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文字狱：清王朝的矛盾揭示

掌上旋日月，时光欲倒流。

周身气血涌，何年是白头。

这首诗，内容虽然浅白易懂，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读后多数会不明就里，如堕云雾之中。

但这四句打油诗，对于文玩核桃的玩家来说，特别是北京爷们儿，那就耳熟能详了。他们会炫晃着手里嘎嘎作响的玩意儿，津津乐道：“瞧，人家乾隆爷写的诗，皇帝都玩这个！”

也就是说，诗中所谓“掌上旋日月”，就是玩家手里转晃的文玩核桃。

那么，这首诗，真的是乾隆所作吗？

肯定不是。

乾隆确实算上“诗霸”级人物。他25岁登基，在位长达60年，做太上皇4年，也就是说，他实际执政时间达64年之久。皇帝之中，前无古人！据学者统计，记入乾隆名下的诗，多达41800首。

从量上说，历史上唯一能和乾隆相比的，只有宋朝诗人陆游，而陆放翁一辈子所写，不过9300余首。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评价过乾隆的诗：“清高宗亦以文为诗，语助拖沓，令人作呕。”此评甚为中肯！先不说乾隆4万多首诗多为沈德潜等阿谀文臣代作，就是他本人有感而发所写的诗文，要不浅白粗俗，要不佶屈聱牙，诗歌水平根本就属于七八流，甚至不入流！

由于谀臣沈德潜捉刀得力，乾隆特别高兴，赐诗中有“我爱沈德潜，淳风挹古初”等句。

不过，沈德潜死后，乾隆不放心，让人拿沈的遗诗来读，猛然发现，沈德潜把平时为自己捉刀的诗歌全部放入其遗著诗集中。震怒之下，乾隆借查办江南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里面有所谓的“悖逆语”，以沈德潜曾经为这本文集作过序为把柄，下诏“夺（沈）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

乾隆虽然是个蹩脚诗人，但他懂诗，能从诗中嗅出“文字狱”来。清朝历史上文字狱160多件，乾隆一朝就有130多件之多，可谓骇人听闻。

而他所谓爱文化、保文化的《四库全书》，修纂过程中毁书、销书、删书、改书，堪比秦始皇的“焚书”。如此阴险毒辣的文化统治权谋，还被当今一些“深爱”大清朝的学者粉饰为“一代盛事”，实在让人叹息。

仅明一代历史的资料，乾隆朝就销毁无数档案资料，至今我们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明代档案，只剩下3000件（清朝本朝档案却有1000万件之多），明初和明中期的档案，全部被乾隆和他手下的御用文人有目的地销毁了。

可悲复可笑的是，号称“诗霸”的皇帝，名下诗歌4万多，最后能够流传人口的，一首都没有！

一把心肠论浊清
胡中藻诗狱

清朝晚期，有个佚名作者写过一部著作《康雍乾间文字之狱》，其中有“胡中藻（李蕴芳）之狱”一节。作者参阅大量清朝原始文件，其中详细记录了乾隆时期胡中藻文字狱的情况。

从以下这段记述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乾隆帝如何寻章摘句，从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中找“反骨”。由于相关原文浅显易懂，特摘出与读者共享：

乾隆二十年三月，上（乾隆帝）召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谕曰：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共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

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

……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无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皞，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鞑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

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鞑子”者，亦将有罪乎？

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益可见矣。又曰：“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此非谓旃裘之人而何？

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撖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暂歇南风竞”。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

其《语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藉题以寓其讥刺讪谤耳。

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

其《和初雪元韵》则曰：“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尚书·吕刑》，于咏雪何涉？

《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

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頫首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

又曰“亦天之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

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人所常用，必用盗骊，义何所取？

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淠被因时迈。”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谓朕不之觉耳。

又曰“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两“亦”字同意。

其颂蠲免，则曰：“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觏耶？

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句。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皇考世宗宪皇帝礼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何尝令有干预朝政，骄纵外客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仪，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吾父属，妻皆母遭之”，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又曰“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帝后也，而直诉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

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我冠是出头”。伊由翰林荐擢京堂，督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并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理乎？

又有曰“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又曰“一世眩如鸟在笯”。又曰“虱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问我”。又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怅之语。

《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蜮，馋食狼张箕”。《贤良祠》诗又曰：“青蝇投吴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

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

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

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欲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

乾隆帝以一个特级编辑加特级校对的仔细，对胡中藻诗集看了又看，最终，一一加以归类，找碴儿寻衅，挑出了如许多的违禁、讽刺、谤讪、狂悖、怨望之语：

第一，“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乾隆认为，大清朝自从定鼎以来，承平繁盛，远过汉唐宋明，而胡中藻竟然认为清朝“又降一世”，作为大清臣属，全无心肝！

第二，“一把心肠论浊清”——竟敢把“浊”字放在国号“清”之上，居心叵测。

第三，“天匪开清泰”；“斯文欲被蛮”；“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显然，胡中藻在挑拨是非，离间满汉。

第四，“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撖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暂歇南风竞”——南北分提，难道想大清分裂乎？

第五，“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武皇为失倾城色”；“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胡中藻这几句诗的用词用典，和其诗题无关涉，寓意在于讪谤。

第六，“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影射乾隆帝惰政。

第七，“人间岂是无中气”，“不为游观纵盗骊”，“三才生后生今日”——诗意狂悖，是何居心？

第八，“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頫首同”；“周王淠被因时迈”——前诗寓意大清统治后山河蒙羞，后者用“昭王南征”典故，意在讪谤。

第九，“亦天之子亦莱衣”；“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这三个“亦”字，想胡中藻真是悖慢至极！

第十，“青蝇投吴肯容辞”；“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前一句讥乾隆帝听信谗言，后两句讥乾隆帝不赈灾祸。

第十一，“并花已觉单无蒂”；“其夫吾父属，妻皆母遭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以这几首诗咏乾隆正妻孝贤皇后之丧，对于帝后至尊，胡中藻竟敢直诉曰“其夫”“妻”，而且“君父”人之通称，君比父尊，而胡中藻诗中竟然以君比父，真正丧心病狂。

第十二，“得免吾冠是出头”；“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一世眩如鸟在笯”；“虱官我曾惭”；“天方省事应问我”；“世事于今怕捉风”；“琐沙偷射蜮，馋食狼张箕”——这些诗句，显然皆属怨怅之语，居心险恶……

如此寻章摘句，乾隆帝确实对诗人和诗歌敏感到极点！

乾隆帝乃清朝帝君，政治强人，他对胡中藻下手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文字狱这么简单。

胡中藻，江西新建人，号“坚磨生”，乾隆六年（1741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乃乾隆朝首辅鄂尔泰的门生。满洲权贵鄂尔泰，一度和乾隆朝的汉人大学士张廷玉有隙，其间各立朋党，互相倾轧。朝中大臣党同伐异，深为乾隆帝所恶。

为了整治朝中朋党，压抑相权，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帝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的诗文，百般搜求，一并查出，然后上交到朝廷细细勘验。以此为借口，乾隆帝兴起了“胡中藻诗狱”。看似要诛杀胡中藻，其实意在鄂尔泰及其党人。鄂尔泰虽死，也要对他进行政治清算。

最终，清廷定案，奏称胡中藻“违天叛道”，依据清律应该拟凌迟处死，其家属十六岁以上男丁，皆斩立决。

乾隆览奏，竟然说：“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为表“宽大”，判处胡中藻和他的儿子皆斩首……

但是，对于和胡中藻一直诗文唱和的鄂尔泰侄子鄂昌，乾隆帝恨极，认为他身为满洲贵族，多年来竟然对胡中藻大加赞赏，实属丧心病狂。而他本人的《塞上吟》诗集，乾隆帝斥为“词句粗陋鄙率，难以言诗”，且诗句中竟然言“蒙古”为“胡儿”，尤其诋毁至极——乾隆表示，蒙古自满洲先世以来，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鄂昌竟敢以“胡儿”目之，真正狂悖忘本！乾隆帝本来要对鄂昌加以斩首之刑，念其为满洲旧臣后裔，从宽，赐死！

而后，乾隆帝在上谕中对死去的鄂尔泰还不依不饶：

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诪张。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大臣立朝，当以公忠体国为心。若各存意见，则依附之小人，遂至妄为揣摩，群相附和，渐至判若水火。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

鄂尔泰为满洲人臣，尤不应蹈此逆习。今伊侄鄂昌，即援引世谊，亲昵标榜，积习蔽锢，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臣植党者戒。鄂尔泰著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

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原本已经禁毁，从乾隆帝挑出来的现有诗句看，其实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居心叵测”的意思，也没有反清思想，连乾隆帝深恶痛绝的“种族之见”也看不出来。至于胡中藻诗集中那些内容稍稍显得晦涩的诗句，不过是用了几个险韵、僻典，或者故意在诗中写上一些和题目不关涉的词儿，应该都算文人卖弄才情罢了。间或有几句看似牢骚之语，也不是什么“怨望”。

回望康熙年间的文字狱，清朝统治者蓄意制造出来的不多。雍正一朝，文网甚密，已经开始以“莫须有”制造文字狱，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是清廷对雍正朝庶吉士徐骏所作诗文的借题发挥。到了乾隆时代，文字狱多之又多，完全都是捕风捉影，真正以“莫须有”来搞文字狱了。

康熙一朝，当时清朝统治还未稳定，借助文字狱来维护、稳定清朝的统治。雍正朝文字狱，是雍正帝借助这个手段来打击昔日和自己争位的阿哥及其同党政敌。而乾隆朝类似“胡中藻诗狱”的文字狱，显然就是乾隆帝要借此来打击朝中朋党，而且目标直指前朝重臣，告诫朝中百官不可轻易参与党争。

我们可以发现，乾隆朝文字狱的作用已经发生改变，受到镇压的人，由康、雍时代的汉族士大夫，转变成在朝为官的满汉官员。正是从乾隆时代开始，在朝或在地方的为官者人人自危，即便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信件中也谨小慎微，狠斗私字一闪念，不敢稍露对朝廷、皇帝的任何不满、怨望。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都害怕以言获罪……

字字惊心皆避讳
王锡侯“《字贯》案”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巡抚海成接到新昌县（今宜丰县）一个名叫王泷南的人举报，说当地有个举人王锡侯，有四十里花园、十里鱼塘，全都是凭刻书、印书挣钱购置的，其刻印之书，内容多有大逆不道之处。随举报信，还呈有王锡侯所编的《字贯》一书。

但凡涉及文字狱这种政治案件，封疆大吏都不敢怠慢。海成仔细审验后，发现这部《字贯》确实有些问题，其“凡例”中写入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名讳（玄烨、胤禛、弘历），没有实行缺笔避讳，有“不敬”之嫌。为此，海成斟酌后上奏，说地方已经基本审结此案，向乾隆帝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头衔。

孰料，海成把王锡侯“《字贯》案”上报之后，乾隆帝览奏观书，勃然大怒，认定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命令大臣严办此案。皇帝加以督办，这个案子一下子就大了。

王锡侯，乃江西一老儒。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他与兄长王景云共同起蒙。真所谓“人生忧患读书始”，为追求功名，在少年时代，王锡侯把自己锁在村中王氏祠堂的小房里，头悬梁，锥刺股，夜以继日地苦读，钻研精神十足，埋头八股。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地槛下的小洞送进去。死挣死学十多年，直到二十四岁才补博士弟子，三十八岁才中举。而后，王锡侯九试春闱，不断向更高的功名发起冲击，但皆铩羽而归。进士的大门，始终对他关得严丝合缝。最终，生活的艰难和运气的不济，迫使王锡侯彻底放弃了仕进之念。

对于王锡侯这样一位饱学宿儒，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说他是“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其实也言之过矣！

作为通晓训诂、音韵、义理、八股的自负读书人，这样的学者，陈寅恪时代或许有几个，今天可能一个都没有！但在当时的清朝，读书人被迫钻入故纸堆，如王锡侯之类的学者车载斗量，竞争确实太激烈了。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既然富贵不可强求，王锡侯就想青史留名了——修书著述，乃读书人名垂青史最迅捷的路径。

王锡侯曾经自述：“家本贫，然最耻向人言贫。心本粗，性亦带侠，见有强凌弱，众暴寡，蔑理法……”可见他还是个骨鲠之人。但清朝文网周密，他倒不是完全不知避讳，比如他本名就叫“王侯”，怕自己名字在科举之时犯忌讳，很早就改名为“王锡侯”。

于是用了长达十七年的时间，皓首穷经，王锡侯不辞辛苦，编写了《字贯》一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在友人赞助下，王锡侯于吉安隆庆寺开始雕刻《字贯》。七月中旬，他又在南昌分局刻印，第二年全部刻成，花费了一千多两银子。

这部《字贯》，实际上只是一本非常实用的速查字典。可见这位王锡侯不仅不是一位腐儒，其实还是一位很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康熙字典》检阅起来极为不便，所以就编了这本简缩版的字典，将其内容分为“天、地、人、物”四类，便于学者作诗、用字的时候查找，也能因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至于王锡侯编纂《字贯》的初衷，其自序中说得非常明白：

钦惟圣祖仁皇帝（康熙帝），性由天亶，学绍缉熙，命臣工纂定《字典》一书，搜千年之秘奥，垂三重之典章，煌煌乎如日月之经天，有目者共睹而快之矣。

然而穿贯之难也，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未识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数增四万六千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

窃尝思《尔雅》以义相比，便于学者会通，然为字太少，不足括后世之繁变，亦且义有今古不相宜者，兹谨遵《字典》之音训，扩充《尔雅》之义例，于是部署大者有四：天文也、地理也、人事也、物类也。于四者之中，析为四十部；于每部之中，又各分条件；于条件之内，又详加鳞次；其切用者居于前，其备用者尾于后。恭奉《渊鉴类函》《佩文韵府》，下至《本草纲目》《群经集纂》及诸经史有可证者，援引以助高深，其有重复可省者，稍节以便记阅。

字犹散钱，义以贯之，贯非有加于钱，钱实不妨用贯，因名之曰《字贯》。

在字里行间，王锡侯不仅没有对康熙帝大不敬，还竭力谄谀康熙帝，说康熙帝“性由天亶，学绍缉熙”。可见，王锡侯骨子里面没有任何反大清的意思。

那么，那个叫王泷南的人为什么要出首告发王锡侯呢？

原来，王泷南和王锡侯为同族亲戚。王锡侯家中曾有一座祖坟山，被族人王泷南看中并欲抢占，就喊来家中妇女，将女人月经纸等污秽物弃于祖坟之山，以此破坏风水并表示侮辱。王锡侯自然很生气，把官司打到县衙。孰料，王泷南早就率人提前上山，埋下芝麻种子后，用盐水使之快速发芽，并且在官府讼对之时声称那座山是他自家芝麻地。

当县衙来人调查，发现这座王锡侯所称的“祖坟山”，确实是块芝麻地，就把这座山判给了王泷南。

受到如此委屈，王锡侯气愤难平。不久，王泷南因为一件事发，被官府判处流刑发配。后来，王泷南偷偷逃回老家。王锡侯得知此事后，马上报官。官府侦知后，再次抓到王泷南，第二次把他发配。

“冤冤相报何时了”。待王泷南流刑期满回家之后，他就开始寻找王锡侯的把柄。看到《字贯》一书在当地县城和南昌省城都挺好卖，王泷南更是眼红。出于报复心理，王泷南仔细翻看王锡侯所编的这部字典，最终找出了大错漏：王锡侯竟敢删改康熙帝的《康熙字典》，还敢在书中对三代清朝帝王皆不避讳……

于是，王泷南拿上举报信及《字贯》原书，把王锡侯给告了。

当时的江西巡抚海成，是满族人，学问不大，但对乾隆帝关心的禁书查禁特别热衷。到乾隆四十一年底，江西省已经查缴禁书八千余部，名列全国之首，受到乾隆帝表彰。对于王泷南上缴的这本字典，海成和幕僚仔细查看、研究，认为王锡侯这种做法不算罪大，属于“狂妄不法”，想出名并挣小钱罢了，书中也没有“悖逆”词语。所以，海成在奏折上，只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同时，附上《字贯》一部，四角粘上标签，以供呈乾隆御览。

王锡侯知道自己被告后，大骇，立刻将《字贯》凡例中需要避讳的字重刻重印——“圣祖庙讳‘玄’，避用‘元’字，‘烨’避用；世祖庙讳‘胤’，避用‘引’，‘祯’避用‘正’；乾隆御名‘弘’避用‘宏’……”，并且把其自序内批评《康熙字典》的“而穿贯之难”一句话，也删掉不用。

海成上奏后，听说乾隆帝大怒，也惶恐，马上率领大批人马奔向新昌县王锡侯老家，将王锡侯以及他的子孙、弟侄、妻媳等22人全部逮捕，并装进囚车，直接押解入京。而后，海成还多次亲自深入王锡侯所在村庄及其附近地区，搜缴王锡侯平时所著图书，最终共搜缴已刻著作79本，手稿17件，一一封好后交军机处转呈乾隆帝御览。同时，江西官府还缴获已印的《字贯》261部，各种书版2174片，以及王锡侯一些家藏书籍。

王锡侯被逮后，在北京供称说：“这书内将庙讳御名排写，也是要后世知道的，避讳实是草野无知，后来我自知不是，就将书内应行避讳之处，改掉另刻了，现有改刻书版可据。”

王锡侯编简易字典，确确实实没有任何别的用意。在序言中，他对当朝皇帝乾隆时代还夸赞有加，说自己能够“食太平之福，沐雨露之恩，游翰墨之场”……

但是，乾隆帝不管那一套，故意借题发挥，把王锡侯缩写缩编《康熙字典》以及犯忌讳的事情说得严重无比——王锡侯竟敢把他们祖孙三代的名字玄烨、胤禛、弘历开列在书中，没有任何避讳，罪大恶极——“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

其实，王锡侯在《字贯》“凡例”中特意将这几个字列出的本意非常“善良”，是提醒读书人注意，不要随便书写这几个字犯错。谁想，他自己却因此获罪。

乾隆帝即位后曾一度降旨声明：“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

千万别把乾隆帝这句话当真！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原布政使彭家屏撰写族谱《大彭统记》，其中遇到庙讳、御名皆不缺笔。乾隆帝得知后，竟然赐令彭家屏自尽。对自己避名不究的食言，乾隆还自我解释说：“朕自即位以来从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彭家屏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稚陋者可比。”

时隔二十年，王锡侯确实就是一个草野小举人，但他犯错后，乾隆帝依旧没有饶过。

最后王锡侯不仅自己被杀，其子孙七人也被问斩，其余几十口亲属，“充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

待江西官府最终依律查抄王锡侯家时，发现六十三岁的老儒王锡侯只有六十几两银子，寒酸至极。为此，多年之后，王锡侯的新昌老乡、晚清文人胡思敬在其所撰的《盐乘》中表示说：“（王锡侯）被诛时，情状甚惨！”

小人枉作小人。在江西大搞文字狱的江西巡抚海成，也没有好下场。由于他先前上奏时只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头衔，乾隆帝认为如此刑罚太轻，有替罪人说好话之嫌。于是，乾隆帝诏谕天下道：

海成对此悖逆之事，竟然双眼无珠，茫然不见，仅请革去王锡侯举人，以便审拟，实属天良尽昧，负朕委任之思。

最终，清廷决定：江西巡抚海成，斩监候；原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史冯廷丞，也因为都看过《字贯》一书而没有能检出悖逆重情而革职；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留任。

由此，王锡侯一案，被杀被流被贬者，上上下下牵连近百人。

清王朝的文字狱，最早始于顺治二年（1645年）。在清王朝入关后第一次乡试中，有河南中举者将皇叔父多尔衮写成了“王叔父”，于是主考官欧阳蒸、吕云澡被革职，交刑部议罪；康熙五十年（1711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在《南山集》中用了明朝永历年号，不但自己被砍头，而且牵连三百多人入案，文字狱愈演愈烈。谁料，六十六年后，王锡侯这么简单的“《字贯》案”，也被乾隆帝定位成文字狱大案，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徐述夔一柱楼诗案

徐述夔这个名字挺拗口，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如果吟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两句诗，估计好多人会恍然大悟：哦，这诗原来是他作的啊！

徐述夔乃康熙年间生人，出生在栟茶（今江苏南通市如东栟茶镇）一个乡绅家庭。江南之地，钟灵毓秀。徐述夔自幼聪明好学，十七岁时就参加科举考试，数关频过，秀才唾手而得。但是，当他在乾隆三年江南会试考进士答制艺题《行之以忠》时，他的考卷却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满卷文章写得都好，恰如锦绣织成，但其中一句话，却让考官惊出一身冷汗——“礼者，君所自尽者也！”

徐述夔这篇文章中，有“君”，有“自尽”，连缀起来，大有诅咒君上之意。清朝皇帝不是元朝皇帝，国学知识齐备，眼光比锥子还利，再加上锦衣卫一样的大臣。因为这件事情，徐述夔的仕进之路就被堵塞了，名字也上了清朝的科举黑名单。经由礼部磨勘，认定他“文有违碍”，受到停考进士的惩罚。

心灰意冷之余，徐述夔终生郁郁，给自己所住的房子起名“一柱楼”，终日著书吟诗。他看似潦倒，其实也算富贵闲人，只不过这辈子没当官的命罢了。

日子树叶一般多，闲情似水那样长。徐述夔无聊之际，埋头创作，陆续写下了《一柱楼诗集》《小题诗》《和陶诗》《五色石传奇》《八洞天》等十多种诗文和小说。但这些诗作和小说，流传不算很广。

当然，古代知识分子都想通达做官，官做不成，肯定心里不痛快。平时，徐述夔少不了诗酒遣愁，愤懑之情也露于笔端。

诗酒生涯六十年之后，乾隆二十八年，徐述夔心中含恨、面上含笑而去了，善终于家。

徐述夔的儿子徐怀祖也是个监生，喜欢舞文弄墨，又是孝子。徐怀祖为了让父亲的名字青史留名，就花钱请人刊刻了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和陶诗》《学庸讲义》等著作。

乾隆四十二年，徐怀祖也撒手西归。

这爷俩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父亲作诗儿子印，轮到孙子被拿问！不仅仅是其孙被官府拿问，最终的结局，还是徐氏一族被满门抄斩，父子还受到剖棺戮尸的刑辱。二人的亲朋好友，皆受到牵连，下狱的下狱，流放的流放，杀头的杀头……

按理说，徐述夔、徐怀祖父子都去世了，谁会没事找碴儿啊？作为地方大姓，栟茶地方，除徐氏以外，还有一家姓蔡的，也是当地大族。蔡家，论名声不如徐氏父子大，其当家的蔡嘉树不过是个监生；论财气也不如徐家大，数年前蔡家还曾卖地与徐家。而恰恰因为这桩土地买卖，徐氏家族的噩运就开始了。

蔡嘉树堂兄蔡安树，先前有一块八顷四十亩的土地，曾以契价银2400两售与徐怀祖。如今，徐怀祖死后，他出银960两要从徐怀祖儿子徐食田手里赎回，借口是那块田地中埋有蔡氏家族的先人。

买卖过去已久，蔡家要低价赎回土地，如此赔本的买卖，徐食田当然不同意。至此，徐家、蔡家几乎撕破脸皮。不久，身为监生的蔡嘉树就放出风声，说徐食田如果不答应蔡家低价赎田，他就将徐怀田祖父徐述夔的遗著《一柱楼诗集》向政府呈控，因为诗集中藏有“诋毁本朝”的大逆之语。

徐怀祖病死的那年，正是乾隆四十二年。恰恰在这一年，江西王锡侯《字贯》案闹得沸沸扬扬，使得清朝国内所有家藏“违禁”书籍的文人无不凛凛。听蔡嘉树如此放言，徐怀祖的两个儿子徐食田和徐食书也挺害怕。他们思来想去，决定不如一了百了，你蔡嘉树要告发我们家藏有“违碍书籍”，不如我们自己先去衙门自首算了，省得蔡家告到官府后更被动！

于是，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六，徐食田带人弄了一个大板车，将其祖父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集》《和陶诗》《小题诗》《学庸讲义》等4种书以及用以刊印书版共348块，全部呈缴给东台县衙。(www.xing528.com)

三天之后，本来想恶人先告状的蔡嘉树也携带不少徐述夔书籍，包括《一柱楼诗集》等，到东台县衙去告发。

通过仔细比对，东台知县涂跃龙发现徐食田所缴的刻本不全，其中并未上缴徐述夔所著《论语摘要》等三种抄本，于是就发传票，命令徐食田尽快补交。

出于地方官员的政治敏感，东台县令涂跃龙想尽量把蔡家、徐家的争讼压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根据蔡嘉树向徐氏所起的赎田诉讼，涂跃龙判案，要求徐食田从原先蔡家卖给徐家的土地中，拔出十亩坟田赔偿给蔡嘉树，想尽速了结此案。

按理说，没出银子也没费力气，白白得到十亩地，蔡家该消停了。但是，识书断字的蔡嘉树，其诉讼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这区区十亩地，而是要借此兴起大案，把徐氏家族全部推上断头台！

因此，蔡嘉树不依不饶，在六月十三日就向更上的一级政府江宁藩司衙门呈控。他不仅把徐家给告了，连同东台县县令也告了，说涂跃龙收受徐家贿赂，断案不公。

当时，江苏设有江宁、苏州两个书局。这两个书局并非印书的书局，而是查书的书局，乃清朝专司查禁书籍的机构。其中江宁书局就集中负责苏北各州县查缴的禁书。当时，由于东台县送来的《一柱楼诗集》并没有在书中标注到底何处有查禁内容，江宁书局人员也懒得自己动手，就把书退回东台县，要县里找专人标注后再送书局。可以想见，在这期间，徐家逆书案罪名根本没有成立，主要诉讼内容还是围绕蔡家和徐家的民事田产诉讼。

但是，蔡嘉树向江宁布政使衙门所投的控告信中，就明明白白摘出了徐述夔《一柱楼诗集》中“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两句，指其为“非常悖逆之词”。

江苏布政使陶易接到举报后，就和他的幕僚陆琰商量。陆琰为老吏，认定蔡嘉树乃挟私诬告，认为就此掀起大狱，对本地官员不利。因此，陶易在案卷上驳斥蔡嘉树说：“书版已经呈县，如有违碍应行销毁，该书自当交局，与尔何干？显系挟嫌倾陷。”同时，陶易援引清律，警告蔡嘉树：“讲论经传文章，发为歌吟篇什，若止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悖逆实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

由此，陶易把案子发到扬州府审理，并且断定徐食田对他祖父徐述夔的诗集属于“自首呈缴”，按律当免罪；而蔡嘉树反而属于“挟嫌报复”，依律应予反坐，就把蔡嘉树发往扬州府下狱。

至此，徐述夔诗案，暂时告一段落。

如此，为田地而起的简单一件案子，大概也就消停了。但是，当这个案子辗转传到当时正在金坛按试的江苏学政刘墉耳朵里后，一下子就成为乾隆朝一件惊天大案了！

那么，刘墉又是怎么知道徐述夔诗案的呢？

蔡嘉树家中有位财务总管、师爷，如皋县人童志璘。此人原籍泰州，早年曾想入泰州学府，被当时的徐述夔阻挠，说童志璘军家子出身，没资格入学……如今，童志璘看到徐蔡二家争讼如此，新仇旧恨齐上心头，就四处为蔡嘉树控告徐家，不辞辛苦，到处奔波。

刘墉像

当年八月，得知清廷鹰犬江苏学政刘墉在金坛办理事务，童志璘赶忙前去，呈控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集》中有大逆不道之语。由于先前蔡嘉树被江苏布政使陶易判定反坐，汲取这个教训，童志璘给刘墉呈控的诉状就写得特别委婉——“既见此书，恐有应究之语，是以呈出”——一个“恐”字，就使得童志璘进退自如了。

徐述夔诗案将来定案，如果官府认定徐述夔诗中有违碍之语，自己肯定要受赏；如果徐述夔诗集中没有应究之处，自己也不会承担“诬陷”的法律责任。

所以，单单一个“恐”字，显示出童志璘的老辣心肠。

刘墉不敢怠慢，比起陶易，他的政治敏锐性要强得多，马上就将此事移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处理。同时，他还亲自写奏折，向乾隆帝汇报徐述夔诗案。

刘墉在奏折中给徐述夔诗集定性为“语多愤激”，还不敢断然决定徐述夔的诗就是反诗，而是交由乾隆帝“圣裁”：

如有悖逆，即当严办；如无逆迹，亦当核销以免惑坏人心风俗。现移督抚搜查办理。

八月二十七日，乾隆帝仔细阅读了刘墉的奏折和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拍案而起，马上密令两江总督高晋、暂署两江总督萨载及江苏巡抚杨魁三人，要他们切实严查徐述夔的一切诗文。

九月初七，乾隆帝收到杨魁的奏折；九月十三日，暂署两江总督萨载的奏折送到。萨载在章奏中认为，徐述夔诗文中悖逆地方极多，建议对其家族予以重处：“徐述夔虽已身死，其尸骸仍应锉戮，其孙徐食田亦应从重治罪。”

览章之后，乾隆帝依旧怒不可遏。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徐述夔诗中没有反清造反的意思，也算不上逆案、大案，但他对于地方官员近来对查办禁书的不积极和不作为，感觉非常不快，认定他们这些人拖延迁就，执行不力。而去年刚刚了结的王锡侯案，乾隆帝态度很鲜明，对海成已经是“斩监候”处置。岂料，依旧未起到震慑作用，江苏的官员们如今还是不拿文字案当事儿！

为此，乾隆帝决定就以徐述夔这个案子为借口，来提高地方官员的警惕意识。于是，他频下谕旨，质问、指责陶易和高晋两个官员。

未等这两个人回奏，即他下谕旨的三天后，乾隆帝降谕，命令地方将江苏布政使陶易、扬州知府谢启昆、东台县令涂跃龙三级官员即刻革职，并且分开押送入京。

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帝下令将徐述夔诗文集卷首的校对者徐首发、徐成濯押解来京审问；九月三十日，江宁书局负责查勘书籍的保定纬、沈澜二人也以“延搁不签”的罪名被押到北京；不久，陶易的幕宾师爷陆琰，也被逮捕进京审讯。

相关人员到齐后，案件开审。

当时，清朝对“禁书”的政策是：只要窝藏禁书的人在限期内主动呈书到官，即可免予追究藏书之罪。而徐家兄弟把祖父徐述夔诗集献出，确实属于自首，更何况诗集也并非他们本人所写。照理说来，对他们无须定罪。

如果对徐家兄弟不定罪，怎么才能达到政治目的呢？为此，乾隆拍案，大讲自己的道理：“徐食田听说蔡嘉树要把徐述夔的诗集呈控到官，才慌忙到县衙呈缴，所以，不能算作自首！”

确实，《大清律》中有一条：“知人欲告而自首，只能减罪，不能免罪。”

那么，徐家兄弟如果获得“减罪”，也就意味着最后还是能够得到轻判。

乾隆帝从来不给人存以任何侥幸的念头。他把《一柱楼诗集》看了数遍，确实找出了那两句扎眼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这首诗，乃徐述夔描写飞鸟的。明朝的“朝”，在这里念“zhāo”；而后一句中的“去”，是“离开”的意思。但经乾隆猜谜辨认，他认定这个“朝”是念“cháo”，“明朝期振翮”，就是要恢复、复辟明朝的江山；“一举去清都”，就是要一下子把清朝去除掉！

这还没完。为徐述夔校对的徐家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他们的名字更有反对大清的意思——“首发成濯”，典出《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而典籍中还有“濯濯童山”之语。濯濯者，光秃也。因此，这两个人的名字连起来，就是“首发成濯”，显然隐含着对大清剃发易服政策的极端不满，乃“隐刺本朝剃发之制”。连名字都取成这样，徐氏族人的居心，深不可测。

皇帝如此一解释，徐氏这哥俩，显然是活不成了！

京中审案的同时，乾隆帝向全国各地总督、巡抚、都统都发出谕令，让他们共同在管辖地搜查徐述夔诗文。如此，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徐述夔“逆书案”的惊涛骇浪。乾隆帝就是要敲山震虎，让地方官员知道文字狱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性。

其间，乾隆帝还亲自审问了江宁藩司陶易，怒斥他“有心袒护，故纵大逆”，让他承认自己受了徐食田的贿赂。

陶易供认说，自己没有严办此案，确实有负圣恩，罪在不赦。但自己和徐食田根本不认识，也没有受贿……

连惊带吓，陶易入狱后，免疫力降低，皮肤溃烂，狂拉肚子，未等结案便死于狱中。

定案之后，对相关人员处理如下：

徐述夔作诗，徐怀祖刊刻流传，“父子相济为逆”。虽两个人都已去世，但也不能饶过，根据大清律，挖棺戮尸！当时，徐述夔已去世十五年，挖出来的尸体竟然未腐，模样还能辨得清，于是被碎剐凌迟后割下首级，悬挂在东台县城示众；徐怀祖刚去世一年多，停棺在家中，尸体完好，其首级被割下，送到栟茶场示众。

徐食田、徐食书，由于是正犯之孙，皆处以斩首；徐述夔的子、孙、兄、弟、兄弟之子，年十四岁以上者，皆处斩；十五岁以下男丁以及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皆没入官，发给功臣之家为奴。

徐氏家族财产也入官。徐家确实是当地大地主，仅田产一项，就有一万四千亩之多。

徐述夔的两个同族的学生徐首发、徐成濯，因为“列名校对”和“听其（徐述夔）命取逆名”，皆处以斩首。

江宁藩司陶易已死于狱中，乾隆帝就从宽不处理了；扬州知府谢启昆，因办案迟缓，“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东台知县涂跃龙，因“未能立即查究”，杖一百，徒三年；江宁藩司衙门幕友陆琰，“有心消弭重案”，故意宽纵，判处死刑。

最可笑的是原礼部尚书沈德潜，由于曾经撰文称徐述夔“人与文章皆可为法”，也被死后追究。当时，沈德潜已死十年，依旧被乾隆帝追夺一切谥典官职，撤出他在乡贤祠内的牌位，仆毁御赐碑文。当然，沈德潜死后受贬斥，主要是因为乾隆发现他把先前给自己所写的诗歌都放在他自己的文集中，所以借此案来报复。老名士死后遭此恶谴，士林大震。

人生无常，更让人感到离奇、诧异的，是原栟茶盐场大使姚德璘的塾师毛澄。这个人曾为徐述夔的《和陶诗》作跋。后来，他改名黄斌，从原籍浙江转到甘肃做幕宾，已入籍迪化（今乌鲁木齐），在陕西中了举人。毛澄正等着朝廷授官呢，谁料到衙役前来将一根铁锁套在他脖子上，随即被押解入京——十五年前因吃了一顿徐述夔的饭而写就的一篇跋文，不仅断送了远大前程，还被朝廷按在狱中打了一百军棍，然后发配三千里！

对于本案的兴起者原告蔡嘉树，乾隆帝认为，既然和徐述夔为同乡，肯定尽知徐述夔虚实。而《一柱楼诗集》早已刊出，蔡嘉树早就应该上报朝廷，但他当时并不呈控，直到近日因为田产涉讼才挟嫌告发。所以，蔡嘉树绝对没有“尊君亲上”的真心，本来也应该斩决，但念他毕竟属于首告徐述夔逆诗，所以可以取保获释。

由此，把徐氏宗族害得家破人亡后，蔡嘉树也没有得到什么大便宜，日后还时时处于清廷地方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

弄巧成拙马屁精
尹嘉铨案

回顾乾隆帝时代的尹嘉铨案，让人感受更多的不是对清廷和乾隆帝处心积虑搞文字狱的痛恨，而是对尹嘉铨这个人无事生非、滑稽行径的叹息。

尹嘉铨原本完全可以在退休后居家安享晚年，却闲极无聊，竟无端向乾隆帝讨赏讨封。最后，他得到的结果是家产被抄没，著作被禁毁，并被处以绞刑……

尹嘉铨，原籍直隶博野县，举人出身，先后做过山东、甘肃等省的司、道等官，后来升调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

他在任大理寺卿时，曾经负责稽查“觉罗学”，也就是以大理寺卿身份负责满族贵族子弟的教育工作，显然一度深为清廷所信任。如果不是“道德文章”过硬，估计他也通不过当时清廷的审查。乾隆帝当政时期，尹嘉铨还奏请清廷，希望旗人子弟同汉人子弟一样读《小学》，得到准许。

繁忙工作之余，尹嘉铨还特别在意课本的质量，编成了一本《小学大全》。

《小学》，原本是宋儒朱熹编辑的一本针对帝国时代儿童教育的课本。其内容总共六篇，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篇；外篇有《嘉言》和《嘉行》两篇。尹嘉铨撰写《小学大全》非常卖力，在原有基础上，他多增了《考证》《释文》《或问》各一卷，后来又加《后编》两卷。

由于是给满洲贵族子弟的授课课本，尹嘉铨倾注心力，尽一生之学，对这套书悉心编注。他教学相长，可谓把一辈子献给了大清的教育事业。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帝巡视五台山回程驻跸保定，尹嘉铨当时已经离休，正在老家河北博野享清福呢。作为朝廷退休老臣，尹嘉铨本来想通过参加当地的接驾盛典再荣耀一次，但在入觐名单中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

退休后的官员最怕被人遗忘，特别是被朝廷和皇帝遗忘！由于不甘寂寞，尹嘉铨在家中挥笔如飞，马上写了两份奏折，都是以孝敬父亲尹会一为名义：一是为父亲请谥，二是为父亲请求从祀，即请求把自己父亲和清朝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名臣一起，从祀孔子庙。

尹嘉铨的父亲尹会一（1691-1748年），是清朝一代名儒，雍正朝进士出身，历任吏部主事、扬州知府、河南巡抚、江苏学政等官职，平生尚实行而薄空言，重身心而轻文字，连名儒方苞都对他倾心敬服，恭执弟子之礼。乾隆十三年（1748年），尹会一还不辞辛苦，风尘仆仆为清廷在江南按试，最终死于任上。

尹嘉铨上这个奏疏，主要是由于不甘寂寞，想出风头。他也知道，乾隆帝不一定会批准自己的请求，但最起码可以通过这种为父亲求谥号求从祀的行为替自己博个孝子的名头。所以他派儿子先把请谥奏折送去，接着又把请从祀的奏折也送去。然后，自己待在家中，闭目养神，敬候佳音……

乾隆帝在保定休息的时候，游莲花池玩赏之余，还挺勤力，平时大臣们呈递的每本奏折都要看看。看到尹嘉铨的奏折，知道他是保定地区退休老臣，就拿到手里仔细观看：

大理寺卿臣尹嘉铨跪奏，窃臣伏读上谕养心殿暖阁恭悬皇祖圣训有“孝为百行之首，不孝之人断不可用，朕每日敬仰天语煌煌，实为万世准则，钦此”，此诚圣朝孝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我皇上御极以来，世德作求，常以维持风化为先，务兴贤作孝，备载于《御制诗》初集内：“尹会一孝其母而母亦贤，年七十余告请终养，诗以赐之：‘聆母多方训，于家无闲言。庥风诚所励，百行此为尊。名寿辉比里，考兹萃一门。犹闻行县日，每问几平反。’”颁发刻本，宣昭中外。凡在读书修行者，莫不观感兴起。臣为尹会一之子，时思是彝是训，尤不能忘。伏念臣父籍隶保定之博野，葬于故乡三十余年，久以论定，而幽光犹待时发。今幸翠华西巡，经临保定，过化存神，行庆施惠，仰祈特恩，俯照陆陇。其格外予谥之例，即依御制诗内字样赐之谥法，用昭圣主寿考作人，久道化成之巨典，实堪垂为万世准则。匪独臣家之私荣也。为此沥诚具折奏，恳伏乞皇上睿鉴施行，臣不胜激切待命之至！

从尹嘉铨奏折中可以发现，乾隆帝从前确实在尹会一当官期间赐诗给他，彰扬尹会一孝母的作为。而尹嘉铨不知天高地厚，还要乾隆帝赐谥给父亲，并且指明要乾隆帝以先前御制诗那种夸赞的语气，挑好字给父亲赐谥。这种过分请求，使得乾隆帝大发雷霆！

于是，当天，也就是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乾隆帝在尹嘉铨的奏折上用朱批批复：

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

此时的乾隆帝，已经开始生气，但尹嘉铨的父亲尹会一毕竟为大清鞠躬尽瘁，所以没有发作。乾隆帝撂下这本奏折，接着看下一本奏折，就是尹嘉铨派儿子呈递的第二份折子。

看完后乾隆帝恼怒至极，大笔一挥，在尹嘉铨的奏折上朱笔写了几个大字：

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封建时代，皇权威赫，办事效率有时候特别高。乾隆帝朱批下来，当天军机处就有了反应，马上有奏折呈递，表示大臣们一定即刻严办尹嘉铨：

臣等遵旨，将尹嘉铨所进二折交行在大学士九卿阅看。据三宝等跪称，尹嘉铨身列九卿，休致家居，乃不思循分守法，辄欲为伊故父奏请赐谥，实属谬妄。蒙皇上念其为父私情，批示宽免，已属恩施格外。及复有奏请，将伊父从祀孔庙一折，丧心病狂，实出寻常意料之外！尹嘉铨如此狂悖，不啻天夺其魄。臣等阅看之下，不胜骇异，自应重治其罪，以彰国宪……（军机处档案《军机处奏》）

于是，大学士英廉亲自牵头，开始严查尹嘉铨。一行人迅速行动，翻箱倒柜，查抄了尹嘉铨在北京的家产。直隶总督袁守侗当然也不敢闲着，在尹嘉铨老家博野，把尹嘉铨家的祠堂、祀田、义学田、房屋，甚至包括尹家在祁州典买的房地以及蠡县与人合伙经营的当铺全部查清封存。此外，直隶官府还在尹嘉铨老家宅子里面搜出大小四十六箱书籍，全部封存，派专人运送到北京，交由英廉一并查阅。

英廉知道乾隆帝不好敷衍，特意精选了通晓文义又查办过禁书的属下严加细察，还选派数名在职的翰林院“专家”，陪同自己对尹嘉铨家中搜得的藏书挨页细勘，目的在于查出可能存在的任何“悖逆语”。

这些人效率确实高，三月二十二日，尹嘉铨所有的书籍全部归档在查。

臣查尹嘉铨家中各屋，搜查有书大小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六十五本，破字画五十八卷，书信一包，计一百十三封，书版一千二百块，诚如圣谕，恐此内有狂妄字迹，诗册不可不逐细查阅，臣当将各屋所有一切书籍俱移贮一室之内，使其便于检阅。但书籍甚繁，非一时即能查清，必须逐一细加翻阅，始不致或有疏漏。臣已专派翰林王仲愚、汪如藻，伊等通晓文义人，亦详慎，亦曾查办过书籍之事。臣督同该员等，逐细检查，并令臣衙门主事玉成会同办理。俟查明有狂妄字迹，另行具奏合并声明。谨奏。（军机处档案《军机处奏》）

尹嘉铨不是普通官员，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本人又是清代有名的大儒，所以，他家的藏书都是好书、精书。而且他本人又爱写书，仅尹嘉铨自己撰写、编纂的书，就有八十多种，加上由他注解或代作序文的书，总共近百种。

在大学士英廉的亲自检查下，众人详看细验，最后从中发现了一百三十多处“悖逆文字”：

尹嘉铨称他父亲尹会一与张伯行等人为“孔门四子”，称父母死为“薨”。所著《随王草择言》第一卷中，有怨望语：“后世孝友多不见用于世，即用世而立身之大端又难言之”；“今群臣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人人之官而望功业之成不可得也”。同书第二卷内，有怨望语：“固不务讲学之名以贾祸，亦不避讲学之名以免祸”；《亭山遗言》称，尹嘉铨曾梦到东岳大帝座间，说他为孟子之后身，当继孔子宗传；《尹氏家谱》中记有他父亲居官时，“密奏之事不载”等语；在《名臣言行录》中，尹嘉铨竟然模仿乾隆帝，自称“古稀老人”。而乾隆曾于乾隆四十五年七十岁时作御制诗，已经称自己为“古稀”，并刻了一方“古稀老人”的章。尹嘉铨竟敢如是！

尹嘉铨著作《随王草》内，有“应举入场，直同于庶人之往役”等语，显然是诬蔑朝廷的科举考试。同书中，还有《朋党之说起》中云：“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当时雍正帝曾作《朋党论》，尹嘉铨此言论显然在藐视圣上……

乾隆皇帝小题大做，尽情发挥，多次降旨，饬令朝臣们予以深切重视，对尹嘉铨一定要加以严办。

负责该案审讯的大学士三宝等人更不敢怠慢，马上把本来在老家含饴弄孙的尹嘉铨押解到京，于三月二十八日开堂讯问。

三月十八日，乾隆帝看到尹嘉铨的奏折后大怒。十天过后，致仕在家的前部级官员已经成为钦定要犯了。可见，清朝皇帝的龙威，真是不可小觑。

前前后后，清廷提审尹嘉铨多达十七次，对其著作中或者所注书中一些小事，加以苛责和挑剔。

从尹嘉铨案审讯大臣们和“文字犯”尹嘉铨之间的问答，我们可见一斑：

问：尹嘉铨，你所著《近思录》内，将汤斌、陆陇其、张伯行和你父亲尹会一共称为“四子”，把他们说的话称作“四子遗书”，难道汤斌等四人能与颜回、子思、曾参、孟轲相比吗？你把你父亲和汤斌等人比附如此之高，岂不狂妄么？

供：我因平日听说汤斌等人品行好，又都著有讲学的书，所以就采集了一些，编辑成《近思录》，并将我父亲的著作附入，称为“四子遗书”。其实，他们四人哪里赶得上颜回、子思、曾参、孟子呢？总是我狂妄糊涂，无可置辩。

问：你所撰《尹氏家谱》内，有“宗庙”“宗器”“建庙”“入庙”等字样，这些字，难道是臣子能用的吗？另外，在你母亲行状一节内，称母死为“薨”，此等字样，寻常人又岂可通用，你难道不晓得吗？

供：我用“宗庙”“宗器”等字样及母死称“薨”之处，实非有意僭妄。因为古人书上有，我就信笔借用了，没有细想。总是我糊涂该死，还有何辩。

问：你所作《近思录》内有“先生见直道难容，欲告归之南巡，不果”等语，这不是诽谤吗？

供：这“直道难容”的话，系指与抚台大人意见不合，并非敢诽谤时政。但此等语句妄行载入，就是该死，还有何辩。

问：你所著《近思录》内称“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如今遭逢圣世，民情无不上达，有何不通可虑之处？你说此话究竟是何用意？

供：我说的“天下大虑”原本是泛泛而论的话。如今我皇上洞悉民间隐情，并无下情不通之处。我这两句话，并非议论如今时势，也没有别的意思。但是，我书内妄生议论，就是我的该死之处，还有何辩。

问：你做《名臣言行录》，岂不知皇上圣意！我朝无奸臣亦无名臣，你为何将鳌拜、高士奇、徐乾学、鄂尔泰、张廷玉等曾经遭皇上罢斥或不能恪尽职守的人列入“名臣”之中？从实供来！

供：我这《名臣言行录》，将我朝大臣逐代采入，文字虽并非我自己所撰，但将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也荒谬地一并列入，确实荒唐。我不该评断本朝人物，比如鄂尔泰、张廷玉一生事迹，谁不知道！我却糊涂一并列入，今蒙皇上指示，我朝无奸臣也无名臣……是是非非，难逃圣明洞鉴。我如梦方醒，自悔以前做出此书，真该万死，于今悔之无及了。

问：你所做《多病徒传》内有云“子欲为帝者师”等语，你是何等样人，敢公然欲以“帝师”自恃，难道你竟不知道分量，想做皇帝师傅么？这等狂妄之词，是何居心？据实供来！

供：我用“帝者师”字样，是因为《汉书·张良传》中有“学此则为帝者师矣”一句。当时，张良常常称病，所以，我做的《多病徒传》中便也混加援引，并非胆敢以“帝师”自居。但此等字句任意引用，就好像我自比“帝师”一般，实在我糊涂该死，还有何辩。

问：你做《尹氏家谱》凡例内有“密奏之事不载”一语，你父亲尹会一居官时，除照例题奏外，有何密奏，你能据实说出来么？

供：我父亲尹会一居官以来，本无密奏事件，我因为刊刻家谱时希图体面，便将我父亲任内寻常照例上奏事件刻入，又于凡例内混写上“密奏之事不载”一语，想借此夸耀我父亲彼时深得皇上信任，显示他当时有许多密奏不为外人所知。其实都是我捏造空言，并无实据，总是我糊涂该死。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她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正经人干的么？

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家中，乃我平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嫁。吾女人要（为我）聘她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她，我实在并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她年过五十，我还要将她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并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而她自己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

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因为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

北京公堂上这些表演，情形确实滑稽。一七十多岁退休高官，如今匍匐于地，被昔日的后辈晚生会审，一把鼻涕一把泪，解释、辩解自己的言行、文字，交代动机。

尹嘉铨有啥动机啊，不过就是虚荣心作祟而已。真所谓：万般可忘，难忘者闲名一段！

痛哭、懊悔、辩解、认罪，都没用。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大学士三宝、英廉以及会审官员共同给皇帝上疏，认定皇上英明，尹嘉铨狂悖大逆，罪证确凿，建议从重从快，拟将尹嘉铨凌迟处死，其家产全部入官，所有书籍尽行销毁；其缘坐家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余人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奏折递进宫后，乾隆皇帝当天也是心情大好，创造力旺盛，随即口述了一道长达千余言的上谕，历数尹嘉铨罪状，认为根据大清律例，确实应该对尹嘉铨凌迟处死，其家属也应该株连判罪。但是，为了显示大清皇帝的仁慈和度量，乾隆帝表示要宽大处理，法外开恩，赏他一个痛快死法——绞立决！

过了三天，乾隆帝对于尹嘉铨的著作和书籍还是不放心，又下旨指示：

尹嘉铨悖谬书籍既多，其原籍亲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传谕袁守侗明切晓谕，令将其书籍版片悉行呈出，毋任隐匿，一并解京销毁！

同时，为了把尹嘉铨案件办理成全国性的大案，乾隆帝还饬令各省封疆大吏，包括山东、山西、甘肃等省督抚，一定要详细访查，并威胁说，如果查办不实，导致尹嘉铨的违逆书籍有所隐漏的，定将督抚一同治罪。

为此，遵照乾隆帝谕旨，军机处将尹嘉铨著作书目开列出一份详细的清单，抄送各地，指令各省督抚按单查缴。

淫威之下，令行禁止。根据当时记载，各地政府对尹嘉铨的著作查抄不遗余力：据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甘肃共缴出尹嘉铨著作57种，计264本又90册又1534页，书版226块，击碎尹撰石刻碑文2块；山西巡抚雅德奏报，晋省查出的尹嘉铨书文，其中11种拓本是军机处书单上所没有的；山东巡抚国泰禀报，共查出尹嘉铨纂著、疏解的书籍4种266部，磨毁石刻诗文、碑记数块；福建巡抚富纲奏称，已经查出尹嘉铨著作90余种；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奏称，共缴到尹嘉铨所编纂之书7种，计361本，书版31块；十月二十二日，云南巡抚刘秉恬复奏，又查到尹氏著述18种共79本，其中两种是军机处书单上没有的；其他省份，如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对尹嘉铨“逆书”也多有缴获……

所有这些著作被送到北京后，经过勘验，决定对尹嘉铨自著之书全部焚毁；而由他疏解或作序的书，则用抽毁的办法，将尹嘉铨文字进行剔除。最终，清廷共销毁尹嘉铨著述编纂书籍79种，包括《贻教堂文集》《近思录》（三编四编）、《随王草择言》《皇清名臣言行录》《尹氏家谱》《思诚轩奏疏》《二山尺牍》《就正录》等；抽毁的著作，包括有尹嘉铨疏注的《礼仪探本》《共学约》《小学大全》；作序的有《女孝经》《家礼存义》《纲目凡例释疑》《作吏要言》等。

我们可能奇怪，乾隆对儒学非常内行，他为什么要对尹嘉铨这么一老臣下此黑手，搞得他家破人亡呢？无他，乾隆帝就是想以莫须有的罪名，显示皇权的威严，显示皇帝明察秋毫的智慧，显示朝廷罗织罪名的从容。更何况，尹嘉铨笔墨中，并非全无忌讳之语，其中涉及君臣名分，以皇帝师傅自居，妄议朋党，都是乾隆帝所痛恨的东西。所以，乾隆帝用心深鸷，小题大做，也是其来有自，目的在于把自己的意志当作标准，严禁臣子置喙。

乾隆帝也曾经认真解释他对尹嘉铨私下对雍正帝说教的“曲解”，特意说明“朋党”乃清王朝严防的重大政治问题：

朋党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宪皇帝（雍正帝）御制《朋党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谕。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之语。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事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不知是何肺肠！且其书又有为帝者师之句，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昔韩愈尚言：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

显然，乾隆帝认定的“朋党”，不是知识分子那种“卫道救时”的风发意气，而是一种人主无法驾驭的力量。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批评”精神，是帝国所不能容忍的异端。因此，相比孔夫子师道尊严，“君臣大义”应该高于一切。在大清帝国内部，不仅“朋党”要警惕，对于“名臣”，朝廷也不能容忍。既然有“名臣”，就肯定不会有“圣君”。只有在君权衰弱的时代，才会有风采卓然的“名臣”出现。为此，乾隆帝一直以“名臣”的出现为国家不祥之兆……

上述几例文字狱，只是乾隆帝统治时代一百多件中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由此推之，那个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多么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惧。

海内清流余几辈，樽前明月止三分。

鲜血横流的文字狱之外，被当时和当下爱大清的文人们竭力称颂的《四库全书》之修书，使得无数蕴涵着中华文化精粹的著作惨遭焚毁。毁书之余，乾隆帝手下的御用文人们，还挖空心思，帮助主子篡改原著。恰如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中所言：

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他们却不但掏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所谓的“康乾盛世”，留下最大的文化“成果”，其实就是登峰造极的文字狱。经历过那个噩梦般的时代，中国读书人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文字，竟然能够让人肢体断裂和家破人亡；书香翰墨，竟然蕴藏着那么多的恐惧和鲜血。

万马齐喑之中，宋明以来六百年间所鼓荡起来的勃勃士气，荡然无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