒的冬天。届时，气候寒冷，草枯水冻，如果再加上大雪封路，清朝大军势必无法支持久驻，到时候，也只有撤兵一条路可走。清军一撤，达瓦齐就会率部重返故地，贼势复炽。
乾隆帝听阿睦尔撒纳一席话之后，大为赞许。清军迢迢数千里和准噶尔作哉，后勤供应任务确实非常繁重。打仗，其实就是打后勤保障。清军把一石米运到前线，一般情况下需要花费十几石甚至几十石米的成本，这还不包括沿途役夫的死亡和伤病。同时，迢迢千里行军，兵士、马匹都容易患病，到时候，清军的非战斗减员肯定也会十分严重。所以，清军最怕的，就是和准噶尔军队打持久战。而最佳的作战方案，是速战速决。
先前，清朝出兵都是选择在秋季，最终结果，都不能一举平定准噶尔。而阿睦尔撒纳的春季出征建议，对于准噶尔部族来说，也属于出其不意。春天春草没有长出，草原马畜疲乏不说，达瓦齐和他的手下，依照正常的思维逻辑，也根本想不到清朝会在春天发动进攻。所以，他们就不可能事先远遁，在广袤的草原上拖着清军打持久战。
阿睦尔撒纳是个军事天才，他认定，只要选择春天出击，清朝大军定可以一战成擒，永绝后患！
事后的战况证明，阿睦尔撒纳这一建议非常正确。准噶尔方面，在春天根本没有任何战争防备，使得清军一路迅速进军，很快就杀至伊犁。
既然“以准攻准”方针已定，清军的战术肯定也要调整，乾隆帝最终决定依靠准噶尔前锋兵来进行主攻。乾隆十九年十二月，清廷宣布，北路军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军以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郡王纳默库、班珠尔为北路参赞大臣，亲王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为西路参赞大臣。
清朝的西路兵，一共有一万六千名，其中前锋军包括车凌、车凌乌巴什的杜尔伯特兵有两千名、察哈尔兵一千名、凉庄满兵一千名，还有阿拉善蒙古兵五百人、宁夏满兵一千人，共五千五百名。这支军队全部交由萨喇尔率领，快马加鞭而进；定西将军永常率领少数部队，随后缓行。
清朝的北路前队先锋军有六千人，都是阿睦尔撒纳先前的部下，完全归他统领；而定北将军班第只带少数兵丁，距前队十日路程距离，缓慢随后行进。
由于定西将军永常于乾隆二十年三月初九日率领绿旗兵与“回兵”（维吾尔士兵）出发，欲与前队会合，惹得乾隆帝非常生气，连连降诏斥责永常办事草率，说他想和萨喇尔争功，勒令他立刻率领所部返回肃州。
朝中大臣不解，向乾隆帝询问缘由，乾隆帝解释说：阿睦尔撒纳乃准噶尔人中的知名之人，他率领前锋军先行，一路遇到的准噶尔部众就可以不战而降。如果将军、副将军一起领兵，则军士们只在军中服从将军指挥，阿睦尔撒纳的功效就显现不出来，不能展其所长……
乾隆二十年正月，乾隆帝仔细阅读了西、北两路军营将军、副将军班第、永常、阿睦尔撒纳、萨喇尔等人连续呈上的奏疏，经过仔细分析谕告军机处，要求清朝大军在二月中旬一定奋勇深入。
官军遵旨，北路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领前队兵六千名，于二月十二日出发；定北将军班第带领察哈尔兵一千五百名，于三月初八日出巴颜珠尔克边卡，奋力前往；西路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领兵五千多名，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发。
身为准噶尔新汗王，达瓦齐既无深谋，也无远虑，依旧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政务。不仅当时清朝大军正在途中，其邻近的哈萨克人也率部来攻，致使准噶尔许多部落遭哈萨克骑兵抢夺。为此，准噶尔内部族属皆怨，暗地里都表示，自从达瓦齐当上汗王之后，部族内部无一日得以安宁。所以听到清朝大皇帝发大军来进剿，本来就首鼠两端的准噶尔、和硕特、辉特、杜尔伯特等部的台吉、宰桑和部众们，一时间纷纷转向，争相投降清军——“所至台吉、宰桑，或数百户，或千余户，携酮酪，献羊马，络绎道左，竞相来归。”（《清高宗实录》，481卷。）
对于这些准噶尔降人，乾隆帝处理得当，命令清廷根据各部人口多少、势力强弱以及影响大小，对他们从优封赏，进行妥善安置。
额林哈毕尔噶宰桑阿巴噶斯、乌勒木济、哈丹三人，很快就率部向阿睦尔撒纳表示降顺。乾隆帝得知消息后，下诏封授三人为散秩大臣，赏给孔雀花翎，诏令将三人部众统为一支后，仍归三人管辖指挥；布噜古特的诺海奇齐等三十多台吉，以及业克明安辉特的扎博勒登台吉，也率部向西路的清朝副将萨喇尔投降；准噶尔大台吉噶勒藏多尔济跪迎清朝乾隆帝诏旨，奏称自己本来就与达瓦齐势力相等，先前还拒绝达瓦齐征兵，如今，正在准备率领部众向清朝大皇帝归诚。
由于这个噶勒藏多尔济在准噶尔部地位尊贵，乾隆帝马上派遣萨喇尔和“三车凌”携旨，前往他的营地进行奖谕，并封其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
看到归顺大清能得大便宜，准噶尔各部台吉、宰桑争先恐后，纷纷来降，以至于清朝大军师行数千里，沿路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仅仅用了两个多月，清军就打到了伊犁。
乾隆二十年五月初二，大军进入伊犁，达瓦齐早就窜逃无踪。
北京的乾隆帝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马上诏谕群臣，说明自己先前乾纲独断的伟大和正确，并且开始下谕大赏功臣，赐阿睦尔撒纳亲王双俸（“双亲王”），其护卫官员人数增加一倍，加赏豹尾枪四杆，其子也被封为可以世袭的世子；班第、萨喇尔俱晋封一等公，赏四团龙补服、金黄绦朝珠；玛木特晋三等公，赏二龙团补服；车凌恩赏一同阿睦尔撒纳，赏给亲王双俸，所属护卫官员增添一倍；车凌乌巴什、班珠尔、纳默库三人，俱由郡王晋升为亲王；车凌孟克贝勒晋升为郡王；其余官员兵丁依次议叙，大加赏赐；由于事前大学士傅恒独赞用兵，再授一等公爵位……
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一日，乾隆帝以平定准噶尔告祭太庙；初七日，为自己的生母皇太后加徽号，颁布恩诏，在全国范围内庆贺平定准噶尔。
六月十三日，回部的霍集斯伯克诱擒达瓦齐，把他五花大绑押送给清军。至此，厄鲁特四部全部纳入大清版图。
那么，从伊犁城逃窜出去的达瓦齐，又是如何被擒的呢？
原来，达瓦齐从伊犁仓皇撤退之时，身边还有近万人。这些人簇拥着达瓦齐，退据到伊犁西南的格登山。
擒贼擒不到王，肯定不算全胜。为此，清军争渡伊犁河，尾随达瓦齐溃兵，一直追至山下。
五月十四日夜，清军前锋将领派出一名叫阿玉锡的准噶尔人。他仅率二十多精骑，先行上山，为清军作哨探。
这位阿玉锡，本来就是准噶尔部一名非常骁勇闻名的勇士。雍正十一年（1733年），阿玉锡在部落内犯事，即将遭受断臂酷刑，情急之下，他挣脱锁链逃脱，投奔了清朝乌里雅苏台的军营。
由于阿玉锡和他手下二十多人都是准噶尔人，服饰、语言相同，在山下守备的达瓦齐士兵，根本没有对他们进行阻截。这些骑士慢悠悠骑着马，一直到达了达瓦齐所在的格登山山顶地带。
黎明时分，望见达瓦齐及其手下皆半梦半醒，阿玉锡来了精神，他横矛拍马，擎纛大呼，率领他的手下开始进攻。
阿玉锡从人虽然不多，但枪矢并发，杀声阵阵，山下清兵响应，声震山谷！
跟随达瓦齐的兵士本来就斗志全失，如今忽然被人劫营，眼睁睁看着一位清朝大将杀到，登时精神崩溃，除达瓦齐身边卫士以外，基本没什么人拿起武器搏斗。
不到一个时辰的工夫，阿玉锡以二十多人的奇袭队，竟然一举擒获准噶尔大小首领二十余人。在场的近七千人，全部举手投降！
此战虽然漂亮，但依旧跑了达瓦齐。他率领几十人狼狈逃窜，从天山托木尔峰下的木扎特达坂向南狂逃，最终还是被乌什城城主霍集斯伯克诱擒，缚献给清军。
准噶尔猛士阿玉锡在这次大露脸之前，就曾经接受过乾隆帝的召见。当时，乾隆帝听说有个归顺的准噶尔勇士能够空手夺枪，就亲自召见他，还欣赏过阿玉锡的马上功夫。乾隆帝非常高兴，赞赏之下，任命阿玉锡为侍卫，加授四品翼长。平准之役，阿玉锡自然不甘人后。
独胆英雄如此，以二十多人生擒活捉近七千人，乾隆帝大喜，待阿玉锡凯旋后，他马上予以接见，封这位功臣为散秩大臣，名列“平准五十功臣”名单之中。其画像也被悬挂于紫光阁，乾隆帝还御笔题有赞辞：
于格登山，贼据险守。率廿四人，间道袭后。诸贼大溃，爰以成功。本厄鲁特，降顺效忠。
今天，阿玉锡的神采，我们依旧可以见到——受乾隆帝诏旨，在清廷供奉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创作《阿玉锡持矛荡寇图》，这幅画作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乃纸本设色作品。画中的阿玉锡，全身戎装，坚毅勇敢，蒙古骑士装扮，持矛跃马，正在聚精会神向前冲杀。
这幅画，郎世宁依旧以西洋写真技法来刻画，但舍去了全部背景。阿玉锡那种如入无人之境的勇猛，跃然纸上，着实逼真、生动。
其间，乾隆帝还御笔题写长诗，描写阿玉锡在格登山战役中的英勇：
阿玉锡者伊何人？准噶尔属司牧臣。其法获罪应剉臂，何不即斩犯厥尊。徒步万里来向化，育之塞外先朝恩。萨拉尔来述其事，云即彼中勇绝伦。持铳迎面未及发，直进手夺无逡巡。召见赐银擢侍卫，即命先驱清漠尘。我师直入定伊犁，达瓦齐聚近万军。鼓其螳臂欲借一，依山据淖为营屯。我两将军重咨议，以此众战玉石焚。庙谟本欲安绝域，挞伐毋乃违皇仁。健卒抡选二十二，曰阿玉锡统其群。曰巴图济尔噶尔，及察哈什副以进。阿玉锡喜曰固当，廿五人气摩青旻。衔枚夜袭觇贼向，如万祖父临儿孙。大声策马入敌垒，厥角披靡相躏奔。降者六千五百骑，阿玉锡手大纛搴。达瓦齐携近千骑，駾走喙息嗟难存。荆轲孟贲一夫勇，徒以藉甚人称论。神勇有如阿玉锡，知方亦复如报恩。今我作歌壮生色，千秋以后斯人闻。
准噶尔汗达瓦齐被擒献北京之后，乾隆帝并没有把他送到闹市千刀万剐，而是在午门举行献俘仪式后，下诏把达瓦齐软禁起来，以显示大清皇帝“怀柔远人”的深切用心……
关于厄鲁特蒙古部族今后的安排，乾隆帝依旧想像从前清帝对待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四部一样的办法，把厄鲁特依旧编立为四部，但要对这四部分设四汗，实行扎萨克制度。
乾隆帝认为，如果四部统一于一个大汗之下，像先前准噶尔汗王那样，大汗的权力难免过大。所以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于是，乾隆帝谕令归降后的厄鲁特四部，都按照内扎萨克和喀尔喀四部之例，实行扎萨克制度，编立旗分佐领，每部设立盟长、副将军各一员，但凡有事，均必须向清朝派去的驻扎大臣报告，然后，由驻扎大臣转奏朝廷；各台吉属下人员，应按时上缴贡赋；昔日那些没有固定台吉管理的宰桑所辖人众，现由定北将军班第等人按照具体情况，酌定他们的贡赋数目。
正当清廷上下大加赏赐、歌舞升平之际，忽然有消息传来，使得所有人都无比震骇：大清的“双亲王”、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造反了！
在消灭达瓦齐过程中，阿睦尔撒纳为清军立了大功，居功甚伟，为什么忽然会宣布反清呢？
阿睦尔撒纳的造反，和乾隆帝的判断失误有直接关联！
乾隆二十年九月，正率领大批从人进行“木兰秋狝”的乾隆皇帝接报：定边左副将军、和硕亲王阿睦尔撒纳把副将军印信交给了额琳沁多尔济之后，就从齐斯地方逃走，而后，他和他的兵士沿途大肆抢掠。
当时的乾隆帝，接报后半信半疑。很快，他又接到莫尔浑的报告，奏称阿睦尔撒纳的两个哥哥齐木库尔和普尔普已经活捉了阿睦尔撒纳派遣的使者，告发阿睦尔撒纳确实已经谋反。
震惊之余，乾隆帝马上谕告军机大臣，正式宣布阿睦尔撒纳谋逆罪行，并且嘉奖齐木库尔和普尔普大义灭亲的举报行为，表示只要拿获阿睦尔撒纳，就会把他名下的人众和产业都赏与这哥俩。
按理说，一年前阿睦尔撒纳率部众两万多人长途跋涉自动降清，他本人又得到乾隆帝亲自接见，授予“双亲王”厚衔，身为大清“定边左副将军”，确实不应该反清。但是，仔细分析阿睦尔撒纳的为人和他的野心，就可以看出，他勃然而起的反清行动，绝对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
阿睦尔撒纳骁勇机智，从达瓦齐称汗时开始，他就一直想当厄鲁特四部的总汗王（浑台吉）。由于不是准噶尔一系父系血缘的嫡传，他败于达瓦齐之手，无可奈何之余，才不得不投靠清朝。当时，他手下能够作战的兵士，不过五千人而已。为此，他的降清，当然不是忠心耿耿来效忠的，而是要依恃乾隆帝的力量，壮大自己在准噶尔部族中的影响力。
入清之后，阿睦尔撒纳确实深得乾隆帝信任，特别是他献计献策，多次要求率领所部为先行替大皇帝厮杀，让乾隆帝百分百觉得他乃大清耿耿忠臣。所以，当清廷内部有人怀疑阿睦尔撒纳人品的时候，乾隆帝即刻勃然大怒——当时，在北路军营的户部尚书舒赫德和二等公策楞，就一直对阿睦尔撒纳有所警惕。他们很早就建议乾隆帝，最好将阿睦尔撒纳和他手下的士卒留在军营待命，然后把那些兵士的家属都移往数千里外戈壁以南的苏尼特与四子部落接壤地方。提出这种提议，并不是说这两个人心地多么阴险深沉，而是出于现实的考虑：阿睦尔撒纳手下两万人众的老弱妇孺，需要消耗大量的牛羊米粮，而喀尔喀蒙古地方能力有限，不能尽数供应他们。而当时把这些人安插在乌里雅苏台附近，清军的军营后勤补给情况皆显露无遗，当地所在又是通往准噶尔中心地区的大路，难免有人把清军春天攻袭的情报泄露出去……
岂料，乾隆帝阅读了策楞和舒赫德的奏折之后，雷霆大发，拿着奏章就对大臣们说：阿睦尔撒纳和他部下这些远方归顺之人千里来投大清，如今，竟然有人出主意，意图离散他们的父母妻室儿女，让这些人分居于数千里以外。如果真这样做，这些降人内心必生疑惧，进而心生怨望，肯定会激发事端！所以，策楞和舒赫德二人，居心叵测，乖张谬戾！
气愤之余，乾隆帝竟然当廷下诏，把策楞和舒赫德二人削职，以闲散在参赞上效力赎罪，还籍没二人全部家产，下诏把策楞之子特通额、舒赫德之子舒常也都革职，发往黑龙江苦寒地方去披甲当兵。而二人在京诸子，全部逮捕交由刑部处理，以为惩戒！
乾隆帝对策楞、舒赫德二人如此处理，确实过分，基本上就是以此来取悦阿睦尔撒纳了。由此一来，清廷内部的大臣再也不敢讲阿睦尔撒纳的不是。日后，阿睦尔撒纳紧紧抓住了乾隆帝对自己深信不疑的弱点，肆无忌惮地逞其淫威。
乾隆帝实施“以准攻准”政策，委任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让他带领北路前锋军作战。一路之上，阿睦尔撒纳派人高举他在准噶尔部落昔日使用的大纛，旌旗招展，发号施令，以清朝大皇帝的名义和他自己的名义，四处招纳降人。在掌握了北路用兵大权的同时，他不断树立自己在准噶尔部族中的威望，沿途大量劫夺财畜、财物，不断充实自己的实力。
更为心地深险的是，阿睦尔撒纳在攻打达瓦齐的过程中，一直炫耀他自己的战功，到处宣扬说，那么多准噶尔部民的降附，是向他阿睦尔撒纳投降。而且，平时他也不穿清朝官服，不佩戴御赐的黄带翎顶，更不使用清朝副将军印，而是私用和达瓦齐相同的准噶尔“浑台吉”菊形小红印章，还移檄各部落，隐瞒他自己降清的实情，以给准噶尔各部造成这样的印象：阿睦尔撒纳是大清皇帝的盟友，大清皇帝委派他为厄鲁特总汗王，统领满、汉、蒙古兵前来；击灭达瓦齐报仇后，大皇帝就会正式任命他为总汗王。
一路上，阿睦尔撒纳任意诛杀掳掠，对于凡是和自己不一心的各部族宰桑等贵族大员，杀头的杀头，抄没的抄没，恣情任意，跋扈非常。同时，他还暗中和各地喇嘛联合，送去银两买通，由此深得伊犁地区众喇嘛的支持……
乾隆二十年五月间，阿睦尔撒纳趁机向清朝的定北将军班第“委婉”提出，要选取一个“合适的人”担任厄鲁特总汗。他认为事前清廷以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的提法，会导致准噶尔部族众心不服。最适宜的是在大定之后，从噶尔丹策零亲戚中“不论何姓”推举一人当总汗。
阿睦尔撒纳的这个建议，关键之处在于两点：一是他对噶勒藏多尔济被封为准噶尔汗表示否定，二是建议从噶尔丹策零亲戚中“不论何姓”推举出“众心悦服”的一人当大汗。他嘴里所谓的“不论何姓”，就是暗示非准噶尔父系血统的人（就是他自己）也可以当总汗。
早在进军之前，乾隆帝就已宣布要推噶勒藏多尔济当准噶尔汗，这个人和噶尔丹策零都是巴图尔浑合吉的曾孙，又拥有大量人畜，在当时的准噶尔部族中人多势强，当准噶尔汗王完全符合条件。
草原民族，父亲死后，兄弟围绕遗产继承相互争斗之事，屡见不鲜。所以，历史上往往显赫一时的伟大游牧帝国，一旦其大汗死亡，王朝顿时土崩瓦解，主要原因就是兄弟内讧。包括先前崩垮的蒙古帝国，也是如此——中国的元朝、钦察汗国、金帐汗国、伊儿汗国，这蒙古四大继承国，历经百年后几乎同时倾覆，四分五裂，基本丧失掉农耕土地，大多退回了草原。蒙古帝国的优势在于，它曾经一度过于强大，强大到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几乎不能忘记成吉思汗的威名。为此，在无比广阔的大草原上，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只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父系子孙才可以拥有蒙古“汗”号——这种“法律”，也称为“成吉思汗血统原理”。推而及之，准噶尔部族也是按照父系原理来推选汗王，因此，阿睦尔撒纳虽然血统高贵，但他并非准噶尔汗王的父系嫡裔，所以，无论是乾隆帝还是部族内部的台吉们，都没人认为他能够理所当然地当上准噶尔汗王。
定北将军班第乃清廷多年老吏，听阿睦尔撒纳这么一说，自然心知肚明他的用意，马上斩钉截铁回复阿睦尔撒纳说：皇上圣裁，早已经规定在四卫拉特各封一汗，如果有人生出新想法，在准噶尔另举外姓之人（其实就是暗指阿睦尔撒纳本人），不仅违背了皇帝圣意，准噶尔部族众心也肯定不服。
作为辉特部台吉的阿睦尔撒纳，想当整个准噶尔汗的“浑台吉”，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阿睦尔撒纳被班第这么一堵，心中恼怒。但话已出口，驷马难追，何况，一旦清廷公开宣布厄鲁特四部所分封的四汗人选，届时自己再想当总汗，那就难于上青天了。于是，他话中有话，威胁班第说：
我蒙皇上重恩，已极尊荣，复有何求。但我等四卫拉特，与喀尔喀不同，若无总统之人，恐人心不一，不能外御诸敌，又生变乱，俟与额附共同商酌，再为陈请。（《清高宗实录》，489卷）
阿睦尔撒纳这几句话，讲明厄鲁特四部和喀尔喀四部情况不同，如果清廷在厄鲁特四部实行扎萨克制，四部各封一汗，没有总汗，说不定就会人心涣散，遇到外敌没有力量抵御不说，内部还会发生变乱。而阿睦尔撒纳最后所说的“与额附商议”的“额驸”，乃指乾隆帝女婿科尔沁亲王、时任参赞大臣的色布腾巴尔珠尔。长时间以来，阿睦尔撒纳一直极力拉拢这位纨绔额驸，想日后他能为自己在皇帝面前说话，推举自己当上厄鲁特四部总汗。
此事非小。阿睦尔撒纳刚走，班第立刻把这次谈话内容详尽写成奏章，急送入京向乾隆帝汇报。虽然乾隆帝一向相信阿睦尔撒纳的“忠心”，但看到班第奏章中阿睦尔撒纳想当准噶尔“总汗”的汇报，就立刻警觉起来：这可是关系到清朝国策的原则问题啊！
于是，他一边回复班第，夸奖说班第对阿睦尔撒纳的回复甚为得体；一边马上谕告军机大臣，说阿睦尔撒纳对于准噶尔总汗的位置有希冀侥幸之心，希望清廷大员对他予以密切关注。
但是，关涉如何处理阿睦尔撒纳，乾隆帝根本拿不定主意：如果让他留在当地，准噶尔已经告破，于事无益；如果立刻催促他来京觐见，又怕激使他疑惧生变。
对于阿睦尔撒纳可能的造反，乾隆帝当时还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只是指示班第先不要再提清廷封准噶尔汗的事情。对于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都认为噶勒藏多尔济不能服众这个事实，乾隆帝指示班第仔细摸查，如果噶勒藏多尔济确实不足服众，可以和阿睦尔撒纳商议后，从噶尔丹策零的近族亲戚内选出一人封为汗。
可见，乾隆帝心中，虽然一直重视阿睦尔撒纳，但对选任他为准噶尔汗，根本没有任何考虑。
六月二十二日，定北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的密折又被送到京师。在这次密奏中，他们对阿睦尔撒纳的不轨行为做了十分详细的描述：
伊渐志足意满，惟知寻获被抢人口，攫取牲只，又妄自夸张，谓来归之众，俱系向伊投诚。及入伊犁，益无忌惮，纵属下人肆行劫夺，不行禁止……又素性贪忍，凡有仇隙者，任意杀害……至查办牧场及遣人收服四路之事，亦尚未办，一意迁延，惟与各宰桑头目私行往来，行踪诡秘……凡有传行事件，并不用印信，仍仿达瓦齐私用小红钤记。臣等节次理论，终不遵行，动即扬言此处人众欲叛，视萨喇勒如仇，潜行猜忌，图据伊犁，恋恋不已。仰恳特降谕旨，令其速行入觐，早定四部封汗之事，以杜非分之想。（《清高宗实录》，491卷）
可见，班第、鄂容安已经把阿睦尔撒纳种种谋逆言行讲得非常清楚，但乾隆帝还是不相信对方会谋反，只批示说：阿睦尔撒纳不过是希图侥幸，贪得牲口财物，应该不会有别的野心。而后，他指示班第和鄂容安再加细心察看。接着，乾隆帝当日又给阿睦尔撒纳单独下一谕旨，在嘉奖他办事有力的同时，命他马上来热河觐见——朝廷要分封四汗，酬赏他们帮助清廷平定达瓦齐的功劳。
过了六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帝马上明白过来，忽然相信了班第和鄂容安的奏报，让军机大臣们认真协同班第等人，准备拿办阿睦尔撒纳。如果阿睦尔撒纳一直拖延到热河的行期，就马上考虑对他就地擒拿……
乾隆帝这个决断虽然英明，但为时已晚！
当时的阿睦尔撒纳，势力已经相当强大，而且做了相当充分的起兵准备。更可怕的是，根据乾隆帝的旨意，在平定达瓦齐之后，满、蒙、汉大军过早撤出了准噶尔地区。当时，还是由于班第的申请，乾隆帝才批准给班第留兵五百人。
倘若当时清廷在当地留驻一万兵马，估计阿睦尔撒纳就根本不敢轻举妄动了。
当然，早撤大军，并非说明乾隆帝是庸君，他也是出于政治考虑，为了节省国力，“以准治准”，幻想阿睦尔撒纳等人也能像先前归顺的喀尔喀四部那样，自行处理属下内部事务。事实证明，事与愿违，大清朝的物力、财力、人力没节省，还给阿睦尔撒纳等人以最大的机会起兵，导致严重动乱的发生。
乾隆帝在六月底决定逮捕阿睦尔撒纳，当时，阿睦尔撒纳本人还对这位大皇帝存在一定幻想，因为早先他送了大笔礼物给乾隆帝的女婿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希望他向朝廷转奏，能封自己为准噶尔总汗。
这位额驸于六月随大军凯旋，事前，他和阿睦尔撒纳约定，在七月下旬向他汇报好消息。但这位科尔沁王爷回京后，得知皇上对阿睦尔撒纳已经起了杀心，哪里还敢替他说话，就没敢上奏，使得阿睦尔撒纳先前“朝中有人好说话”的打算完全落空。
左等右等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的消息，就是等不到，身边的清朝定北将军班第，又不断上门催促自己到热河朝觐，阿睦尔撒纳顿觉情况不妙，就暗中加紧进行起兵叛乱的准备工作。
同时，为了迷惑清政府，他对于催促自己入觐的官员尽力敷衍。七月初十日，他跟随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出发，开始了他的热河之行。
其间，阿睦尔撒纳磨磨蹭蹭，行走缓慢，不断与手下亲信密谋，并派出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纳噶察往见班第，威胁说：准噶尔内部不少贵族和喇嘛都私下密议，如果阿睦尔撒纳当不成总汗，他们宁死也不会推举别人当总汗……
班第不敢怠慢，立即遣人把这一情况密奏乾隆帝。
人在北京的乾隆帝马上命令班第在途中逮捕阿睦尔撒纳。但是，班第手下只有五百士兵，而仅伊犁一处，就有喇嘛六千多人，这些人基本都是阿睦尔撒纳以银两买通的心腹，加上阿睦尔撒纳的旧部和阿巴噶斯等宰桑、台吉及其部下，阿睦尔撒纳能够调动的兵马至少有一两万人。所以，班第根本不可能在当地擒拿阿睦尔撒纳。
逮捕不了阿睦尔撒纳，班第就一直催促对方马上动身到热河入觐。只要到了热河地界，以几个戈什哈之力，就能把阿睦尔撒纳收拾了……
计划赶不上变化，一路行进一路等，到八月中旬还未等到科尔沁额驸给自己的回音，阿睦尔撒纳深知事情有变，就于八月十九日忽然率众潜逃。
当时，他跟随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行至乌隆古河附近，那里距他在札布堪河的昔日游牧地不远，地形熟悉不说，又有旧部在附近接应。于是他撇下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从额尔齐斯河间道向北逃逸而去。
阿睦尔撒纳公开反清后，其手下党羽纷纷作乱响应。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清朝的定北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以及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三人，得知情势大变，就带着手下寥寥可数的五百兵士，慌忙从伊犁河北的驻地出发，匆匆回撤。
撤退途中，准噶尔叛军紧紧追赶。二十九日，清军一行人跑到距伊犁二百余里的乌兰固图勒，即被叛军追击包围。
当时，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见敌兵势大，不听鄂容安劝告，即刻扬鞭拍马奔逃。那五百兵马，见其中一名主将跑了，也多随之而逃，一下子就把班第和鄂容安撂在那里。当时，这二人身边，只有司员和侍卫六十人！
面对多达上万的准噶尔贼军，班第、鄂容安及其手下力战不支，二人相顾叹息道：“今日我们真是白死了，于国事无济，辜负圣上嘱托！”
叹息久之，班第拔剑自刭。鄂容安也抽剑欲图自杀，但他是翰林出身，腕力弱而不能致死，于是命仆人用刀猛力刺戮自己的腹部，血流肠溃，终于得死。
班第乃蒙古镶黄旗人，鄂容安乃满洲大学士鄂尔泰的儿子，皆为乾隆帝心腹大臣。如此，清军一主帅、一大臣被包围自尽，成为近百年来清朝罕有之事。
班第和鄂容安死后一个多月，乾隆帝才得二人“陷敌”的消息，但当时还不知道二人已经自杀殉国。为此，一直强调清朝文臣武将要为国捐躯的乾隆帝，罕见地告谕军机处，让他们设法和班第、鄂容安联系，希望二人静待时机，可以不死：
以朕初意，准噶尔危乱之余，甫经安定，若屯驻大兵，恐多惊扰，是以但命伊等驻扎办事，兵少力弱，为贼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机脱出，或忍死以待大兵，方为大臣举止，若谓事势至此，惟以一身殉之，则所见反小矣。鄂容安素称读书人，汉苏武为匈奴拘系十九年，全节而归，阿睦尔撒纳固不足比匈奴，我大清又岂汉时可比，自当爱惜此身，以图后效。恐伊等以失守罹罪，不识大义，遽尔轻生。（《清高宗实录》，499卷）
一直要臣子保持忠贞气节的乾隆帝，之所以罕见地希望二位臣子不要自杀殉国，其实正是因为乾隆帝深知自己才是导致阿睦尔撒纳叛乱、陷二臣于敌阵的“罪魁”！
日后，班第、鄂容安灵柩回京，乾隆帝亲临祭奠，并且把两个当时生擒并导致二臣丧生的贼酋克什木、巴朗抓到灵前，活生生割耳砍头祭祀。为了羞辱陷贼而不能死义的萨喇尔，乾隆帝还命令他跪在灵前观看整个祭祀仪式。
在商讨谥号的时候，清廷内阁由于鄂容安是翰林文人出身，按照常例，谥号中都有一个“文”字，所以，就拟了“文刚”“文烈”两个谥号呈乾隆帝选择。悲痛不去，乾隆帝以朱笔抹去两个“文”字，赐谥“刚烈”——为清朝死节文臣开了一个先例！同时，在乾隆帝亲拟的赞语之中，还有“用违其才，实予之失”之语，深自疚责，可见他对于鄂容安的爱惜和对他英才早逝的遗憾……
当然，最终造成阿睦尔撒纳造反、伊犁地方准噶尔部落趁乱反叛的结果，班第、鄂容安确实也有失误之处。特别是班第，气量窄狭，谨慎过当，一直没有妥善慰抚准噶尔投降的大小头目。为了避嫌，他平时也不和伊犁附近的部族首领来往，和当地豪酋关系极其疏远。鄂容安翰林出身，虽然久在军机处、上书房行走，又历任巡抚、总督，但他对于行军打仗根本就是外行，又不通蒙古语，所以，人在伊犁，鄂容安并不能展其所长。萨喇尔作为准噶尔人，身为定边右副将军和一等公爵，很能打仗，但这个人原来不过是达什达瓦台吉手下的一个宰桑，在厄鲁特四部内部根本就没有威望，他以清将身份到伊犁之后，又妄自尊大，惹得从前比他地位高好多的准噶尔部众台吉和宰桑心怀怨恨。
这三个人，有文有武，民族不同，性情各异，在伊犁也没能做到同舟共济。加上疏于自卫，一朝事起仓促，三人只能孤军奋战，最终二人自杀军溃，也在情理之中。
定北将军班第和鄂容安身死之后，清廷内部多位大臣更加反对继续对准噶尔用兵。在这样的局势下，乾隆帝乾纲独断，严厉斥责这些庸臣们的怯懦无能，几次下达长篇谕令，重申清廷用兵的必要性。而且，他雷厉风行，马上采取措施，调兵遣将，下定决心要最终解决准噶尔问题。
阿睦尔撒纳初起之时，其实人单势孤，其铁杆追随者不过两千多人，他的妻子、子女以及同母兄班珠尔，均被押往北京关押起来；和他呼应为乱的，仅有阿巴噶斯、哈丹以及伊犁的克什木等几个准噶尔宰桑。
厄鲁特四部中的大合吉、大宰桑，当时都遵循清廷谕令，到热河避暑山庄朝觐乾隆帝，其中包括准噶尔部族最大的台吉噶勒藏多尔济、和硕特部大台吉沙克都尔曼济、辉特部大台吉巴雅尔，还有先行降附的杜尔伯特“三车凌”，以及准噶尔的大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等。一时之间，这些人齐集热河行宫，朝拜乾隆帝，他们在领取清朝冠服和赏银之后，陪侍大皇帝参加宴会，载歌载舞。而阿睦尔撒纳继父之子、辉特部大台吉齐木库尔、普尔普、德济特以及纳噶察等人，也由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率领，前往热河入觐。这些人都积极表示拥护大清一统，并且自告奋勇请缨，要求率领本部人马帮助大清追捕阿睦尔撒纳。特别是齐木库尔和普尔普两人，他们不顾弟兄私情，在阿睦尔撒纳变起之前，就曾经多次向清廷密告其弟欲图谋叛，对清朝确实表现出忠心耿耿的劲头儿。
如果当时清廷用人得当，阿睦尔撒纳之乱，应该很容易平定。
但乾隆帝在乱起之后，再次决策失误，继续推行“以准平准”政策，在大加封授厄鲁特四部大台吉、宰桑的同时，依旧派这些人为大军的前驱和主力，前往伊犁地区平叛。当时，按照准噶尔旧有的四个厄鲁特，清廷封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封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封巴雅尔为辉特汗……同时，乾隆帝还派遣这些汗王、四部台吉、宰桑等人，依旧率本部出征，而且以噶勒藏多尔济等人为领队大臣，各自在军营统兵。
为了搞统一战线，乾隆帝甚至还把已成阶下囚的原准噶尔汗王达瓦齐放出来，封他为“和硕亲王”，赐第京师，以为降王楷模。大皇帝旨意下达，这个达瓦齐乐得赶忙叩谢乾隆帝的封王和不杀之恩，还即刻亲写书信，招降昔日他在准噶尔领地的诸位台吉和宰桑，让他们都出降并为大清效力。达瓦齐的书信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不久之后，辖众数千户的大台吉伯什阿噶什来归，被清廷封为“和硕亲王”。
具体分析起来，乾隆帝“以准攻准”，本意是充分调动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来帮助清军征剿阿睦尔撒纳。这个策略确实挺高，但这个策略的基础是清廷要派出一支具有极强威慑力的主力大军。可是，在讨逆大军中，厄鲁特人倒成为清军的主力军——西路定西将军永常统兵五千人，而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一汗部下就有四千五百名，加上辉特汗巴雅尔、杜尔伯特汗车凌、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三汗的兵士，以及车臣默尔根哈屯的两千名兵丁，平叛大军中的清军人数反而远远少于厄鲁特士兵人数。如此，就给日后的行动埋下了极大的危机——一旦这些台吉、宰桑们忽生叛念，人数寡弱的清军，又怎么能制服得了他们呢？
更糟糕的是，乾隆帝依仗的定西将军永常，胆小如鼠，虽然手下有劲兵五千，却总是屯兵不出，又不信任前来报告情况的准噶尔部人员，常常闻警即逃，丧失了多次擒拿阿睦尔撒纳的机会。并且为了躲避兵锋，他还上疏乾隆帝，要求把主军撤退至哈密。
如果清军撤到哈密，前进基地顿失，后果不堪设想。
乾隆帝闻讯大怒，即刻下旨痛斥永常，并将其革职。清廷及时调整人选，命令策楞代永常为定西将军，以玉保、富德、达尔当阿为参赞大臣，哈达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同时，乾隆帝还下诏授厄鲁特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尼玛、达什车凌等人为参赞大臣，共同参与征讨。
定西将军策楞遣玉保等人领兵一千一百名，于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起程，厄鲁特部众台吉、宰桑分别随先行部队和主力出发，而定边左副将军哈达阿统领索伦、喀尔喀以及辉特兵三千人，从北路同时发动进攻。
此次进军初期，由于新近封授的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干劲很大，清军很快就连连得胜。在紧紧追击哈丹的过程中，擒获其家属，并招降不少准噶尔部众；鄂勒哲依向各鄂拓克集兵四千多名，与策楞分道前进，威迫乌噜特、克噜特、绰和尔等部酋长重新归顺清朝；同时，策楞还招降了不少伊犁喇嘛和宰桑，让他们悔过立功。清廷反应迅速，对这些人均封授官爵。
在厄鲁特四部的支持下，清军在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就收复了伊犁。至此，阿睦尔撒纳叛乱基本得到了平息。
然而出人意料，没过多久，风云突变，厄鲁特四部大多数台吉和宰桑忽然转变态度，在极短时间内，他们就变成了清廷凶狠的敌人——原因并不复杂，清军人数太少，清将庸碌无能！
清军之所以能够飞速收复伊犁，确实是乾隆帝“以准攻准”政策取得成效。那些率部从征的准噶尔宰桑、台吉立下了殊勋，但相衬之下，清朝几位主要大将却皆为庸夫。当乾隆二十一年正月清朝大军长驱直入抵达特克勒河时，清军已经探知阿睦尔撒纳与清军仅相距一日路程，如果当时大军即刻往追，肯定会把阿睦尔撒纳擒获。危急之余，阿睦尔撒纳派人至清朝军营，伪报说台吉诺尔布已将阿睦尔撒纳生擒，马上押送来献。结果，清朝大将玉保竟然相信了这一谎言，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并且以红旗报捷于定西将军策楞。策楞不察虚实，也马上飞章告捷。乾隆帝大喜，立刻下诏，封策楞为一等公、玉保为三等男。结果，阿睦尔撒纳利用清军麻痹的机会，再次逃出，率残部越过库陇癸岭，逃入了哈萨克地界。而后，策楞、玉保二人却互相推诿，屯兵于伊犁，不敢继续追捕。
得知真实情况后，乾隆帝勃然大怒，马上下诏逮捕策楞和玉保，委任达尔当阿为定西将军，以哈达阿为负责北路的定边左副将军。
达尔当阿从西路率军而出，一举击败哈萨克和阿睦尔撒纳军队之后，打得阿睦尔撒纳变换衣服狂逃。清军追及，和这个贼酋相隔仅二三里，眼看就要生擒阿睦尔撒纳之时，忽然一哈萨克人来报，说哈萨克头酋马上就会捕捉阿睦尔撒纳献与大军，乞请清军暂缓静候。当时，阿睦尔撒纳已经成为瓮中之鳖，手到成擒，清军将领争欲进击，而身为大将的达尔当阿，竟然相信来人如此简单的谎言，挥令全军停止前进。结果，阿睦尔撒纳利用这个机会，又拍马遁逃而去。
而那位哈达阿，领军由北路出军后，在巴颜山道遇阿睦尔撒纳盟友哈萨克汗阿布奈所率一千多人，清军以优势兵力临敌，竟然按兵不击，使得对方得间逃逸而去……
种种败绩过后，阿睦尔撒纳依旧逍遥，准噶尔先前投附清军的许多台吉、宰桑们，逐渐对清朝将领和军队产生了轻视之心。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和阿睦尔撒纳关系密切的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青衮杂布首先率部叛变，一举堵塞了清政府第十六驿至二十九驿的台站，使得清朝军队和京城的通信顿时隔绝。不久，阿睦尔撒纳妻弟、杜尔伯特部郡王纳默库也率部叛清。到了乾隆二十二年三月，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噶勒藏多尔济、辉特汗巴雅尔、辉特部大台吉与郡王车布登多尔济、阿睦尔撒纳的弟兄普尔普和德济特、和硕特汗沙克都曼尔济之弟明噶特，纷纷反叛。如此多声名显赫的准噶尔部族头酋先后反叛，人心大变，一直从征有功、深为乾隆帝看重的大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尼玛、达什车凌、唐木忒等人，也顺势率部为乱。如此一来，清军被杀多人，连清朝宁夏将军、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也被哈萨克锡喇所诱斩。
狂逃的阿睦尔撒纳得知准噶尔四部纷纷叛清，马上率领残部从哈萨克回奔，在博罗塔拉河与刚刚叛清的诸台吉和宰桑会盟，自立为准噶尔汗王。
先前因为指挥失当而被逮捕解职的策楞和玉保，当时正在被解送回京的途中，被厄鲁特乱兵抓住，凌迟残杀……
大功垂成之时又生新乱，使得乾隆心乱如麻。他稳住心神，继续驳斥那些庸懦王公大臣们息兵的建议，频发谕旨，坚持继续进军，下狠心要把厄鲁特四部彻底解决。
特别是当乾隆帝得知先前那些接受清廷无数赏赐的准噶尔贵族们再次反叛的消息，更让他杀心顿起，于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诏谕军机大臣：
厄鲁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应尽行剿灭！（《清高宗实录》，527卷）
随着杀心大起，乾隆帝对于厄鲁特四部的战后处置，态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初征准噶尔之时，他并未想完全改变厄鲁特四部旧有的制度，一直想在四部分封四汗，仿照内扎萨克、喀尔喀四部之例，把这些部族纳入清朝版图后，还允许他们保持相当大的内部自治权，对他们的管理和统治，与清朝的州县大有区别。但是，如今眼看准噶尔各台吉、宰桑降而复叛，大肆杀害清军清将，乾隆帝在决议剿杀的同时，决定日后必须把准噶尔部众直接辖属于朝廷之下，设立厅、府、州、县进行管理，取消准噶尔部族一切自治权力。
既然那么多准噶尔贵族都叛清了，不能再用“以准攻准”的旧策，乾隆帝开始主要依靠清军本身进行平叛。于是，乾隆帝连下谕旨，调兵遣将，拨发帑银，以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统领大军由北路珠勒都斯进攻；任舒赫德、鄂实等为参赞大臣，户部尚书阿里衮、一等公明瑞等人为领队大臣，命定边右副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兆惠和参赞大臣富德领军，从西路额林哈毕尔噶进行征讨。
这两路大军，共七千名精锐卒士，骨干都是满洲索伦、汉军绿旗以及蒙古兵。部队旌旗高举，前锋于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起程，主力大军于十一日出发。而且，考虑到以往大军进攻后准噶尔人逃往哈萨克或潜匿山谷躲避，待清军一撤又回去作乱的情况，为了一劳永逸平定准噶尔，乾隆帝命令随军的绿旗兵丁屯垦田土，同时广泛招募维吾尔族农民进行耕种。如此一来，既有利于解决清朝军队粮食的供应，又使得先前反叛的准噶尔台吉、宰桑再无归路。清廷相信，一直帮衬准噶尔部族的哈萨克部族，日后也会因马匹给养问题逐渐和准噶尔叛军互相攻击。如此一来，有条不紊地步步为营，定可永绝根株，彻底平定准噶尔。
准噶尔虽然地方大乱，贵族们纷纷叛清，但毕竟经过几轮内讧和清军的征剿，其内部已经元气大伤，人心涣散。为此，乾隆帝判定，一旦清朝大军深入，准噶尔之乱不难平定。
果如乾隆帝所料，由于此次清廷任人得当，赏罚严明，加上所委任的将军、大臣和三军官兵奋勇向前，一时间，清军势不可当，节节胜利。
与清军相反，厄鲁特四部的台吉、宰桑们却开始了互相残杀。首先，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被他侄子扎那噶尔布杀死，阿睦尔撒纳又袭掠扎那噶尔布，尼玛也想乘间谋害扎那噶尔布。由于各自心怀叵测，这些人就开始互相攻伐杀掠。不久，又赶上天花疫症蔓延，准噶尔部族人员死亡无数。
趁着敌人内部互相攻杀和瘟疫蔓延的当口，清军迅速开进，很快重新收复了伊犁。先前叛清的车布登多尔济、普尔普、德济特、巴雅尔、达什车凌、尼玛、扎那噶尔布等人，或被生擒，或被斩杀，哈萨克锡喇也大败逃遁远去。至于阿睦尔撒纳本人，在济尔噶朗猝遇清朝大兵，计穷力尽之余，心神顿失，再次逃入哈萨克地区。
穷寇必追，清将富德马不停蹄，领兵紧追。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初三，哈萨克阿布赉汗的弟弟阿布勒比斯遣使来见，说去年阿睦尔撒纳逃来时，阿布赉就想生擒阿睦尔撒纳献给大皇帝，不料被他事先察觉，盗马逸去，所以没能活捉他。日后，如果阿睦尔撒纳再入哈萨克境地，我们一定把他捉住献给大皇帝——也就是说，一直赞襄准噶尔的哈萨克部族，至此也向大清表示恭顺。
既然哈萨克也待不住了，阿睦尔撒纳不得喘息，就于乾隆二十二年六月逃入了俄国境内。
此后，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国擒献阿睦尔撒纳，但遭到俄方拒绝。俄罗斯西伯利亚总督出于俄国利益，把阿睦尔撒纳保护了起来。但两个月后，阿睦尔撒纳就得了天花绝症痛苦而死！
既然阿睦尔撒纳死了，他的利用价值全失。到了当年年底，俄国边界官员就派人把他的尸体送到了恰克图。
乾隆帝不放心，派出侍郎三泰、喀尔喀亲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等人，押着阿睦尔撒纳的几个亲属，迢迢千里前往验看。
冰冻的阿睦尔撒纳尸体摆到地上，几个人左看右看好久，确实验明是阿睦尔撒纳的“真身”，他们才放心回京向乾隆帝复命。
清廷对准噶尔部两度用兵，国力消耗巨大，不少大臣、兵将牺牲，为此，乾隆帝深恨准噶尔部族的反抗。
阿睦尔撒纳身死，但准噶尔部族残余的抵抗并没有结束。鉴于天山两路先前收服的厄鲁特部民人数众多，乾隆帝认为，这些人力穷降附，属于“畏威乞降”，其心难信。为此，他传谕清朝的将军大臣：
看其情形毫无可疑者，即移向额林哈毕尔噶等处，指给游牧，以备来岁屯田之用。如稍怀叵测，即移至巴里坤，再令移入肃州，即行诛戮！朕从前本无如此办理之心，实因伊等叛服无常，不得不除恶务尽也！
皇帝如此命令一下，就造成这样的结果——清朝将领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感觉，任意决断无数准噶尔部族俘虏的性命。
多年以来，准噶尔人降而复叛，在战争中对清军将士和清朝民众杀戮严酷，最终也造成清朝“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的激烈情绪。尤其是前线清朝官兵，数年长途死战，很多官长、士兵被杀，报复心也日盛。如今，乾隆帝此诏一下，等于是刻意鼓励前线清朝官兵大开杀戒。于是，各路清将指挥部队，对各地残余的准噶尔部族开始了毫不留情的清剿。同时，清廷对于这种杀戮的正当性，也加以官方解释：
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
搜剿当中，清军只要见到准噶尔毡帐，即刻纵马而至，十十成群，挥刀斩断“哈纳”（编织蒙古包围圈的柳条）。訇然一声，准噶尔蒙古包马上坍陷，而后，清军怀着深仇大恨，矛捅枪刺，尽戮哀声惨号的准噶尔人。即便其中有勇武者，但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精锐八旗部队，也只能引颈受戮而已。
在搜剿的清军中，还有不少准噶尔以外的其他蒙古部族军队，由于多年互相残杀，他们丝毫不会因这些准噶尔人操持相类的蒙古语而手软，反而比满军和汉军杀人更加踊跃。
根据清朝的礼亲王昭梿记载，当时的准噶尔诸部：
……既降复叛，自取诛灭，草雉禽狝无唯类，固无论已，此固厄鲁特一大劫，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苍天欲尽除之，空其地为我朝耕牧之地，故生一阿（阿睦尔撒纳）逆为祸首，辗转以至澌灭也。（《啸亭杂录》卷三）
而史学大家赵翼做如下文学描述：
时厄鲁特（准噶尔）慑我兵威，虽一部有数十百户，莫敢抗者，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于是厄鲁特种类尽矣！（《皇朝武功纪盛》卷二）
所以，根据清朝文献和当时文士记载，在准噶尔归于统计的十万户中，有得天花瘟疫死掉的十分之四，有窜入俄罗斯、哈萨克地方的有十分之二，有被清朝大军剿杀的有十分之三。俘获的准噶尔妇孺，也成为奴仆，被清廷当作功臣将士的赏品。因此，准噶尔整个种族基本消失……
平定准噶尔之后，清廷以各地移民充实其地，最先有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喀什噶尔的塔兰奇人，随后还有来自甘肃的东干人（或回民）、察哈尔和喀尔喀居民、图瓦族的兀良哈人（或称索约特人），以及来自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和朝鲜族移民。
1771年，与准噶尔先前同属厄鲁特四部的土尔扈特人投附清朝。为了安排这些远远来投的忠实臣民，乾隆皇帝就把他们安置在固尔扎东部和南部，也就是裕勒都斯河谷和乌伦古河上游的河谷地带。在那里，如果他们仔细搜寻，还能够发现昔日准噶尔兄弟部落（绰罗斯部和辉特部）生活过的某些痕迹……
由于反叛过大清，残余的准噶尔人不敢再称自己是准噶尔人，而是以旧名“厄鲁特”自称。久而久之，其后人也就忘了他们原来的准噶尔部族之名。
如今的厄鲁特人后裔，主要分布在今天的伊犁昭苏和尼勒克两县，以及塔城的额敏……
西北大功泽流后世
清朝统一准噶尔的深远意义
乾隆御宇，准噶尔终于获得统一。战争之中，流血和杀戮在所难免，但从大处看，清朝政权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也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沙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侵略。
回顾清朝统一准噶尔的历史可以发现，在清朝立国之初，清廷对于准噶尔没有直接管辖的意图，只是想对其有效羁縻而已。但是，正是当时准噶尔部族的扩张，以及沙俄趁机而起对清朝边疆地区领土的觊觎，才引起了康熙帝以及清廷的警觉。随着清王朝势力的不断强大，大一统国家的主权愿望逐渐强烈，势必要统一周边地区。这不仅是帝王的意志，也是历史的必然！
虽然清朝统一准噶尔的过程长达一个世纪，但实际用兵作战的时间只有十七年。
多年以来，清廷基于自身国力的考量，对于准噶尔部族一直采取“和为贵”的政策，总幻想以喀尔喀蒙古作为帝国北部边防屏障。而喀尔喀内讧以及噶尔丹得寸进尺的进攻，迫使清朝在康熙帝时期持续用兵七年，两度大战，皇帝三次亲征，最终遏止了噶尔丹势力的恶性膨胀。随后的二十年，清朝和继噶尔丹之后的准噶尔汗王策妄阿喇布坦，基本处于和平相处状态。而后，恰恰是西藏的宗教问题，再次导致清朝与策妄阿喇布坦政权重开战火。策妄阿喇布坦企图控制藏地黄教的野心，导致准噶尔与清朝大动干戈。而大清帝国最终驱准保藏成功，进而统一了青海和硕特蒙古，从地理上对准噶尔形成了包围态势。雍正帝志大才疏，统一准噶尔未成，还造成和通泊战役惨败，不得不屈尊俯就，继续与准噶尔部族进行谈判，试图与对方划定游牧边界。
乾隆继位之初，国事纷纭，并未想出兵准噶尔，但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死后导致的内部纷争，使得帝国边疆持续受到新的压力。在此背景下，清廷“以准攻准”，虽然过程一波三折，但结果显而易见——乾隆帝最终以武力统一了准噶尔，并且成功地在准噶尔游牧辖区内稳定了西域、青海以及西藏地区，奠定了中国今日西部版图的基础。
17、18世纪，正是世界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在全球范围内，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度驰骋亚洲草原的准噶尔帝国，也可以视为古老英雄时代的最后一朵美艳绝伦的罂粟花！
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应该和康熙帝、乾隆帝、西藏五世达赖喇嘛、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以及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一样，是那个时代他们本民族的英雄人物！他们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鲜血和叹息，也有史诗般辉煌的荣耀和新思维！
在抵制俄罗斯势力的侵袭方面，准噶尔人一直顽强抵抗，不屈不挠，试图把俄国赶回北方！
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开始，俄国的哥萨克势力就在准噶尔部传统游牧地上先后建立了托木斯克、库茨涅茨克、叶尼塞斯克等军事堡垒，不断以武力胁迫准噶尔部首领归服俄国。准噶尔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从未间断反对沙俄的兼并。准噶尔部族的首领，包括巴图尔珲台吉、僧格、策妄阿喇布坦以及噶尔丹策零，也从未向俄罗斯沙皇表示过屈服。
顺治六年（1649年），准噶尔的巴图尔珲台吉组织准大军，袭击了托木斯克的俄军，有效地阻止了沙俄势力的入侵。僧格继位后，俄国多次派遣使团前往准噶尔部，试图拉拢僧格归顺沙俄。在与俄国交涉时，僧格不卑不亢，维护了本民族的尊严，并且多次用兵，对侵袭境土的俄国军队展开攻击，揭开了中国西北少数民族抗击俄国入侵的序幕。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策零当政时期，面对沙俄在西西伯利亚不断强大的势力，策妄阿喇布坦不畏强权，针锋相对，在给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的信中言辞咄咄，要求俄方拆除修建在准噶尔牧地上的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城堡，否则将以武力攻打俄国的这些城市堡垒。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大策凌敦多卜率领一万精骑，在雅梅什湖畔包围了俄军，打死打伤近三千名俄军，活捉俄军数百名，取得了重大胜利。噶尔丹策零继位后，多次派使臣与俄国交涉，要求拆除额尔齐斯堡垒线上的那些要塞，恢复准噶尔原有疆域。乾隆七年（1742年），他还派使臣喇嘛达什前往彼得堡，直接和女沙皇安娜·伊凡诺芙娜交涉，在信中义正词严地要求沙俄停止在准噶尔牧地筑堡、挖金、取铜，并且警告说：“撤出你们的上述人员，否则我决不能容忍他们在我的土地上生活！”但噶尔丹策零未及收复雅梅什湖地区，就撒手尘寰……
乾隆皇帝像
由此观之，明清时期对沙俄势力的抵堵和抗争，准噶尔首领的种种表现，可圈可点，功不可没。
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的东归祖国，标志着卫拉特四部最终的完全回归，也昭示了大一统国家向心力的无比强大！
土尔扈特部族来自历史上的克烈惕部，部族始祖为翁罕，他曾经是铁木真的保护者，和铁木真有父子之义。随着元朝的灭亡，该部落逐渐衰落，往西回缩，并且易名为土尔扈特部。明朝末年，土尔扈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西北雅尔（今新疆塔城西北及俄罗斯境内乌拉札地区）。16世纪末17世纪初，其西部牧地已达额尔齐斯河上游伊施姆河一带。
崇祯元年（1628年），土尔扈特部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带领下，连同附近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蒙古部众，大概五万帐十九万人，离开了塔尔巴哈台和额尔齐斯河中游西岸的原游牧地。他们越过哈萨克草原，一路长途跋涉，经过几年艰苦的进军，向西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南北两岸的广大草原上。
这一广袤地带虽然被俄国征服，但由于长期战乱，原住游牧民大批散走，再加上俄国经历了二十年大混乱时期，因此，土尔扈特人来到伏尔加草原时，几乎如入无人之境。
于是，在这个天赐乐园中，土尔扈特人休养生息，放牧牲畜，逐水草而居，部落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牙帐设于伏尔加河支流的阿赫图巴河。
虽然远离祖国，他们依旧遵循古老部落组织的习惯和观念，敬佛诵经，按蒙古习俗生活。
16世纪中期开始，沙俄以武力相继占领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和诺盖汗国，而后，很快就把侵略魔爪伸向土尔扈特蒙古。1659年，迫于俄国强大的军事压力，土尔扈特在形式上臣服于沙俄。但在伏尔加草原上，还是形成了一种双重主权的特殊状态：俄国享受形式上的最高主权，土尔扈特人保持着实际上的内政独立。
此后，为了彻底征服土尔扈特部，沙俄强迫土尔扈特人放弃他们信仰的佛教，改信东正教，企图以宗教手段来驯服强悍、善战的土尔扈特部，这激起了土尔扈特人激烈的反抗。
到了彼得一世统治俄国期间，沙俄和瑞典进行了长期战争。为了应付战争支出，沙俄对土尔扈特蒙古等部不断加强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还一直强迫土尔扈特部众开赴前线为沙俄作战。其间，部族勇士伤亡甚多，严重削弱了土尔扈特蒙古的力量。
女沙皇叶卡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沙俄对土尔扈特部采取了进一步的掠夺和控制，妄图使土尔扈特蒙古地区成为沙俄管辖的行政区。对此，土尔扈特部的王公贵族以及广大牧民都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和不安。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秋，为了使土尔扈特蒙古免遭灭亡和凌辱，经过秘密酝酿，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决定选择东返伊犁河流域，恢复土尔扈特和祖国各民族的联系！
虽然一直努力保密，但消息还是被泄露。为了躲开俄国大军的追剿，渥巴锡汗不得不提前行动。他们本来计划携同左岸的一万余户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不巧的是，当年暖冬，河水迟迟不结冰，左岸的人无法过河。为此，渥巴锡只得下令右岸的三万余户民众立即行动。
顶着凛冽寒风，伏尔加河右岸的三万三千多户土尔扈特人，离开了他们寄居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他们千方百计，欲图回到东方的故乡，开始他们新的生活。
圣彼得堡的俄国女沙皇叶卡德林娜二世得知消息后，即刻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追赶东去的土尔扈特人。同时，沙俄采取措施，把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万余户土尔扈特人严格监控起来。
一路上，除了要面临残酷的战斗，土尔扈特人还不断遭到严寒和瘟疫的袭击。面对艰难险阻，土尔扈特人不屈不挠地向着祖国回归！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1771年4月），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目瞪口呆地望着举众而来的奇异人群，探听实情后，马上向朝廷奏报。
得知土尔扈特人东归细节之后，乾隆帝大受感动，即刻指示清廷做好安排和接待，接纳这批义无反顾的东归义士。根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记载，离开伏尔加草原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经过一路的恶战、饥饿、瘟疫，到达伊犁之时，人数仅仅剩下出发时的一半！
不久，恰逢承德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乾隆帝在那里举行盛大的法会。渥巴锡等人也被邀请到承德避暑山庄入觐。
乾隆帝亲自接见了渥巴锡等人，封他为卓哩克图汗，领乌讷恩索诛克图盟旧土尔扈特部。皇帝还诏令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让他们能够在祖国安居乐业，并在赐宴后对土尔扈特部族首领赏赐无数。
而后，乾隆帝下令在普陀寺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上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以纪念渥巴锡等东归英雄回归祖国的伟大事件。
土尔扈特人民不畏强暴，反抗沙俄的压迫、剥削，他们重返祖国的英雄壮举，感天地、泣鬼神，创造出一个民族大迁徙的奇迹。为此，爱尔兰作家德尼赛在《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中，感慨叹息道：
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那样令人激动的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