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电影、电视剧编剧们对于清朝皇帝，一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客观批判态度，在银幕上、荧屏上总爱习惯性地美化他们。
剧中的雍正帝真可谓宵衣旰食，日夜勤政……
真实历史中的雍正皇帝，绝对不是荧屏上这样一位敬兄爱弟、仁至义尽、忍受屈辱的“公仆”皇帝，而是一位阴谋夺嫡、残害手足、忘恩负义、精于诈术的清朝帝君……
作为不孝之子的雍正
当皇帝就当了六十一年，除日后他孙子乾隆帝实际超过这个纪录以外，刨除文治武功不讲，康熙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真是皇帝中的皇帝了。
“都知道人前显贵，没看到人后受罪”这句民谚，放在康熙帝身上，也不例外。
在康熙帝之前，清朝皇室没有预立太子的政策。因吴三桂等三藩起事，为稳定天下人心，康熙帝仿照历史上汉人政权嫡长子继承制，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立胤礽为皇太子。
康熙帝是清朝帝王中妾侍后妃最多的，多达五十五人以上，他的儿子自然就多。居于其次的，是他孙子乾隆，有名份的妾妃达四十一人。
胤礽其实不是康熙帝长子，如果按照出生顺序，乃康熙帝第七子。胤礽虽排行第七，但在当时活着的皇子中，他排行第二。大阿哥胤禔是惠妃叶赫那拉氏庶出，胤礽的母亲乃康熙帝第一个皇后——满洲正黄旗赫舍里氏（史称“孝诚仁皇后”）。所以，胤礽是真正的皇帝嫡长子。他的母家呢，在满洲贵族中也鼎鼎大名，外叔祖父是索额图，外曾祖乃顺治朝的辅政大臣索尼。
康熙帝对胤礽，可谓费尽心机地加以培养。胤礽幼小时，康熙帝亲自为他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这位皇太子六岁拜师入学，他的老师也都是当时的名臣大儒，包括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人。胤礽十三岁时，康熙帝还仿照明朝教育东宫的做法，正式宣布皇太子出阁读书，并且多次指示他在文华殿为满、汉大臣讲解儒家经典。
胤礽遗传基因不错，天资聪颖，学业方面也进步很快，精通满、汉文字，娴于骑射，出口成章。和汉族王朝文质彬彬的太子不同，别看胤礽眉清目秀，但他的身体由于常年习武骑射练得非常健壮。每次远远看到宝贝儿子，康熙帝的喜爱之情就溢于言表。
胤礽稍长，康熙帝就向他传授为帝治国之道，终日和他分析历史经验，教导他如何驾驭大臣、体察世情，时不时带他外出巡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六年（1697年）期间，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先后有十多个月的时间不在京城。京中不能无主，他就命令时年二十二岁的皇太子胤礽坐镇京师处理朝政，代行郊祀礼。当时的胤礽基本就是代理皇帝了。
彼时的胤礽，天纵英明，恪尽职守，举动中规中矩，举朝称善。
为此，康熙帝非常满意。他不仅对胤礽充分信任，还常常在大臣面前夸奖自己这位儿子乃文乃武，自喜选择得人。
恰恰由于胤礽作为储君开始预政，一些大臣出于私利，逐渐聚集在胤礽周围，慢慢形成了“太子党”。其首领自然就是胤礽生母——孝诚仁皇后——的亲叔叔大学士索额图了。
而惠妃之兄大学士纳兰明珠，偏向皇长子胤禔。因此以他为首形成了与“太子党”对立的“大阿哥党”。
为维护太子地位，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帝下诏罢黜明珠。由此，朝中“太子党”开始一党独大。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分别册封成年诸皇子为郡王、贝勒：封皇长子胤禔为多罗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多罗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佑、皇八子胤禩，俱为多罗贝勒。
这些受封诸子成年后，肯定要参与国家政务。根据满洲传统，各个皇子皆分拨佐领，也各有属下之人。康熙帝分封皇子之举，相对来讲，也削弱了皇太子一党的力量。
权力的滋味，一旦品尝，就欲罢不能！诸年长皇子得权得势以后，必然和皇太子产生矛盾。于是，在朝中很快就形成了以胤禩为首的“胤禩党人”（八阿哥党），这些人自然和“太子党”针锋相对。
“胤禩党人”中，包括皇长子胤禔、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等。
成形的“胤禩党人”中的诸皇子及其朝中党羽，就是要不断打击皇太子及“太子党”。随着他们之间矛盾的不断深化，最终康熙皇帝与储君太子之间、诸皇子与皇太子之间都产生了微妙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矛盾日益错综复杂。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在亲征准噶尔途中患病。回京途中，由于想念太子，康熙帝下令胤礽日夜兼程前来接驾。可是，太子入见之时，脸上竟无丝毫戚容，这使得康熙帝大为寒心。自此，这对父子之间产生了裂痕。
而后，胤礽日益骄横跋扈，他的服饰、仪仗等逾制不说，其权势欲念更是恶性膨胀。看到父皇享国日久，兄弟们又都在排挤他，胤礽竟然私下里抱怨说：“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
侦知儿子如此“抱怨”，康熙帝大骇——这不是诅咒自己快死吗！由此，康熙对太子越来越不满。
但毕竟太子是自己的亲儿子，康熙帝认为胤礽性格变坏，肯定是索额图教唆，就开始随时找碴儿，准备拿索额图下手。康熙四十二年，忍无可忍的康熙帝终于当众宣布索额图有罪，下诏把他拘禁于宗人府，而后加以处决。至于索额图的罪名，非常含糊、笼统：“背后怨尤，议论国事……”
当时，以索额图为首的“太子党”坐大，确实已经严重威胁到康熙帝的皇权统治。索额图本人又不检点，贪污受贿，跋扈嚣张，在朝中树敌过多。当然，八阿哥为首的“胤禩党人”也一直暗中散布消息，说索额图有拥立太子图谋不轨的企图……
索额图一死，胤礽就失去了政治靠山。虽然他还是太子，但日益受到康熙帝冷落。六年后，也就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当时在布尔哈苏台，经过反复思量，最终下诏废除了胤礽的皇太子之位。
康熙帝宣布完胤礽罪状之后，由于过分伤心，当场栽倒在地。
康熙帝废掉太子的诏旨，对胤礽所犯过错描述得很详细：
今观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出诸口，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戮辱在廷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
朕思国惟一主，胤礽何得将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任意凌虐、恣行捶挞耶？如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镇国公普奇俱被伊殴打。大臣、官员以至兵丁，鲜不遭其荼毒。朕深悉此情。因诸臣有言及伊之行事者，伊即仇视其人，横加鞭笞，故朕未将伊之行事，一一询及于诸臣。
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等处，或驻庐舍，或御舟航，未尝跬步妄出，未尝一事扰民。乃胤礽同伊属下人等，恣行乖戾，无所不至，令朕赧于启齿，又遣使邀截外藩入贡之人，将进御马匹，任意攘取以至蒙古俱不心服。
种种恶端，不可枚举……
显然，新仇旧恨，非一朝一夕可成……
废掉胤礽后，康熙帝把这个儿子监禁在咸安宫，仍然愤不能平，又下令将索额图的儿子格尔芬等人也处死。
几十年太子一朝被废，这对胤礽的精神打击过大，他因此变得疯疯癫癫。
毕竟对皇太子培养几十年了，父子至亲，废掉胤礽之后，康熙帝十分后悔，甚至因此悲伤成疾。不久，皇三子胤祉报告康熙帝，说皇长子胤禔曾经收买蒙古喇嘛巴汉格隆诅咒废太子胤礽。正是由于受到蛊惑，太子才变得疯疯癫癫。
康熙帝大怒，即刻命人审讯巴汉格隆，并在宫内宫外十几处地方挖出了蛊惑太子的怪力乱神的物件。
暴怒之下，康熙帝立刻革除长子胤禔的爵位，并下诏把巴汉格隆五马分尸。
既然胤礽事前是中邪，废黜太子的事情肯定要重新考虑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下诏恢复胤礽太子身份。
但是，胤礽复立没多久，就派遣步军统领托合齐保奏自己尽早即帝位——胤礽竟然策划宫内禁卫军统领对康熙逼宫。为此，康熙帝怒不可遏。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二十日，康熙帝将托合齐解职，任命隆科多为步军统领。不久，愤恨不平的康熙帝下令对托合齐凌迟处死，挫骨扬灰。同时，康熙帝还下令绞死了参与其事的尚书耿额、齐世武等人。
康熙五十一年冬，失望加绝望，康熙最终下定决心，再次下诏废掉太子胤礽，仍将他软禁在咸安宫。
对于康熙帝而言，太子废立关乎国祚，成为他一生最难以释怀的大悲大痛。从此，也造成了“终清世不复立太子”，清廷开始了秘密建储的制度。
胤礽的皇太子二次被废，康熙帝诸子之间的矛盾，更是愈演愈烈……
而康熙帝的暴死，更是使得四皇子胤禛横空出世，令人瞠目结舌地继位为帝，是为雍正帝！
那么，康熙帝是怎么死的呢？心思深险的胤禛，又是如何夺嫡的呢？
细读史料，其中记述虽然各有不同，但可以全方位了解当时清廷官方文件所记载的康熙死因：
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四月，康熙帝前去热河避暑；八月初三日，下令开端行围；九月初二日，康熙帝前往热河行宫。半个月之后，康熙帝一行往京城赶还，并于二十七日抵京，驻跸畅春园；十月二十一日（1722年11月29日），爱好打猎的康熙帝又赴南苑行围；十一月初七日（1722年12月14日），“上不豫，自南苑回驻畅春园”；十三日戌刻，“上崩于寝宫”。可见，康熙帝十月二十一日还能够打猎，十一月十三日，半个多月时间，竟然暴死，确实超乎意料。
根据萧奭《永宪录》记载：“己丑（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八），上不豫。传旨：‘偶冒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用启奏。’甲午（十三日）戌刻，上崩于畅春苑。”
根据弘旺《皇清通志纲要》所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辛卯，上幸南苑。不豫，回畅春园。十三日甲午，戌刻，上升遐。上寿六十九龄。亥刻回都。隆科多受遗诏……”（此文中“上幸南苑”日期有误，应为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癸酉）
根据康熙六十一年延信的满文奏折译文，康熙帝崩后，皇十四子胤禵奉召自甘州赴京奔丧途中，在陕西双山堡与奉命前来代理自己上将军职务的宗室延信相遇。胤禵握住延信的手，痛哭失声，反复询问有关康熙帝逝世前情况。延信回答说：“查仓事毕，我等于十一月初六日前去海子（南苑）奏闻。是日，见到主子，主子面询仓务，我等良久方散。看得主子气稍虚弱，颜面亦瘦些。翌日（十一月初七日），主子就回畅春园住了。我等八旗大臣相约后，初十日又去（畅春园）给主子请安。奉人旨：‘尔等不要再来。’自此，我们没有再去。十四日方闻此事……”
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1723年10月14日）捷克籍传教士严嘉乐（Karel Slavicek）从南昌寄给捷克国内同事的一封信，也描述了康熙帝逝世的情况：
在都城北京的南方，是用围墙围起的广阔的皇家猎场。猎场里有三座夏宫，一座在南，一座在东，另一座在西。天子（指康熙帝）常去那边狩猎取乐……1722年12月初，天子又外出狩猎。12月13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晚8时许，突然刮起酷寒的寒风，使天子感触酷寒透骨，膂力不支，他被移送进夏宫。12月20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他的统治，他的狩猎取乐，以及他的生命都完毕了。去世前，他没有召见一个欧洲人来为他做洗礼送他进天国。他在临终之前，宣布他的第四个皇子承继皇位……（严嘉乐：《中国来信》，这是现在所见有关康熙帝逝世前得病原因的最早记录）
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国贤《清廷十三年：冯国贤回忆录》中如此记载康熙帝去世情况：
1722年初，我被指定去担当天子的钟表匠安吉洛神甫（Father Angelo）的翻译和顾问。我们全天都在都城内务府钟表处工作，这里距离我们在畅春园的住地有两个多小时路程。有关官员下令我们在法国或葡萄牙耶稣会士的寓所下榻……在这时期（应为1722年12月，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正在历代乡下御苑海子（行猎）的陛下，忽然感染炎症。由于天气差别，这种病在中国北方并不像在意大利南方那样盛行……由于抱病，天子前往被称为海淀的畅春园。一两天后，欧洲人（指布道士们）来到这里，对天子的安康情况表示问候……1722年12月20日，我们在寓居的（佟）国舅别墅中吃过晚餐后，我正与安吉洛神甫谈天，忽然，似乎是从畅春园内传来阵阵喧闹声响，低沉杂乱，差别平时。基于对国情民俗的理解，我立刻锁上房门，通知搭档：出现这种情况，或是天子去世了，不然，即是都城发生了兵变。为了摸清兵变的缘由，我登上住所墙头，只见一条横衢弯曲墙下。我诧异地看到，有无数骑兵在往四面八方狂奔，互相之间并不说话。察看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听到步行的人们说：康熙天子去世了。我随后知道，当御医们宣布无法救治时，他指定第四子雍正作为承继人。雍正立刻施行统治，人们无不平从。这位新帝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给他去世的父亲穿衣。当夜，他骑马而行，兄弟、孩子及亲属们跟随着，在有无数佩带出鞘白刃的兵士保护下，将其父亲的遗体运回紫禁城。
但马国贤回忆录中又称：“（康熙帝）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
从上面几种资料看，当时年近古稀的康熙帝，在暴崩之前，身体状况应该相当不错。无论是读《康熙起居注》，还是读当时的实录，以及朝鲜使臣的笔记等，我们都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康熙帝自青年时代起就极会保养身体，甚至对于人参、鹿茸等补药也有他独到的见解。由于保养得宜，从不食用矿物春药，加上平时酷爱行猎等体育运动，康熙身体的底子很好。
我们可以想象：身为老人的康熙帝，在木兰秋狝之时还精力十足，回到北京依旧兴致勃勃到南苑行围，如果他身体患有致命的慢性病或者感觉有什么不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精力呢？
从历史记载看，康熙五十八年到康熙六十年，康熙帝竟然没有任何患病的记载，连他自己都表示说“朕体安善，气色亦好”，还能亲自骑马从南苑到畅春园（根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中康熙帝给吏部尚书富宁安的朱笔批示）。
特别是康熙五十九年，皇帝的头发又重生黑发，连白胡子都呈现青色。这些“返老还童”的表征，正是因为康熙帝最终下决心处理了第二次废皇太子事件之后，使得他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了。
十一月初六日，他还能在南苑召见皇四子胤禛以及宗室延信等奉命查勘通州等处粮仓的人员，当面听取汇报。由于当晚气温骤降，他确实有受寒得病的可能性，但忽患重病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从对外宣称皇帝得病，直到他死亡，历史档案中没有任何延请御医前来诊病的记载。
皇四子胤禛号称“细心孝子”，在这段可疑的时间内（长达十一个小时）进出父皇身边五次，却没有一次去急招御医前来治病。
由于身体有恙，小有不适，康熙帝第二天（十一月初七）就到了畅春园休养。根据马国贤《清廷十三年：冯国贤在华回忆录》记载，当时的传道士们赴畅春园问候起居，并没能见到康熙帝。这倒不是因为皇帝当时病重，而是因为他处于斋戒时期。斋戒时段内，一般外人和宫眷都不可能轻易见到皇帝。
也就几天工夫，到了十一月十三日晚戌刻，也就是傍晚七点到九点之间，硬朗的康熙帝忽然病情恶化乃至暴崩。这种情况，只有心脏病和脑溢血才可能导致突然死亡。
在康熙此次得病前，虽然因为废太子之事悲伤过度而患过疾病，但能够导致他猝死的病症，几乎没有出现过。
当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许康熙帝就是忽患莫名急症，一个年近七十岁的老人，一夕暴死，也不算不正常。但是，从雍正帝日后的一系列举动看，康熙帝的死亡肯定是非正常的。
清朝的官方史料都说康熙在畅春园得病之时，还派遣皇四子胤禛行祭天大礼，而胤禛却以父皇有恙的借口拖延不去。康熙帝当时很可能是感觉自己身体不好，先派心腹大臣吴尔占提前到达南郊，以监视胤禛的动向——从康熙五十六年开始，康熙帝对这位以前一向印象良好的四皇子已经产生怀疑，知道这个皇子心机极深。康熙注意到，胤禛本来是胤礽一党，但胤礽第一次被废之后，他又和八阿哥胤禩往来密切，暗相勾连，如此朝三暮四，让人疑窦顿起。
也正是基于此，康熙帝如果真的病危或者病重，他不可能同意四皇子胤禛单独待在自己身边。
就在胤禛被迫去南郊祭天的同日，也就是十一月十日，这位皇四子却能够一日三次派侍卫进入保卫森严的康熙寝宫。以后，他又每日不断，多次派侍卫进入寝殿。其间，康熙帝身边再无任何大臣、皇子、后妃陪伴。直至三天之后，也就是十三日晚，康熙帝猝死。
根据康熙帝崩后胤禛登位之时所说，康熙帝在弥留之际向隆科多口述遗旨，传位给四皇子胤禛——更奇怪的是，日后雍正帝下令逮捕隆科多。隆科多被处决前，自称先帝驾崩前他本人并不在御床前，也没派任何人到御床前——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康熙帝之死，隐藏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阴谋！
隆科多当时的官阶，只不过是个“护军统领”、理藩院尚书而已，并非“领侍卫内大臣”或者“大学士”那样的重臣。如果康熙病危期间尚有意识，他最可能要召见诸位皇族和亲近大臣。由此，无论遗诏哪个皇子继位，见证人也很多，不会造成日后雍正帝继位那种死无对证的尴尬局面。
雍正即位之后，由于诸皇弟的有意散布，民间一直有人说康熙皇帝是被儿子雍正皇帝害死的。而雍正朝曾静案中的供词也说：“圣祖皇帝畅春园病重，皇上进一碗人参汤，圣祖就驾崩了。”似乎康熙帝去世当天，雍正向康熙进献人参汤之事，当时不少人都传说是实。为此，学者们多方考证人参汤对于高烧病人或者肺炎病人的致命性——这就完全走向了误区。
在清朝统治时期，民间传闻毕竟比较委婉和避讳。所谓的“人参汤”，其实就是喻指毒药——最有可能的是，在舅舅隆科多帮助下，当时身为四皇子的雍正帝在几天之内完全把父皇隔离起来，控制几日后，胤禛和隆科多最终下毒手，毒死、扼死或者闷死了康熙帝！
倾向康熙帝是寿终正寝的学者认为，康熙帝由于先前废太子事件之后，一直对诸子有所防备，他的身边侍卫人员和大臣都是严格挑选的，不可能有人得到机会害死他。
康熙帝警惕性很高，这一点确实不假。这位皇帝对中国历史熟悉至极，且不说僭伪之君或者匈奴、鲜卑，汉族帝王中隋文帝、南朝宋文帝等人就是被自己儿子所弑，康熙对此也毫不讳言。
康熙五十六年，康熙帝曾说：“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耋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至不克令终！”康熙五十八年，他又说过：“或有不肖之徒，见朕精神气血渐不如前，因以为奸，亦未可定！此诸臣俱应留心者也！”（两次讲话均见于《清圣祖实录》）
显然，康熙帝口中所说的“不肖之徒”，当然不可能是别人，就是他心怀叵测的诸子。
那么，警惕性如此高的康熙帝，其贴身侍卫就真的滴水不漏吗？事实证明相反——既然康熙帝怀疑皇四子胤禛，为什么偏偏提拔他的舅舅隆科多当侍卫长？如此说来，漏洞很大！
康熙皇帝有病卧床，再威武、再有力，也不过是个老人而已。一旦隆科多把守了寝殿大门，又有哪个卫士敢自己入得室内保卫皇上呢？
要加以说明的是，我们都知道隆科多是雍正的“舅舅”。其实，隆科多和雍正的血缘关系，不是来自母系，而是来自父系——隆科多的亲姑妈，乃康熙的生母佟佳氏。雍正之所以叫隆科多“舅舅”，是因为雍正的养母，也就是隆科多的姐妹，后来嫁给了康熙，成为康熙的第三个皇后。这位佟佳氏皇后嫁给康熙后，所生子女中只有一个女孩存活。当时康熙为了安慰她，就将皇太子胤礽和四皇子胤禛都交给她抚养。
皇太子让皇后抚养自然天经地义，但雍正的生母德妃乌雅氏和八阿哥胤禩的母亲良妃出身都很低贱，乃辛者库浣衣女奴。由于乌雅氏温柔恭顺，康熙年轻时就很宠爱她，所以把德妃的儿子胤禛过继给佟佳氏皇后抚养。其实，这也是为了给这个爱妃的儿子日后安排一个好前程——让当时的四皇子胤禛以皇后养子的身份和皇太子胤礽建立感情……
雍正帝继位后，迫不及待地下令逮捕康熙帝晚年的贴身近侍太监魏珠、梁九公、赵昌等人，而且断然加以诛杀。这几个跟随康熙帝几十年的老太监，如果不知道雍正帝不可告人的秘密，怎么可能在老皇帝尸骨未寒之际，就被新君儿子杀掉呢？
雍正帝弑父，当然不符合封建常规礼制。但平心论之，他的继位，对于清王朝的稳定还是极其有利的。如果雍正帝不伪造遗诏登上宝座，清朝国内政治必然会因为康熙帝的病危、死亡而大乱。
而恰恰由于父皇康熙帝在世时的诸子纷争和自己的弑父“经验”，雍正帝日后变得非常“聪明”，为清朝开创了秘密建储的制度——亲自书写储君皇太子名字后装于匣内，安放于乾清宫顺治皇帝所书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接着，别书密旨一道，藏于内府。待皇帝崩逝后，王公大臣们拿出两份文件对比，勘照无误后，就推举新君继位。
这种办法，可谓雍正帝汲取自己夺嫡经验后的“另辟蹊径”了……
作为不悌兄长的雍正
对于雍正皇帝非法继位，他的诸多兄弟极为震骇，都心中不服。当时，康熙帝驾崩后年满二十岁的皇子共有十五人之多：包括雍正帝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佑、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䄉、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
可能有人看到此处会感到有些不解，哦，怎么康熙这些儿子都改名了，从前不都是叫“胤”啥的吗？
对！雍正帝一登基，因为他的名字叫“胤禛”，自己做皇帝了，别人要避讳，亲兄弟也要避讳，所以诸兄弟都要改名，一夜之间，把“胤”都改成“允”了。
对于这些兄弟，雍正肯定是要斟酌处理的。首先，就是大阿哥允禔了。
爱新觉罗·允禔之母，乃康熙帝惠妃那拉氏。允禔本来排行第五，由于康熙帝前四子皆孩幼早殇，所以他就成为皇长子了。由于他的生母惠妃那拉氏是庶妃，而二皇子允礽的生母是皇后，自然允礽被康熙帝立为皇太子。
作为皇长子，允禔本人并不安分，所以一直觊觎太子之位。
允禔相貌堂堂，颇具才华，康熙在初期也挺看重这个长子，三次出征、巡视之时，都把他带在身边。允禔二十六岁时被封为直郡王，还曾受命祭祀华山。允禔对于太子之位一直有所期望，所以他一直关注康熙帝和皇太子允礽之间的关系。同时，由于自己的外叔祖大学士明珠在朝中一度势大，他更是觉得自己有政治靠山。
不过，当康煕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康熙帝第一次废掉皇太子允礽之时，也明确宣谕：“朕前命直郡王胤禔善护朕躬，并无欲立胤禔为皇太子之意。胤禔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
康熙帝金口玉言，这一句话就把允禔的皇太子之路完全堵死。
情急之下，允禔不知从何作想，竟然上奏康熙帝，要求亲手杀死已经被废掉皇太子之位的二弟允礽，说：“今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父皇之手！”
康熙帝览奏，非常骇异，并马上意识到允禔正与皇八子允禩结党密谋储位。大怒之下，康熙帝痛批允禔的杀弟之念：“既不谙君臣大义，也不念父子至情，更无兄弟情谊，真正狗彘不如！”
得知自己不可能当皇太子，想到八弟在小时候曾为自己的生母惠妃所抚养，允禔就在后台为允禩当皇储造势，希望日后八弟允禩继位之后，自己也能攀龙附凤，过上舒心日子。暗中活动也就算了，他表面上显得比八弟还急。在利用卦士张明德为允禩相面说他日后大贵，制造继储舆论的同时，允禔竟然找来一个蒙古喇嘛巴汉格隆以巫术来镇魇允礽，企图把被废的皇太子二弟害死。
得知此事后，连允禔生母惠妃都害怕到极点，主动要求康熙帝对这个不孝不悌的儿子予以正法。
康熙帝不忍诛杀亲生儿子，但也不能轻饶允禔，便下诏革其王爵，在其府邸幽禁终身。同时，康熙皇帝派贝勒延寿等人轮番监守允禔，并严谕说：“凡有疏忽监守者，必当族诛！”
雍正帝继位后，允禔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构不成威胁，所以，除继续加强监视以外，对这位大阿哥并没有特别的“惦记”。
允禔被父皇下令圈禁的时候只有三十七岁，之后囚禁长达二十六年，于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一病死，终年六十三岁。清廷以普通的贝子礼葬之。
雍正帝的二哥允礽，两度为太子，两度被废，一直被禁锢在咸安宫。胤禛正式继位后，在即位诏书中特别言及这位“先太子”，给他做了不可翻身的政治定性：
（允礽）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寝处时依，恩勤倍笃。不幸中年神志昏愦，病类风狂。皇考念宗社重任，付托为艰，不得已再行废斥，待至十有余年，沉疾如故，痊可无期……
为了体现自己的仁慈，雍正帝对外表示：根据先帝遗诏，封允礽儿子弘晳为多罗理郡王。
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初七日，雍正派人在山西祁县郑家庄修盖房屋，派驻兵丁，要把二哥允礽迁移到当地严加看管。但未成行，转年年底，即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十四日，允礽就忽然病死在紫禁城咸安宫，终年五十一岁。
忆及昔日对这位皇太子二哥的多年追随，雍正帝忽然胸怀“宽广”起来，亲自到棺柩前祭奠，追封二哥为“和硕理亲王”，谥为“密”。
听说允礽死前对自己感激涕零，还教导其子弘晳一定要“忠于皇上”，雍正帝对二哥死后留下的诸多儿子以及妃子、妾侍皆厚待，下令“丰其衣食，以终余年”。
作为康熙帝皇长孙、允礽儿子弘晳（允礽长子早死，弘皙虽然是第二子，实际上是长子）从小到大一直为康熙帝所喜爱，并且抚育宫中。允礽第二次被废太子之后，弘晳当时已经成长为一位贤德的青年人。所以，当时许多人就传言康熙帝会因宠爱孙子弘晳而第三次册立允礽为皇太子。但事实证明，康熙帝没有，也没有时间这样做……
雍正帝在位期间，对弘皙还算厚待。但到了乾隆四年（1739年），乾隆帝对这位堂兄忽然生出怀疑，诬称康熙第十六子庄亲王允禄与弘晳等人结党营私，于是乾隆帝亲自降旨，称弘晳“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于是，乾隆下诏革去弘晳亲王头衔，除宗籍，改名为“四十六”，并圈禁于郑家庄。后来又改禁在景山的东果园内。
对于雍正帝的三哥允祉，多年以来，不少研究者都说他属于书呆子类型。康熙在世的时候，允祉一直不太热心皇储之事，在熙春园悠游了二十三年（1707-1730年）之久。在大儒陈梦雷、杨文言、周昌言等人帮助下，允祉主持编纂出两部大书：《律历渊源》和《古今图书集成》。大概就是因为这两部书，允祉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与世无争。
其实，这位皇三子是乃文乃武之人。他不仅诗词歌赋作得好，写得一笔好书法，连射箭都是一流的。康熙帝很喜爱允祉，多次让这位三阿哥代自己祭祀，没事就请他到内宫赋诗宴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允礽能第二次被立为太子，允祉出力甚多。因为就是他揭发大阿哥暗中派蒙古喇嘛诅咒允礽，最终使得康熙回心转意，认定太子先前狂悖是遭到允禔巫蛊所致。
所以，允祉虽然不算“皇太子党”，但对于大清宗社还是真心关切的。
种种迹象表明，康熙晚年被储君之事弄得焦头烂额，诸子之中只有两三个人能够得到他的青睐。而当时的允祉，应该也一直在康熙帝考虑的范围之内。
按理说，三哥允祉从前不是雍正的反对派，更构不成对现政权的威胁，应该被妥善安置才对。但雍正帝继位仅仅一个多月，就把允祉手下的文人陈梦雷等人逐出京城，发往边地劳改。当时，八弟允禩门下势力很大，雍正帝暂时不敢动八弟，索性先对三哥允祉下手。
思起旧怨，想起允祉毕竟和前太子的关系一直友善，雍正帝为了惩罚这位三哥，不久就下诏发配他到遵化马兰峪为康熙帝守陵。
雍正皇帝像
雍正六年，雍正帝又称允祉曾经向大臣苏克济索贿，想对他治罪，就把三哥从亲王降为郡王，并归罪于允祉的儿子弘晟，把这位康熙帝生前非常喜爱的孙子关进宗人府禁锢。
不久，雍正帝的心腹怡亲王允祥病死。当时，允祉因为侧福晋生病而参加允祥葬礼迟到，在拜祭的时候又无戚容。雍正知道后，勃然大怒，授意庄亲王允禄等人参劾。经过宗人府讨论，官员上奏称：
允祉乖张不孝，暱近陈梦雷、周昌言，祈禳镇魇，与阿其那、塞思黑、允禵交相党附。其子弘晟凶顽狂纵，助父为恶，仅予禁锢，而允祉衔恨怨怼。怡亲王（允祥）忠孝性成，允祉心怀嫉忌，并不恳请持服，王府齐集，迟至早散，背理蔑伦，当削爵。（《清史稿·允祉传》）
宗人府还建议雍正帝处死允祉、弘晟父子二人。此时，雍正帝因帝位已稳，也不想做得太过分，就下诏夺允祉王爵，圈禁景山永安亭，其子弘晟仍禁于宗人府监狱。
雍正十年闰五月，允祉暴薨，清廷以郡王礼殡葬。
乾隆二年，乾隆帝追谥这位三伯父为“隐”，表面上似乎给予平反，但这个谥字，显然也不是有多好——隐拂不成曰隐，不显尸国曰隐，见美坚长曰隐……
雍正帝七弟允祐（1680-1729年），乃康熙帝第七子（其初行次为第十五），其生母为康熙帝成妃戴佳氏。
允祐生来就有残疾，但非常爱学习，精习书法。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康熙帝就夸他“心好，举止蔼然可亲”。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康熙帝晋封允祐为多罗淳郡王。康熙五十七年十月，正蓝旗满洲都统延信出征西陲之时，允祐奉命管理正蓝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
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允祐被晋封为和硕淳亲王。后来，以疾解旗务之职。雍正八年，病卒。
由于雍正帝一直认为这位七弟“敬谨小心，安分守己”，所以自继位以来，还算一直善待他。
雍正帝八弟允禩，在康熙帝诸子当中人望最好，才能最高，也最为雍正帝忌惮。
允禩虽为康熙帝第八子，但他的生母卫氏出身“辛者库”。“辛者库”是满语“辛者库特勒阿哈”一词的简称，意为“管领下食口粮人”，也就是内务府管辖下的奴仆。大凡清代八旗官员获罪后，他们本人以及家属都会被编入“辛者库”，成为戴罪奴仆。所以，康熙诸子中，允禩母家地位最为卑下。
在允禩小时候，康熙帝非常喜欢他，怕他日后受母亲卑微身份拖累，就把他交由长子允禔之母惠妃那拉氏抚养。雍正帝继位时，允许部分母妃“随子归邸”。当时，惠妃因亲子允禔在康熙帝之时已被圈禁，于是就移居至允禩府邸。
恰恰是由于母家身份低微，成长过程中总要仰人鼻息、看人脸色，允禩自幼聪慧，通晓世故，为人特别亲切、随和。长大之后，允禩也是乃文乃武，和诸大臣关系融洽，和绝大多数兄弟们的感情也特别好。
皇太子允礽第一次被废后，康熙帝十分器重允禩。而当长子允禔自知无望承继大宝后，就依卦师张明德所言，向皇父推荐八弟允禩当储君。此举惹得康熙帝深恨允禔，同时开始怀疑起允禩，对这位皇八子警惕起来。不久，康熙帝更以允禩“柔奸成性，妄蓄大志”为罪名，把这位皇八子圈禁起来。
而一向和允禩关系甚好的皇九子允禟和皇十四子允禵听说八哥被父皇关押，两人都带了毒药前去劝谏。看到两个儿子如此偏激、不懂事，康熙大怒，指着允禟、允禵骂道：“你们两个指望他日后登基称帝，封你们两个当亲王吗？你两个说自己出于义气，我看都是梁山泊义气！”
其间，年轻的允禵于言语间冲撞了康熙。康熙被气得从腰间拔出小刀，恶狠狠地说：“你要死，朕如今就叫你死！”亏得当时皇五子允祺跪抱劝止，在场的众皇子皆叩首恳求，康熙才放下手中的小刀……
卦师张明德案件审查结束后，康熙帝因允禩听张明德狂言后隐瞒不报，下诏革去他贝勒衔。
后来，康熙想复立允礽为太子。结果，当他召集满汉文武大臣让大家从诸阿哥中择立一人为新太子之时，以佟国维、马齐、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等为首的朝中重臣，竟然联名保奏八阿哥允禩为储君，使得康熙帝大感意外。由此康熙更加怀疑允禩机心深重，在朝中广树朋党。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康熙帝重立允礽为太子；而后，康熙加封诸子，皇三子允祉、皇四子允禛、皇五子允祺三人都被封为亲王；皇七子允祐、皇十子允䄉被封为郡王；皇九子允禟、皇十二子允祹、皇十四子允禵被封为贝子——如此一来，未受封爵的成年皇子中，只有已遭囚禁的皇长子允禔、得罪皇帝的皇十三子允祥以及康熙帝大疑的允禩了。
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前往热河巡视。允禩原该随侍，但恰逢其母良妃去世二周年忌日，就未赴行请安，只派太监到父皇处请假，并说自己将在汤泉处等候康熙帝一同回京。
儿子为母亲尽孝，康熙帝也理解。但他看到儿子派两个太监捎给自己的两只奄奄一息的老鹰之时，气急败坏：这不是诅咒自己折寿吗？
怒极的康熙帝马上召来诸皇子，把允禩骂得一无是处，说他“密行险奸，无君无父”，甚至说出和八儿子“父子之恩绝矣”的狠话，并且停发允禩本人及其属官的俸银俸米。
允禩遭此打击一蹶不振，并感染伤寒，几乎病死……
而当康熙帝暴崩之后，允禩并未否极泰来。
十一月二十日，雍正帝正式登基，马上下诏遣允禩、允祥、马齐、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以示优宠。十二月十一日，还加封允禩为和硕廉亲王，接着又授他为理藩院尚书——雍正帝之所以如此厚待允禩，并不是想重用这位八弟，而是知道朝中“八阿哥党”势力不小，企图先稳住允禩。同时，雍正帝开始了一连串动作，开始清除昔日“八阿哥党”的主要成员——允禟、允䄉、允禵、鄂伦岱、苏努等人，相继被黜。
不到半年时间，允禩在京中的亲密之人尽遭遣散……
到了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七日，雍正帝派有司议总理事务王大臣的功过，结果允禩得到四个字：无功有罪。责管工部事务期间，允禩的节省开支之举，被雍正帝斥为“存心阴险”。在处理了心腹密臣年羹尧“悖逆”案件之后，雍正帝开始集中精力处理允禩同党：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革去允禟贝子；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宗人府建议，应革去允禩王爵，撤出佐领；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四日，把允禵由郡王降为贝子；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从上三旗侍卫内每日派出四人随行允禩，贴身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雍正四年正月初五日，允禩、允禟被革去黄带子，由宗人府除名；雍正四年二月初七日，将允禩囚禁于宗人府的监狱内，身边只留太监二人……
雍正四年三月初四日，雍正帝下诏，命允禩、允禟改名。允禩在高墙内只得自改其名为“阿其那”。五月十四日，雍正帝亲自将九弟允禟改名为“塞思黑”……
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雍正帝召见诸王大臣，发布长篇谕旨，历数允禩、允禟、允禵等人“罪恶”；雍正四年六月初一日，雍正帝将允禩、允禟、允禵“罪恶”颁示全国，给允禩议罪四十款，给允禟议罪二十八款，议允禵罪状十四款……
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报称允禟因腹泻死于保定；九月初八日，允禩因呕病死于宗人府监狱。
雍正帝的九弟允禟，是雍正帝最恨的兄弟之一，乃“八阿哥党”主要人物。康熙晚年，允禩由于在王位争夺中处于劣势，就转而扶植自己集团中的十四弟允禵，允禟也积极参与。
雍正帝继位后，以军前用人为名，把允禟外派到青海，并且命令亲信年羹尧对之严加监视。同时，还对允禟一些党羽陆续加以惩治。
允禟到青海后，依旧以秘密手段和同伙互通消息。其间，他还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西洋代码的人——西洋传教士穆景远是他的心腹，允禟就利用穆景远手中的外文书籍，创造出一种以西洋字母拼读满语的办法，让儿子以此作为“密码”来传递消息。
但雍正帝耳目甚多，很快就把允禟监禁在西宁，并亲自改其名为“塞思黑”。
雍正四年六月，允禟被雍正帝下令解往保定监禁。在那里，他的服刑条件恶劣，根本没有任何王族罪犯应该享受的优待。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允禟就被雍正帝派人害死在囚所，年仅四十三岁。
雍正帝十弟允䄉，由于阿附允禩，深为雍正皇帝所恨。雍正元年，允䄉就被借故夺去爵位，在京城圈禁。
雍正帝十二弟允祹没有参与康熙诸子的结党活动，深受父皇信任，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雍正皇帝继位后，封允祹为履郡王。为了压抑诸弟，雍正不久又借故把允祹从郡王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在固山贝子上行走”，也不给实爵，后来又将他降为镇国公。乾隆即位后，允祹被晋封为履亲王。大概其人心胸比较开阔，允祹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才去世，终年七十八岁。
雍正帝唯一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乃其十四弟允禵。
允禵，原名胤祯。此人自小就聪明过人，才能出众，在康熙诸子中很讲义气，深受父皇喜爱，常常被康熙帝带着四处出巡。
允禵比雍正帝小十岁，两人虽系一母所生，但因为允禵被其他宫妃养大，所以兄弟二人感情并不深厚。允禵最投缘的人，乃皇八子允禩。后来，皇太子两次被废，八哥允禩也遭康熙帝疏远，允禵为储君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也尽心尽力，以博取当政大臣和士人的好感。
康熙五十七年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出兵进攻西藏，西藏的拉藏汗请求清朝发兵救援。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康熙帝委任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进驻青海，讨伐策妄阿喇布坦。
由于与允禵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基本被雍正、乾隆父子删削殆尽，今人不太容易了解允禵为什么能够成为康熙帝最终属意的西征主帅。准噶尔战役关乎清朝的安危，康熙帝派这个儿子做主帅，显然不能简单用“喜欢”两个字来解释，其中必定有一定的政治用意。
康熙帝为了隆重其事，把欢送允禵的仪式搞得如同天子出征差不多，似乎是某种暗示储君的安排。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允禵抵达西宁后就开始指挥作战。他当时统帅的驻防新疆、甘肃和青海等省的八旗、绿营部队，精兵利甲，乃清军精锐。因为是皇帝爱子，允禵在军中被称为“大将军王”，他在奏折中也自称“大将军王臣”。
意识到父皇对自己的莫大信任，允禵感觉良好，认定父皇肯定要选择自己为接班人。所以，他临行前和允禩、允禟接触频繁，让二人及时向他告知京城内的风吹草动。
允禵赏罪分明，指挥得当，及时、有效地平定了策妄阿喇布坦所策动的西藏叛乱。康熙五十八年九月，允禵命令延信送新封的达赖喇嘛入藏，在拉萨举行了庄严的坐床仪式。允禵也因此威名远震。当时，远在京城的康熙帝喜出望外，派人起草御制碑文，对此次胜利大肆宣扬。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允禵移师甘州，准备乘胜直捣策妄阿喇布坦的老巢伊犁。同年十一月，允禵奉命回京述职，深受康熙帝赞誉。转年（1722年）四月，允禵离京再赴军前。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病逝和四哥胤禛登基的消息传到西宁，恰似晴天霹雳，允禵当时根本就不相信父皇如此暴崩。皇位，竟然和自己丝毫无关！惶惑之余，他把大将军印务交给平逆将军延信，立即动身回京奔丧。
由于心中相信父皇死于非命，允禵回到京城后大闹灵堂。雍正十分气恼，下令革去他的王爵，将其降为固山贝子。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康熙梓宫运往遵化景陵安葬之后，雍正谕令允禵不得回京，就留住在景陵附近的汤泉，为康熙皇帝守灵，并命马兰峪总兵范时绎时刻监视他的行动。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在雍正授意下，宗人府参劾允禵在大将军任内任意妄为，请将允禵多罗郡王爵位革去，降为镇国公。雍正准奏，当即革去允禵的王爵，降授固山贝子。接下来，诸王大臣进一步参奏，认定允禵在任大将军期间“心怀悖乱”，请求雍正帝对他明正典刑，以彰国法。
毕竟是自己的亲兄弟，对允禵的处理自然和允禩、允禟有别，雍正帝下令把他继续禁锢于景陵附近。从此，允禵基本上就从清朝的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当了近十年的囚徒。
乾隆即皇位不久，下令释放允禵和允䄉两位皇叔。毕竟是自己的亲叔父，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帝封允禵为奉恩辅国公；十二年（1747年），封多罗贝勒；十三年（1748年），晋为多罗恂郡王，并任命他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总管正黄旗觉罗学。
这时允禵年事已高，人也变得小心翼翼。乾隆二十年，允禵病死在家中。
自从雍正帝登基后，允禵就毫无作为。乾隆帝继位后，他也尸禄素餐。但他的一个玄孙奕山（1790-1878年），却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有“超级卖国贼”之称。作为道光帝侄子，奕山继琦善因外交失利被清廷处理之后，前往广东主持战事。他到任后只是到处购买钟表、呢料等洋货，收受贿赂，致使英军兵船直抵广州城下，攻陷广州西北方的泥城炮台和北方的四方炮台；而后，惊恐万状的奕山等人赶忙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广州停战协定》（《广州和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山任黑龙江将军，在咸丰八年（1858年）屈服于沙俄势力，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把东北大片领土擅自拱手让与俄国人。根据这个条约，沙俄强割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
雍正帝十五弟允禑，乃康熙帝密妃王氏所生，小时候挺招父皇喜爱，但两次清廷大封爵，都因为年龄太小没有获封（康熙四十八年第二次大封爵时他正好十七岁）。所以，在康熙帝暴崩之时，已到而立之年的允禑还是普通皇子身份。雍正四年（1726年），允禑被封为多罗贝勒；四年后，晋升为多罗愉郡王。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选定陵址之后，派这位十五弟允禑去负责建造事宜。但在第二年二月，允禑突得疾病去世，时年只有三十九岁。所以，允禑这一生相对来说比较平淡。
雍正帝十六弟允禄，乃允禑同母弟。康熙帝的堂兄、庄亲王博果铎于雍正元年正月十一日薨逝，因其无子，雍正帝就以十六弟允禄袭爵。这位十六阿哥精数学，通音律，情商又好。他承袭了庄亲王王爵之后，待人谦和，广受赞誉。乾隆继位后，依旧委派十六叔允禄总理事务，赏食亲王双俸，七十三而终。
雍正帝诸弟之中，和他关系最好的，是十三弟允祥和十七弟允礼。这二人一直是“四阿哥党”，受到雍正帝厚待，结局都还不错……
作为不义帝王的雍正
“狡兔死，走狗烹。”对于雍正帝来说，“狡兔”就是帝位；而两只大“走狗”：一只是隆科多，另一只是年羹尧。
“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这句话，是雍正登基称帝的鼎鼎功臣隆科多说的。
“白帝城受命”，不是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吗？怎么会死期就到了呢？隆科多这句话，似乎饱含无限深意！
其实，隆科多说他自己“白帝城受命”，一是表示自己是忠臣，二是说明自己帝榻前受诏多么重要，知道的底细有多么多而已……
旗人姓氏不同于汉人，有时候通过名字看不出谁是谁的后代。隆科多这个人，家世极其显赫。他的家族其实属于汉军旗人，其祖父佟图赖入关后为清朝多次出生入死，出征山东、山西、河南、湖广等地，军功卓著，历任定南将军、礼部侍郎等，死后，又特封为一等公。佟图赖有一个女儿成为顺治皇帝的皇后，即“孝康章皇后”。
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既是康熙帝的舅舅，也是康熙帝的岳父，地位自然比佟图赖更尊崇。他曾三次跟随康熙亲征噶尔丹，立功颇多。此人仕途顺畅，最终做到“领侍卫内大臣”这样的高官，晋爵一等公。而且，佟国维的两个女儿：一个做了康熙帝的皇后，另一个做了康熙帝的贵妃。
由于外戚贵显，佟氏家族多人官至高位，当时就有“佟半朝”之称。隆科多就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其祖父、父亲为清朝功臣，他既是康熙皇帝的表弟，也是康熙皇帝的内弟。而康熙帝本人作为封建帝王，任人唯亲肯定是不能避免的。
作为贵族子弟，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开始，隆科多就到皇帝身边担任一等侍卫。其间，他曾经受过康熙皇帝的训斥，一度被革职。但没多久，他又官复原职，得授“步军统领”。这个职位很重要，俗称“九门提督”，其实就是京城卫戍司令官。此官并不是一般的皇亲国戚能当的。
隆科多前任托合齐不知检点，属于铁杆的“太子党”，惹起康熙帝愤怒，被下令逮捕、审问。托合齐死于狱中之后，康熙还下令把这个先前的御前第一警卫官“锉尸扬灰”。
考虑到隆科多和自己关系至亲，加上他看似一直是个谦厚、不结党的人，康熙帝觉得隆科多不会对自己有异心，就选择他来担任自己的宫内警戒大事。
由于行事谨慎，康熙帝对隆科多非常满意，不久就擢为理藩院尚书，仍旧兼任步军统领，并专门委派他秘密监视被圈禁的废太子和大阿哥。同时，还委派他秘密监视京师内的宗室王公和部院重臣的动向。(www.xing528.com)
二次废太子之后，在诸子之中，康熙皇帝不是很属意皇四子胤禛。而关键时刻，四皇子胤禛找对了人，隆科多感觉自己也押对了宝。康熙帝得病后，畅春园完全就在隆科多的掌握之下。当时，他的官职虽然在清朝朝廷中不是最重要的，但他的一言一行，却关系到大清帝国下一步的走向——隆科多选中谁，谁就能够成为帝国的新君。
赫赫威名的康熙皇帝，确实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突然死去的，其死因成为千古之谜。当时，在畅春园内，全部都是归属隆科多的皇家警卫部队。
隆科多当时之所以选中皇四子胤禛，肯定也有他的考虑。如果换作别人，肯定应该把皇十四子允禵当成第一个选择，因为允禵似乎是康熙帝生前几乎挑明的帝国继承人。但拥戴允禵即位，属于情理之中，隆科多的功劳会显得平平。而第二个选择，应该选深得众大臣拥戴的、风度翩翩并和蔼聪明的皇八子允禩，但这位皇八子，太聪明了，让隆科多不是很放心。第三个选择，自然就是和自己一直关系密切的皇四子胤禛了……
雍正帝刚刚登基之时，广为流传的七位皇子与隆科多一起在病榻前觐见康熙之事，乃雍正帝编造的政治谣言，主要内容见于《大义觉迷录》和《清圣祖实录》。
那么，隆科多为什么选择胤禛呢？根据逻辑推理，原因大概如下：第一，允禵、允禩都是继位大热门，这两个人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当了皇帝，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其支持者，都会认为理所应当。而皇四子胤禛当了皇帝就不一样了，自己推立的功劳肯定就首推第一。第二，隆科多的姐姐，也就是康熙帝的“孝懿仁皇后”，曾经抚养过幼年时代的胤禛。有这层关系，隆科多自认为对胤禛知根知底。第三，允禵人在千里以外，虽然他握有重兵，但最终顺利抵京需要时日，如今自己在京城内部掌握禁卫军，胤禛另外一个心腹川陕总督年羹尧又能截断允禵入京之路，所以皇四子登基的胜算要大得多。第四，最重要的是康熙帝的生死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皇四子一句话，皇帝马上就成为“先帝”，四皇子就成为新君……
经过深思熟虑，关键时刻，隆科多当机立断，把胤禛推向了帝位。
隆科多押宝看似押对了，但也不算完全对，因为他选择的新主子雍正帝，乃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沉猜帝王。最终，隆科多付出的代价，就是他的性命！
果然，不到两年时间，胤禛皇位刚刚坐稳，隆科多的好日子就基本到头了。至于如此重臣的犯罪把柄，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
但胤禛刚登基的时候，下诏让隆科多与多年心腹怡亲王允祥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不久，雍正帝亲自下令，但凡日后政府公文，凡遇到“隆科多”三字，前面都要加“舅舅”二字。这种以私入公的做法，前朝没有，后来也无。
为了酬功，雍正帝赏赐隆科多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鞍马紫辔等不用说，还任命他做吏部尚书，兼管理藩院事务，并委派他当过《清圣祖实录》和《大清会典》的“总裁官”。
雍正帝为了表示对隆科多的宠信，还曾在朝上公然恭维说：
舅舅隆科多这人，朕先前未能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之忠臣，朕之功臣，国家之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世大臣也！
雍正帝这些话，隆科多信吗？不全信！
一旦帝座坐稳，在打击年羹尧的同时，雍正帝开始对“舅舅”隆科多下手。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雍正发动群臣谴责隆科多；当年六月，年羹尧的儿子和隆科多的儿子同时被惩；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隆科多被派往蒙古和俄国谈判疆界问题。隆科多本来在对俄的外交谈判中表现非常强硬，但后来发生“玉牒案”，隆科多被清廷紧急召回清算，而替换他的策凌软弱，在后来的《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中，将贝加尔湖一带和唐努乌梁海以北地区都让给了俄国人……
没经过多少调查，隆科多就被诸王大臣会议定了四十一条大罪！一石二鸟，趁着打击隆科多，雍正帝顺便把八弟允禩也拉上，同时清算昔日的“八阿哥党”……
那么，开始引发对隆科多定罪的“玉牒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雍正帝指斥隆科多，说他私藏了记载皇家宗谱的玉牒。其实，这种皇家宗亲档案，并不需要特别保密。但清廷确实有规定，除宗人府衙门以外，外人不得私看。如果有公事应该查看，也需提前具奏，然后再前往玉牒保管处“敬捧阅看”。“舅舅”偷看玉牒这种事，肯定就属于“大不敬”！
皇帝定罪，一条就够掉脑袋，别说隆科多有四十一条之多！雍正为表“宽厚”，就把他圈禁在畅春园附近，让他在先帝驾崩的院外，成日闭门思过。
关了没有多久，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不明不白死于禁所。
说完了隆科多，肯定要接着讲雍正帝另外一只大“走狗”年羹尧了。
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他父亲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也当过工部侍郎。
康熙帝时代，年羹尧的妹妹是皇四子胤禛的侧福晋，在雍正帝继位后被封贵妃，因此年家更成为皇亲国戚。而年羹尧的妻子，又是清朝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可见，年氏家族这一大家子人，各个都算是清朝的贵戚。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年羹尧中进士，不久在翰林院任职，成为清贵之官。从他青年时代的经历看，年羹尧绝对是文武双全。他的仕途“出身”非常清白，没有买官或者因为世袭等“污点”，属于实打实的有才能之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三十多岁即成为专制一方的封疆大吏。康熙帝那么聪明的帝王，能够委派年羹尧坐镇一方，肯定有所依据。所以，从才能角度看，年羹尧没有任何问题。
在清廷组织的应击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年羹尧悉心经营，尽心尽力，保障到位，最终以实际行动报答了康熙帝对他的信任。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廷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
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羹尧奉旨进京入觐。康熙帝非常高兴，亲手御赐其弓矢，升其为川陕总督。由此，年羹尧一跃成为坐镇清朝西陲的大员。同年秋天，年羹尧采取“以番攻番”策略，巧妙利用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成功平定了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暴崩后，雍正帝召回十四弟允禵，委任年羹尧与满洲贵族延信共同执掌西征大军的军务。
雍正帝正式继位后，由于年羹尧是自己的大舅哥，对他更是信任非常，使其成为和隆科多比肩的雍正朝重臣，并让年羹尧总揽清廷在西部的一切事务。同时，在雍正帝谕令下，云、贵、川地方官员，都要听从年羹尧命令。当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帝正式封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坐镇西宁，指挥大军平叛。
年羹尧勇谋兼具，运筹帷幄，打得叛军望风而逃。当时，清军各路兵马顶风冒雪，昼夜兼进，最后杀得罗卜藏丹津仅率二百余人仓皇出逃。清军追击至乌兰伯克，擒获罗卜藏丹津之母和另一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基本把叛酋残部人马牲畜全部俘获。狼狈之下，罗卜藏丹津化装成妇人才得以逃脱。
这次历时十五天的歼灭战，年羹尧指挥清军纵横千里，所向披靡，对叛军进行了犁庭扫穴般的攻击，最终大获全胜。由此，“年大将军”威名赫赫，如日中天。
边陲安定，雍正帝高兴非常，他竟然称赞年羹尧为自己的“恩人”，立马下诏，晋升年羹尧为一等公，并下诏给他儿子年斌授予子爵，封其父年遐龄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以示荣宠。当时的年羹尧，一大家子上上下下，皆风光无比。
从此，但凡涉及西部省份的官员任免，雍正对年羹尧言听计从；年羹尧也几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君臣二人，可谓同心同德。
青海平定之后，雍正帝在给年羹尧的奏折中亲笔朱批：“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看当时这对君臣之间的书信来往和奏章问答，其言语欢洽异常……
而后，年羹尧遵旨进京，和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成为雍正帝最为倚重的大臣。
其间，雍正帝还形诸文字，如此评价年羹尧：
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雍正帝对年羹尧有意无意地宠信，自古人臣，罕有其匹——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获雍正帝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稀奇之物。由于当时年羹尧一家三代都先前受封，雍正帝就赏了年家一个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来承袭。
雍正帝不仅在政治上对年羹尧非常荣宠，在生活上对于年氏一族也是无微不至。隔三岔五，雍正帝以皇帝之尊，亲笔写信给人在外地的年羹尧，详细告知其父亲年遐龄的近况，以及年羹尧之妹、自己的宠妃年氏及其所生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奇玩异宝，赏赐无数；珍馐美味，无时不送。雍正帝还时常鼓励年羹尧，希望他不负期待，最终要使他和年羹尧两个人成为“千古君臣知遇榜样”……
飘忽之余，年羹尧得意忘形，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妹夫皇帝是什么人，忘记了“功高盖主”的古训。比如，他开始上折让雍正帝给自己编的书写序，并且还没等雍正帝答应，他竟已经呈上代拟的序言；在谢恩折中希望雍正帝“为善日强”，大有教导之意；主动向雍正帝索要宫内新制珐琅器物；雍正帝亲笔写苏东坡《中秋词》一幅及饼果等物赏赐年羹尧，朱谕中有“但愿人常好，千里共婵娟”，而年羹尧回折竟然写“万里共婵娟”，改皇帝的“千里”为“万里”，自作聪明，实际有“大不敬”之嫌……
志得意满的年羹尧忘乎所以，做了许多他不该做的事情，逐渐引起雍正帝对他的猜忌。整肃年羹尧的导火索，在雍正二年十月他第二次进京陛见时点燃。
立有大功，加上年羹尧官大气粗，财大气粗，入京途中，他竟然命令都统范时捷、直隶（今河北省）总督李维钧等人跪道迎送。
到达北京后，年羹尧黄缰紫骝，扬扬自得。郊迎的官员黑压压一片，王公以下皆慑于年羹尧威权，匍匐跪接。对待如此破格接待，年大将军竟然安坐马上，连个招呼都不打，蛮横、骄傲至极。那些觉罗王公们，也皆下马拱手，对此，年羹尧也只是微微颔首而已。
入朝之后，依恃着自己的不世功勋和先前的亲戚关系，年羹尧一度真忘了雍正是皇帝，以对待“哥们”的态度对待雍正。
不久，京中又有传言到达雍正帝耳边：坊间传说，皇帝赏功，都是年大将军要求的。与其说是御赐，不如说是年赏！
听到如此传言，雍正帝咬肌滚动，杀心陡起。年羹尧结束陛见离京时，就接到雍正谕旨，其中有段意味深长的话语：
年羹尧著《治平胜算全书》内图
凡人臣者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此道诏旨，和平常雍正皇帝的奉承和嘉赏语气完全不同，已经深含警告和提醒。到达如此地步，年羹尧依旧执迷不悟。
当然，日后有人分析年羹尧获罪原因，具体事例不少。首先，他擅作威福，骄横跋扈，妄自尊大，连蒙古王爷见到他都要下跪；其次，由于大权在握，年羹尧一直有结党营私的嫌疑，他信用私人，排斥异己，以至于在文武官员选任上，但凡年羹尧所保举之人，清廷的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一时之间，号称“年选”，气焰嚣张异常；最后，贪赃枉法，损公肥私，收人钱财，与人升官，几乎到了无原则的地步——年羹尧本来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以便让和他关系亲近的李维钧去当直隶巡抚。而赵之垣丢官后，心里很清楚年羹尧势大，哭哭啼啼，跑到其门下，孝敬财宝无数，很快就取得年大将军的欢心。于是年羹尧一改昔日的贬斥，竟然亲自携赵之垣入京，再三恳求雍正帝要接见这个“忠臣贤才”，并力保赵之垣可堪大用……
雍正帝要对年羹尧下手，把柄大把，都不用处心积虑去找碴儿。
于是，雍正帝开始明示、暗示有关的官员，特别是年羹尧昔日的亲信们，要他们和年羹尧分清界限，不要站错队而遭到朝廷处理。
雍正帝当然不希望年羹尧变成吴三桂。所以，为了把年羹尧调离他的老窝西安，清廷还是要找出能够令人信服的借口。当时，四川巡抚蔡珽被年羹尧弹劾，押入京中受审后判处“斩监候”。而后，年羹尧又推举和自己关系好的王景灏出任四川巡抚。雍正帝就以此为突破口，忽然亲自接见蔡珽。
陛见之时，蔡珽满腹委屈，把自己从前得罪年羹尧，而后遭到年羹尧诬陷的事情尽数讲给了雍正帝。
默然半晌，雍正帝公开表态：“年羹尧参劾蔡珽，事实不明，如果朕杀了蔡珽，岂不让天下人认为是年羹尧操持着朝廷的威福之柄！”
结果，雍正帝不仅没杀蔡珽，还委任蔡珽为左都御史，使他变成了中央级的监察首长。得任皇帝鹰犬，加上对年羹尧的一肚子怨恨，蔡珽立刻成为雍正帝对付年羹尧的有力帮手。
清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1725年3月15日），天空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文景象。所谓“五星连珠”，是指水、金、木、火、土五颗行星在天空中一字排开来，如同五颗珍珠一样，连成一串出现在天空；“日月合璧”，是把太阳和月亮加上去，使七个天体（太阳、月亮、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形成一条线。如此一起排算，就构成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或者是“日月合璧，七曜同宫”。
这种天文现象其实不是多么罕见，大概三十年出现一次，距离我们今人最近的一次，是2000年5月20日。但在清朝，这可不得了，罕见“祥瑞”啊，于是群臣皆上表称贺，说正是由于皇帝夙兴夜寐、励精图治，才感动上天，以此祥瑞来保佑国家太平，人富年丰。
年羹尧自然不例外，也要上表称贺。对于一般的公文，清朝督抚大员们肯定不是自己动手处理；给皇帝的奏章，许多也都是师爷捉刀，但最后誊清的上交稿件，由于皇帝要亲自阅示，大臣们一般不敢怠慢，都是自己拿毛笔以馆阁体抄录一遍封好，派人送到京城。可这次年羹尧所奏表疏字迹潦草不说，还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
其实，这不算什么错误，意思是一样的。放在以前，可能没事，而现如今，心思变了，什么都变味了——雍正帝马上以此为把柄，痛斥年羹尧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认为此事绝对不是小事情。
雍正帝一脸沉痛，对朝臣说：年羹尧本来就不是一个粗心之人，他肯定是故意把“朝乾夕惕”误写，显然是他自恃对朝廷有功，故而对朕疏忽不敬……
既然皇帝都这样认为，群臣纷纷附和。墙倒众人推，这是亘古不变的法则。
于是，在雍正帝指使下，清廷开始对四川和陕西的官员进行大换血，要把年羹尧的势力清除掉，并且把他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把另一位亲信、时为署理四川提督的纳泰也调回北京，使得这些人日后不能成为对朝廷的威胁。
雍正三年四月，清廷下诏，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之职，命他即刻交出抚远大将军印信，贬为杭州将军。
京城内外的大小官员，看到皇帝亲自打“老虎”，都不甘人后，和年羹尧熟与不熟，但凡有过交往和干系的，都纷纷上表，揭发年羹尧的“罪恶”：
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前山西巡抚范时捷、川陕总督岳钟琪、河南巡抚田文镜、侍郎黄炳、鸿胪少卿单畴书、原任直隶巡抚赵之垣交章发羹尧罪状，侍郎史贻直、高其佩赴山西按时捷劾羹尧遣兵围郃阳民堡杀戮无辜，亦以谳辞入奏，上命分案议罪。罢（年）羹尧将军，授闲散章京，自二等公递降至拜他喇布勒哈番，乃尽削（年）羹尧职。
把年羹尧尽削官职之后，雍正三年九月，雍正帝下诏把年羹尧逮送入京会审——如此一来，这个前国家勋臣，立刻成为“人民公敌”。
清廷法司在雍正直接控制下，办事效率极快。到了年底，议政大臣们就向雍正提交了审判结果，年羹尧共犯有九十二条大罪：包括大逆罪五条，欺罔罪九条，僭越罪十六条，狂悖罪十三条，专擅罪六条，忌刻罪六条，残忍罪四条，贪婪罪十八条，侵蚀罪十五条……
一条一条细细查看，雍正帝一脸正气，满脸痛心，对满朝大臣说：年羹尧所犯这九十二款罪行，其中三十多条，每条都可以处以极刑。所以，朕杀他三十多次都不多！但是，念及年羹尧确实对国家有过功劳，西征之事举国皆知，真要对他明正典刑加以碎剐或者斩首，恐遭物议。而朕自己作为帝君，难免会让人觉得有杀戮功臣之嫌……思来想去，朕还是对年羹尧网开一面吧……
群臣面面相觑，不知道雍正帝要如何“宽大”处理年羹尧。
“……念其曾经对朝廷有功，就不凌迟或者斩首了，赐其狱中自裁！”雍正帝卖个关子后，做出决定。
于是，清廷下诏，赐年羹尧狱中自裁。
封建时代法办一个人，当然不仅仅是他本人，其宗族全部都要牵连。年羹尧父兄子弟，但凡在朝廷或者地方任官者，俱被革职。其嫡亲子孙，皆发遣极远边地充军，家产也全部抄没入官。
为清廷卖命三代，功高震主，年羹尧的功业顿时化为乌有！
雍正帝看在年贵妃面子上，对于年羹尧并没有斩草除根，除了对年羹尧的儿子年富依律斩首以外，并没杀他剩下的几个儿子。
年羹尧虽然骄慢跋扈，但从内心来看，他对雍正帝一直忠心耿耿，反心是绝对没有的，最主要的是年羹尧当时没有造反的心理基础和客观基础。
先前“哥们”已久，年羹尧总认为雍正帝对自己会回心转意。所以被判有罪之后，他一直对雍正抱有幻想，希望皇帝能够开赦自己。
在被革去川陕总督赴杭州将军途中，年羹尧就曾幻想半路雍正帝会召他回京复职，所以他在江苏仪征逗留不前。得知年羹尧如此磨蹭，雍正帝更怒，大红朱笔乱摇，在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所上的谢恩折上批复道：
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
这段朱批，雍正帝心事已明：年羹尧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荣华富贵这么多年，为国家立过这么多大功，年羹尧是真不想死。所以，即使他接到了雍正帝命令他自裁的谕令，这位“年大将军”还是对自己下不了手，还是幻想“哥们”在最后关头会忽然下旨赦免他。
雍正帝当然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最终不判年羹尧凌迟或者斩首，让这位前功臣保留全尸，就已经是法外开恩了，年羹尧对此应该感激涕零才对。得知年羹尧拿根绳子发呆并等自己的消息，雍正帝特别恼火，马上派人给他发出最后的谕令：
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
也就是说，从前那么肉麻地表示说要和年羹尧做个万古君臣榜样的雍正帝，在和这位自己的前大功臣永诀之际，为了避免年羹尧怀怨而死后冤魂会找自己麻烦，雍正帝利用佛家轮回的说教，声色俱厉责斥年羹尧：死，你年羹尧也要死得心甘情愿，心悦诚服！
事到如今，年羹尧还哀哀恋生，上折乞求：
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作犬马自效，慢慢地给主子效力……
雍正览折冷笑，再无朱谕批回。
事已至此，再无生路可寻。年羹尧泪眼模糊，只能把自己挂到房梁之上……
年羹尧位高权重，妄自尊大，违法乱纪，这些都是实情，肯定会招致同僚们的忌恨及雍正帝的不满。但雍正帝之所以一定要年羹尧死，倒不是因为他功高震主那么简单，最主要的还是出于这样一个心结：年羹尧和隆科多一样，事先秘密参与了雍正帝不法争夺帝位的活动，乃雍正帝夺嫡的真正知情之人。
这样的人，只要他活着，对自己就是一个大不利、大不稳定因素。所以，一旦时机成熟，年羹尧肯定要被清除掉。
清朝遗老所编纂的《清史稿》，对隆科多和年羹尧做如下评价：
雍正初，隆科多以贵戚，年羹尧以战多，内外夹辅为重臣。乃不旋踵，幽囚诛夷，亡也忽诸。当其贵盛侈汰，隆科多恃元舅之亲，受顾命之重；羹尧自代允禵为大将军，师所向有功。方且凭借权势，无复顾忌，即于覆灭而不自怵。臣罔作威福，古圣所诫，可不谨欤！
这些判语，多为雍正帝回护。但从年羹尧自身而言，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似乎犯了功臣之大忌，最后被杀确实也算咎由自取。
作为“可爱”暴君的雍正
一向以残忍、沉猜、阴险、心机深刻著名的雍正帝，一生中所做最“可笑”的一件事，乃是由“曾静案”而起。由于这个案子，他主编了一套《大义觉迷录》。这套书，在清廷力推下，一时间传遍宇内。
雍正帝本来想借助这套书来宣讲清朝正统性，逐一驳斥坊间对自己不利的传闻，但结果弄巧成拙，欲盖弥彰！
首先，我们讲讲引发雍正帝当“总编”欲望的“曾静案”。
曾静乃湖南永兴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生人。由于青年时代屡试不第，曾静就闭门读书，以授徒讲课为生，著有《知几录》《知新录》二书，其中蕴涵浓厚的民族意识。
雍正五年（1727年），曾静派弟子张熙到浙江购买了一大批书籍，其中有明末清初文人吕留良的一本诗稿。此前，曾静曾接触过吕留良弟子严鸿逵、沈在宽等人，在二人家中还看到了吕留良的其他著述。由于这位乡村秀才长期仕途蹭蹬，本来就有些“反社会”的倾向，看到吕留良遗著中关于“夷夏之防”的言论，想到自己长久以来不受清朝待见，未得考中及第，曾静就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大感赞赏。
毕竟不是见多识广的大文人、真文人，雍正六年（1728年）秋，曾静做出一件大荒唐事，他派弟子张熙到西北，投书给清朝的川陕总督岳钟琪，称岳钟琪是宋朝忠臣岳飞的后裔，劝他起兵反清。这还不算，曾静还在信中列举当今皇帝雍正犯有弑父篡立、杀兄屠弟、好色淫乱等罪行……
岳钟琪乃四川成都人，多年来因战功累官至川陕总督，任“宁远大将军”。继年羹尧之后，以一个汉人身份得享如此权力，岳钟琪感激雍正帝还来不及，哪里会造反呢？
曾静判断简单，认为岳钟琪就是岳飞后代，姓岳的肯定和女真后裔有血海深仇。同时，他听说年羹尧被杀后，雍正三次征召岳钟琪，岳钟琪都未进京，就断定这位岳大将军肯定对清廷不满，于是投书劝其反叛。
岳钟琪接到来信，骇异非常。他即刻逮捕张熙，大刑伺候，穷治其幕后主使之人。
张熙受过曾静洗脑，还挺坚强，打死也只字不吐。
这下可把岳钟琪急坏了。他深恐雍正帝怀疑自己，必须要查出实情。岳钟琪于是改变策略，开始以诱骗手段对待张熙。一天，他屏去旁人，深夜探访张熙，说自己从前派人对他施以大刑，是为了掩人耳目，不让朝廷怀疑，并拍着胸口说自己早就想起兵反清。
看到岳钟琪和自己设酒盟誓，张熙就一五一十都说了，道出是自己老师曾静派自己来见岳钟琪。
岳钟琪大舒一口气，赶紧密奏雍正帝。清廷派人火速到达湖南，把正眼巴巴盼望岳钟琪起兵的曾静捉拿归案。
曾静作为一个文人，乡村学究，重刑之下，马上都招了，供出了严鸿逵、沈在宽等人，说自己所看的吕留良著作，都是在他们家里发现的。
雍正帝命令浙江总督李卫即刻捉拿吕留良家属（吕留良当时已死），同时逮捕严鸿逵、沈在宽等一干人等，收缴所有可以找到的吕留良文集。而后，雍正帝又派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海蓝以及湖南巡抚王国栋三员大吏，一同对曾静加以会审。
从前连县令都没机会见到，如今看到清廷三位省部级官员都来“看望”自己，曾静确实害怕极了，以至于在大堂之上还没动板子就号啕大哭。以往看吕留良著作之时所产生的冲天豪气，如今都变成了流不尽的眼泪和说不完的痛悔前非。
后悔也没用，三个官员下令，大刑继续伺候。在严刑逼供下，曾静又供出一大批人。有关无关，凡是和曾静有过交往的，都倒了大霉。
遵照雍正帝严旨，清朝官吏在数省范围内广泛追查，最终“曾静案”牵连人数达几十人，惊动了清政府几个部和几个省。由于株连甚广，当时交通、讯息又不是特别方便，清朝各地政府一直追查缉拿，所以直到雍正十年，曾静案才最终告结。
审讯期间，雍正帝曾令朝廷京官和各省总督、巡抚、道府守令以及各地学官依次表态，让他们议论曾静此人的应得之罪。
不出所料，各级官员一致表态，认定曾静罪大恶极，对这样的人，不仅要凌迟处决，还要诛杀三族。
雍正帝也亲自审问曾静，还让他自己议罪。
跪伏在雍正帝御座前，曾静一把鼻涕一把泪，严谴自己辜负天恩，说自己受了吕留良的著作蛊惑，萌发反清意念，确实大逆不道；谴责完自己，他又开始歌颂雍正帝和清朝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还形诸文字，在供词中不停奉承雍正帝……
细细阅读了曾静所写的《归仁录》，看到这位反贼不仅表示悔过，还大力颂扬自己，雍正帝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下令收录两年来自己关于曾静案的十道上谕、曾静四十七篇口供和《归仁录》，以及张熙的两篇口供，最终合成四卷，起名《大义觉迷录》，公开印行颁发。
在这套书中，雍正帝本人对“华夷之辨”进行了重新解释，还对曾静等人谋逆时指责他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进行了一一辩解。
善要人知，绝非真善；恶恐人知，必定大恶！为了掩饰自己先前犯下的弑父罪行，雍正帝特别在乎天下人对他的看法。为了能够通过辩解把自己洗白，雍正帝下令刊刻发行《大义觉迷录》，还要求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册：
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鉴知悉！
唯恐地方官员办事不力，雍正帝还恐吓说：“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曾静案”乃雍正一朝最重要的文字狱，轰动一时。《大义觉迷录》中的“上谕”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雍正帝对吕留良“夷夏大防”言论做出全面批驳；二是雍正帝对曾静指责他弑父逼母、夺嫡自立之事，逐条进行反驳。
首先，雍正论证了清朝统治天下的唯一正统性，提出“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宣称大清政权乃上天赋予的：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
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俶扰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佑（宋恭帝赵㬎的年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诬谤诋讥之说耳。（他们）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
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
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其次，雍正帝宣称满洲入主中国乃因为列祖列宗开疆扩土有大德，指斥那些不向王化者才是“狄夷”，以文化之辨，来重新解释“华夷之辨”：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
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
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再次，雍正帝开始洋洋洒洒，宣传清朝对明朝后裔的善待，清朝对中国百姓的德政，以及清朝的“得国之正”，宣扬清朝政权对中国的巨大贡献：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
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
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最后，可笑的是，雍正犯了一个简单而又巨大的错误，因为，他对自己的定位，还是“外国之君”：
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吕留良乃清初著名的学者，在曾静案案发之时，他本人已死去四十多年。吕留良著作中，一直具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极力申明“华夷之辨”，也就是不承认清朝统治的正统性。为此，气急败坏之下，雍正帝借《大义觉迷录》的刊发，极力驳斥了一直为传统儒学所认可的“华夷之辨”，从而提出了他自己反中华思想的“一君万民”世界观。
当然，雍正帝抗辩“华夷之辨”，目的在于要摆脱历史上汉人的“自文化中心主义”。他认定，能够成为中原王朝正统的统治者，主要应该依据两个条件：一是文化的正统性、优越性；二是政治支配与主从关系。那么，清朝的统治，就是天意所为。所以，清朝以“天”之名临预华夏，清朝的统治肯定就具有强有力的政治正统性。
曾静供词中，涉及康熙之死以及雍正即位的许多敏感问题。而曾静先前在投书岳钟琪时，就曾列举雍正“十大恶”——一谋父，二逼母，三弑兄，四屠弟，五贪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九诛忠，十任佞——这些指责，当然基本是源于道听途说，比如康熙帝喝了雍正帝送的一碗人参汤暴崩，雍正帝把十四弟允禵调回监禁，两兄弟的生母太后悲愤之余在铁柱之上自撞而死……这些传闻，应该都是从已被镇压的雍正诸弟允禩、允禟手下那些太监口中传出来的。
可笑的是，雍正帝太看重这些指斥了，在上谕中不厌其烦，对自己的“十条恶行”逐条进行驳斥。特别是对曾静说自己的“弑兄屠弟”之说，详加辩解，一一列举诸兄弟的恶行，“残暴横肆”，怀有“毒忍之心”，才使得自己最终为了社稷大义对他们“大义灭亲”。最可笑的是，以皇帝之尊，雍正帝竟然自吹自擂，说“诸兄弟之才识，实不及朕”。
关于曾静所说的自己“好杀”一条，雍正帝更夸张：“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
但凡看过雍正一朝资料的，就知道在他统治下，大兴文字狱，诛戮大臣，广为株连，国内极权主义统治非常恐怖，文人士子和百姓皆终日惴惴，哪里有一丝慈悲胸怀！
而对于曾静先前指斥的“淫色”一条，雍正帝更夸张地加以驳斥：
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
总之，《大义觉迷录》的内容以曾静供词最多，这些供词中，有的是“奉旨问讯”，有的是“杭奕禄等问讯”。其形式都是对曾静《上岳钟琪书》《知新录》等书中“大逆不道”言论提出的质问和质询。而书中曾静的供词，则满纸“痛悔前非”，句句都阿谀雍正帝隆厚圣德，皇恩浩荡。这些谄谀之言，相比昔日曾静在书信中的詈骂和指斥，简直判若两人！
而雍正帝自己的反驳和申辩，我们今日观之，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义正词严，笑话百出！
曾静案结案后，雍正帝对曾静和他的学生张熙的处理，让当时大臣们感到匪夷所思——这两个人和他们的家属，全部宽免释放，予以自新之路。
雍正的解释是，曾静、张熙糊涂，他们误信吕留良的邪说，不过是受人迷惑的从犯。雍正帝还说：“曾静之前后各供，俱系伊亲笔书写，并非有所勉强逼勒，亦并非有人隐授意指，实由于天良感动，是以其悛悔之心，迫切诚恳，形于纸笔！”
望着诸大臣面面相觑的样子，雍正帝还严正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
雍正帝赦免曾静和张熙，不过是故作姿态的帝王权谋，以此来说明曾静对他那些“谋父”“逼母”“弑兄”等指斥，都是子虚乌有的诬蔑和误解。雍正帝泪眼朦胧，还对大臣们表示：“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
宽赦曾静和张熙后，雍正指示，在湖南设立“观风整俗使”衙门，要这两个人“现身说法”，充任“讲师团”主要干将，在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安排下，开设多堂公开课，给当地士子和百姓宣讲雍正帝的浩荡皇恩。而后，雍正帝还命令刑部侍郎杭奕禄带着曾静、张熙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地开场授学，巡回“演出”。
这两个人痛哭流涕，指天画地，丑态百出，讲述他们自己的罪过和深刻的悔悟之情。
虽然饶过曾静和张熙，但雍正帝对于吕留良一门却惩治极严。吕留良本人和其长子吕葆中死了也不能幸免，被挖出来戮尸枭首；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在狱中被杖毙；吕留良活着的儿子吕毅中和吕留良的学生沈在宽，皆被押入刑场斩首；吕留良的一些私淑弟子，还有逐年刊刻、贩卖和私藏吕留良书籍的人，或被斩首，或被充军，或被杖责，一个都未被饶恕！
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三人的男性子弟除被斩首以外，其三族妇女幼童，皆被罚没入功臣家为奴。
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帝胤禛暴崩。其子乾隆继位之后仅仅一个多月，马上下令逮捕曾静、张熙。不久，就让人把这两个大清“宣传员”解送京城，处以凌迟之刑。
乾隆帝处决曾静、张熙两个人的理由很简单：
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吕）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
更甚的是，乾隆还下诏，将早先流放在宁古塔的吕留良等人的后代，遣送到更荒远的黑龙江寒冷边疆，“给披甲人为奴”。
从顺治十五年（1658年）开始，清廷规定“挟仇诬告者”流放宁古塔。在清代，宁古塔是“宁古塔将军”治所和驻地，当地并没有叫“宁古”的“塔”。相传曾有兄弟六人占据此地，满语称“六”为“宁古”，“个”为“塔”，所以称为“宁古塔”，乃满语转音而成。顺治年间，宁古塔辖界非常广大，盛京以北、以东地区，皆为宁古塔将军辖地。现在黑龙江东部的海林市，就是当时清廷流放人犯的宁古塔所在地。被遣戍宁古塔的流人，能生还的极少。
至于“披甲人”，不是“披甲守卫边陲的军人”这么简单。根据“以旗统军，以旗统民”的八旗制度，八旗之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披甲上阵。而旗中的人群，按照其身份地位，分为阿哈、披甲人和旗丁三种。“阿哈”即奴隶，多为汉人、朝鲜人；“披甲人”是满洲征战中生俘的降人，民族不一，地位要高于阿哈；而“旗丁”则是满洲女真人。
那么，乾隆为什么刚继位就迫不及待地违背父训来重新处理曾静一案呢？很简单，老子的错漏，儿子来纠正！
《大义觉迷录》这部“奇书”，本来是雍正帝拿来给自己遮掩脸面的。结果，本来对清廷内部事务不甚了了的百姓，反而借助这套书对雍正帝生出了更多的“猜测”，以至于这部书在全国流行过程中，越描越黑，最终使得百姓们更相信本来还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雍正帝“弑父逼母”“杀兄屠弟”的传说。
正是为了杜绝谤言，消除“恶劣”影响，乾隆帝才开始对此书进行禁毁……
于是，乾隆帝以查抄文字狱的耐心和细心，下诏在全国禁毁《大义觉迷录》，不仅把已颁行的书籍皆严令收回，同时严旨下令，民间有敢私藏者，皆逮捕刑讯……
由于清廷的高压政策，《大义觉迷录》在清朝乾隆帝继位之后由“宝书”变为禁书，以至于极少流传。日本一直深度关注中华文化，加之当时的商贩好奇贩卖，所以日本一直留有这部书的存本。今天坊间有《大义觉迷录》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还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的排印本……
从人性的角度，从帝王的角度，雍正帝确实都不算“好人”。
近年来，不仅不少史学家粉墨登场来重新诠释雍正帝，一些“觉罗”后人也纷纷出场，诉说雍正帝人品的高尚和政绩的突出。
有的人摆出证据：康熙末年国库存银只有700万两，经历雍正帝继统之后，清朝国库存银已达5000万两之巨。雍正帝还因为常年抱病操劳国事，最后竟然活活累死！
一方面，国库存银数字，其实完全是文字游戏，把康熙帝在位期间国库某年的最低存银，和雍正帝在位时国库存银的最高存银拿出来相比，根本就不客观。而且，即使雍正五年由于年景好国库一度达到过5000万两存银，也不能说明雍正帝多伟大。从入关开始，清朝统治者就一直靠横征暴敛和巧取豪夺来盘剥百姓。在集权主义、专制主义的清朝，国富，往往意味着民穷。
另一方面，雍正帝当然不是活活为国事累死的。国内外清史研究者早就根据史料判断出，雍正帝晚年一直迷信丹药。丹药中有最致命的矿物质，能够导致肾脏衰竭和人体中毒。
既然雍正帝干了这么多坏事，为什么史书中有关他罪恶的正式史料和资料不是很多呢？第一，因为雍正自己就是一枚巨大的涂改棒，把不利于自己的资料能涂改的都涂改，能删除的都删除；第二，他死后继位的是亲儿子乾隆帝。子不言父过，会更加卖力增饰父皇功劳。
人性，还是非常复杂的。笔者读过不少雍正帝所作诗文，其中不少诗歌还是意境悠长而文雅的：
坐惜芳华晚，登楼独举觞。
眼看春色暮，行踏落花香。
藻密鱼堪隐，林深鸟易藏。
凭栏无限思，新月逗清光。
（《春暮登楼》）
幽斋新雨后，爽气泛池荷。
碧落疏星淡，晴窗皓月多。
隔花闻漏滴，倚枕和渔歌。
更爱流萤好，悠扬拂槛过。
（《书斋秋暝》）
观其诗作，诗意纤靡，同是女真人，相比完颜亮的“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的豪迈和磅礴，两者气概相差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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