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叛清，四处发檄文之余，还遣使招纳旧日同僚故旧来军中效力。其中，有一位谢四新，曾经和吴三桂在洪承畴幕府为同事。
明朝灭亡后，谢四新心存明朝，隐居不出，成为明朝遗民。这样的人，肯定成为吴三桂积极争取的目标。
接到吴三桂亲笔书信之后，尽管这位清朝平西王当时势力极雄，谢四新还是坚决拒绝了吴三桂的招募，并且写诗一首，对吴三桂极尽挖苦、揶揄之能事：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已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悲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谢四新对吴三桂这首答诗，用典太多，今人很难理解其中深意，还被不少人误读。如果熟谙典故，尽可对谢四新的政治态度一目了然，也可以发现古代文人确实刀笔深刻，讽刺起人来不遗余力。
本诗一开始，谢四新似乎“呵呵”冷笑数声，先把吴三桂比作汉武帝时代战败后不得已投降匈奴、内心却要时刻归汉的李陵。但是，诗人笔锋一转，言语咄咄，马上叱问吴三桂：你在清朝富贵荣华三十年，世上哪里有这样“卧薪尝胆”要复仇的人呢？
接下来，谢四新用古代伍子胥和鲁仲连的典故，继续责问吴三桂：当初你投降清朝的借口，是为了报君父大仇意在“复楚”（复明），但你不仅没有恢复大明，却作为清朝鹰犬亲手勒死了南明的永历帝以向清朝效忠；既然你已臣服于清朝（帝秦），作为顺臣功臣也就罢了，为什么忽然又起兵反叛清朝（亡秦）？
下面两句，更是损到极致，直挖吴三桂心窝子：当初你吴三桂其实是因为陈圆圆被夺之恨才和李自成翻脸。而你一皓首匹夫，史书又怎么能轻易原谅你如今的所作所为呢？
全诗最后两句，即便在吴三桂刚刚起兵、气势如虹之时，却以神来之笔，点出了吴三桂真实的凄凉心境——长夜漫漫，号角声声，你老头子悲伤得哪里睡得着啊：三十年前因为色心，导致李自成杀了父母在内的全家三十四人；如今，因为私心，又使得人在京城的儿子吴应熊也被清廷绞杀！
丹心已为红颜改
吴三桂的前世今生
青年时代的吴三桂，正处于明清更迭的大时代。一般的史书，包括根据“史实”改编的文学作品，都言之凿凿，相信如下事实：
北京崇祯帝上吊后，吴三桂已经完全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并亲自率兵马往北京方向进发，欲“觐见新主”。中途，他听说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所掠，又闻其父吴襄被拷打拘赃，登时大怒，冲冠一怒为红颜，带兵掉头扑转山海关，首先击败老同事唐通，然后联合另一个老同事高第，举兵宣布反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事实果真如此吗？
并不是如此简单。
其实，在崇祯帝死之后的几年间，社会上从未有过吴三桂投降李自成的传闻，倒是曾经反清的夏允彝（夏完淳之父）还在《幸存录》中维护过他：“（吴）三桂年少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闯寇（李自成）所以诱其甚至，（吴）三桂终不从。”
而且，崇祯帝死后，一直住在北京的士大夫，皆没有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说。比如著《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的钱邦芑，也讲过吴三桂之父写信招降其子被拒的情况：“贼（农民军）挟其父手书招之，三桂得书不发，入拜谢父，咬破中指，扯裂家书，随约王永吉借清兵十万，以图恢复。”
夏允彝、钱邦芑二人，皆生活在北京被攻陷之时的大明朝。特别是后者，又近在北京，如有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事，他们自然会大加渲染。
最详细记载吴三桂对李自成降而复叛的，是钱士馨的《甲申传信录》，此书成于顺治十年，原文如下：
三月，（明廷）廷议撤宁远镇，并调吴三桂剿秦寇，封三桂西平伯，上（崇祯）手敕谕之。（吴）三桂方奉诏，未及行，而闯（贼）已陷都城矣。闯入，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闯（贼）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又令其父（吴）襄亦书谕，使速降。三桂统众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所过靡烂。（吴三桂）顿兵山海城，益募兵议复京师。
即使在这部书中，作者也没指明吴三桂是接到父亲书信后前往北京投降，只讲他“统众入关”，往北京方向行动，更没有言及他“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事情。
顺治十二年，历史大家谈迁入京修《国榷》，也没有采纳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反而这样写吴三桂：吴三桂上书其父，“父既不能为忠臣，三桂亦安能为孝子，三桂与父诀，请自今日！”。义正辞严，很有郑成功斥其父郑芝龙之风。
再后，加入降官行列的吴伟业做《圆圆曲》，诋嘲吴三桂为女人而“冲冠一怒”，也没说他带兵去向李自成投降。有人可能说，诗中纪事，自然不可能都按照实际去写。但是，吴伟业的笔记《绥寇纪略》，依旧没有记录吴三桂有降闯之事。
所以，当时和稍后严谨的史家，如谷应泰、张岱等人，均在著作中不收吴三桂降闯之说。
至于《流寇志》《吴三桂纪略》等笔记小说中所载吴三桂降闯的只言片语，也没有什么枝叶可寻，只可当作“小说家言”。
乾隆时期修成的《明史》，是清朝官方钦定史学著作，只讲吴三桂对李自成“欲降”，突出他因爱妾陈圆圆被劫所生的愤恨，并不讲他投降过李自成。
真正大肆宣扬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的，是爆发“三藩之乱”后的康熙时期。当时，为了暴露吴三桂的“大奸大恶”以显示其发动叛乱的非正义性，康熙帝在诏旨中大骂吴三桂“委身从贼”，这完全是政治宣传。清方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吴三桂塑造成一个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道德小人。
其实，只要看过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击败李自成后向小皇帝所上的报告，就可以明显见出吴三桂根本没向李自成降过：“（李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僭称帝，遣人招降（吴）三桂，三桂不从，随自永平返据山海关。”
也正是“三藩之乱”被平灭后，众恶归焉，加之吴三桂此人人品确实很差，众口铄金，《庭闻录》《圆圆传》《四王合传》等笔记、小说纷纷渲染吴三桂先降李自成而后为爱妾降而复叛的事情。渐渐地，传闻、小说，就变成了信史。
成王败寇，吴三桂为人，日复一日，成为完全定型的、胎里坏的典型样板。
真正的历史情况是，吴三桂接到崇祯帝诏令后，并无故意迁延，而是立刻奉诏勤王。他之所以行动迟缓，是因为要把关外人民拖家带口一同迁入关内。
李自成攻下北京时，吴三桂应该已进入山海关地区，而非许多书中所讲他还在宁远城磨蹭。仅仅休整了四天左右，吴三桂就率整军抵达永平，然后向西前往玉田。
值得注意的是，投降了李自成的唐通从居庸关前往山海关接防，途中并无遇见吴三桂，所以不存在唐通代替李自成接受吴三桂投降之事。
在永平、玉田的十多天时间内，吴三桂获悉明朝崇祯帝已亡的消息后，徘徊逡巡，开始进行他自己人生中也是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重大选择。
一方面，明廷对吴家不薄，其父吴襄、其舅父祖大寿以及他本人，皆为明朝总兵官。从吴三桂本人来讲，在此之前，他一直为明王朝血拼。先前杏山大败，即使他提兵先遁，崇祯帝也未治罪，反而升他为提督。作为回报，皇太极病死后，吴三桂多次上疏，希望明朝趁清政府新旧更迭之际发动进攻。纵使日后清军重军攻宁远，兵寡力弱的吴三桂仍旧为明朝誓死拼守，无任何怯战之心。
另一方面，向从来与自己所辖辽东军未有血怨的李自成大顺政权投诚，自然是他的最佳选择，何况亲生父亲以及重要家属皆被扣于北京做人质。此外，他的昔日同事，文臣且不说，武将如唐通、白广恩、姜瓖、黎玉田、高第等人，无不向李皇帝修表归诚，这自然也影响吴三桂本人的选择。投靠大顺新主，谋取高官厚禄，应该是吴三桂当时的不二之选。
不仅时人这样想，李自成等人也这样想：穷途末路的吴三桂，先前一直与清政府在辽东血拼多年，不久前还在宁远城重创济尔哈朗部清军，他怎么可能出关投向清军怀抱呢？
一切皆是李自成一方以及北京明朝降官的想当然而已。对于吴三桂来说，曾经最凶恶的敌人，当然也是可能的投靠路径之一。
早在崇祯十五年，松锦大战之后，不少明朝辽东军将的中高级军官被俘降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生前一手提拔吴三桂的恩师洪承畴和吴三桂舅父祖大寿。而后，皇太极本人亲笔写信招降吴三桂，又让洪、祖二人以及其他一些高级明降将写信劝说吴三桂投降。但当时的吴三桂，对明朝忠心耿耿，丝毫不贰。倒是猜忌刚愎的崇祯帝对他放心不下，假装调吴三桂之父吴襄入京为官，实际上是把吴三桂一家人弄入北京城做“人质”。
北京陷落后，吴襄等吴三桂家人自然落入李自成之手。
吴三桂徘徊于玉田附近，不断派人打探北京城中的情况。
李自成政权在北京城的倒行逆施，以及刘宗敏夺掠其妾的肆无忌惮，使得吴三桂头皮发炸：纵使自己前往北京归顺李自成，也可能一去无回！趁着自己手中仍旧有一支生力军做本钱，不如拼死一搏，向清朝“借兵复仇”，或可死中求生！
就这样，吴三桂来个忽然回击，打跑了替李自成镇守山海关的唐通，与明朝原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宣布讨伐李闯，恢复大明。
而后的一切，“借兵复仇”变为“藩王相报”，吴三桂终降清，导引清兵入关。
山海关一失，整个局面大变。
李自成“亲征”山海关大败后，可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他率残兵撤回后，迅速放弃了北京，携带大批金宝窜回陕西。吴三桂带路，多铎、阿济格等清军铁骑一路追击，马不停蹄地蹑尾而进，不给李自成任何喘息机会。
五月初二日，哄传吴三桂将军在山海关大败贼军，并夺回崇祯太子。兴高采烈的北京士民争先恐后出城，大排皇帝法驾，准备迎接太子入城为君，重复大明之天。
不料想，烟尘过后，马蹄声静，映入北京士民眼帘的，不是明朝太子，而是风尘仆仆、身骑高头大马、脑后拖着大辫子的多尔衮清兵。
无论如何，北京城内，又有了一位“新主”。
可见，清军入关，吴三桂是最大的“功臣”！
明朝灭亡后，明朝在南方的官员和士大夫先后拥立起一个个小朝廷。其中，福王朱由榔的永历政权存在最久，一直辗转流亡，长达十五年。由于有了这么一个明朝标志人物，明朝遗民心中正朔仍在，永历政权就成为清朝统一全国的严重障碍。
在这种形势下，清廷重用吴三桂，命令他进军云、贵，为清朝统一西南。
顺治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吴三桂从汉中出发，经保宁（今四川阆中）、顺庆（今四川南充）、重庆，一路克捷，并于四月三十日攻克遵义，进入贵州。十一月十日，吴三桂率领大军由遵义进兵，攻克七星关险隘，发兵即撤，一下子打开了通向云南的大门，自此长驱而入，所向披靡。
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三日，吴三桂率领清军进入昆明，永历帝仓皇逃奔永昌，随后出境流亡缅甸。至此，清军迅速占领了云南全省。
清军虽然赶跑了永历帝，但由于云南、贵州地处西南边陲，久经战乱，民生残破，加上永历帝依旧在缅甸活着，其手下大将李定国、白文选仍在边境地区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而当地土司又皆首鼠两端，所以清朝必须派遣一个强有力的人在云贵地区常驻，才能起到定心丸的作用。为此，顺治十六年十月，清廷指派吴三桂坐镇云南；康熙元年（1662年）年底，清廷又把贵州正式交予吴三桂统领。
顺治年间的吴三桂，绝对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十七年，他上疏倡言不灭永历帝有“三患二难”。清廷对于这位平西王的建议极其重视，很快就决定以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援军奔赴云南，协同吴三桂出征缅甸。
十六年来，四处逃窜、刚届不惑之年的永历帝朱由榔，听说吴三桂率领清朝大军进入缅甸，惊恐至极。但在内心深处，他对这位昔日的大明良将，仍抱有一丝天真的幻想。“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永历帝满怀凄怆，提笔作书，字字血泪，给吴三桂发去一封亲笔信：
将军新朝之勋臣，亦旧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封藩外疆，烈皇帝（崇祯）之于将军，可谓厚矣。国家不造，闯贼肆恶，覆我京城，灭我社稷，逼我先帝，戮我人民。将军（指吴三桂）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初衷，固未泯也。奈何遂凭大国（指清朝），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名，阴作新朝之佐？逆贼既诛后，而南方土宇，非复先朝有矣。
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我）南阳，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北狩，隆武被弑，仆于此时，几不欲生，犹暇为社稷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绪，自是以来，楚地失，粤东亡，惊窜流离，不可胜数。犹赖李定国迎我贵州，接我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
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提师入滇，覆我巢穴，由是仆渡荒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长，言笑谁欢？只益悲矣。既失山河，苟全微息，亦自息矣。乃将军不避阻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旋，何以视天下之不广哉？
岂天覆地载之中，犹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赐爵之后，犹欲歼仆以徼功乎？既毁我室，又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列祖列宗乎？即不念列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
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适成其愚，自以为厚，适成其薄。千载而下，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也？
仆今日兵衰力弱，茕茕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骨碎身，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
苟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新朝，纵有亿万之众，亦当付于将军矣！惟将军命之。
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没落帝王，流离龙子，低首乞哀，字字有血，笔笔带泪。信中的辛酸委屈，铁石心肠之人也会有所触动。
这封信，不仅仅是哀求一己之生，永历帝也从吴三桂自身着想，一针见血指出：将军您自己试想，连对家门世受其恩禄的旧主都肯斩尽杀绝、不留一丝情面的人，新主子清朝统治者在“赞叹”之余，内心深处真的对您吴三桂不会起疑心吗？而且，万世千秋，史有传，书有载，当以你吴三桂为什么人呢？
1660年年底，由于吴三桂大军临江而阵，缅甸土王大惊，忙遣使奉十六个大金盘，里面盛满贡物，前往清军军营示诚。
吴三桂也不同土王使者多说，只表示一个意思：马上送来永历帝，否则，清军过江屠城。
缅甸土王惶恐惊惧，立刻执行吴三桂的命令，派人去见永历帝，哄骗说：“李定国大军又来了，有马步军数万人，临江索求，定要见皇帝！”
没等永历帝有所表示，数名缅兵上前，把永历帝驾上一个竹椅，抬起来就走。
永历的嫔妃和宫女哭号震天，一路步行，踉跄行了五里多地，来到大江边。一艘大船，已经在江边等候。永历帝及从人皆被押上大船。大船抵达对岸后，有一壮汉近前，背起永历帝就往岸上走。
当时，永历帝还以为这个人是李定国手下的兵将，就问：“爱卿你是何人？”
对方答道：“我是平西王前锋章京高得捷！”
这时，永历帝知道自己已经落入吴三桂清军之手，他当时倒没像弘光帝那样失态咬人，仅默然而已。
事已至此，只能认命。
大功告成，吴三桂胜利班师，率大军押永历帝返回昆明。昆明百姓知道永历帝被擒的消息，无不痛哭流涕。
清廷大喜，向天下发布文告，宣布明朝皇帝已经落网。
永历帝被关押在吴三桂大营后，清朝各级汉族官将，出于好奇心，多前去入见（其实是“参观”）。
永历帝这位帝君，长相确实庄重、威严，即使被擒，仍旧有人君派头，清军入见的各级军将，皆不由自主地下拜或者叩首。
吴三桂本人也曾来探望。据戴笠《行在阳秋》上讲，吴三桂见永历帝，先是长揖不拜，默立久之。
永历帝虽然不会分辨清朝官服服色，但见来人气质不同于一般人，便开口问来人为谁。片刻之后，未经再三追问，吴三桂竟然膝头一软，跪在地上，伏地不能起。良久，他才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臣吴三桂来见。”
史书笔记中，多载永历帝对吴三桂“切责”，恐非实情。十多年来逢警即逃的永历帝，抱苟且偷生之念，不可能对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加以“切责”。
两个人一来一去，对话久之，大概是永历帝表达想回北京为祖宗“守陵”的意愿。
其间，吴三桂一直跪地回话，汗流浃背，色如死灰。
对吴三桂的这种表现，人们往往从最浅层的意义上理解，以为他是被永历帝威武庄严的人君相貌所威慑。实则不然！吴三桂乃儒将，非一般粗鲁军人，他一家世受明朝厚恩，面对座上流淌着朱明皇家血液的君王，内心肯定受着大义和道德的折磨。
所以，笔者认为，吴三桂应该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他能感受到自己灵魂的罪恶，并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所面对的，是近三百年朱明“皇恩浩荡”的一个象征人物，而不仅仅是个身穿龙袍的傀儡架子。
此次会见之后，直到篦子坡行刑，吴三桂再没有去见让他心生凛惧的永历帝。
这种心情，有负疚感，有罪恶感，也有如侯景见梁武帝时的那种说不出来为何打哆嗦的被威慑感。
永历帝身边的侍卫总兵邓凯，曾借机面见皇帝，跪求道：“大事如此，望皇上能一烈殉国，为臣随后从驾陛下于阴间！”也就是说，他规劝永历帝自杀死社稷。先前咒水之盟后，他曾劝阻永历帝自杀。如今见大势已去，他又劝永历帝自杀，效仿崇祯帝，死个明白，死个壮烈。
时已至此，本性懦弱的永历帝倒惜起命来，他以太后老母为辞，并讲：“洪承畴、吴三桂，都受我大明皇家恩典，未必肯对我一家斩尽杀绝！”
这位皇帝如此想，真是大错特错。洪承畴、吴三桂正是被那种忘恩负义的负疚感所折磨，反而会使出最毒的招数对待故君，必欲除之而后快，眼不见，心不烦，而且可以借此永远保全自己的家族富贵。
邓凯见劝说无望，只得告辞，并拒绝为清朝做官，遁入空门，出家为僧。
清朝凯旋大军到昆明后，吴三桂允许一些前明官员入见永历帝。这倒并非出于什么好心，而是一种攻心政策，以便让前明官员活见人，死见尸，完全丧失恢复明朝的希望。
没过几天，戏剧性场面出现了。
曾经为孙可望做事而又“婉拒”永历帝职位的前明大臣龚彝（可以温习笔者南明史书中“永历朝廷活曹操”一章），穿着一身明朝大臣服装，命从人抬了满满一桌酒具菜肴，大摇大摆来到永历帝拘押之所，声称要见皇帝。
守卫者当然不让进。
龚彝大叫：“君臣大义，南北皆同。我来见故君，如何相拒！”
吵吵嚷嚷之下，有人报吴三桂。
吴三桂很爽快，立刻下令同意龚彝入见永历帝。
入得都督府大堂，永历帝在严兵看守下被搀扶落座。龚彝的到来实在出乎永历帝意料。想当初永历帝第一次由李定国等人拥入昆明，这位龚彝大庭广众之下自称受“秦王”（孙可望）厚恩，拒不接受任命，当时广遭大臣们谩骂讥评。
“疾风识劲草，板荡见诚臣。”如今，昔日高喊“忠义”的人皆一个不见，唯独龚彝来见，不由得让永历帝百感交集。
龚彝伏地痛哭，行足一套参拜大礼。
然后，他斟满酒，向永历帝跪进酒爵。
永历帝哀不自胜，痛哭之余，表示自己不能饮酒。
永历帝离座，感动之下，接过龚彝的酒爵，满饮三爵。
龚彝再行拜礼。
而后，他忽然大叫一声：“皇上保重，臣先走一步！”
言毕，龚彝快步冲奔，触柱而亡。
事出仓促，永历帝以及周遭的军卫皆不及反应，眼睁睁看着龚彝在他们眼前碎首而死。永历帝急忙跪过去，抚尸大哭，几近昏厥。
这一位龚爷，是他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位明服明冠的纯臣。
此事发生过后不久，又有一些汉八旗中下级军官暗中联结，想劫出永历帝并拥之入陕西再建一国。未几，谋泄，牵连被杀者数千人。
如此，永历帝就成为一块烫手山芋。吴三桂为保险起见，上疏清廷，请求在昆明当地处决永历帝。
刚狠凶戾、心机叵测的吴三桂，为了向清廷表现他的“一腔忠勇”，在行刑方式上，非要把永历和他年仅十二岁的太子斩成两段，使他们身首分离。
最后，连和吴三桂一起作战的满族人爱星阿和宗室贝子卓越罗都心中不忍，劝说：“永历（帝）亦曾为君，给他留个全尸总该不过分。”
这两个满人的话，才保全永历帝在被行刑时有个全尸而死的下场。
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十五日，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榔，被吴三桂以弓弦绞死于昆明篦子坡，时年四十岁。
临刑之际，永历帝默然。他的十二岁太子，年纪虽小，很有风骨，对坐观的吴三桂骂道：“奸贼，我大明朝有哪里对不起你？我父子和你有什么私怨？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此毒手！”
弓弦嘎嘎响，喉结咝咝促。
看着明皇最后的血胤在自己手中终结，吴三桂的脸上，露出一种旁人难以察觉的痛苦神情……
绞死永历及其太子后，吴三桂为向清朝表忠心，下令把永历父子焚尸扬灰，弃骨灰于荒野。
即使有杀父杀子之仇，也不会做出如此绝情寡义之事。而吴三桂这样一个奸贼，真让人难以相信他当初曾“冲冠一怒为红颜”。
明末清初的大名士吴伟业，写有《圆圆曲》一诗，其中妙笔生花，极力铺陈，把“白皙通侯最少年”的青年将军吴三桂和“前身合是采莲人”的美貌歌姬陈圆圆的情事，娓娓道来：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壁车。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唯有泪沾衣。薰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
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白晳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
恨杀军书底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
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专征萧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
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一斛珠连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
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鸟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笔者估计，真能看全这篇长诗的人不多，其中流传最广的也只有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前因后果，当时和现在没有多少有心人真正琢磨。
其实，投降清朝的吴伟业，通过这首长诗，对吴三桂极尽揶揄挖苦之能事，特别是后面四句：“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简直就是神来之笔，诛心之句——吴三桂因一貌美年轻歌妓背父弃君。想当初，石河大战之后，气急败坏的李自成跑到半途，就在秦皇岛范家店虐杀了一直押在军营当人质的吴三桂之父吴襄。可以想象，刚刚损失数十万精兵的大顺军，会怎样怀着刻骨的仇恨，细刀慢剐“伺候”这位吴老爷！逃回北京后，李自成仍旧笼罩在自身败怒狂极的情绪中，把吴三桂全家三十八口寸磔处死。
吴三桂以剃发背国、全家成灰的代价，换来“一代红妆照汗青”！
吴伟业长诗的最后八句是赞语，诗人借此抒发个人感慨。所说的“馆娃宫”，乃当年吴王夫差为西施所建。以昔时吴王夫差和西施“豪华”，比拟吴三桂和陈圆圆——那吴王夫差当初是不得好死啊！而且，长诗最后一句“汉水东南日夜流”，典出李白《江上吟》：“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吴伟业的“东南流”，乃反其词而用其意，读罢让人更感到莫名惆怅和悲哀：功名富贵，肯定是不会长久的……
果然，后来史实证明，吴三桂的功名富贵，最终成灰！
吴伟业于字里行间，刀笔戮入吴三桂的心肺骨髓。为此，有传说吴三桂当时就曾经派人携重金，希望吴伟业日后在作品集中不要刻入此诗，但最终为吴伟业拒绝……
曾经为美女陈圆圆而血性发作的吴三桂，竟然会对明朝旧主后代斩尽杀绝，其人品高下，自然而判！
当时，清廷对吴三桂赞誉非常，毕竟这位平西王能帮助大清底定云贵，统一西南，可谓功莫大焉。于是，康熙元年，清廷以皇帝名义（实为索尼等四辅政大臣拟定）申谕礼部：
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秦、蜀，绥辑滇、黔，抚顺剿逆，茂著勋劳。伪永历朱由榔，以明室遗孽，煽集党羽，妄称尊号，窃据一隅，历年以来，屡烦王师征剿，疆圉弗宁。今王奉命统领满汉大兵，出边进讨，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内进抵缅甸，擒伪永历及其眷属，又降伪巩昌王白文选，并伪官全军。此皆王殚忠奋力，运筹谋略，调度有方，遂使国威远播，逆孽荡平，功莫大焉。
宜加殊礼，以示眷酬。著晋封亲王。应行事宜，尔部察例具奏。
西南俨然旧家国
平西王的惬意生活
作为清朝鹰犬，吴三桂可谓尽心尽力，特别是西南一隅，真正是吴三桂打出来的天下。恩怨尽时方论定。为此，时隔多年之后，作为饱受惊吓的康熙皇帝之孙，乾隆皇帝还比较客观，当他看到清朝史臣修《通鉴辑览》史书言及清初云贵收复历史之时，只言及满洲大将爱星阿的功劳，非常不以为然：
……馆臣以吴三桂为叛臣，不书其擒桂王由榔（永历帝）事，而以属之爱星阿。夫爱星阿固为定西将军领兵，而三桂彼时实为平西大将军，且必应殄灭由榔，三患、二难之议，发自三桂。即后之进兵，檄缅甸、驱李定国、降白文选，皆出自三桂之筹画，其功固不可泯也。
所以，乾隆皇帝亲自下令，指示史臣在《通鉴辑览》中增加吴三桂擒永历帝之事。
自从受命镇守云贵，吴三桂悉心经营，很想把这么一大片神奇的地方作为子孙后代的世守藩地。说句实话，此时的吴三桂，绝无丝毫叛清的心思。当初他亲自缢杀永历帝，就是对清朝的宣誓效忠，表示他“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和态度。
明朝时期，有个在云贵地区传了十二代的“黔国公”沐氏家族；吴三桂呢，很想让自己的吴氏家族也能做清朝的“黔国公”，与国始终。
清朝入关之初，对于吴三桂、尚可喜等人确实也大加许诺，裂土封赏，而且从多尔衮到顺治，确实没有怀疑过吴三桂对清朝的忠诚，也没有“惦记”过吴三桂这块地盘。所以，长期以来，吴三桂把云贵地区是真当自己家里地盘一样来经营的。他大建宫室之余，日复一日积敛财富。同时，从辽东地区一直跟随吴三桂南征北战的数万将士及其家属，也都在云贵地区兴家立业，基本就把云南当作了“故乡”。
吴三桂是一个乃文乃武的人才，和一般头脑简单的武将出身的人当然不同，他很有居安思危的超前思维。早在洪承畴离开云南前，他就曾经向这位明朝时期就是自己上司的师傅问过自固之计。显然，他非常知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大道理”。对于北京清廷，他确实也是“朝乾夕惕”。
清朝最高层的满洲权贵，虽然从皇太极时代就高喊“满汉一体”，但其实他们从来不会对满汉大臣一视同仁，特别是对于雄踞一方并手握军队的汉族将领，满洲贵族内心深处根本放心不下，但是在建国初期，没有这些人的帮助，又不可能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所以，在高爵荣宠的同时，在外汉族镇将，必须留子在京为人质。为此，当时权柄最盛的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人，相继都把儿子“送”到京城“入侍”——吴三桂长子吴应熊，尚可喜长子尚之信，耿继茂（袭其父耿仲明爵位）二子耿昭忠、三子耿聚忠等，都在京城作为人质。说他们是“人质”，但皆锦衣玉食。而且，这些人基本上都娶满洲皇室宗女。作为大清额驸，面子上都挺尊贵的。由此一来，双方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默契，只要一方不动念，应该说处于“双赢”“双安”局面。
对于吴三桂、尚可喜这几个汉族封疆大吏来说，有儿子在京城，虽然有挂念，但等于在北京设立了一个高级“驻京办”。清廷大政，事无巨细，都能够通过子侄辈事先得知。何况，驻派京师的属员、随从都是冰雪聪明之人，他们整日挥金如土，和清朝执政大臣们以及具体办事的官吏们打得火热，不仅朝廷琐细“密事”得以侦知，大政方针也会先人一步报知。所以，身虽处于几千里之遥的边省，对于内廷之事，吴三桂等人不比宫内太监知道得少……
顺治后期，随着清朝初期对内大规模用兵的结束，“狡兔”陆续死，“走狗”各自惊。清廷不敢轻易怠慢几个汉族封疆，吴三桂等人也都小心翼翼，尽量夹着尾巴做人，不敢让朝廷抓住自己的把柄。
无论是多尔衮还是顺治时期，边疆省份一直存在不稳定因素。对于吴三桂等汉族大将，清廷都是表面上竭尽信任不疑，做出一副“明主”姿态。
皇帝不急奴才急。顺治十八年，就有四川川北道的汉官杨素蕴上疏，揭发吴三桂擅权，参劾他随便选任云南官吏；康熙七年，又有甘肃庆阳知府傅弘烈参劾吴三桂，直截了当地说吴三桂“必有异志”。
当时，清廷最高层看到这样的奏疏，不是高兴，反而十分害怕、敏感。第一，当时吴三桂没有丝毫谋逆的意思，参劾他确实是自找多事；第二，即使朝廷有疑，汉人小官也不应如此堂而皇之把这事儿放在台面上，反而会打草惊蛇。所以，经过正当程序的“部议”，清廷竟然认定奏事汉官属于“越职言事”，是诬奏亲王，罪该判斩。所以，作为臣子，太有“预见性”也不是好事，聪明过头可能会掉脑袋。
从小熟读史书的年轻皇帝康熙亲政后，深谙治理之道，对于远边的这几个强大汉人异姓藩王非常关注。在安抚他们的同时，也有条不紊，按照正常程序，一步步在各地调换几个藩王的党羽和心腹，想逐步削弱他们的私人势力。
对吴三桂方面，清廷先后下诏，把云南、贵州总督赵廷臣调任浙江总督，把张勇调为宁夏提督，把王辅臣调为固原提督，把马宁调为山东提督，把吴得功调为湖广提督，把刘进忠调为潮州（今潮安）总兵，把王进功调为福建提督。同时，朝廷把一些和吴三桂没有私人瓜葛的官员调入云贵地区为官。
虽然人员进行了调换，心腹大将逐渐离开了自己的视野，但吴三桂当时并没有特别有所防备，毕竟这些举措都属于朝廷的正常升迁调动。
对于吴三桂手下类似私人武装的“忠勇”和“义勇”两部，清廷也以移镇的方法加以削弱，慢慢减少吴三桂对嫡系部队的控制。
从鳌拜掌权到康熙执政，清廷动作连连，吴三桂逐渐忧虑起来。这时候，他手下有个叫吕黍子的浙江谋士，献计说：“王爷您权尊势重，致使小臣敢于参劾您。不如在昆明营造园亭别墅，多买歌童舞女，日夜欢娱，如此，可免朝廷对您生疑。”
这种招数，史书上记载了不少，按理说不算多高明。因为如果朝廷想找碴儿，这种营建别墅、醉舞狂歌，也是贪腐可罪的事情。但吴三桂想想，还是按照吕黍子所言照做了一阵子，大肆经营田宅，追欢逐乐。
作为敏感人物，你干什么事情，别人都会多想一点。“腐败”一阵子过后，吴三桂又想明白了：想得到朝廷的安心，还是要拿出真格的东西，做出真格的事情——裁军减员，才是最能让朝廷免疑的事情！于是，吴三桂主动上书，自愿裁军，并且要求把自己的“忠勇”五营兵马全部裁去。对此，清廷非常高兴，很快就批复照准。
虽然裁撤了近一万的兵马，但对于吴三桂来说，这不过是个姿态问题，对于自己的基础势力根本构不成损害。由于独霸一方，且西南地大物博，被他隐瞒的兵额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主动裁军好几次，他手下的军事力量依旧非常强大。
康熙皇帝亲政后，似乎对吴三桂的防范开始加码。昔日吴三桂在云贵用人选官，凡有奏请，清廷无不应允；康熙亲政后，吴三桂题补各官，朝廷多不批准。为此，吴三桂的女婿，也是他的重要谋士胡国柱就劝说吴三桂：朝廷已经开始对王爷您生疑，不如以退为进，先自辞对云贵的管理权。
思忖再三，吴三桂同意此议，于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上疏清廷，以“两目昏瞀，精力日减”为由，要求辞职休养。没想到，康熙很快照准，马上同意他的请求，顺便把他在云贵地区选任大小官员的权力也收回吏部。
疑惧之余，吴三桂又试探着上疏，把自己在云贵地区选任武官之权也上缴。朝廷毫不谦让，一并收回。
康熙六年的吴三桂，时年才五十五岁，正是盛壮之年。假装自己眼神不好、精力有限，试探性上疏求退，就被收缴了那么多权力！眼见自己慢慢就要变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闲散王爷，吴三桂当然很恼火。为此，在他授意下，很快就有云贵总督卞三元、云南提督张国柱及贵州提督李本琛三人联合上奏，竭力说服朝廷把权力还给吴三桂。他们表示说，西南大事，只有平西王才能统领。
接到奏疏之后，亲政不久的康熙并没有公开发怒，还特别给云贵三个官员回书，解释说正是因为吴三桂今日精力日减，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才允其所请。不过，云贵属于边疆重镇，但凡遇到军情大事，还是需要吴三桂出面料理。
经过此事，吴三桂和清廷之间涟漪顿起。为了安慰远在昆明的这位平西王，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清廷还给已经是“和硕额驸”的吴应熊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头衔；同时，为了显示三藩同等，清廷给耿仲明的孙子耿聚忠、耿昭忠以及平南王尚可喜第三子尚之隆都加“太子少师”头衔。而后，康熙还派吴应熊亲自赶赴云南去探望父亲，以显示清廷对吴三桂的关怀有加、毫无疑猜。
对此，吴三桂心知肚明，和儿子密谈之后，赶忙差遣他回京，重申自己的吴氏家族对朝廷忠贞不贰。
于是，人在昆明的吴三桂，做出富家翁姿态，没事就和自己的侄子辈、女婿们一起宴饮，射箭游戏。不久，康熙派侍卫吴丹携带弓箭数千副，前往昆明代表皇帝赏赐给吴三桂手下将士。此举，清廷一来收买人心，二来显示出康熙帝对昆明情况的知根知底。
吴三桂也假装特别有面子，陈兵校场，率手下将领接受赏赐，遥向京城谢恩。吴三桂派出不少老弱病残军人上场射箭，几乎无人中耙。康熙派来的卫士吴丹回京之后，把看到的一切都一五一十汇报给皇帝。至此，清廷对吴三桂疑虑稍减。
康熙十一年（1672年），吴三桂六十花甲，在昆明举行大寿庆典。为了体现朝廷对这位老臣的敬重，康熙帝特别派遣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同他的公主爱妻携子吴世璠一同前去昆明给吴三桂祝寿。
儿孙绕膝之际，吴三桂还挺高兴的，认定朝廷当时并没有对他生疑。
自多尔衮时代开始，清廷先后封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四个汉人为王，命令他们携带家将兵卒，前往南方为清朝征剿南明残余势力。待云贵、两广、福建等省渐次平定之后，清廷为了便于镇压，依旧命这几个人率领部属就地驻镇。
当时的汉人四王，并不愿意在这些地方待着。特别是定南王孔有德，本来就是北方人，广西平定后，他多次上疏哀求北归，说自己受不了南方烟瘴气候，成日“骨痛痰涌”的，希望朝廷能够及早让他回北方。
当时的清廷接奏，下诏慰问，但不许他马上归京，因为广西之地依旧不稳定，需要他坐镇。不久，南明大将李定国忽然杀回，把孔有德包围在桂林。兵败城破，孔有德绝望之余，自焚而死，其不到十岁的幼子也在乱中被杀，以至于无人袭爵。由此，孔氏“定南王”一枝凋零，而“四藩”只剩下“三藩”。
比孔有德稍晚，平南王尚可喜在顺治十年也以痰疾为由，上疏清廷，希望回京退休。但清廷依旧没有答应，对他一再挽留，希望尚可喜继续为清廷做贡献。而当时的吴三桂尚在汉中练军，还没有想到引退之事。顺治十四年，吴三桂奉命进军云贵地区。俘杀永历帝之后，率领大军驻镇昆明。彼时，他不仅没有引退之意，还想子子孙孙在西南世袭王爵。
可见，多尔衮、顺治时期，对于汉人三王并无大的疑忌，确实想让他们世守边疆以为藩屏。为此，打着护卫朝廷的旗号，三藩势力也急剧膨胀，逐渐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势态，让北京的权贵感到忧心忡忡。
康熙执政后，当时吴三桂手下兵力表面上是两万，其实有五六万精兵。再加上他在外省的嫡系心腹将领所掌军队，他能掌控的军队数目有二三十万之多。
三藩由于需要养军，每年都要朝廷拨发大量粮饷和军饷，造成附近各省百姓疲敝不堪。而且，除了朝廷专款专用以外，藩王们也各有发财门道。由于在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专制一方，三藩可以自行抽税，开矿贩盐，盘剥当地，甚至组成商船船队到海外走私赚钱。
三藩需索，确实成为清廷沉重的负担。每年多达千百万粮饷和经费，使得当时天下财赋几乎有一半耗于三藩供养，成为清廷非常头痛的一个政治、经济问题。
由于三藩有意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加上顺治到康熙初年清廷对他们的纵容，久握精兵的吴三桂等人内心自然也会膨胀。当然，如果清廷内部多事，或者遇到一位孱主，吴三桂等人也不会主动生事。但自从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开始，十六岁的康熙收逮鳌拜亲政，其注意力肯定开始集中在已经尾大不掉的三藩身上。
从康熙十一年开始，小皇帝特别在意云贵地区平西王吴三桂的动静，在有目的地对云贵地区官员撤换的同时，康熙帝也多方笼络吴三桂手下部属，追叙昔日征缅甸、平云贵之功。仅吴三桂手下，就有一百多将领受封。
康熙大行封赏的目的，就是想让吴三桂部下对朝廷和自己感恩戴德，日后能够怀恩图报。
封赏、提拔吴三桂部将的同时，康熙还以升官为名，把吴三桂的几个心腹大将调离云贵，改派自己信得过的满汉大臣前往当地为官。
一两年间的频繁调动，使吴三桂的人事部署大为改变，也让平西王深感不安。即便如此，康熙对于吴三桂家族之人及其平素依赖的谋士夏国相、方光琛等人并无调动，依旧让他们官居原职，其最终目的，是不想太刺激吴三桂。
酒无好酒，宴无好宴，赏无好赏。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康熙又派一等侍卫吴丹和二等侍卫塞扈立携带大批慰问品前往云南，慰问吴三桂及其部属。为了表示尊崇吴三桂，康熙还特别把自己御用的貂帽、团龙貂裘以及嵌玉束带赐给吴三桂。
无事献殷勤，让此时的吴三桂心怀忐忑，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
也是该有事。就在康熙大张旗鼓赏赐吴三桂等人的一个月后，三藩之一的尚可喜突然自动申请撤藩，希望归老辽东。
尚可喜的奏疏，根本不是假装试探康熙，而是真的想全身而退——当时，尚可喜本人年老多病，尚可喜的长子尚之信怙恶不悛，经常惹祸。怕儿子日后给自己惹出大祸，他就主动上疏，希望能够回到他的老家辽东海州（今辽宁海城市），退养耕牧。
康熙读毕尚可喜奏疏，大喜过望，马上顺水推舟，准备开始全国范围的撤藩行动。
但是，对于当时的清朝来说，撤藩不是换官，而是当时谁都不敢单独做决策的重大政治问题。于是，康熙赶快召集各部阁臣对撤藩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由于当时撤藩只是尚可喜一个人的问题，会议上包括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绝大多数大臣，都同意对尚可喜撤藩，毕竟这位平南王爷是自愿提出撤藩的。
会议之后，康熙下旨，表彰尚可喜情词恳切，能知大体，表示朝廷马上安排他的撤藩问题。但对于尚可喜奏疏中要求儿子尚之信袭爵平南王留镇广州之事，康熙没有答应。而尚可喜心中，当时最讨厌的就是这个长子，希望他能够留在广东一隅，眼不见为净，怕他跟随自己回到北方之后还不消停。
皇帝已经下旨，尚可喜也无可奈何，只能接旨听命，命令手下收拾行装，准备和大批部属一起启程。
康熙断然批准尚可喜撤藩，皇帝对藩镇的态度显而易见。由此，吴三桂、耿精忠两藩自然惶惶不可终日。先前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撤藩的思想准备，也没有主动向朝廷表示过自己要撤藩。如今，皇帝同意尚可喜撤藩，显然就是暗示他们二人也自动撤藩才好。
人在昆明的吴三桂忧急，他在北京当眼线的儿子吴应熊更急，迅速秘密派人飞驰昆明，告知父亲说，为了避免朝廷的疑忌，最好主动写奏疏申请撤藩。
此时的吴三桂，焦虑万分，要他马上离开云贵这块经营了多年的根据地，真难下这个决心。而且，自请撤藩的头筹，都被尚可喜拔了，现在自己写奏疏申请，面子上过不去不说，万一朝廷就坡下驴立刻“恩准”了，到时候咋办呢！而如果假装不知道来拖延，皇帝肯定会越来越怀疑自己。
想来想去，吴三桂还是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他的参谋班子人数很多，能人也不少。大家议来议去，最终还是劝吴三桂：暂时听世子吴应熊的话，先主动表个态，上奏朝廷，申请撤藩，看看朝廷对吴藩的真实态度……
而当吴三桂让幕僚刘玄初替他起草自请撤藩的奏疏时，刘玄初反而劝说他不要这样做。他说：“如果王爷您主动上疏，皇帝正高兴等您表态呢，马上就会准奏，到时候您就更加被动。所以，您不要先给人以口实，自己请求撤藩。”
吴三桂听到刘玄初如此说，也挺不高兴，气哼哼地说：“即使我上疏自请撤藩，皇上也不敢调我走。上疏嘛，不过是我的一种表态，在于消释朝廷对我的怀疑！”
眼见吴三桂如此自负和自信，刘玄初也没话可说，只得替吴三桂写奏疏。康熙十二年七月三日，吴三桂给康熙上奏疏，内容如下：
臣驻镇滇省，臣下官兵、家口，于康熙元年迁移（指从汉中迁云南），至康熙三年迁完。虽家口到滇九载，而臣身在岩疆，已十六年。念臣世受天恩，捐糜难报，惟期尽瘁藩篱，安敢遽请息肩？
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恃鸿慈，冒干天听，请撤安插。（《清圣祖实录》）
做事不能在人后。那边厢靖南王耿精忠马上也给朝廷写奏疏“恳请”撤藩。
接到吴三桂、耿精忠二人自愿撤藩的奏疏，康熙乐得差点跳起来。他们自动要求撤藩，总比朝廷先提要好得多，接下来处理起来也光明正大得多。所以，康熙帝马上表示同意，并且在吴三桂奏疏上朱笔题答，表示嘉奖：
王自归诚以来，克殚忠荩，戮力行间，功绩懋著，镇守岩疆，宣劳岁久。览奏，请撤安插，恭谨可嘉。今云南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搬迁安插，著议政王大臣等，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清圣祖实录》）
康熙作为皇帝，只做原则表态和决定。既然同意撤藩，吴三桂、耿精忠二藩的具体搬迁转移、安插工作，就交给议政王大臣协同户部、兵部共同讨论、落实。
等到康熙真把吴三桂、耿精忠二人自愿撤藩的事情拿到朝廷上商议的时候，大臣们的意见截然相反——其间，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及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赞成撤藩，多数大臣都不赞成。而反对声音最大的，是图海和索额图。这倒不是他们认为撤藩会导致吴三桂、耿精忠造反，而是认为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云贵地区安定无事，如果把吴三桂撤藩后，兵将迁移规模巨大，还需要重新派兵前往镇守。数量如此众多的兵丁往返，迁移安插，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势必骚扰地方，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朝廷应以安静为本，命令吴三桂率其所部继续镇守云南。否则，仅安置吴三桂手下那六七万人在辽东的衣食住行，中央和地方政府就要大费周章。
看到朝廷大臣们的争议如此截然不同，康熙一时间也不好马上决断，就再让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两部以及九卿科道诸臣召开扩大会议，重新讨论，希望这些人最终能够取得一致意见再上奏。
岂料，吵来吵去，大臣们根本没有达成压倒性的一致决定，要求撤藩的和暂缓撤藩的大臣们针锋相对，各持己见，最终还得皇帝决断。
本来康熙内心深处就是要撤藩，如今自己做决断，他肯定还是依据感觉走：撤藩！
事后事实证明，康熙这个决断，在当时完全就是一步臭棋。多尔衮、顺治两位那么精明的人，对于三藩问题都小心翼翼，刚刚亲政的康熙竟然凭借书本上的知识，就贸然做出决断，导致家国几丢！
想当初，多尔衮、顺治和三藩都是互相盟誓过的，清廷一再表示说，认可三藩子孙世袭，永不撤藩。而且，还不是说说而已，都是写入金册里的盟约。康熙帝如今一句话，就把盟约推翻，确实莽撞过头。而且，退一步说，即使康熙帝要撤藩，完全可以把主动申请的尚可喜一藩先撤，再根据发展形势见机行事。清廷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就要等待——吴三桂已经年过花甲，待吴三桂安死床箦，三藩失去了主心骨，到时不用朝廷自己撤藩，吴三桂的儿子辈和他的属下，以及耿精忠的靖南王王府，为了确保自己后半辈子平安，也会哀求朝廷把他们搬离云贵之地和福建。
康熙毕竟年轻，他下令三藩同撤，想来个一次性解决。
而康熙朝的大臣们，也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撤藩事情太大了，即使不担心吴三桂，也要担心三藩撤离后当地留下的政治真空。毕竟残明势力没有全部清除，万一局势不稳，难道还哀求吴三桂、耿精忠率领原班人马重新返回不成？
如果说吴三桂有贰心，根本没有证据。平西王大功赫赫，确实也不能故意抓他的把柄。而且多年来，吴三桂派儿子和谋士在京城抛撒无数金银，和许多大臣私人关系密切，这些人也都暗中偏向吴三桂。所以，清廷廷议之时，大臣们的意见才如此截然相反……
清朝有个文学王爷叫昭梿的，写过一本笔记《啸亭杂录》，记载康熙如何天纵英明，铁下心来就是要撤三藩，并且当时就对大臣们说：
吴（三桂）、尚（可喜）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养疤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
这种记述，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康熙当时还很年轻，根本想不到撤藩会造成三藩造反，更想不到为清朝效力多年的吴三桂会敢于首先发难。
吴三桂的思维，其实属于正常人的正常思维。他估计康熙帝和清廷大臣们一定会挽留他，允许他继续在云贵独当一面。事实证明，吴三桂的估计大致没错，多数大臣都不同意撤藩，特别是撤掉吴三桂的平西王吴藩。
但是，吴三桂低估了康熙的意志。一个年过花甲的持重老臣和一个刚刚亲政的青年皇帝，他们的想法判若云泥。皇帝康熙就是要撤藩，所以，吴三桂上疏自愿撤藩的结果被刘玄初言中。
怀着焦灼和渴望，吴三桂等待着朝廷的批复。如果皇帝驳回自己申请撤藩的奏疏，吴氏家族显然就能够世守云南，起码自己这辈子尽可以安养天年了。但事与愿违，待驿站官员把康熙批准撤藩的命令送达昆明之时，吴三桂当时几乎摔倒在地——皇帝真要撤藩！
关外寒风凛冽，如今这老身子骨，哪里能承受得起呢……多年来的苦心经营，眼看就要付诸东流，吴三桂确实心有不甘。不仅仅是吴三桂不甘心、不高兴，多年来跟随他转战四方的将士和家属更不甘心，更不高兴。家，立在这里；田地，买在这里；宅邸，建在这里——忽然之间，随着平西王藩镇的撤销，这些东西都要马上失去了，能不让人扼腕、发指吗？
如果回到关外，平西王吴三桂的王爷头衔，仅仅是个头衔而已，也就是一个手中没有任何权力的富翁罢了。由此，这些部属政治上的靠山丧失不说，在云贵地区赖以为后世子孙谋取长久利益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将随着撤藩和搬迁、安插而消失无踪。因此，朝廷的撤藩令，对与吴三桂有关联的属下来说，就是一种对他们现有权力和利益赤裸裸的剥夺，让人不能忍受！
对吴三桂来讲，抗拒肯定是一种选择。但是抗拒，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对自己数十年来在清朝所得荣耀的舍弃。为此，吴三桂多日不眠，苦心思虑。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如果吴三桂是尚可喜、孔有德、耿精忠，或许就此急流勇退了。厮杀半生，儿孙又皆有皇族血统，身为皇亲国戚，悠游山林，含饴弄孙，无欲则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吴三桂内心深处，最大的欲望除了在乱世中追求生存外，就是勃勃的权力欲了。
一旦失去了云贵，所有的富贵荣华，全都是虚假的摆设。作为一个王爷，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面对康熙帝的背信弃义，思及自己对清朝得国所做出的贡献，吴三桂的愤怒终于超过了忧虑和迟疑。从家族、下属以及自己有限的未来考虑，就不能这样轻易让朝廷把权力和利益全部剥夺！
………
云贵地区，吴三桂及其部属惶惶不安、愤怒焦灼的时候，北京的康熙皇帝志得意满，不停催促兵部、吏部和户部赶紧做出撤藩的具体规划，趁热打铁，完成有关三藩的安置和回撤任务。
三藩之中，由于吴三桂势力最为重要，康熙还专门选派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傅达礼为钦差大臣，代表自己专程前往云南，并携带自己的亲笔手诏一封交给吴三桂。
这封手诏，与其说是诏命，不如说是一封皇帝给臣下的亲笔感谢信：
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咸赖师武臣力。及海宇宁谧，必振旅班师，俾封疆重臣，优游颐养，赏延奕祀，诚巨典也。
王镇守岩疆，厥功懋焉。但念年齿已高，久驻遐荒，眷怀良切，故允王所请。王其率属北来，慰联眷注，庶几旦夕觏止，君臣偕乐。至一应事宜，已命所司筹庇周详，王至，即有宁宇，无以为念。（《清圣祖实录》）
话说到这个份上，康熙对吴三桂确实也算安慰到家了，基本上就是直言相告：只要你撤藩，先前为我大清立下偌大功劳，必当酬报到老，子孙富贵，君臣共乐，万事大吉！
派出折尔肯等人后，康熙还马上委任宁夏总兵官桑额为云南提督，调陕西总督鄂善为云南总督，并且预发三藩官兵六个月饷银。从官方角度看，可以说是关怀备至，考虑周详。
当时康熙只是想把事情办得圆满，不扰民，不劳兵，却没想到吴三桂会怒而起兵。而从吴三桂本人来说，撤藩令下，想到自己年迈花甲，忽然进退失据，内心还是无限酸楚。而自己长子、长孙都在北京当人质，还没有立刻就下造反的决心。
形势比人强。朝廷撤藩，绝对不仅仅是对吴三桂吴氏家族利益的损害，他属下几万人，群情汹汹，各个激愤——为清朝拼死这么多年，朝廷如此言而无信，说撤就撤，兵将们开始怀念起故明来，心中更加认定清朝最高层忘恩负义，兔死狗烹。
于是，包括吴三桂的侄子辈在内，其亲信将领和谋士们皆激劝吴三桂起兵，并且暗中劝告说，只要能够事先把吴应熊弄回云南，起兵后再不济，吴三桂也能和清朝中分天下；如果束手听命回到辽东，来日清廷找碴儿寻罪，不仅仅是吴三桂，他们都只有跪地挨刀的份儿，任人宰割！
看到军心可用，吴三桂大为高兴。但是，自己本来子嗣就不多，长子长孙又皆在北京，如果贸然起兵，成败不说，谋逆大罪是要诛族的。如果儿孙被清廷处决了，自己即使日后当了真皇帝，帝位又传给谁呢？
吴三桂想到的，他的手下也早想到了。为此，在胡国柱的建议下，吴三桂派出几个心腹，携带大批珍宝，秘密前往北京，在密加贿赂各方人等的同时，竭力劝说吴应熊赶紧回云南。
见到吴三桂派来的密使，吴应熊知道父亲要下手了，一时间内心无比凄惶和迟疑。作为朝廷驸马，他在北京居住多年，留恋禄位不说，最舍不得的是公主老婆和孩子，所以，这位平西王世子日夜哭泣，犹豫不决。
看到平西王世子如此怯懦，吴三桂派去的人知道一时半晌也劝不动他。无可奈何之余，这几个人只得趁吴应熊不备，以诱拐的手段，把吴应熊一个妾生庶子吴世璠匆匆带回了云南。
看到吴世璠安然到达昆明，吴三桂老怀有慰，开始积极考虑起兵。
作为统帅级人物，吴三桂审时度势，并与身边的参谋合议，还是觉得自己起兵之后胜算比较大——第一，多年征战，如果比战斗经验，在当时的清朝，很少有人能和自己比；第二，自己手下将士皆百战精兵，战斗力没有问题；第三，云南地险财富，根据地稳固；第四，不仅仅在云贵地区，外省也有他的党羽和嫡系为官为将；第五，事到如今，清朝那些能征善战的满汉宿将凋零殆尽，没什么军事人才能够和自己角力。何况，当朝皇帝年少，更没有打仗的经验……
待吴三桂主意已定，康熙帝派出的钦差折尔肯一行也抵达昆明。此时的吴三桂，依旧礼敬非常，对待皇帝钦差恭敬加孝敬，表示自己和手下人正在积极准备撤藩搬迁，让折尔肯等人稍待时日。
当时，担心手下将士思想准备不足，吴三桂不敢仓促行事，不得不容忍钦差大臣发号施令。于是，他明面上恭恭敬敬地拜受朝廷的撤藩诏令，暗中加紧策划起兵。
造反和宣布造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手下将领、兵士都知道即将撤藩，于是，吴三桂大摆宴席，摆出一副和手下兄弟喝“断头酒”的架势，先渲染气氛，鼓动情绪。
酒至微醺，吴三桂未言先叹，开始对将士们“掏心窝子”：
“老夫与诸位一起共事快三十年，如今天下太平，我辈已无所用。唉，云贵之地即将远离，回京之后，再迢迢出关，等待我们的不知道是什么呢……今日，与诸位纵欢畅饮，他生有缘，定当再会……”
言至此，吴三桂哽咽在喉，泪星频闪。看到平西王泪洒面颜，须发苍然，在座将士皆悲从中来，不能自已，顿时大放悲声，一时间哀声动地！
“吾辈生死，惟王爷所命！”
就这一顿酒，吴三桂感到内心安稳，知道手下将士可用。接下来就是如何保证顺利起兵的问题。
事情未发，吴三桂就暂时稳住康熙的钦差折尔肯和傅达礼，没事还假装和他们商量行期，暗中却磨磨蹭蹭，借口多多。
平西王毕竟身份尊贵，即使钦差也不敢明催他。为了迷惑清廷，吴三桂还给康熙上疏，假装要求在关外为手下增拨土地。康熙接疏奏还挺高兴，马上照准。
此时的吴三桂，撤藩前“要条件”，其实是麻痹在昆明的钦差和北京的康熙，准备在起兵之时能够实现突然一击，给予清廷最沉重的打击。
既然决定起兵了，肯定要商量起兵的名义问题。清朝在当时的统治基本都已稳定，吴三桂贸然起兵，如果没有正当的名义，那就是谋逆，就是造反。
吴三桂的谋士刘玄初有远见，表示说：“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应该择立明朝皇族后人，奉其为帝，然后东征，如此，各地老臣宿将，定能誓死为前驱！”
对此，吴三桂最为重要的谋士方光琛却有不同意见：“当年王爷出关向多尔衮乞师，和闯贼一战，目的在于为崇祯帝报仇，天下人都能理解；而后，永历帝窜到缅甸，王爷想方设法把他擒杀，当时的行为，已经无法向天下人解释。如今，以王爷的军事实力，恢复明朝不难。但成功之后，我们真能继续让明朝的后人当皇帝吗？先前为时势所迫，王爷不能自始至终当成明朝忠臣。但篦子坡之事，做一次犹可，还能再做第二次吗？”
方光琛所言很重。确实，擒获永历帝并将其缢死于篦子坡，乃吴三桂一生中最大的一个道德污点。现实摆在面前，如果这次起兵拥立明朝后裔，功成之后，是否再干一次篦子坡之事呢？这意思是说，大军起事，利用完了明朝皇帝之后，是否还要把拥立的明朝皇帝第二次弄死呢？
听方光琛此番言语，吴三桂眉头紧锁，沉吟久之。他深知，自己缢死前朝永历帝之事，历史是不能原谅他的。为此，他决心自己单干，不再以恢复明朝为名义。
商议之后，吴三桂自立名号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然后暗地寻找工匠，把此名号铸成一方黄金大印，准备起兵后使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吴三桂派人暗地铸印，又是那么一大块黄金印，这件要紧的事情竟然被云南同知刘昆侦知。刘昆警惕性很高，就赶紧报告给云南按察使李兴元和云南巡抚朱国治。同时，刘昆还建议这两名清廷委任的大僚，赶紧和钦差折尔肯商量，假装联名上疏皇帝延期搬迁。如此，稳住吴三桂之后，朝廷可以派重兵尽速扼守川西、镇远（今贵州镇远）、常德等险要地带，提前做战争准备。
可巧，云南巡抚朱国治派人给康熙写秘密奏疏，在驿站竟然被吴三桂的兵卒截获。
吴三桂得知事情不密，就加紧准备起兵。
十一月十五日，折尔肯、傅达礼作为钦差，和云南巡抚朱国治一起，到平西王王府谒见，商议行期之事。
酒宴之间，吴三桂依旧虚与委蛇，推三阻四。借着点酒劲，朱国治恼火地说：“钦差大人等候已久，如果王爷您无意撤藩搬迁，就先让钦差大人回京复命好了……”
听朱国治如此无礼之言，吴三桂也急了，当时指着这位云南巡抚的鼻子大骂：“鼠辈安敢尔！先前我把明朝天下都给了别人，云南乃我用血汗挣得，你这贪污小奴，还不容我在此地安身吗？”
朱国治也不服，急着和吴三桂争辩。
按理说，朱国治是云南巡抚，应该仰吴三桂鼻息。但朱国治先前从江苏巡抚调到云南之后，曾主动向吴三桂索取重贿，使得吴三桂非常看不起他，双方由此结怨。朱国治呢，有事没事就给清廷写密疏参劾吴三桂。由于京中眼线甚多，吴三桂竟能把朱国治上报的密疏原文抄录下来，再得意扬扬转给朱国治看……
看到平西王和云南巡抚两个人拍桌互骂，钦差折尔肯也尴尬，赶紧调和。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不是言语能摆平的。
折尔肯等人只得告辞。平西王最近动向异常，事情重大，即使是皇帝钦差也不敢做主，于是折尔肯让傅达礼先回京报告。
傅达礼出城没多久，就被吴三桂手下截回，只得回到昆明城。
事已至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吴三桂召集四镇十营总兵马宝、高起隆、刘之复、张足法、王会、王屏藩，以及胡国柱、吴应期、郭壮图等将官、谋士，齐集平西王王府。而后，接到“邀请”之后，云南巡抚朱国治也率其所属官吏奉命而来。
朱国治以为吴三桂回心转意，找自己商量撤藩的事情。结果，入得王府，看到吴三桂全身戎装，一脸怒容，威坐在殿上，当众正式宣布和清朝决裂，并且勒令朱国治和云南府衙的官员投降。
朱国治虽然是个贪官，可造反的事情他还是知道后果的，马上严词拒绝。于是，吴三桂一声令下，朱国治和一些云南当地不降的官员即刻被逮捕，其中包括云南按察使李兴元、云南知府高显辰以及云南同知刘昆等人。
由于痛恨朱国治先前秘密参劾吴三桂，平西王手下的大将胡国柱刚把朱国治押出王府，就和手下把这位云南巡抚乱刀砍死在当地。
这位朱国治，当初在江苏巡抚任上，滥杀无辜，大兴文字狱，大才子金圣叹就是被他杀掉的，其为人在当地民愤极大。为此，当时苏州就有民谣：“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明年国治被国柱歼。”谶谣有时候也很奇怪，当初编造的时候，百姓可能是为了合辙押韵，但日后朱国治在昆明被杀，还真是被一个叫“国柱”的胡国柱所杀。
吴三桂起事之初，为了招徕清朝官员，收买人心，本来不想多杀人。于是他派人把被捕的清朝官员都放了，皆令官复原职，但李兴元、高显辰、刘昆等人依旧不降，只得重新看押起来。至于康熙派去的钦差折尔肯和傅达礼一行人，也被吴三桂派人软禁起来。
于是，年过花甲的吴三桂意气风发，亲临大校场，召集昆明的众将士们训话。
“撤藩令下，行期逼近，朝廷严催，老夫我拖延至今，恐怕得罪。我想了想，诸君还是乖乖走吧，否则，钦差震怒，尔等平白受辱……”
经此一激，在场诸将大怒：“朝廷逼人太甚！”
吴三桂叹息道：“朝廷严命，不能延缓。诸军思之，我们能在云贵安身立命，得享富贵，是谁赐予的呢？”
“都赖王爷您所赐！”诸将异口同声。
“不！”吴三桂忽然卖了一个关子。
他扬脸望天，深沉言道：“今日富贵，乃先朝之力啊。想当初，我受明朝厚恩，效力辽东，但闯贼攻入京城，逼死先帝，我被迫向清朝乞师，以复君父大仇。后来，率领诸君平定云贵，得以在此栖身。所以，我们今日能在此地安享余年，应是先朝余荫！故君陵寝在这里，我们将离开云南，该向他告别啊！”
此番话语讲完，吴三桂手下不少人还愣怔了一下：故君是谁啊？哦，原来是先前被王爷缢死的永历帝啊……
事情紧急，大家也来不及多想，一激之下，都跟着吴三桂上马。
事先，吴三桂已经派人秘密赶工，给永历帝重修了没有尸身的“陵寝”。这个工程，目的只有一个：起兵之时，当成吴三桂激励誓师动员的场所！
到达目的地之后，群情更加激愤，于是复发易服，高呼反清口号。
骑在马上，豪气顿生。吴三桂宣布，他自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建国号“大周”，以明年为大周元年。
接着，吴三桂换了一身孝服，跪倒在永历陵前，亲自酹酒祭祀，而后失声痛哭，近乎晕厥。
作为大奸之人，吴三桂难道表演技能如此逼真？入戏如此之快？其实，他也不全然是表演。吴三桂的眼泪，与其说是为被他缢死的永历帝所洒，不如说是为自己而悲——戎马生涯几十年，杀戮了无数同胞才换来血染的红顶子，忽然一天，又要重新归零，从头来过，再一次背叛他半生为之浴血奋战的清朝……思前想后，确实让他心如刀割！
看到平西王哭得如此悲痛，三军将士也大放悲声。本来就内心痛恨朝廷不守承诺撤藩，随着王爷眼泪的抛洒，将士们情绪激愤——多少年来，满人一直压制汉人。如今，朝廷又逼反平西王，能不心怀愤慨，拼死一战？
当然，如果换成别的明朝大将进行这番激励，将士们复仇的情绪可能会更激烈。但是，这种拜祭永历帝陵寝的举动，确实如同演戏。过后冷静思之：多年之前，永历帝不是被平西王爷亲自缢死的吗？如今，怎么又成了要为永历帝报仇了呢？更何况，王爷跪拜祭祀永历帝，但他自己又要建立“大周”！这“大周”，和“大明”又有什么关系呢……
疑问归疑问，情感发酵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反正，事已至此，也只能跟着王爷造反了。于是，将士们各怀心腹事，随吴三桂到达昆明郊外校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
随着鼓角齐鸣，云南各镇将士整队入场。万马军中，白发苍髯的吴三桂全身披挂，飞身上马，在疾驰中手发三矢，矢矢中的。
见吴三桂年过花甲依旧如此神勇，三军欢呼雷动。
吴三桂如此表演，效果惊人。为此，将士们真心相信，平西王老当益壮，肯定能够率领他们平灭清朝天下。到那时候，全中国都将是平西王和自己人的天下！
为师出有名，讨清檄文是绝对需要的。吴三桂手下文人不少，早就精心准备，多次润色，最终出炉一份大义凛然的檄文：
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告天下文武官吏军民人等知悉：
本镇深叨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众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惨矣，东宫定藩之颠踣！文武瓦解，六宫恣乱，宗庙瞬息丘墟，生灵流离涂炭，臣民侧目，莫可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勤王讨贼，伤哉，国运夫曷可言！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清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
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警惕者，盖三十年矣！
兹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吏酷官贪，水惨山悲，妇号子泣，以至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崩土震，地怨于下；鬻官卖爵，仕怨于朝；苛政横行，民怨于乡；关税重征，商怨于涂；徭役频兴，工怨于肆。
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襄义举，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奉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宝，建元周启，檄示布闻，告庙兴师，克期进发。
移会总统兵马上将耿（精忠）、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郑（经），调集水陆官兵三百六十万员，直捣燕山。长驱潞水，出铜驼于荆棘，奠玉灼于金汤，义旗一举，响应万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愤。振我神武，剪彼嚣氛，宏启中兴之略；踊跃风雷，建划万全之策，啸歌雨露；倘能洞悉时宜，望风归顺，则草木不损，鸡犬无惊；敢有背顺从逆，恋目前之私恩，忘中原之故主，据险扼隘，抗我王师，即督铁骑亲征，蹈巢覆穴，老稚不留，男女皆诛；若有生儒，精谙兵法，奋拔岩谷，不妨献策军前，以佐股肱，自当量材优擢，无靳高爵厚封。其各省官员，果有洁己爱民、清廉素著者，仍留仕所。催征粮谷，封贮仓库，印信册籍，赉解军前。
其有未尽事，宜另颁条约，各宜凛遵告诫，毋致血染刃头，本镇幸甚，天下幸甚！
以吴三桂名义发派全国的这篇讨清檄文，文采飞扬，气势宏大，确为文士精心大作。但是，如果细看内容，文中不实之词太多，粉饰机心，掩人耳目，竟然说自己委曲求全三十年是处心积虑为了替明朝报仇，全然不提当初缢死永历帝的目的何在。
最让人起疑的，是他提到自己一直奉养明朝“三太子”，志在恢复明朝——哪里有明朝“三太子”在吴三桂手里啊？何况，改易年号，自称“大周”，何来复明，也是矛盾频出。
当然，檄文本来就是攻心用的宣传单。既然清朝干了那么多坏事，天怨神怒，吴三桂就要拯万民于水火了。为了恐吓，他在檄文中还自称有兵三百六十万，更是痴人妄语了。
和日后太平天国杨秀清檄文不同，吴三桂这道檄文在三藩被平灭后，任何清官方或私人著述中都遍寻不到。清朝官方史书中只说吴三桂发“伪檄”，但没有任何内容记载。这是因为，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高压统治和文字狱，上百万份的吴三桂檄文，基本毁灭殆尽。尤其是吴三桂檄文中对清朝多怒骂，又涉及多尔衮时代诸多清廷忌讳的史实，所以清廷竭尽全力要销毁这份檄文。到了乾隆时代，还有夏邑生员段昌绪因为家里藏有吴三桂檄文而遭全家论斩的。所以，这份文件能够流传至今，确实很不容易。
吴三桂初起，檄文四出，贵州、四川、湖南、陕西等省他先前的手下纷纷思变，接连起兵响应。
云南就不用说了，一声令下，除了按察使李兴元、云南知府高显辰、同知刘昆等人宁死不降以外，在云南的清廷官吏大多投降应叛，诸如云南提督张国柱、永北总兵官杜辉、鹤庆总兵柯泽、布政使崔之瑛、提学道国昌等大批汉官汉将，马上响应。他们纷纷接受吴三桂任命，成为“大周”之臣。
造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云南马上全境平定，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接下来，要和清朝争天下，那可是件非常复杂的大事。
吴三桂马上布置军事，命官选将。在他的军事设置中，首先设金吾前后左右四将军，这就是他的禁卫军和指挥中枢了；其次设左右两翼将军，以下再设左右两掖将军、铁骑前后左右将军、骁骑前后左右将军；接下来申明名号，有奋威、仁威、亲威、建威、龙威、绥远、怀远、广武、勇略等将军；最后就是各路总管，设立征朔、讨朔、覆朔、灭朔、殄朔、破朔、剿朔、靖朔八大将军——在各个“将军”之前冠以如此响亮的名号，有那么多“朔”号将军，都是针对清朝而设的。“朔”者，就是代指起于东北的满洲八旗，此字之前冠以“征、灭、殄、覆、破、剿、讨、靖”，深刻表达了吴三桂要彻底消灭清朝的决心！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吴三桂下令大军北伐。起兵之时，吴三桂军队所执战旗皆为白色，步骑兵头上所戴的帽盔也都是白毡包裹，意即为南明永历帝挂孝。
于是，这支白色大军，气势汹汹，满怀悲壮，直向清朝统治区域杀去……
吴三桂起兵，清朝上下起先对此一无所知。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本来差往贵州为吴三桂搬迁备办所需夫役粮草的兵部郎中党务礼和户都员外萨穆哈二人，万分紧急地疾驰到北京兵部衙门。由于日夜兼程，二人下马差点摔死，一时气厥，皆口不能言。良久，党务礼说出了骇人心魄的一句话：
“吴三桂反了！”
原来，党务礼、萨穆哈等人奉命至贵州为吴三桂搬迁服务。结果，当时云贵总督甘文焜刚刚截获贵州提督李本琛约请贵州巡抚曹申吉共同参与吴三桂起事的密信。乍看密信，甘文焜魂飞魄散，就马上告诉党务礼等人，让他们即刻回北京报告朝廷。
党务礼等人有命逃回京城，但云贵总督甘文焜就没那么好命了。他未及逃窜，吴三桂已经逼近。眼见情急，甘文焜马上命令自己的姬妾同府中七名妇女亲属自缢吊死。然后，他带着四儿子甘国城率十余名亲兵骑马狂逃，想到镇远之后召集湖北清军扼守险隘，堵住吴三桂大军，使之不得出贵州。
结果，甘文焜千辛万苦驰至镇远，守城副将已经投降了吴三桂。无奈，他只好渡河接着逃跑。到吉祥寺歇息之际，镇远兵士忽然赶到，把一行人包围在寺内。
甘文焜自忖无命逃出，父子决心自杀。甘国城请求先死，夺下父亲手中刀就猛砍自己脖子，临倒地，他还能把刀还给他父亲。甘文焜经此刺激，也提刀自刎……（《清史稿·甘文焜传》）
由于《清史稿》是清朝遗老所撰，竭力描写甘氏父子的“壮烈”。事实上，即使他们不自刎，清法严酷，一旦事情有变，封疆大臣如果不死当地，活着回到京师也难逃死罪；而且，甘文焜如果不死向吴三桂投降，留在京城的家属也会被清廷杀戮无遗。
吴三桂起兵云南，甘文焜父子自杀，消息传来，京城举朝震惊。
事起仓促，本来就年轻的康熙也是惊骇异常，只得马上召集大臣们开会商议对策。大臣们想到的不是如何拒敌和平叛，而是互相再次大吵大辩，从前反对撤藩的大臣们终于找到理由，纷纷要求责罚那些主撤的大臣。大学士索额图甚至愤然出班，要求康熙下诏处死先前那些主撤的大臣。
听索额图此语，康熙气得不行，还不好马上发作，只得和稀泥说：“撤藩出自朕意，他人何罪？”（《清史稿·明珠传》）
这个时候了，对于康熙君臣来说，最要紧的不是讨论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要讨论如何平灭吴三桂的问题。
不过，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和清朝高压政策确实厉害。本来撤藩是清朝兔死狗烹的把戏，结果吴三桂没能束手就烹，忽然起兵，闹得大清朝鸡犬不宁。本来这一场因为清朝高层莽撞而引发的国内战争，事后被粉饰涂抹，拔高成“明君”康熙皇帝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这种说法，确实就是清朝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后才能得出的结论——从来也没听谁说过刘邦杀韩信、烹彭越是维护国家统一的！
未将剩勇逞过江
吴三桂的由盛而衰
吴三桂反了！
惶骇之余，康熙朝廷最终还是冷静下来，进行了一系列部署。首先，派出兵马，迅速分守战略要地。由于广西与贵州紧邻，康熙马上任命一直驻防广西的已故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为“抚蛮将军”，在当地统兵固守。其次，命令西安将军瓦尔喀进兵四川。由于四川、云南接壤，派出军将扼守巴蜀门户，乃关键布置。再次，派出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领满洲八旗和部分汉将赶赴荆州。最后，在山东兖州和山西太原分别集结大批部队，随时准备调遣或应援邻近地区。
军事措施发布之后，康熙同时颁布战时政治措施：
第一，马上向各重要军镇通报吴三桂反叛之事，对各地文臣武将力加安抚、鼓励。特别是对于控驭西北边疆的陕西省，康熙尤为重视，向陕西总督哈占和提督张勇、王辅臣发去紧急谕旨，要他们齐心协力，捍御边疆，绥辑军民。第二，对于昔日吴三桂属下文武官员，无论是在职或者闲着的，虽有父子兄弟现在云南吴三桂麾下，概不株连治罪，以安其心。第三，为防止吴氏家族内外沟通，康熙下旨将吴三桂长子吴应熊暂行拘禁。第四，下令停撤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两藩。
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熙正式下诏，削除吴三桂平西王王爵，并以中央政府名义向云贵文武官员、军民等发布通告：
逆贼吴三桂，穷蹙来归，我世祖章皇帝（顺治）念其输款投诚，授之军旅，赐封王爵，盟勒山河，其所属将弁崇阶世职，恩赉有加，开阃滇南，倾心倚任。迨及朕躬，特隆异数，晋爵亲王，重寄于城，实托心膂，殊恩优礼，振古所无。讵意吴三桂，性类穷奇，中怀狙诈，宠极生骄，阴图不轨，于本年七月内，自请搬移。朕以吴三桂出于诚心，且念其年齿衰迈，师徒远戍已久，遂允奏请，令其休息，乃敕所司安插周至，务使得所。又特遣大臣前往，宣谕朕怀。朕之待吴三桂，可谓礼隆情至，蔑以加矣。
近览川湖总督蔡毓荣等疏称，吴三桂径行反叛，背累朝豢养之恩，逞一旦鸱张之势，横行凶逆，涂炭生灵，理法难容，神人共愤。今削其爵，特遣宁南靖寇大将军统领劲旅，前往扑灭，兵威所至，克期荡平。但念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贼境，或心存忠义，不能自拔；或被贼驱迫，怀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朕心甚为不忍。爰颁敕旨，通行晓谕，尔等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子兄弟亲族人等，见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毋怀疑虑，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尔等皆朕之赤子，忠孝天性，人孰无之！从逆从顺，吉凶判然，各宜审度，勿贻后悔。地方官即广为宣布遵行。（《清圣祖实录》）
此篇谕旨一发，就表明了朝廷同吴三桂毫不妥协的立场和原则。其中最关键的，在于把吴三桂清初对清军的迎降，从“归诚向化”定性为心怀叵测的“穷蹙来归”，完全勾销了吴三桂先前为清朝夺取全国政权所立下的犬马功劳！而且，谕旨之中，康熙以皇帝口吻，道出了他内心对吴三桂的痛恨，并且公开悬赏要吴三桂和他核心成员的首级。
可见，康熙帝亲政不久忽遭如此大祸，内心对吴三桂的仇恨和惧怕程度，超出常人的想象。后来，三藩平定，康熙执政的余年中，吴三桂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成为康熙帝后怕不已的梦魇般回忆……
从清廷停撤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两藩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康熙当时是多么无奈。本来三藩同撤是他的基本国策，没有想到，如此决定竟然会引起这么大的祸端。显然，康熙帝事先对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反应完全估计不足。由此，全国性的大内战，忽然而起。
当时，暂时免撤两藩，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果坚持撤二藩，福建、广东两地，当地又有谁马上出兵替清朝来防卫呢！
而且，康熙当时对广西将军孙延龄的“厚爱”，也体现了这位清朝皇帝的机心。孙延龄原是定南王孔有德属下一个无名小卒，后来被孔有德赏识，把自己独生女儿孔四贞嫁给了他。可那孙延龄出身卑微，无德无才，为朝野所轻视，又曾经擅自杀人犯法，已遭到朝廷内外诸臣攻击。康熙原本想撤换他，但由于吴三桂的威胁，康熙只得忽然“重用”孙延龄。
虽然诏旨频发，全国动员，但清廷还是阻止不了吴三桂大军前进的步伐。吴三桂起事造成的影响迅速扩大，自南而北，汹涌而来。
吴三桂起兵后，近乎兵不血刃，就把云南相邻的贵州拿了下来。当时，吴三桂把亲信胡国柱留镇云南，自率诸将大军径取贵州，并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驰至贵阳，其爱将马宝前驱入城。未做任何抵挡，贵州提督李本琛就跪于马前迎降。
李本琛是甘肃西宁人，乃明朝抗清的总兵官高杰外甥。这个人最初在洪承畴手下做明军的中下级军官；明亡后，他在南明的弘光政权中官升总兵，在舅舅高杰手下做事；后来，高杰被李定国所杀，紧接着清朝亲王多铎南征，李本琛就率部下十余万人降清，并以原官随清军渡江，协助清军杀人无数；江南平定后，他在顺治十年随洪承畴再次南下，协助其为清朝经略五省；顺治十四年，跟随洪承畴取贵州；顺治十六年，得授贵州提督，特加太子太保衔；吴三桂任云贵总管后，两人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先前吴三桂上疏辞去总管时，他还上疏盛陈吴三桂功绩，请求朝廷继续留任这位平西王。
李本琛本人就是清廷在贵州的最高军事长官，他投向吴三桂，意味着贵州全省全部倒戈。为此，吴三桂大喜，马上封他为“贵州总管大将军”。
1674年（康熙十三年）元旦，吴三桂正式称“周王”，改元“利用”；同时宣布废除康熙制钱，自铸货币，名为“利用通宝”。
看到吴三桂自立“周”朝，不少儒生和谋士就劝他应该奉明朝为正朔。
推算起来，清军1644年入关，到吴三桂叛清，正好三十年；而如果从永历帝被擒杀、南明覆亡开始算，才有十多年时间，明朝遗民许多人还健在。即使明朝灭亡时期及冠的成年人，到此时也都还是盛壮之年，这些人肯定对明朝怀有留恋之情，他们复明的愿望依旧强烈。而且，对于绝大多数清朝普通百姓来说，即使出于汉民族最简单的自尊心，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多年来横征暴敛、杀戮无数的异族政权统治。所以，吴三桂一旦打出复明大旗，肯定号召力非凡。
但对于吴三桂集团的军人和谋臣来说，明朝的符号没有多少吸引力。当初连南明的永历帝都遭到吴氏集团擒杀，如今再抬出明朝旗号，日后如果真的夺取了全国政权，哪里还能以前明忠臣自居呢？而且，如果没有明朝的负累，跟随吴三桂开国成功，平西王也就是至尊皇帝，水涨船高，他的属下自然都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勋臣！
特别是吴三桂的左膀右臂方光琛和胡国柱，坚决反对扶立明朝后裔。当时，铁蹄纷纷，捷报连连，吴三桂更加自负，索性不再大张旗鼓宣布复明的理念，因此大伤前明士大夫之心。在这种情况下，人在徽州的谢四新写诗给吴三桂，痛斥他这一生的斑斑恶迹，不愿意和他这个终生叛逆的巨奸合作。
云贵两省唾手而得，吴三桂顿时膨胀，毫不迟疑，自率主力北上。他派出马宝、吴国柱等人由贵州进逼湖南；派王屏藩进川，再逼陕西。
马宝所部吴军所向披靡，大军经镇远进入湖南境内，在三个月时间内，接连攻陷沅州、常德、辰州（今沅陵）、长沙、岳州、衡州等战略重镇。清军处处无备，望风而逃，吴三桂大军“五千里无只骑拦截”。
吴军所经之地，清朝的诸府州县将吏，非逃即降。特别是湖南绿旗官兵，纷纷投降。
吴军在湖南大胜的消息传开之后，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民间对清朝统治压抑了许久的仇恨逐渐爆发……
对于清朝君臣来说，最让他们感到胆寒的是四川的局势。
吴三桂刚起兵，由于四川与云南接壤，康熙马上调当时驻守西安的将军瓦尔喀火速进川。但是，未等清朝援军赶到四川，四川提督郑蛟麟与川北总兵官谭弘已经合谋向吴三桂投降。
郑蛟麟原本也是明将，在清入关前的松山大战之后就败降清朝，后来官至四川提督。吴三桂起事后，对这位郑爷的即时投降大喜，马上封郑蛟麟为“总督将军”，封谭弘为“川北将军”。
这边谭、郑降吴，清朝四川巡抚罗森和总兵官吴之茂也不怠慢，马上也打起白旗，宣布投降吴三桂。至此，四川全省归附吴三桂。
由于四川总兵官吴之茂对外扬言要配合吴三桂作战，出汉中，下夔州，使得清朝的局势顿时岌岌可危。
吴三桂起兵的动静确实太大了，不仅烽烟四起，即使清朝的政治中心北京，也不断有密谋事件发生，使得清朝统治险象环生。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入京师，立刻引起骚动。很快就有一个叫杨起隆的人自称是“朱三太子”（明崇祯皇帝的第三子），秘密组织起事，马上吸引了很多人参与。由于当时清朝全力关注南方兵事，杨起隆就和部众相约，择日在京城内外同时放火，聚众杀人，趁机一举推翻清朝统治。当时参加者，大都是城内满族贵族各官的家奴，经过私下串联，人数多达一千余人（甚至上万人）。
由于郎廷枢家奴“黄裁缝”酒醉泄密，清廷事先侦知此事并进行镇压。清军关闭城门后严行搜查，最终捕获数百人，但主谋杨起隆却跑掉了。
为此，不仅城内百姓惊恐，康熙也感到十分后怕，在他亲自过问下，最终把黄裁缝等二百余人按“谋反律”判处凌迟死罪，诛三族。根据《清圣祖实录》，如果谋逆族诛，这些犯人的亲属，自祖父以下，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还有叔伯兄弟之子，凡男性年十六岁以上者，都处以斩刑；男十五岁以下，以及“本犯”母女妻妾姊妹及财产，都要被收逮入官。
康熙假仁慈，经他亲笔勾决，只判处黄裁缝等九人凌迟处死，其余一百九十四人“宽大”处理，改为斩头处决！
杨起隆案件被破获后四个月，康熙十三年四月初，清朝的河北总兵官蔡禄暗中联合襄阳总兵官杨来嘉密谋起事，准备响应吴三桂。蔡禄与杨来嘉原来都是郑成功的裨将。郑成功去世后，他们率部投降清朝。如今，眼看吴三桂军力强大，他们就准备随之起事。对此，康熙不敢怠慢，马上派遣内大臣阿密达率领禁卫军即刻赶往蔡禄驻防地怀庆（今河南沁阳），将蔡禄父子及同谋者逮捕，而后押解北京审问。
擒杀蔡禄父子，不仅保证了清朝后院的安定，也使得清朝在畿辅地区逐步加强了戒备，并加快了对吴应熊的处理。吴三桂造反多时，其子吴应熊依旧活在京城，终究是个大隐患。不久，清朝兵部尚书王熙又上奏疏，恳请康熙皇帝诛杀吴三桂“逆子”。
如在平时，谁也不敢上疏劾奏吴应熊。从辈分上说，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乃康熙亲姑父，属于清朝皇室直系亲属。先前之所以留吴应熊一命，康熙帝倒不是出于亲戚考虑，而是想以吴应熊为筹码，看是否有招降吴三桂的可能性。
于是，康熙特下谕旨，准备处决这位亲姑父。由于姑姑求情，加上吴应熊确实一直不同意父亲反清，康熙心一“软”，也“宽大”处理了吴三桂长子吴应熊和长孙吴世霖——由凌迟改成绳索绞死。除吴应熊和公主所生的吴世霖之外，还有妾生儿子多人，都是刚刚会走路的娃娃，后被康熙罚为阉奴。
但凡读过金庸《鹿鼎记》的人，都对吴应熊这个人物有印象，几乎就是被主人公韦小宝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笑料人物。韦小宝第一次与吴应熊相遇，就以无赖耍滑，狠狠敲诈了他一笔。后来在平西王府，更是串通公主将他阉割，然后挟持其回京给清廷作为人质……
真实历史中的吴应熊，是个软弱的美男子，和他的公主老婆关系特别好，最终成为父亲吴三桂和皇帝康熙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吴三桂起兵之初，当然曾经认真考虑过儿孙的安危，还派人到京城劝说过吴应熊尽速返回昆明。可惜，当初吴应熊沉湎于妻儿天伦之乐中。而吴三桂呢，属下把吴应熊一个庶子偷运回昆明后，其心稍安。内心深处，他也认为无论如何康熙不敢在北京对自己儿孙动手，没想到康熙帝做事能够如此狠绝。
清廷绞死吴应熊、吴世霖父子，乃公告全国的大事，吴三桂马上得知消息，禁不住老泪纵横。
无论如何，“开弓没有回头箭”。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
仅仅三个多月，吴三桂所点燃的烽火，已经烧到了滇、黔、楚、蜀四省。很快，福建、江西、浙江、广东、陕西等省或地区，也相继向吴三桂投降。
这次军事、政治危机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几乎超出了清廷的承受能力！
以往说起“三藩之乱”，说起吴三桂起兵，都强调的是康熙多么英明神武，清廷多么迅速地平叛。其实，三藩起事时间长达八年，而且，吴三桂起事，绝非仅仅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裹胁军民百姓那么简单。回顾三藩起事的过程，全国响应吴三桂的，几乎都是各地的汉人，既包括昔日明朝降将以及南明残余势力，也包括从前李自成、张献忠和郑成功余部的汉军，各地百姓，也有许多人踊跃加入。所有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表明——入关已经三十年的清朝统治者，由于多年盘剥和疑忌，依旧不得人心。所以，吴三桂登高一呼，才有那么多人群起响应。
积极参与吴三桂的军事行动，乃汉人百姓对清朝统治愤怒的集体爆发。虽然吴三桂起事过程中裹胁了不少汉人参与，但从民心角度而言，根源于清朝多年来的残酷统治和横征暴敛。而许多明朝遗民的初衷，也和吴三桂一己之私完全无关，他们所关注的只有复明大业和汉民族的衣冠恢复。
此时更让清廷和康熙帝感到万蚁上身的，是广西的孙延龄也宣布投靠吴三桂了！
作为孔有德女婿的孙延龄，娶了每年俸禄等同清朝郡王的孔四贞。这样一个清廷待之恩德甚厚的封疆大吏，竟然因为同僚王永年揭发他跋扈不法而怀恨在心。康熙十三年二月，当吴三桂派其从孙吴世琮来攻粤西之时，孙延龄连抵抗都没有，即刻宣布投降。随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掉了素不相和的老同事王永年。而后，他又派兵包围了广西巡抚马雄镇衙署，活捉了马雄镇。
孙延龄起兵的目的在于报私怨私仇，并能够割据广西。所以，他一方面接受吴三桂的任命，另一方面依旧给康熙上疏，辩解说自己是因为部下都统王永年等人想“谋害”自己而起兵。
康熙当然不信，马上命令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和两广总督金光祖、广西提督马雄三人会商，派他们率领官兵去平灭孙延龄。
孙延龄叛清之时，广西提督马雄并未从叛，他和孙延龄本来关系就紧张。为此，当孙延龄派人前往柳州招诱马雄时，遭到严词拒绝。孙延龄大怒，自己率兵进攻马雄，结果反被马雄击败。但随着吴三桂大军进入广西，马雄所部感到难以抵抗，只得答应投降。当时马雄投降有个条件，只降平西王，不降孙延龄。
吴三桂听得勇将马雄来降，大喜，立授马雄为“怀宁公”。至此，各怀鬼胎的孙延龄和马雄，同在吴三桂麾下称臣。
相比马雄，吴三桂内心深处对孙延龄还是放心不下。后来，随着战争的深入，知道孙延龄依旧和清廷暗中来往之后，吴三桂就密令吴世琮尽快赶赴桂林，解决掉孙延龄。
当时，吴世琮率领大军到桂林附近之后，并没有进城，名义上是过来请孙延龄吃饭，调解他和马雄之间矛盾的。孙延龄不知内情，自以为乃吴三桂“大周”新贵，就没带随从，出城热烈欢迎吴世琮。
刚一见面，客气寒暄了几句，吴世琮抽出宝剑，一下子将孙延龄杀于马下。
虽然杀了孙延龄，但吴世琮对孔四贞很客气，不仅没有杀害这位清朝公主级的人物，还派人把她和有关亲属都护送到昆明加以善待。而后，吴世琮派手下留守桂林，而孙延龄原有部众，仍由孙延龄老丈人孔有德的旧将统管。
吴世琮进入桂林后，很快就召见先前被孙延龄监禁时间不短的广西巡抚马雄镇，传达吴三桂对他的招降之意，却遭到严词拒绝。吴世琮不死心，办置了一席丰盛的酒宴，准备和这位马巡抚把酒言欢。马雄镇挺倔，一抬手把酒席掀翻，汤汁饭菜弄了吴世琮一身。
吴世琮大怒，派人把马雄镇两个小儿子牵来，当着马雄镇的面，依次斩杀，又杀其家仆数人。
眼见爱子死于面前，马雄镇一声牛吼，赤手空拳对白刃，朝着吴世琮的士兵冲去，即刻被众人当场砍死。
而在巡抚宅邸，得知丈夫和两个儿子被杀的消息，马雄镇的妻子李氏非常冷静，开始监督宅中女眷按照顺序自杀。
第一个上吊的，是马雄镇儿媳董夫人。随后，马雄镇儿子马世济的妾苗氏、马雄镇两个未成年的幼女二姐儿和五姐儿以及马雄镇的两个妾顾氏和刘氏，一个接一个自缢身亡。接着，家中十八个女仆也相继上吊。
看着排列在地上的二十四具女尸，李氏面朝北京三拜九叩之后，把自己也挂到了房梁上……
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发生在1677年11月6日晚。而近六十年前，马雄镇的祖父马与进，当时是明朝在辽阳城的一个小学官——辽阳训导。努尔哈赤的后金军队攻占辽阳，马家妇女听到马与进被杀消息后，他的妻子赵氏，当时为了殉夫兼殉国，也是当夜监督全家老小以及女仆四十多人集体自杀。结果第二天，马与进却活着回来了。不仅他本人向后金投降，他那个作为明朝生员的儿子马鸣佩也投降了，日后还成为皇太极一朝的得力重臣。
马氏三代男人，世世代代食大明俸禄二百多年，结果前两代男人在辽东降清，第三代男人马雄镇才吃了清朝三十年俸禄，摇身一变，倒成了宁死不屈的大清忠臣，真让人感慨万千。
当初努尔哈赤后金政权极其残忍，在辽东地区每攻克一地，杀人强奸，无恶不作，赵氏率领全家女人殉死，确实还有些道理。吴三桂政权和清朝是敌对方，即使杀掉了马雄镇父子，对马家妇女肯定不会像满洲贵族对待俘虏那样残忍和淫毒。退一步说，马家女人殉死，毕竟有个名分，但马家十八个年轻女仆何辜，竟然也被逼迫上吊，确实骇人听闻。
不过，马雄镇家族这种“悲壮”，成为清廷宣扬大清忠烈的极好样板。为此，康熙帝对马氏家族大肆褒奖，追赐马雄镇太子少保和兵部尚书之职，赐谥“文毅”，还授予先前有命逃出的马雄镇长子马世济为大理寺少卿。而那位监督家人自杀的李夫人，被朝廷荣赐诰命。
日后，为了大肆铺陈忠于清朝的思想，御用文人蒋士铨还写了一出大戏《桂林霜》。此剧在乾隆年间流传很广，内容就是放大歌颂马家对大清的忠贞不贰。在清朝这出样板大戏最后一段中，作者还让昔日那些自杀于辽阳的马氏家族女子阴魂在来世得以和桂林自杀的马氏女“英烈”们重聚——五十多年前，马氏家族妇女还都是纯粹汉人装束，而桂林自杀的女人都是汉军旗人。我们感到好奇的是：这两拨人在舞台之上，又该如何穿着打扮表现呢？
清朝“大忠臣”马雄镇死了，虽然使得清廷获得了一个宣传样板，但广西实实在在丢了。由此，吴三桂基本在西南再无后顾之忧，遂倾力攻打湖南。
吴三桂发动叛乱之初，清廷主要关注湖南、四川、陕西、江西诸省。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杭州将军图喇派人急报：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和福建巡抚刘秉政一起宣布倒向吴三桂，而忠于清廷的福建总督范承谟被幽禁。
耿精忠乃耿继茂长子，耿仲明长孙，其本人和吴应熊一样，也是和硕额驸，娶肃亲王豪格的女儿为妻。所以，论亲戚，康熙还是耿精忠叔伯内弟。康熙十二年，耿精忠听说平南王尚可喜自愿撤藩回辽东，他也被迫请求撤藩。吴三桂起兵后，清廷宣布停撤平南与靖南两藩，耿精忠依旧留镇福建。
由于撤藩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吴三桂积极拉拢和劝说下，耿精忠都没多想，就在福州宣布反清，其属下诸将官都随他一起反清，地方文官大多投降。其间，唯有福建总督范承谟坚拒不降。
范承谟不降，也是有原因的，他是范文程次子，和清贵族的关系太深太厚。为此，耿精忠只得把范承谟连同他家属、随从五十多人都幽禁起来。
耿精忠反清后，为了比吴三桂低一小格儿，自称“总统天下兵马上将军”，并且在福建地区自铸钱币，名曰“裕民通宝”。
耿精忠造反，使得清廷雪上加霜，也出乎康熙帝的意料。恨极之余，清廷马上发布告示，削夺耿精忠王爵，视为叛逆。
叛逆不叛逆的，耿精忠这时肯定不在乎。他积极配合吴三桂，主攻邻近的江西、浙江两省清军，并且和广东潮州总兵官刘进忠联络，派刘进忠煽乱广东、广西，还遣使渡海，联合台湾的郑经政权出军进攻大陆，答应事成之后，把福建南部沿海郡邑割给郑氏政权。
由此一来，清朝的东南沿海大乱。福建耿精忠的起事，更是紧随吴三桂起兵的冲击波，再次猛撼邻省浙江、江西、广东等省。
对吴三桂来说，耿精忠简直就是为自己开辟了东线第二战场，使得当时天下形势变得对自己更加有利。而且，耿精忠手下都统曾养性特别能战，他率部万余人为东路军，从浙江攻入沿海地区，一路横行，所向披靡。不仅如此，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也委派大臣冯国轩率上万人马，乘船从福建沿海登陆，很快就占领了漳州、海澄、同安、绍安、泉州以及建宁等处，到处招兵买马，扩大势力。
但是，耿、郑联盟持续时间很短，数月内就归于破裂。因为耿精忠以大陆盟主自居，派人向郑经发号施令，还派人送去敕印，封郑经为“大将军”。郑经为此非常恼火：“靖南王乃明朝叛逆，他有何脸面和权力封我郑经！”后来，双方在是否尊奉明朝正朔问题上矛盾加剧，开始互相攻击。进而探明吴三桂已经放弃明朝旗号自立，一直以“海上孤忠”自诩的郑经断然宣称和耿决裂，开始对耿精忠部队和占领区展开攻击。
耿、郑闹翻，对清朝十分有利。稍后，清兵很快就在江西、浙江战场取得进展，顶住了耿精忠部队的进攻，收复了一些失地；在江西和福建地区与耿精忠开始了拉锯战……
三藩之中，吴三桂和耿精忠接连造反，唯独平南王尚可喜对清朝忠诚，不停解送吴三桂劝降使臣到京。康熙帝感动无限，马上下诏把两广军务全部托付给他。
要知道，尚可喜和耿精忠是儿女亲家——耿精忠乃尚可喜长子尚之信的妻兄，而尚可喜次子尚之孝之女又是耿精忠儿媳。尚可喜家族和耿精忠有这么亲近的关系，依旧能够忠于清朝，确实很不容易。
吴、耿叛乱后，尚可喜整日忧心忡忡，他不仅担心当时江河日下的军情，还担心他自己家族的继承人问题。按理说，如果他因年老退位，王爵应该由长子尚之信袭封。而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尚之信，当时已是三十九岁壮年，此人生而神勇，嗜酒，不拘细行。多年来，尚之信多次跟随清军冲锋陷阵，瞋目一呼，千人俱废，有项羽之勇。但因其有酗酒恶习，尚可喜一直厌恶这个长子。于是，在谋士金光建议下，尚可喜决定把王爵传给次子尚之孝，并且为此向清廷申请。
如果在承平年代，朝廷肯定不会同意废长立幼。但如今大敌当前，老忠臣提出的要求，康熙一概照允。尚之孝即将袭爵成为平南王，尚之信愤懑至极。
不久，清朝广东潮州总兵官刘进忠于康熙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公开举兵叛清，广东局势更加险恶。刘进忠乃辽阳人，原为明朝总兵官马得功部下。
刘进忠把耿精忠造反的闽军引进广东，尚可喜大惧，赶忙派遣尚之孝统兵讨刘进忠，屡挫叛军。他弟弟副都统尚之节也陆续收复不少失地，多次打退耿精忠和郑经部队的进攻。
康熙帝为了表彰和奖励尚可喜对朝廷的忠诚不贰，下诏特意给这位平南王晋爵为亲王。这是吴三桂亲王爵被削除后，汉人中唯一得最高爵位亲王的人。不久，清廷还给尚之孝加“平南大将军”衔号，并且明确指定尚之孝袭封——接连的破例封赏，都是为了鼓励尚氏父子为清朝卖命立功，击败吴三桂、耿精忠的反叛。
由于依附耿精忠、吴三桂的人越来越多，清军在广东的局势越来越不妙。又出现高州总兵祖泽清叛清，尚之孝接连败退，尚可喜在广州也忧心如焚。为此，康熙帝特意批准尚之孝回广州，帮助其父尚可喜守城。
深恐粤省要地丧失，康熙帝在京城积极运筹，不停从内地调遣兵马，准备赴援广东。
康熙惦记广东，吴三桂也惦记，他不断调遣军队，加紧进攻。
由于广东、广西投靠吴三桂的将领日多，反清军队已经打到了肇庆，逼临广州。更让尚可喜害怕的是，他手下总兵官苗文秀、副将吴启镇以及游击李有才三人，也相继投靠吴三桂，广州危在旦夕。
此时的尚可喜，咳嗽痰喘，急火攻心，病情加重。他深恐广州陷落，派人在府中后楼准备大量薪木，以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家自焚殉节，誓死报效清朝。
吴三桂方面，在加紧进攻广州等地的同时，也不停派人游说尚之信，千方百计诱使这位失爵的尚可喜长子投降，答应封尚之信为王，世守广东。
尚之信本来就是个暴躁之人，王爵被父亲转让给弟弟，丢面子不说，白拼命这么多年了，因而逐渐心动。但他内心也很矛盾，毕竟自己祖孙三代都是受清朝恩养，自己在京十多年又享尽荣华富贵，朝廷对自己还是不错的。但当时广东的局势已不由人，如果自己和父亲一样拼死当大清忠臣，很快就要和广州城同归于尽。思前想后，最终，尚之信决意投降吴三桂。
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尚之信命令手下炮击清兵大营，同时派兵包围父亲尚可喜府第，封锁内外，把老平南王软禁起来。接着，他砍死了先前劝尚可喜让弟弟尚之孝袭爵的谋士金光，接受了吴三桂“招讨大将军”封号。
一看尚之信都投效吴三桂了，清朝的两广总督金光祖和巡抚佟养钜等人，也有样学样，跟着他投降了。
尚可喜本来就已经病入膏肓，眼看着儿子造反，病情更重。到了初冬时分，渐至弥留，对仆人说：“吾受三朝隆恩，时势至此，不能杀贼，死有余辜！”于是，他穿戴起清朝冠服，向北叩头谢恩，并且表示说死后“仍事先帝”，说完就咽气了。
尚之信虽然叛清，但对清朝毕竟内心有愧，暗中一直和清廷有书信往来，没有对清军进行重大军事攻击。所以，康熙帝对尚之信所在的广东也没有发出大军征伐。
吴三桂方面，屡次催令尚之信出兵大庾岭开辟新战场，但他按兵不动，只拿出库金十万来助军，并无实际展开对清朝的攻击。为此，也使得清廷能够把注意力一直放在江西和湖南战场。
“三藩之乱”中，虽然尚之信可以称为不忠不孝，但“平南王”这一藩给清朝添的麻烦最小。
正当清廷在南方忙得焦头烂额之时，西北又出大事儿——为清朝驻守平凉（今甘肃平凉）的王辅臣，忽然也反了！
吴三桂起事之初，曾经派出不少人携带亲笔信和讨清檄文，到全国各地通知他的旧部和故交，约定一起行动。西北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平凉的王辅臣和甘肃的张勇。这两个勇将，都曾是吴三桂部下。而后，王辅臣调陕西提督，驻守平凉；张勇任甘肃提督，驻守甘州（今甘肃张掖）。如果这两个人能为吴三桂在西北开辟新战场，定可造成南北夹击清朝之势。而且，王辅臣、张勇掌握西北兵权，手下皆为精兵良将，战斗力非常强。(www.xing528.com)
一开始，王辅臣、张勇二人都坚拒吴三桂劝诱，特别是王辅臣，曾经受到康熙帝亲自接见，且得赐蟠龙豹尾枪，对于康熙本人深为感念，所以要一心一意保大清。为此，他马上派儿子王继贞把吴三桂使者押解到京，深得康熙叹赏。
王辅臣此举，却激怒了老同事张勇：你自己做忠臣，事先也不告诉我，这不明摆着让朝廷怀疑我吗？从此，二人嫌隙顿生。
为了增强西北地区防务，康熙亲派刑部尚书莫洛经略西北，让他率领满兵驻扎西安，规定巡抚、提镇以下各将官悉听莫洛节制。
康熙之所以使出这招儿，其实内心对王辅臣还是有些疑虑，毕竟王辅臣和吴三桂从前关系过密。为此，他还专门给张勇密诏，让他以甘肃提督的身份密切关注陕西局势。同时，康熙还调王辅臣同将军席卜臣等人赴荆州增援。后来，又指示王辅臣随将军赫叶等人进取四川保宁，颠来倒去，最后康熙还是命令王辅臣一切听从莫洛差遣……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莫洛率所部到达宁羌州驻扎，和王辅臣兵营相距二里多地。初四日，王辅臣兵马突然向莫洛营发起进攻。莫洛本人中枪，当时身死。其手下章京、笔帖式及兵士多人，都当场被杀。剩下的标兵和运粮兵两千余人，全被王辅臣收降。而后，王辅臣从沔县北上略阳。
清朝的定西大将军董额得知王辅臣叛变消息后，急忙退保汉中，并且马上奏报康熙。
王辅臣叛清，完全出乎意料，康熙帝不知道内情，赶紧亲自发出一道长篇敕谕，招抚王辅臣。
这篇诏谕，全篇对王辅臣毫无指责之语，康熙帝还自责事先不了解王辅臣跟莫洛之间有嫌隙，所以导致“激变”。对于莫洛之死，康熙也含糊其辞，表示肯定是莫洛办事不妥，激怒王辅臣手下士卒，和王辅臣本人肯定没关系。只要王辅臣能够重新归清，一概不问。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包括康熙本人在内，也不知道王辅臣为什么忽然变脸。
即使已经翻脸造反，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十五日，王辅臣还是写了一份奏本，向康熙帝抱怨自己所受的委屈——原来，王辅臣一直非常关心国事，他到陕西见到莫洛后，就劝告莫洛以当年洪承畴为榜样，应该小心行事。岂料，莫洛和张勇的关系很好，所以对王辅臣持有成见。他不听忠言，反而认为王辅臣和吴三桂有染，对他任意羞辱。而后，莫洛又在不给王辅臣部马匹的情况下，死催他率部进川……
总之，王辅臣上奏表示，宁羌州兵变，实非自己事先策划，乃莫洛欺压汉族官兵导致。
虽然向康熙帝言冤表白，但王辅臣已经势成骑虎，反都反了，莫洛也杀了，只得在陕西一带听从吴三桂差遣。在接受了老上司二十万两白银和“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大印后，他立刻在陕甘地区对清军展开进攻，说降了秦州城（今甘肃天水）守将之后，率领大军从略阳移至秦州，毁掉了陕甘两省边界的凤县（今凤县西南）偏桥，派部将率人马把守栈道，从而导致清兵粮道受阻不通。
由于饷道被切断，清军被迫退回西安。汉中、兴安等重镇，皆被吴三桂军队占据。在王辅臣诱劝下，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将领纷纷投附吴三桂。最终，只有甘肃提督张勇、总兵孙思克及西宁总兵官王进宝、宁夏总兵官陈福没有投附，依旧死守城池，坚持忠于清朝。至此，陕西全省基本都投吴三桂了，只剩下西安一府和邠、乾二州。在甘肃，清军仅保有辽西走廊一带狭小区域。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宁夏发生兵变，清将陈福被乱兵杀死。至此，清廷不得不改调西宁总兵官王进宝代替陈福的职务，暂驻秦州，并继续兼任西宁总兵官。于是，张勇推荐他的原部下、时任天津总兵的赵良栋到宁夏任职。
康熙马上批准，升赵良栋为宁夏提督。赵良栋本来就是西北人，智勇双全，他与张勇、王进宝日后并称为清朝的“河西三汉将”。赵良栋到任后，马上与王辅臣叛军展开了激烈的争战。
时间到了康熙十五年（1676年），吴三桂和清军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由于吴三桂起事突然，迅速夺取了云南、贵州、广东、湖南、四川及江西部分地区，前锋直抵长江南岸，一时间风生水起，占尽优势。而后，福建耿精忠夺取了福建、江西以及浙江大部分地区，而王辅臣在陕西接应，甘肃大部也陷于吴军之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清军步步被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同时，由于国内局势吃紧，就连朝鲜、交趾等国也蠢蠢欲动。当时的清朝，可谓四面楚歌。
吴三桂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前锋直抵湖北以及长江南岸的松滋（今松滋北）地区，与清军大本营荆州隔江相望。至此，从云南出发的吴三桂，已经饮马长江，完全可以渡江北进。但是，吴三桂进至松滋之后，在当地屯驻达三个多月之久，无丝毫北进迹象。
为此，人在昆明的吴三桂谋士刘玄初马上写信，劝说吴三桂即刻率军北上，直捣“黄龙府”！
刘玄初这样劝说吴三桂：王爷您在江边坐待，大概是幻想世子吴应熊能被送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强弱相斗，我为弱者，利速不利拖。如今，吴越（指江浙地区）之财货，山（西）陕（西）之武勇，都集中在荆州、襄阳、长江、汉水之间，王爷您竟然按兵不进，意图和清兵胶着久持，最终对我们大为不利啊……
可吴三桂对刘玄初的劝告无动于衷，也根本没有答复。确实，吴三桂以云贵为老本和清朝相抗衡，一旦清朝缓过劲来，实现了政治、经济总动员，那么它的潜力是无限的。当时的吴三桂，如果尽锐而战，一鼓作气，乘清军兵力未集、荆州尚未设防、上下惊慌失措之时，渡江后马上北涉黄河，尽可直逼北京。
但是，吴三桂最终逡巡不前，到了湖南后屯兵不进，使得机会尽失！
当然，吴三桂不愿急速北进，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吴三桂本人就是一个资深战略家，人到老年，求全求稳。在他心中，云贵乃自家根本所在，如果贸然北上，一旦中道受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或许自己的大军会马上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而在长江以南屯兵，先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就能够稳中求进，再不济，也能够和清廷划江为国。依靠长江以南半壁江山，也足够称帝资本了。
而恰恰就是吴三桂这种持重的保守想法，使得他的大军最终从锐攻变为防御，逐渐变成了被动挨打……
否极泰来转机现
清军的步步得胜
吴三桂驻兵观望不进，给清廷调兵遣将留出了时间，使得康熙及其朝臣能够从容集结兵力，加强布防。
到康熙十四年初夏，清廷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国内战略要地的部署。而后，清廷派遣各方面军首领统领各部兵马迅速进入各自的战区。在武昌、荆州、彝陵、郧阳、襄阳、汉中、西安、京口、江宁（今南京）、安庆、山东、河南、江西建昌等地，清军凭借长江天险，以荆州为军事大本营，在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层层设防，对吴三桂军进行严防死守。
由于康熙对吴三桂恨之入骨，所以，在战争相抗的同时，清廷开动宣传机器，无所不用其极，以檄文或者公开信的方式，大肆揭露吴三桂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清廷“安远靖寇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率师赴岳州，康熙授意他以个人名义给吴三桂写公开信，宣布四方。表面上看是劝降，实际上是在揭露吴三桂的愚蠢和罪恶，试图在政治形象上进一步把吴三桂搞臭。
这封信引经据典，入木三分，应该出自尚善手下汉族文士之手，确实是一份上好宣传品：
王（指吴三桂）以亡国余生，乞师殄寇。蒙恩眷顾，列爵分藩，迄今三十年，富贵荣宠之盛，近代人臣罕比，而末路晚节顿效童昏，自取颠覆。仆（尚善谦称）窃谓王不解也。何者？王藉言兴复明室，则曩者大兵入关，奚不闻王请立明裔？且天下大定，犹为我计除后患，剪灭明宗，安在其为故主效忠哉？将为子孙谋创大业，则公主额驸曾偕至滇，其时何不遽萌反？至王遣子入侍，乃复背叛，以陷子于刑戮，可谓慈乎？王之投诚也，祖考皆膺封赐，今则坟茔毁弃，骸骨委于道路，可谓孝乎？
为人臣仆，选事两朝，而未尝全忠于一主，可谓义乎？不忠、不孝、不义、不慈之罪，躬自踏之，而欲逞角力，收服人心，犹厝薪于火而云安，结巢于幕而云固也。何乃至是！殆由所属将弁，煽激生变耳。如即输诚悔罪，圣朝宽大，应许自新，毋踏公孙述、彭宠故辙，赤族湛身，为世大僇！
（《逆臣传·吴三桂传》）
看似招降，实则挖苦、污辱。信中讽刺吴三桂为善不终，嘲笑他不慈、不孝、不忠、不义加不智。
吴三桂看后，为之三日不思饮食！
其中最有杀伤力的，是指斥吴三桂率领大军亲临缅甸，最终擒杀永历帝，诛灭明朝嫡系。这件事情，是吴三桂根本不能辩白的政治硬伤，无法取信于国人。
在战争初期，清廷确实也低估了吴三桂的影响力和实力，以为可以速战速决。随着战场局势的不断恶化，清廷才感到害怕，并且开始采取被动的守势。吴三桂驻军湖南后，清军才有了喘息的机会，并在对峙过程中，得以不断寻找战胜对方的机会。
继耿精忠之后，王辅臣在宁羌州反清，使得清朝当时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至此，国内竟然出现了三大战场，清廷顾此失彼，忧心忡忡。
当时，耿精忠占据福建之后，攻取浙江、江西，形成左翼东部战场；王辅臣起兵西北，占据四川、甘肃以及陕西大部地区，形成右翼西部战场；而吴三桂本人统领反清主力占据湖南，形成正面中路战场。
三大战场之中，当然要属吴三桂统军的湖南战场最为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反清标志性人物吴三桂本人亲临湖南前线，而且吴军精锐近二十万人都集中在这里。他们连连得胜，还占据了长沙、岳州、萍乡、松滋、常德、澧州等多个战略要地。
吴三桂以七万兵力据守岳州、澧州诸水口，与驻守江北的清军严阵对峙；以七万兵力驻醴陵、长沙、萍乡各处，抵抗江西岳乐部清军的进攻。而且，吴三桂手里还有一支“特种部队”，那就是由云贵苗、壮等少数民族土军组成的“大象军”。在吴三桂手中，这种巨型“肉坦克”多达五十个。
如此的“特种部队”，现在听上去如同儿戏——动物园动物上前线，似乎是开玩笑。但在热兵器不发达、士兵多依靠战马作战的清朝前期，训练有素的大象确实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动物。它们不仅能够冲锋陷阵，还能够惊吓战马和士兵，在双方交战决胜的关键时刻往往能起到出人意料的作用……
对于人在湖南的吴三桂来说，岳州是重中之重，乃水陆中枢要地。岳州不仅和清军大本营荆州隔江相望、对峙，而且从战略意义上讲，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所以，吴三桂派出侄子吴应期率七万精兵把守岳州。
清廷方面，也深知岳州的重要性，派出重兵在荆州紧密布防。为此，援兵不断，粮饷不绝，清军同时在当地制造了大量船只，专为将来渡江之用。
在湖南和吴三桂紧张对峙期间，王辅臣在西北起兵，这使得康熙帝五内俱焦。为此，他一直催促湖南清军将领尽速进击吴军，不得拖延观望，即使一下子不能攻克岳州，也要先把长沙拿下。情急之下，这位皇帝甚至一度想到湖南御驾亲征。
虽然当时全国有三大反清战场，但清廷最关注的就是湖南战场。因为擒贼先擒王，只要能把吴三桂主力击溃，擒杀吴三桂本人，那么反清武装失去了领袖人物，叛逆的势头自然随之瓦解。
清廷、清军忙不停，作为军事家，吴三桂本人也一直聚精会神，部署指挥。对于与清军作战，吴三桂主要从三方面来进行筹划：第一，一直在岳州、澧县水陆要冲部署重兵，和江北荆州清朝大军警惕对峙，严防清军渡江；第二，由长沙分兵进入江西，试图打通和福建耿精忠的通路；第三，派出军队由四川进陕西，意在沟通兴安、汉中的反清武装，进而与西北起兵的王辅臣会合，继之进逼北京。
得知王辅臣在宁羌州反清，吴三桂大喜，马上派出大批战船，扬言渡江要与荆州清军决战，并想决堤以江水猛灌荆州。
荆州地势低洼，城墙五里以外就是长江，所以先前一直在东、南、西三面筑有长堤防水淹。如果吴军决堤，荆州城内清军肯定会变成如蚁般的浮尸。关键时刻，一辈子都阴毒、隐忍的吴三桂，却忽然生起“妇人之仁”，怕水淹清军的同时殃及城内的数十万百姓性命，最终没有使出这招“绝计”。
当然，吴三桂之所以有计不施，也是因为他想声东击西。他扬言和荆州清军决战，目的在于分散清军注意力，想把岳州兵马分出一部分来进占宜昌，然后再分遣诸将攻袭湖北，最终打通通往西北的道路，和王辅臣合军。
清军对吴三桂军队四处截击，最终勉强把吴三桂主力压制在了湖南。
吴三桂常年戎马生涯，手下文武皆是熟谙战旅之人。所以，在湖南正面战场，吴军一直对清军保持着巨大的压力。
清军方面，从努尔哈赤开始，直到康熙继位，掌管兵政大权的都是八旗满族人员，汉人只能任副职。康熙依旧遵承“传统”做法，各方面军的统帅都以皇室后裔担当。各大员中，顺承郡王勒尔锦乃清太宗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的孙子勒克德浑之子。他最早被清廷派往荆州，一直畏缩不敢战，致使湖南很快丢失，而且贻误军机，屡次以“贼势强大”为名不遵诏旨。而后，清廷又加派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前往湖南，此人乃努尔哈赤侄儿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弟贝勒费扬武之子。派往江西的“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乃皇太极之兄阿巴泰之子。从江宁派往江西助战的简亲王喇布，乃济尔哈朗之孙。派往浙江迎战耿精忠的“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乃代善的孙子。而派到陕西攻打王辅臣的“定西大将军”信郡王董鄂，乃皇太极之弟多铎之子。
这些皇室贵族，相比他们足智多谋、残忍暴虐的先辈，几乎都没有任何真正的战争经验，许多人从生下来就养尊处优，完全不懂如何打仗。
吴三桂起事后，这些人被清廷选作各方面军的“大将军”。打仗不是儿戏，箭矢如雨，白刃扎眼，这些皇族贵胄们暗自胆寒，更多的就是选择和吴军对峙、观望、徘徊，大有希望吴三桂自灭的意思。由此，清军在湖南一直裹足不前，靡费了无数辎重粮草。
湖南、江西方面的清军统帅，一直以“贼势甚炽”为借口，多次恳请朝廷加派援军。对此，康熙很生气，但也不清楚当地的真实情况。后来，跟随勒尔锦到荆州参赞军务的汉人、礼部员外郎王诏给康熙帝上了一道密疏，详陈当地情况：清军初到荆州，常德、岳州、澧州等战略要地尚未陷落，只要清兵一鼓作气，肯定能够马上收复湖南已失城池；即使当时没有主动进攻，也可以趁吴军初到湖南立足未稳之时首先渡江占领长江南岸，如此，可攻可守，不至于给吴军在南岸进行深沟高垒的机会。如今，叛军划江成营，极难摇动。数十万清军裹足不前，耗费金钱以万万计，使得湖南米价三倍于前，造成当地民困地乏，转运艰辛，说不定日后会引起新的民变。而且，清军和吴军相持之间，马匹倒毙大半，兵士因为疾疫死亡十之二三，幸存者也锐气全消，真打起仗来，这样的战斗力，就太让人担忧了……
总之，王诏的密奏，就是希望康熙帝能够强令勒尔锦克期进讨，再毋逗留观望。
仔细读罢王诏奏报，康熙恍然大悟，继而大发雷霆。他即刻下诏痛斥勒尔锦等人，说正是他们率领清军在湖南、江西的疏怠，才使得吴三桂叛军的强势一直未被遏制，最终导致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西北王辅臣等人的相继叛变，使得国内“贼寇”蜂起。
痛斥归痛斥，打仗还是要靠这些王爷和贝勒。当务之急，康熙指示安亲王岳乐先固守江西，入冬后马上派兵进取长沙。
康熙十四年十一月，为了能够顺利进攻长沙，安亲王岳乐再次上疏，表示非绿营汉兵不能杀敌，非红衣大炮不能破垒。为此，康熙帝马上派五千熟悉火器的汉军前往岳乐军前效力，还带去由传道士南怀仁监造的轻便火炮以资进攻。
转眼到了康熙十五年正月，清军在湘赣还是裹足不前。二载有余，清军未获寸土，致使师老饷匮，坐失机宜，康熙下诏严谴勒尔锦等人。
正是这些皇室贵胄子弟的怯懦无能，致使吴三桂叛乱迅速扩大。
清军和吴军在荆岳地区相持之际，东、西两个战场上，清军与叛军却在激烈交战中。
耿精忠、王辅臣宣布叛清之后，吴三桂一直试图应援二人，相互靠拢，最终使得三部起事军队能够连成一片。为此，清廷万分焦急，火速派出一部又一部的军队，在江西、浙江、陕西、甘肃等地四处出击，艰难阻击吴军，同时围剿耿、王二部叛军，竭力避免他们之间的联系和靠近，想方设法把他们孤立在各自战场上，以图日后寻找机会各个击破。
陕甘地区的西部战场地近京师，所以，王辅臣这部叛军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一时之间，康熙帝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王辅臣身上，恩威并用，剿抚结合，想尽快解决西部问题。
西部战场上的战略要地，就是秦州。这个地方位于兰州、巩昌（今甘肃陇西）、平凉、汉中等重要战略要地之间，且靠近陕西。如果清军能够夺取秦州，就可以从叛军中间突破，切断叛军之间的联系，获得极大的主动权。
秦州城池非常坚固，欲攻破此城，没有威力强大的红衣大炮是不可能的。所以，康熙亲自下令，派都统海尔图等人率兵护送红衣炮至秦州城下的清军营中。康熙十四年三月初，清朝的“定西大将军”董鄂率两万大军抵达秦州城下。由于有大炮攻城，绿营汉军又能战，最终迫使秦州叛军总兵陈万策开城门、率兵民出降。而后，增援秦州的四川和平凉叛军也闻风败逃而去。
收复秦州后，清军猛追，陆续收复了秦州附近的礼县、清水、伏羌（今甘谷县）、西和等县城。由此一来，清军在西北旗开得胜，实现了第一个战略目标。清军分出一部分兵马，开赴栈道增援汉中。同时，由都统海尔图等人护卫红衣大炮往平凉方面运送。
失去秦州之后，王辅臣大感恐惧，他急率精锐部队和秦州溃败下来的残军会合，然后收缩兵力，至平凉固守。除平凉之外，王辅臣军队还占据庆阳、定边、固原、延安、兰州等几个孤立的战略据点。
在先前围困秦州的同时，清军已向兰州、巩昌叛军进攻。康熙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在清朝“安西将军”穆占、总兵官孙思的增援下，巩昌城内叛军总兵陈科等人接受招抚，率领一万多军队出降；六月二十七日，在西宁总兵王进宝等人的猛攻下，兰州叛军总兵赵士升及原任布政使成额率城中文武各官和兵士五千余人出城投降；六月二十九日，清朝“平逆将军”都统毕力克图进入延安，叛军溃逃。由此，延安府属下的肤施、保安、安塞、宜川、延长、安定等县陆续被清军收复。
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清廷依旧抓紧对王辅臣的招抚。康熙帝又给王辅臣发去一道敕谕，敕谕中说：吴三桂为逆，人心惊扰，后来莫洛率师进蜀，调遣失宜，致使变生仓促，你王辅臣当时是被胁迫的，朕实知之，所以，朕对你人在北京的儿子未忍加诛。作为封疆旧臣，你屡受国恩，应当尽快悔祸来归。
王辅臣马上写亲笔信回奏康熙，字里行间仍然口称“皇上”，语气非常恭谨，表示自己非常感念皇帝的赦宥，但大军临城，皇帝又没有如何安抚的细节指令，所以自己手下兵士都心怀疑惧，不敢投降。
康熙这边和王辅臣书信来往周旋，那边严令董鄂、毕力克图、阿密达等人率领大军急进。各路大军八月十五日抵达平凉城下，准备一举攻灭王辅臣叛军。
清军气势汹汹而来，但兵力不足，致使围城不严。作为身经百战的大将，王辅臣不仅不惊慌，还从城内派出部分军队前去增援固原、庆阳等城的叛军。
得知清军向平凉地区不断集结的消息，吴三桂很着急，先后派出云贵少数民族士兵（猓猓军）数万人到平凉助王辅臣守城。同时，还命令四川叛军出援平凉。在吴三桂授意下，大将王屏藩率大军进犯秦州，大将吴之茂、谭弘等人均率军向平凉方向移动，意在增援王辅臣。
本来大军齐集，清军都把平凉包围了，但由于吴三桂诸将来援，平凉城下的清军又陷入被动的局面。
作为清军统帅的董鄂，到平凉后一直坐守，不敢进攻，确实贻误了战机。仅有的一次攻城，也由于清将临阵怯懦，被王辅臣杀得大败。
尴尬之时，清军都统海尔图又有紧急文书到京，声称帮助清军运炮的屯夫都逃跑了，请求皇帝马上从京师调发熟悉火炮的满汉军前来平凉助战。听到这些消息，康熙帝大为恼怒。
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康熙派遣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并授以全权，让他总辖陕西的满汉大军，前往平凉，负责剿灭王辅臣。
图海是满洲正黄旗人，虽为文人出身，武功也不弱，曾在康熙二年剿灭李自成余部郝摇旗、李来亨中立过战功，可谓文武全才。
三月十七日，图海率领援军抵达平凉。由于图海带来了康熙奖励清军的诏旨和大量赏银，清军一时间士气大振。此时的围城清军，已经达十万之众，把平凉城围得水泄不通。
即便如此，以骁勇善战著称的王辅臣并不惧怕。登城巡视防务之时，望着城外密集的清军营垒，他轻蔑一笑，对身边将领说：“这么多人围我城池，叫什么能耐！姑贷其死，看我军发威，让这些人全部变成尸体！”
嘴上说得硬，王辅臣内心也惊恐。此时的他，内心非常矛盾。按理说，如果他突围撤往四川，逃跑活命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心存侥幸，觉得自己和康熙帝有旧恩旧情，还是想能够获得清廷赦免。
王辅臣这辈子挺有戏剧性。他本来姓李，早年追随姐夫加入明末流贼军队四处抢掠，后投靠一王姓将领并做了其干儿子才改姓王；而后，投靠清朝军队征战。在多尔衮统治时期，山西大同总兵姜瓖反清，他也跟从造反。在和清军作战之时，王辅臣纵横驰骋，每为清军所惧，呼之为“马鹞子”，一战成名。姜瓖失败被杀，大同遭受清军屠城，但王辅臣由于向王爷阿济格投降而免于被诛，当时被罚入辛者库为奴。多尔衮死后，王辅臣被派往洪承畴麾下为将，经洪承畴保举得为总兵官。后来，他又随平西王吴三桂入缅，擒杀南明永历帝有功。康熙帝继位后，他凭借勇武之名，深受康熙喜爱。
由此可见，王辅臣确实不是一般人。
文武兼备的图海到平凉后，在对王辅臣攻心招降的同时，很快就指挥清军对平凉城北的高地“虎山墩”大举进攻。
虎山墩这个战略高地，可以俯瞰平凉全城，还是平凉通往西北饷道的咽喉要地。为此，王辅臣部署了万余精兵护守。
一声令下，图海亲率大队人马仰攻虎山墩。王辅臣的军队都是久经战场的士兵，临敌不慌，他们前为步兵，后为骑兵，阵前布列火器，有条不紊地向清军冲来。
清军层层逼近，步步为营，依靠人多势众，逐步把叛军逼退上山。但战斗越往上，越对清军不利。由于是仰攻，叛军居高临下，顺势攻击，杀得清军死伤满山。
此时的图海，相当冷静，不顾死伤，继续发挥人海战术的优势，命令汉兵进攻，不给叛军以喘息的机会。激战几个时辰，清军最终攻克了虎山墩。
登高一望，平凉城尽在眼中，清军高呼万岁。而后，清军在虎山墩上架炮，对着平凉城内就是一顿猛轰，致使城内军民死伤狼藉，军心顿时动摇。
此时的王辅臣，确实感到害怕了。虎山墩战略高地丧失之后，平凉城的粮道被断绝，城内数十万兵马，不久就粮草用尽，一时间饿死不少。
此时，图海手下的幕僚周培公主动要求入城劝降。这位周培公乃荆门儒生，先前曾佐助“振武将军”吴丹有功，得授七品官。图海拥兵行至潼关时，他进呈平凉之策，被图海召为幕僚。平凉城内王辅臣手下参将黄九畴和布政使龚荣遇都是周培公老乡，曾屡劝王辅臣投降。
得知这些情况后，周培公就主动请缨，向图海表示自己要冒死进城劝降。同时，这位书生还表示，自己前往平凉城招降王辅臣，九死一生。如果自己被杀，希望朝廷能够给先前为父亲殉死的母亲孙氏加以旌表。
惺惺相惜，看到周培公如此英勇壮烈，图海马上同意所请，并特授周培公“参议道”荣衔，代表自己入城劝降王辅臣。
事已至此，王辅臣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城内军民着想，更迫于势穷粮尽，他最终听从了周培公劝告，派手下一副将随周培公出城面见图海，表示愿降，但需要皇帝的亲笔特赦诏书。
于是图海即刻派人驰报北京，很快得到清廷大赦令。
六月六日，图海命周培公携带康熙赦诏，再进城抚慰。六月七日，王辅臣派周培公的老乡龚荣遇率士民代表出城投降。在上缴吴三桂派发的印信等文件的同时，向图海进献平凉军民册，以示臣服。
即便如此，王辅臣从多尔衮时代就知道朝廷的阴狠，所以依旧心怀疑惧，不肯亲自出面见图海。有王辅臣在城内，即使对方表示投降，清军依旧不敢入城。
六月十三日，图海又派周培公入城百般劝说，竭力安抚，最终消除了王辅臣的疑惧。六月十五日，王辅臣亲自骑马出平凉城，到辕门后步行到图海营帐，叩头谢恩，表示真心归降。
平凉王辅臣降归的消息传到北京，康熙帝大喜过望，对图海大加赞誉。同时，他还马上表示宽恕王辅臣父子，履行诺言，恢复王辅臣原官，加太子太保，提升为“靖寇将军”，命令王辅臣立功赎罪。
而对于先前吴三桂遣发来平凉城助战的投降苗兵，康熙皆给予赏钱遣送原籍；并把周培公从一个七品小官提升为布政使大吏，对周培公殉节的母亲加以旌表，遣官至祭。
王辅臣及其西北部将，多是英勇善战的悍将，兵卒也多为敢死敢斗的百战之士。这些人一投降，陕甘局势骤然一变。清军先后大败吴之茂和王屏藩，迫使吴三桂势力退回到四川。而昔日王辅臣任命的原固原巡抚陈彭、庆阳总兵周养民、嘉峪关总兵王好问、关山副将孔萌雄等人，也相继献城投降。
至此，关陇大定，清朝的西北威胁基本被解除。
平定王辅臣陕甘之乱，除关键时刻图海、周培公立有大功之外，基本是依赖张勇、王进宝、赵良栋三位汉将和广大绿营汉兵之力。为此，康熙帝平叛后曾经深有感触地表示过：
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
（《平定三逆方略》）
王辅臣败降，吴三桂失却西北羽翼，只有东南战场的耿精忠可以依靠了。
耿精忠叛清之后，一度兵将四出，其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占领江西，然后同吴三桂的湖南叛军连成一片；而后，占领浙江，在东南沿海地带实施攻击后，全据长江下游地区，同吴三桂所据长江中游相呼应，以成掎角之势。
为此，清军一直四出堵截，到处防剿耿精忠部队。由于清军占领了南昌、杭州、衢州、吉安、袁州、九江、金华、广信、饶州、建昌、萍乡等各战略要地，最终有效阻止了耿精忠进入湖南境内。而吴三桂部队气喘吁吁，曾经一度占领联结江西与湖南的江西省境的萍乡、吉安等要地。但在清军堵截下，他们最终没能达到和耿精忠汇合的目的。
为了防止台湾郑氏部队趁乱在大陆立足，清廷加紧平定福建，并且进展顺利。在江西、浙江等地，清军也一直取得胜利。
对于耿精忠，康熙还是边攻边抚。随着战斗失利，耿精忠也开始表示服软，并且不断和清军统帅安亲王岳乐等人书信往来，探查朝廷意旨。
为了表示诚意，清廷命令耿精忠亲弟弟耿聚忠捧奉皇帝敕谕前往浙江康亲王杰书处，商酌派人转送耿聚忠抵达福建，重申朝廷的宽免政策。听到消息后，耿精忠态度更加软化，开始上疏，把自己谋反的责任都推到被他扣押的范承谟身上，表示自己一直留范承谟活口，将来可以入京对质。
但等到耿聚忠捧奉招降诏旨到达衢州之时，耿精忠却拒不接纳。这并不是耿精忠又重新变得强硬，而是他对自己造反之事太过疑惧，害怕投降后马上遭到诛杀。
到了康熙十四年冬，清军势猛，在浮梁、贵溪等县境击败叛军，并且招抚了大量叛军投降。接着，清军在浙江温州、台州等地大败耿精忠部队，势如破竹。
康熙十五年六月，得知耿精忠叔父耿继善焚毁营盘从建昌、新城撤走的消息，康熙帝判断耿精忠和郑经之间闹翻，即刻严命大将军杰书、贝子傅喇塔、赖塔以及江西总督李之芳等人迅速剿灭福建的耿精忠部队。
七月，康亲王杰书、总督李之芳、赖塔等清军统帅陆续抵衢州，各路合军之后，集议攻取福建。
衢州位于衢江右岸，顺流而下可通金华，溯流而上可通仙霞关，乃通达福建的咽喉要道。为此，耿精忠在此地布置了大军防备。
面对人多势众的耿藩叛军，清军先发兵猛攻耿军储粮之地大溪滩。由于猝不及防，这个积存粮草的辎重大营被夺，耿精忠只得仓促退却。
机不可失。清将赖塔、马哈达等人率领部队疾驰仙霞关，分路夹攻耿精忠部队，从此地长驱而入，涌进福建境内。
入闽之后，清军势如破竹，很快进抵建阳，攻克建宁，打得耿军连连败退。
不久，耿精忠手下大将白显忠不敌清军攻势，被迫投降。雪上加霜的是，台湾郑经乘虚逼其后方，不断派兵攻袭兴化（今莆田）和福州等地。
面对如此的前后夹攻，耿精忠内心惶惧无比。这时候，为了活命，他只能向清朝再次投降了。但如果投降，被他扣押的范承谟，肯定要在康熙帝面前一五一十揭发他当初的叛逆起因。为此，耿精忠在投降前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范承谟杀掉灭口。
康熙十五年九月三十日夜半时分，耿精忠派兵冲入范承谟被拘押处，把范承谟和他的幕客、亲属，甚至看守他的狱卒，共五十多人，统统秘密杀死。然后，耿精忠又下令手下将范承谟等人的尸体焚毁，以图不留任何痕迹。
康亲王杰书在进兵的同时，依旧按照康熙谕旨招降耿精忠。此时，耿精忠还想讨价还价，回信表示说，希望朝廷能够再下一道赦诏，自己和手下才能放心投降。
此时的康亲王，也不敢擅自做主。福建距离北京太远，往来传递信息太费时间，万一台湾的郑经再和耿精忠重新联手，他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于是，杰书不再理睬耿精忠的要求，促令大军继续向福州进军。
九月底，清军已经抵达延平（今南平市），守城大将耿继美献城投降。此时，福州遥遥在望。
到了这个地步，耿精忠马上派人赶赴延平，献上吴三桂给他的“总统将军”大印，表示向清军投降。为显示诚意，耿精忠还派他儿子耿显祚同先前被自己扣留的两位朝廷使臣一起，前往延平迎接康亲王来接收福州。
十月一日，康亲王杰书先遣侍读学士尹泰携带康熙赦免诏书到福州宣读，正式接受耿精忠投降。十月四日，耿精忠率文武官员出福州城，跪迎康亲王杰书，呈献福建的官兵册籍。
得知耿精忠投降，康熙帝非常高兴，马上下诏，依旧保留耿精忠的靖南王爵，命令他率旧部随清朝大军征剿台湾郑经军队，以立功赎罪。
得知耿精忠献福州投降，原本为他固守温州的大将曾养性也只好献城降清。不久，广东原清朝的潮州总兵刘进忠、碣石总兵苗之秀等人也先后投降。
对这些人，康熙帝依旧一概赦免，并且命令他们仍任原职，戴罪立功。
有了这种投降保命、保官效应，散布在江西、浙江的残余叛将纷纷前往清营缴械投降。
随着浙闽战事的平定，清军对台湾郑氏部队开始猛攻，陆续收复兴化、泉州、漳州、海澄等城，打得郑军狼狈逃回台湾。一时间，闽地悉平。
王辅臣降，耿精忠败，康熙帝和他的清廷，得以倾注全力剿灭吴三桂。至此，清廷重新进行战略部署，对吴三桂展开了战略大包围：先是派军从东西两线逼近湖南，进军两粤，以图切断吴三桂的后路；同时在湖南战场调兵遣将，准备发起正面总攻。
面对清军得胜的大势，广东原本叛清的尚之信很快乞降。他当初向吴三桂投降，根本原因在于自保和泄愤（生气朝廷和父亲把平南王王爵转给弟弟）。叛清以来，他从未为吴三桂派出一兵一卒，也不曾跟清军交过战。
得知耿精忠在福建投降之后，康熙十五年十二月九日，尚之信派人携带他的一封亲笔密信，前去和硕简亲王喇布军前乞降。
人在北京的康熙得知消息后，马上下一道敕谕，表示对尚之信不咎既往，也不责斥他先前举动为反叛行为，而说成“变异”，还对尚之信“深为恻悯”。
稳住尚之信后，康熙下密旨，催促康亲王杰书派人速进广东。很快，清朝的“镇南将军”莽依图率领清军急行军，从江西赣南统兵赴粤……
康熙十六年五月四日，尚之信在广州率领省城文武官员及兵民向清朝“归正”，还派遣他弟弟尚之瑛代表他本人到韶州（今韶关）迎接清军。
为了酬报归降，康熙下旨，把尚可喜的亲王爵转给尚之信承袭。
一看尚之信都“归正”了，先前叛清的广东文武大吏也纷纷投诚。所以，清军在广东全境，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
康熙大感满意，下诏再次“表扬”尚之信。同时，他还指示尚之信马上率领军队进攻广西的吴三桂军队，争取再立大功。
尚之信归降，清军入粤，吴三桂大骇。如果处理不好，后路被断不说，还会即刻有腹背受敌之险。所以，他马上派出三万精兵，进至湖南与广东交界的宜章，企图分兵进攻乐昌（今广东乐昌）和南安（今属江西大余），进而夺取韶州，如果得计，就必能控制交通要道。
韶州，乃江西与广东的咽喉之区，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由于指挥得力，清朝各军赴援，尚之信也和清朝的“镇南将军”莽依图等人率兵赴韶州援助。最终，清军把吴军杀得大败，广东全省形势进一步稳定。
吴三桂一看在广东不能占得便宜，就退而求其次，派出精锐奔赴广西。他派大将马宝取道宜章，进入广西富川；派其兄弟的孙子吴世琮等人至桂林，诱杀孙延龄之后，占领了桂林要地。所有这一切，目的就是巩固湖南后方。
而在广西方面，由于尚之信被调去韶关增援，先入广西的清朝莽依图部队因为缺少船只，没能和清军傅弘烈部队会师。傅弘烈独率所部万余人马展开进攻，先后克取了广西重镇梧州和浔州（今桂平）等地。
清军诸将权衡利弊，最终决定让傅弘烈和莽依图合军之后联合攻取平乐和桂林，派遣尚之信、将军额楚以及都统勒贝等人进攻宜章、郴州。如此一来，吴三桂军队首尾不能兼顾。
随着平乐、桂林、南宁的攻克，清军基本占领了广西全省。吴世琮本人身负重伤，狼狈逃跑。
由此，短短一年多时间，清军从战略上已实现了对吴三桂的大包围。
穷途末路不言悔
吴三桂的最终失败
清军陆续在湖南东部、南部开辟出新战场，步步为营，建立起稳固据点，使得人在衡州的吴三桂日益处于清军紧逼之中。
至此，吴三桂叛军的灭亡，其实已经是早晚之事！
得意之时花添锦，失败势成井落石。由于吴三桂在军事上接连失利，内部逐渐开始互相倾轧。其手下将领各怀异心，或死或降。
如此关键时刻，吴三桂依旧任人唯亲。其女婿夏国相率军防守萍乡，由于防备不严，被和硕安亲王岳乐所统帅的满汉大军接连攻破十二寨，万余人被歼灭，夏国相弃印败逃，萍乡失守。
如此损兵折将败逃，本当重治其罪。但吴三桂因其是自己女婿，仅削去夏国相两级官职了事。这种处理办法，导致吴军将士的强烈不满。
此外，吴三桂手下还有一名大将高得捷，其人非常勇猛善战，其部卒也都是敢战精兵。康熙十五年初，高得捷率手下数万之众攻取了江西重镇吉安。
吉安乃战略重地，清军数次重兵进攻，均被高得捷杀败。但是，高得捷副手韩大任由于擅于巴结，被吴三桂晋升为“扬威将军”，从此在军中能够和高得捷分庭抗礼。对此，高得捷深感受辱，郁郁成疾，竟然不久病死于吉安。
高得捷病死，韩大任遂独掌吉安兵权。
韩大任以儒将自诩，每天诗酒自娱，和幕僚赏景谈诗，其实在军事方面完全是外行。这时候，清朝的简亲王喇布率江西总督董卫国等提军十万，把吉安重重包围。
面对汹汹而来的清朝大军，韩大任自然不敢出战，只懂闭门坚守。
吴三桂得知吉安被围的消息，心内如焚，忙遣大将马宝率领万人前往增援。
抵达吉安之前，马宝派人混进城，通报自己的援兵消息。韩大任却说：“我听说马将军已降清，如果他真来增援，可到城下摘下帽盔，如果他没有剃发，我就出城当面会他！”
当时的马宝，由于部队被江水阻隔，不能即刻达于城下。如果当时韩大任能够率领城内吴军顺势杀出，马宝在外面杀进，里应外合，肯定能给清军来个反包围，消灭清军围城部队。但过了好久，吉安城中无一炮相应，马宝生出疑惑，也不敢前进。
趁吴军犹豫，清军却忽然掉头攻击马宝援军，把马宝所率的吴军杀得大败而逃。这一路救援部队无功而返，悻悻退还湖南。
被围困二百多天，吉安城中粮饷早已断绝。最终，韩大任想出了一条“妙计”——跑！
康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夜，韩大任率领手下数万部队悄悄出吉安城南门，横渡白鹭洲，然后忽然发射大炮，四处击鼓。
此时的清军，全然无备，以为吴军劫营，各营兵马惊扰至极。如果韩大任此时下决心对清军展开进攻，得胜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但他当时鸣炮击鼓之举，目的不在于恐吓清军，而是想掩护自己趁乱逃跑。
转天，清军才得知韩大任夜间逃跑了。由于韩大任手下都是从前吴军悍将高得捷的精兵，清军也不敢马上蹑追，任其暂时逃遁而去。
韩大任逃出吉安之后，在宁都、乐安、万安、泰和等地往来兜转，像没头苍蝇一样瞎跑。由于韩大任所率都是吴三桂的精兵，清廷严令追截。
逃跑途中，韩大任手下有一酒肉幕客叫王怀明（原名孙旭），就婉转劝说韩大任降清，他马上答应。不久，又在老虎洞被清军追及，韩大任趁势决定到福建康亲王杰书军前投降。
领军以来，根本就没有和清军打过一次硬仗的韩大任，亲自率领手下军士一万多人、将员近千名，前往福州向杰书投降。
康熙帝听到消息后很高兴，派人把韩大任驿送京师后，当面接见嘉奖，并特赦其叛逆之罪。
听闻主帅投降，本来归于韩大任名下统领的江西吴军顿时丧失了主心骨，在很短时间内，四万多人被歼，近五万人投降。
至此，深受吴三桂宠信和重用的韩大任，率先为吴三桂集团敲响了失败的丧钟！
继韩大任之后，吴三桂的水师将军林兴珠也秘密降清。这个林兴珠熟悉湖南水道，掌握吴军水师许多机密，投降之时还携带了所属船只和大炮，使吴军顿时失去一直倚赖的水师优势。日后，长沙、岳州决战中吴军大败，和林兴珠之降大有关系。
兵力丧失，数将投降。由于大军驻扎湖南，拖延日久，吴三桂的粮饷也逐渐出现了大问题。
起兵以来，转运频繁，支出浩大，吴三桂在云南、贵州的历年储积已经被逐渐用尽。而这几年恰遇荒年，致使吴军占领区米价腾贵，一石米价高达白银六两，每斤盐价贵到白银三四两。由于军需不足，吴军只得加税田亩，军用急切，征催严迫，致使百姓怨声四起。
日复一日，吴三桂逐渐失去民心，先前希望他战胜的老百姓，慢慢不再支持他这个巧取豪夺的“大周”，开始转向支持清廷，希望“王师”重返……
康熙十七年，须髯斑斑的吴三桂起兵已有五年，年纪也六十七岁了。五年多来，终日操心军事，他心力劳瘁。随着时间的流逝，初期的胜利如同泡沫一般，迅即消失。失败、背叛、逃亡等坏消息，相继而来。这些压力，更加速了吴三桂的衰老。
眼见老王爷日趋憔悴、情志不舒，吴三桂手下的心腹党羽们纷纷劝进，让他马上继位当真皇帝。
想想称帝之举能够安抚军民之心，鼓舞士气，再想想自己年已垂暮，吴三桂叹息良久，就决定以称帝来“娱己娱人”。
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吴三桂在衡州继位为帝。此前，他的手下在市郊匆匆先筑一坛，置办“御用”仪仗、卤簿等“登基”一应必用之物。由于来不及建造宫殿朝房，就加紧赶工修造庐舍万间为“朝房”。“宫殿”上面的瓦片都来不及改成黄色，为了赶工，工匠索性就用黄漆涂抹。
称帝这天，吴三桂身穿大红衣，头戴翼善冠，到郊外登坛。众人正行礼间，忽然天降大雨，这位“周帝”的仪仗、卤簿顿时被雨水打湿，泥污不堪。黄漆涂抹的瓦片也顿时变黑，使得参加仪式的“群臣”大为扫兴，内心哀叹。吴三桂也兴味索然，大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虽然形同儿戏，毕竟也当皇帝了。于是，吴三桂宣布国号为“周”，改元“昭武”，以衡州为都城，并改衡州为“定天府”。
当皇帝后，吴三桂对亲属、部下逐一册封：封妻子张氏为“皇后”；封吴应熊庶子吴世璠为“太孙”；封郭壮图为“大学士”，仍守云南；封胡国柱、吴应期、吴国贵、吴世琮、马宝等人为“大将军”。同时，吴三桂还制造新历，铸造钱币“昭武通宝”；在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等地举行乡试，选拔举人——凡此种种，都是想给人造成新政权稳定的假象。
吴三桂不在兵势极盛的时候继位，而在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等人非死即降时继位，完全就属于一种政治儿戏。看到吴氏政权即将败亡还称帝，当时吴军统治区老百姓和士大夫也不再拥护吴三桂。
吴三桂年号“昭武”一经颁布，民间马上传出一首民谣：“横也是二年，竖也是二年。”
人心向背，已见端倪。
吴三桂占领湖南后，一直以长沙、岳州为战略重点，各派七万精锐驻守。其中，他还特派侄儿吴应期守岳州，抗拒江北荆州清军；大将马宝等人守长沙、萍乡、醴陵等地，以拒江西清军。后来，由于称帝后以衡州为都城，就让其心腹大将胡国柱、夏国相及吴国贵等人皆搬兵回来，聚守衡州。而吴三桂本人，时常“御驾亲征”，前往长沙坐镇，以坚将士守御之志。
在发动对岳州的进攻之前，清军首先进攻长沙。康熙十五年三月一日，清朝的安亲王岳乐统率大军自江西进逼长沙。此时，吴三桂从松滋率领精兵强将至长沙增援，他的意图是先败岳乐军，然后赴援吉安。
当时，有一个自江西吉安来长沙搬请援兵的文人，名字叫梁质人。吴三桂和这个文人很谈得来，就把他留下来，对他说：“你作壁上观，看我从容破敌。然后你回去，替我鼓励东方诸豪杰！”
当时，吴三桂军出城西布阵，分兵十九路，横亘数十里，军容之盛，近古未见！吴三桂安坐于谯楼之上，羽扇纶巾，亲自观战，并让梁质人也坐在自己身边，和自己一起“欣赏”双方在城下激战。
有皇帝御驾亲征，吴军将领精神顿起。吴军大将王绪率先率领手下数千人荡阵，他呐喊拍马，领头冲入清兵阵中。
令旗一挥，清军合围，把王绪的数千人困围数重。一时间，吴军旗帜已淹没不见，只听见清军震耳欲聋的喊杀声。
城上诸人大惊失色之际，忽然砰砰声响，鼓声骤急，火枪连发，先前被包围的王绪军队，忽然从阵中杀出，白刃闪过，血雾弥漫，清朝骑兵纷纷坠马，吴军将士锐不可当。这当口，吴三桂的侄儿吴应正、大将马宝及夏国相等人，也一齐纵马挥兵，从城下冲入清军之中。
大战期间，吴军得势。不幸的是，激战中吴应正忽中流矢，翻落马下。清军见吴军大将落马，也来了精神，追杀退却的吴军，反败为胜。
清军刚刚追至城下，忽然一阵锣声，城内冲出一队巨象，一下子就把清军冲垮。人害怕，马也受惊，清朝骑兵顿时大败。
双方继续互相杀伤，各自血战不退。战至中午，忽降大雨，双方只得收军……
此次交战，吴三桂本以十九路对阵，余军驻于岳麓山上，准备前赴后继，抱定了必胜的决心。但福兮运兮，吴应正中箭，天落大雨，吴军最终未得全胜。
长沙大战，双方投入兵力达十余万，杀伤相当。但从战争总体上讲，清军还是处于下风。惧于吴军勇武，清军只得在城下扎营掘壕，与吴军相持。
从康熙十五年到十七年间，清军和吴军几乎无日不战，争夺相杀尤为酷烈。吴三桂当时虽然年近七十，依旧往来驰骋于各战场之间，不避酷暑寒风，不时亲临战场，指挥手下对清军作战，并且时取小胜。但吴军的总体形势，犹如江河日下。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八日，在康熙严命下，“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湖广总督蔡毓荣、提督桑格等人，统帅清军水师，浩浩荡荡驶入洞庭湖，发起对岳州的总攻。
岳州战事正紧，吴三桂所在的衡州却出了大事！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吴三桂突然得病，据说是“中风噎嗝”（根据《东华录》记载）。也就是说，吴三桂忽然半身不遂加上吞咽困难，实际上已处于病危状态了。
清朝前期，中国人其实还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吴三桂乃辽东人氏，久居云贵，起事后又在湖南酷热潮湿之地待了几年，费心劳神，能够活到六十七，也不容易了。
紧急诊治后，病情稍稍安稳数日。
吴三桂回光返照期间，忽然看到有条大狗蹿至他病室的几案上端坐，安静地看着自己。古人迷信，狗坐几案，乃大不祥之兆。本来就病重，心中又迷信，待吴三桂看到这条大狗之后，精神一下子就垮了下来。不久，他又添“下痢”症状。上不能吃，下面狂拉，铁打的汉子都经不住，更别提一位六十七岁的老人了……
临终前，吴三桂遗命孙子吴世璠（吴应熊庶子，当时在昆明）来衡州继位。
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吴三桂病逝，终年六十七岁。
有家有国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带着巨大的遗恨，吴三桂撒手尘寰。
吴三桂死后，由于他手下一些重要将领仍在前方指挥作战，为防止军心涣散，在衡州的吴军将领们密不发丧，下令将衡州城门关闭，每天照旧派遣仆从给吴三桂进奉衣食，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当时，不仅衡州百姓不知道吴三桂去世，清军也不知道。
四天后，正在外面打仗的胡国柱、马宝、吴国贵等人接到密令，率部疾回衡州。这些大将同吴三桂的侄、婿等心腹将领齐聚之后，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同时，派胡国柱回云南，迎取吴世璠前来衡州奔丧。
胡国柱返奔云南，向留守的郭壮图传达众将的意见，准备护送吴世璠去衡州。但郭壮图马上表示反对，他认为，云南才是吴氏政权的老窝，乃根本重地，作为“皇太孙”，吴世璠绝对不能轻易离开。
为此，胡国柱痛哭流涕，跪地死劝，郭壮图依旧丝毫不为所动——郭壮图乃吴世璠老丈人，吴三桂一死，吴世璠必然即位称帝。称帝，就要立皇后。但当时吴世璠有两个妻子，郭壮图的女儿和卫朴的女儿，都位居后宫——如果郭壮图能把吴世璠控制在昆明，自己肯定就是国丈……
吴三桂身死，岳州防守的吴军也就岌岌可危。本来城下已经有十多万大军围城，如今粮草断绝多时，城内军士又不断有人降清，吴应期不敢再死守下去。
康熙十八年正月十八日下午，吴应期率部众数万人丢弃岳州，纵马出城，向东南方向溃逃。
清军过了一阵子才明白过来，即刻合军，追逐吴军达二百余里……
吴军坚守岳州坚城长达五年，清军死伤无数。至此，清军终于收复了这个战略重镇。
得知岳州收复，康熙并不高兴，反而气恼在心——岳州不是被攻下，而是敌将弃城而得！
但无论如何，清军得到了岳州，也确实意味着战略大进攻时期的真正开始。距离吴氏政权的灭亡，从此就开始以天数来计算了。
吴三桂死后，诸将把吴世璠迎至贵阳即帝位，以贵阳府贡院为其“行在”，定明年为“洪化”元年（康熙十八年）。
吴世璠“继位”后，给其祖父吴三桂上尊号为“太祖高皇帝”，父亲吴应熊为“孝恭皇帝”。
新帝继位，自然也有封赏。吴世璠晋封叔父吴应期为“楚王”，以国丈郭壮图为“国公”，郭壮图女儿为“皇后”，依旧以吴三桂在世时所封的大学士方光琛为“首席参谋”。
如今，吴氏政权诸将达成了一致意见：在保守云贵的同时，绝不轻易丢弃湖南。但岳州的吴应期溃逃后，湖南门户已经大开，继而长沙也为清军所得。湖南吴军，各路涣散。
康熙十八年（1679年）二月十三日，大将军简亲王率清军挺进衡州，这个曾被吴三桂更名为“定天府”的临时“首都”，也被清军攻克。
接着，清军陆续攻克耒阳、祁阳、宝庆（今邵阳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自北而南，吴军闻风即逃，势如退潮，湖南绝大部分地区都被清军收复。
各路吴军溃退到辰州之后，陆续集结。辰州非常重要，此地在沅江之畔，临近贵州和四川，由水路和陆路都可以直通贵州。
辰州附近的战略要地辰龙关更是山势险峻、林木森密，清军骑兵至此，根本不能成列。辰龙关为辰州门户，不破此关，难以通过辰州。但由于林深路险，清军勒尔锦一直不敢进兵，加上雨季，只得率军退还。
清军撤走，溃败至此的吴军得以从容构筑防御工事。康熙帝在京中得到消息，对勒尔锦大为愤怒，下诏严加申斥。
迟至七月，清兵仍没有进攻辰州。在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指挥下，清军集结四万精兵，在武冈、枫木岭隘口一带，对吴军发动了强大的进攻。
激战中，吴军勇将吴国贵被冷炮击中身亡，吴军大败。清军乘势陆续攻取了武冈和枫木岭。
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在大将军察尼率领下，清军向辰州发动猛攻。三月，辰州地区的吴军将帅接连战败，各率所部投顺清朝。
至此，湖南全境被清军收复，吴军残部大踏步后撤，最后皆溃退回云贵地区。
四川方面，清军也开始从兴安、汉中进行总攻。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秋天起，由圣大将军图海为统帅，清军四路并进，直杀入川。先前在西北立下大功的张勇、王进宝以及赵良栋三员汉将，率领手下勇猛的绿旗兵，在康熙直接谕令下，每到一地都作为先锋，为后继的清兵打头阵。虽然绿营汉军死伤无数，但终究连战克捷。
最终，叛军将领王屏藩在走投无路之下自缢身死，而吴之茂等数名吴军大将被清军活捉。后来，这些人皆被解送北京凌迟处死。
四川大定。
一旦四川全入清军掌握，吴氏政权的灭亡更加指日可待，因为清兵可以直接从西南包抄云贵。
夺取云贵，乃清朝平叛的最后一战，也是最关键一战。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康熙接受赵良栋建议，将大军分为三路，诸路齐进，直捣云南吴氏老巢。
三路大军中，第一路即中路军，统帅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章泰。此路大军都到湖南沅州集结，由镇远一路取贵州；第二路大军统帅为赖塔，统领广西满汉大军及部分广州清军精锐，从广西南宁出师；第三路大军统帅为汉将赵良栋，他统领四川与陕西满汉及绿旗兵，由四川分两路进兵，准备先取遵义，后进贵州。
征讨云南的三路大军，满汉官兵合计四十多万。当时，清朝在全国的兵力近百万。而云南讨伐，基本上属于全国总动员，可谓倾国出兵。如果加上转运粮饷及其他辅助性的役夫，估计人数达二百多万人。
相比之下，吴氏政权集中在云贵地区的总兵力，大概只有十多万人。经过连年征战，吴氏政权的兵源严重不足。加之溃败之余，战斗力也不是很强。
正当清军诸路即将大举出师时，吴氏政权当朝话事的国丈郭壮图派出大将胡国柱、马宝、王会、高启隆、夏国相等人，率兵突袭四川。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四川牵制清军，从而拖延清军进军云贵的进程。
事起仓促，四川清军连失泸州、叙州、永宁、建昌、仁怀等地。先前降清的叛将多人复叛，连夔州府当地汉人百姓也随之而叛，巫山、万县很快失守。
听闻四川形势如此，清廷大骇。一旦四川叛军和贵阳吴军合军抵抗，事情就很难办了。为此，康熙帝即刻命令四川官兵征讨反叛，并从进攻云贵的大军中调出部分满汉军到四川平叛。
四川再叛，只对清军中的赵良栋一路有影响，其他两路军按照原先计划出师。
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十二日，清军蔡毓荣部自沅州率先出师。借助水陆之便，清军迅速进入贵州境内。稍作休整后，这路大军和章泰大军会合，迅速向镇远进发。不费一箭一矢，清军就占领了镇远府城。
根据康熙帝的紧急谕令，章泰与蔡毓荣、董卫国、林兴珠等人马不停蹄，指挥满汉大军直取贵阳。
贵阳道路虽然险峻，但一路之上，清军攻城略地，在九月二十一日就直抵贵阳城下。
当时，由于马宝、胡国柱等大将还在四川作战，未及回援。眼见清朝大军逼来，郭壮图大惊，只得拥吴世璠乘夜逃回昆明。至此，清军收复贵阳。
不容敌人喘息，康熙又下严诏，催令大军即刻攻取云南。没时间休整，满汉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昆明！
逃回云南后，吴三桂的侄子、大将吴应期在酒席宴上多喝了几杯，痛哭失声。思及当初正是方光琛撺掇吴三桂反清，他便指着方光琛鼻子大骂。
对此，方光琛倒没什么表示，而在吴氏政权中执掌大权的吴世璠岳父郭壮图却反应激烈。得知吴应期有暗中政变，有自立为帝的可能性，郭壮图先下手为强，先把吴应期逮捕后用绳索勒死，继而还让人把吴应期两个儿子吴世琚和吴世珵也都勒死，以绝后患。
大敌当前，清军都入滇了，吴氏政权内部还如此互相残害倾轧。可以想见，作为吴氏政权的下属军兵，人心怎么可能凝聚起来！
即使已经完全有把握攻克昆明，清廷为了减少军队消耗，还是尽量争取以招抚、招降方式进入昆明。
奉康熙之命，清朝的大将军察尼曾派人赴云南，招抚把持“朝政”的郭壮图，表示如果郭壮图能够出力促使昆明“归正”，肯定会被推为清军入滇首功，皇上当裂土分封为酬。同时，察尼给夏国相也写了一封类似的招降书。
虽大祸迫在眉睫，但郭壮图和夏国相二人跟随吴三桂多年，又和吴氏是姻亲关系，也非常熟悉清廷对待反叛人士的态度，先前连建国功臣都兔死狗烹，更何况曾经公开反叛的罪臣呢？所以，二人都对清廷的招降没有任何反应，更无反馈。
为了以武力最快解决云南叛军，康熙帝严旨，命令大军不得以任何借口逗留，即刻疾速进兵，否则将以重罪论处。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章泰、赖塔、希福、马奇等人，也不敢考虑休整军队过年，马上指挥军队前行。
云南，乃吴氏政权最后的老巢，吴军负隅顽抗，严防死守。
在北盘江的江西坡（今贵州晴隆与普安之间），章泰部队遭到吴军一万余人抵抗。云南地区本来地势复杂，而江西坡这里更是异常险峻，其中山路曲折盘旋，如螺纹般绕山而上。
由于吴军阻险，临高射箭，一时间不少清军被射杀。等到吴军箭矢用尽，清军再次呐喊冲击。杀到半山腰，忽然遇到了吴军事先预备好的大象阵。由于思想准备不充足，清军步兵被踩死不少，战马受惊，跌落山间摔死者不计其数。
由于清军打头阵的汉将绿营精锐死的死，伤的伤，逃跑之际，连在后面督战的满洲正红旗兵都制止不住，也被吴军杀死、踩死许多。
狂逃两天两夜，清军方敢停下来喘息。
此战下来，清军在江西坡的尸体密密麻麻。直到康熙末年，当地人在坡上种地，还常常犁出白骨，可见当年这场战斗中清军伤亡之多。
得知惨败消息后，章泰依旧不敢怠慢，很快就命令手下总兵白进功等人分成三个梯队，再次猛攻江西坡。
行至砂子哨，吴军已经驱大象下山迎战。由于此次清军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又分三队继进，所以没有重复上次被聚歼的态势。
双方激战半日，清军拼死力战，最终打败了吴军。
乘胜凭势。清军追击不舍，陆续收复了新城所、普安州、交水城，最终和赖塔所率的广西清军会合。
由此，章泰、蔡毓荣、桑额等清将所率的湖广大军，与赖塔所率广西大军，各自冲破吴军阻击，最终实现了战略会师。
不敢有丝毫怠慢和疏忽，在康熙严旨催促下，两军自交水分路齐进。二月十九日，清军行进到昆明郊区四十里外，在归化寺附近立营休整。
钲鼓齐鸣，马嘶喧天。吴军守城将士从昆明城内登高远望，见金马山、鹦鹉山、石虎岗、城北山之间的大部分地区，都满布清军。壁垒森然，旌旗招展，满营杀气，令昆明守军股栗不已。
在城下休整两日之后，清军攻城。郭壮图已成穷寇，只得派遣军将率领马步军万余人出城三十里迎战，同时带着吴军特有的“秘密武器”大象随军。
但战争打到这个时候，吴军大象只剩下五只。而此时的清军，对于大象这种东西也有了“免疫力”，不像先前那么惊骇。
双方开打。当时，章泰清军在左，赖塔清军在右，同时出击，和吴军缠斗在一起。
从早晨战至中午，清军气势愈盛。结果，清军依恃着人数的优势，再次击败吴军，并追赶败退的吴军直到昆明城下，阵斩吴军大将九员，生擒吴军将士六百多人。
即使兵临城下，郭壮图、吴世璠也毫无降意。吴军此时紧闭城门，依旧抱有幻想，希望人在四川的马宝、夏国相、胡国柱等人能够及时回兵救援昆明。
吴三桂经营昆明多年，城厚池深，铜墙铁壁。想攻陷这样的城防，不知道要死伤多少人。于是，出于持重考虑，赖塔与章泰仔细商议过后，决定先掘壕围城，把昆明困起来再说。
同时，清军还展开攻心战，向城内射去无数檄文和康熙免杀昆明军民的旨意，不停派遣官员到城外以及周围地区招降吴军将士。
此时的招降很管用。死到临头，但凡抱一点生存希望的吴军将士和官员，皆纷纷投降。很快，吴氏政权的大理府张国柱、姚安府刘汉章、临安总兵徐衷明及李玉彬、范应泰等人，三三两两，携带清军散布的诏书和檄文，到清军营内投降。
得知四川的吴军大将马宝等人正在回援昆明，康熙深恐这部吴军回滇后，会对劳累已久的清军展开反包围，因此命令赵良栋等人务必就地全歼马宝所部，在途中消灭这些回援的吴军。
结果，马宝、胡国柱二人跑得快，先行奔回云南。而驻守永宁的吴将宋国辅势孤难支，只得向清军乞降。
至此，四川叛军基本被清军击败，难以再起。
四川稳定之后，康熙帝下令，让赵良栋等部清军迅速赶往云南平叛。
败逃回滇的马宝虽然能够返回，但并没有及时回援昆明，而是在楚雄驻军喘息休整。
深知马宝勇武有谋，康熙帝派人给他发出最后的招降谕旨，希望这位在清朝前期立过大功的将领能够悔罪归诚，但遭到马宝拒绝。
不久，章泰遣都统希福统兵进击，在乌木山把马宝全军杀得大败。
逃到姚安山中躲避几天后，眼见自己所收集的溃卒还不到百人，马宝知道大势已去，在说客招降下，不得不在七月五日到姚安府向清军将领希福缴印投降。
马宝投降及日后被杀细节，清朝笔记《庭闻录》记载如下：
（马）宝走姚安山中，领兵数窘我师（清军）。我师恨入骨，欲生得之以甘心。桑格遣说客招降，备仪从以迎之。
（马）宝出至姚安府城，幅巾深衣，八人扛舆过市，大言曰：“我不出，为累者必众；我不惜一死，救此一方民。”色厉词壮，俨然丈夫。迎者稍失意，辎菙立下，如治其部卒。
赴楚雄，桑格郊迎，谬为恭敬，（马）宝喜不胜。居数日，桑格夜饮，（马）宝忽心动，停杯而泣，涕泪沾须，以子自寄为托。
明日，改服入滇，即逮赴京，处以凌迟极刑。噤嘿受刃，及洞胸，始大呼一声死。
可见，作为昔日反清英雄李定国的手下，马宝还是非常具有胆略和民族气节的。到姚安府投降这天，他身穿明朝的“幅巾深衣”，义气昂然地坐在八人抬的轿上，招摇过市，并且对围观人讲：“我不出来，必使很多人受连累。如今我不惜一死，正是为了救这一方百姓啊。”其慷慨悲壮，俨然大丈夫。当地清军迎候之人稍有不如意，马宝就用手中马鞭鞭打，如同对待自己的奴仆勤务兵一样。
而后，他从姚安被送到楚雄，清军提督桑格出城迎接。桑格乃满洲正白旗人，为清军著名的神箭手。他招待马宝，一是因为马宝在清军中的“辈分”确实高；二是为了稳住马宝，能够向北京献上“生俘”。总之，桑格对马宝一直表现得充满敬意。为此，马宝似乎觉得自己还有活命的可能，喜不自胜。
过了几天，桑格把马宝请到大帐夜饮。推杯换盏之际，马宝忽然心有所动，即刻停杯而泣，不知道是为家，还是为“国”，也可能是知道自己肯定难逃一死，忽发伤悲。
转天，马宝换了清朝装束后就被送到昆明。此时，康熙帝诏旨已到，命令把马宝逮送入京。到北京后，清廷立刻判处马宝以凌迟极刑。
南征北战数十年，马宝忍痛功夫挺大。挨剐之时，他定睛瞧看小刀落处，默然不出一声。待刽子手费尽功夫剐了最后一刀，以刀尖剜其心脏之时，他才大叫一声而死……
吴氏集团中，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胡国柱。他率领部下亲兵逃到云龙州（今云南云龙南）青里屋一带，被清军都统希福率人包围。
自知无法逃脱，胡国柱就征求幕客王愈扩的意见，是死，还是降。王愈扩是个很有气节的汉人文士，一杯在手，他指着窗外美丽的景色对胡国柱感慨万千地说：“君侯，您不见落花吗？或缤纷于裀席之上，或狼藉于泥土之中……”
王愈扩话没说完，胡国柱莞尔，已经明白王先生话中意思，赶忙表示说：“您说得是，说得是！先生爱我，胡某敢不受命！”
次日，他准备就绪后，对他的家人说：“我位至大臣，死固宜然！但担心死后清军搜不到我的尸身，会连累诸君！”于是，胡国柱掩上房门后，悬梁自缢。
得知胡国柱自杀，他手下两位大将王绪与李匡马上为他发丧，极哭尽哀毕礼。而后，这两人散尽家财，全部送给幸存的兵将，让他们携带金银各自逃跑谋生。而后，又派人大积木柴，柴底下放进大量火药。
一切就绪之后，王绪与李匡两人坐到柴堆上，纵情饮酒为欢。
酒酣之时，王绪忽然想起了什么，赶忙对一旁侍候的仆人说：“你们快去告诉我的两个妾，她们可以不死的，让她们赶快收拾行囊逃命去吧！”
未几，仆人跑回来禀告说：“两位美人已经悬梁自尽了！”
听人如此回报，王绪醺然间慨叹一声：“唉，如花美人，也能这样壮烈而死啊！”
泪眼迷离之际，他和李匡最后痛饮一杯，命令仆从点火。
火苗越烧越大，轰然一声，火药引爆……
既然马宝、胡国柱、王绪等人已死，昆明等于没了外援。即便如此，郭壮图和吴世璠依旧没有任何降意，死死坚守昆明城……
清军围城半年多，还是不能破城。
由于几十万清军暴露在外，加之不服水土，陆续感染疾疫，病死者日益增多。接着，由于粮饷转运不继，清军营内已经出现粮食供应困难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守城的死守，攻城的不走，双方继续僵持着。
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康熙帝得知昆明城久攻不下，气急败坏，又下诏旨死催。同时，他还以满洲皇族特有的阴狠，指示清军将领派遣先前投降的吴军将士先登城墙做炮灰。
包围昆明半年多，按理说城内粮食早应尽绝了，为什么城内军民还能死守呢？经过仔细盘查，清军将领发现，昆明城一面临昆明湖，南北百里，一直没有严加封锁，舟船时常往来。
当时，驻守昆明湖周遭安宁、晋宁、昆阳、呈贡四州县的清军，大都是刚刚投降清军不久的吴三桂旧部将士，他们不忍心昆明城内的亲属和老战友挨饿，所以对湖区没有严加封锁。
对此，清军统帅发现后马上采取措施，杀掉一批心怀同情的吴三桂旧部将士，改派八旗兵驻守昆明湖沿线，从此切断了城内的粮食来源。
九月，汉将赵良栋平定四川叛乱后，率领大兵渡过金沙江进抵昆明，与章泰、赖塔两路大军会师。
看到包围昆明的满洲将领一直害怕伤亡而按兵不动，赵良栋就率领自己的宁夏绿营汉军对昆明发动猛攻。
赵良栋所部未及休整，不计死伤，即刻投入战斗。
看到汉军如此凶猛，十月八日，章泰只得下令满汉各军进兵，直抵城下，把昆明城围困数重。于是，清军不分日夜，开始肉搏攻城。
数十万清军兵临城下，运输线又被截断，城中粮食早已食尽，而箭矢嗖嗖，射入城中的招降书又表示投降免死。在这种情况下，守城的吴军将领已经有不少人生出贰心，陆续有人偷跑出城，向清军投降。
从出降的吴军将领口中得知，昆明城内确实已经“山穷水尽”，章泰等人终于放胆攻城。清军猛攻数日，但昆明坚城太牢固，一兵当垛，百兵莫上……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绝望之余，昆明城内的吴国柱、吴世吉等人集结手下士兵，密谋发动兵变，想生擒吴世璠和郭壮图后，开城献给清军。
忽然听到殿外呐喊声声，吴世璠才得知城内守军叛变消息。至此，吴世璠彻底绝望。这个吴氏子弟，当时只是一个十六岁少年，却非常有血性。他立即穿上皇帝的服装，昂首登临大殿。坐在宝座上举目四望一番后，忽然举刀自刎。
大概由于少年手力弱，一刀未死，这位美少年就自己愣生生以手抉出喉管，又硬划一刀，终于鲜血如喷……
吴世璠这个少年，风仪翩翩。当他被吴三桂政权官员从北京偷运到昆明的时候，年方八岁。此前，嫡母为大清公主，爷爷为大清王爷，他的孩提时代肯定在北京过着锦衣玉食的贵族子弟生活。而后，祖父吴三桂起兵，迢迢路远，父亲吴应熊和几个兄弟在北京遭到清廷杀戮、剪除，这个孩子在昆明之时，肯定知道这些消息。
八年多来，虽然居于深宫，吴世璠身边肯定有硕儒老师教他民族大义。耳濡目染，国仇家恨，对这个少年来说，一切都绝对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血淋淋的现实。正是在这样的教化之下，吴世璠这样一个十六岁的、没有经历过任何生活磨砺的少年郎，才能毅然决然挥刃自尽。比起他软弱怯懦的父亲吴应熊，简直判若云壤。其悲壮刚烈，不逊南明少年英雄夏完淳。
当然，由于“三藩起事”被清廷定性为谋逆的“三藩之乱”，吴世璠作为“逆首”之一，加上他自私自利的老丈人郭壮图，故而在历史中一直被丑化、妖魔化……
得知“皇帝”自杀，吴世璠的“皇后”郭氏也投环自缢。宫中从死的多达百余人。
郭壮图闻变之后，马上和他的儿子郭宗汾紧闭府门，相继自刎而死。
郭壮图和吴世璠都死了，城内叛变的吴军将领怕不好向清军交差，就抓住了吴三桂的“大学士”方光琛及其子侄等人，大开城门，出城向清军投降。
数十万清军围城近一年，死伤无数。待到昆明城降，出于报复心理，清军入城后大肆杀掠一番，珍宝美女，恣其所欲！诸部清军，只有赵良栋所部约束严格，杀掠不多。
得城之后，清军马上把吴世璠首级割下，传送京师，然后把吴三桂首席谋士方光琛和其子侄押到军前凌迟处死。接着，又大张旗鼓对先前事迫投降的吴军将领高启隆、巴养元、李继业等人斩首示众。其间，不少吴军悍将的家属也被清军杀绝。
当时，吴三桂已去世三年多，清廷想找到他的尸首枭首戮尸来泄愤。但在清军迫近昆明时，吴世璠和他岳父郭壮图已经把吴三桂尸骨改葬他处。所以，清军在昆明附近刨了数座大坟，都没有找到吴三桂尸身。最终，清军在昆明安福园石桥下挖出一个骨灰匣，报称是吴三桂骨灰。为了请功，清军统帅部把这匣骨灰和吴世璠首级一并送到京师邀功……
当然，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吴三桂爱妾陈圆圆的下落。当初就是因为这个绝色女人，吴三桂“冲冠一怒”，使得他自己一生的命运和吴氏家族的命运全然改变。
但真实历史记载中，包括清军攻入昆明后对吴氏家属的登记造册，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言及陈圆圆。
民间笔记、野史记载却丰富多彩，有说她自缢的，有说她出家的，有说她隐居善终的，纷纷扰扰，陈圆圆下落，成为千古之谜……
恩怨尽时论浊清
由“三藩起事”而走向统治成熟的康熙帝
昆明被攻陷，吴世璠自杀，标志着云南吴氏政权彻底覆亡。而后，根株广蔓的吴氏大家族，基本被清廷诛戮无遗！
至此，话语权和生命权，定夺于胜利者之手。清廷的下一步，就是从容斟酌处理吴三桂同盟者、昔日部属、起事三藩主要骨干及其家属。
灭绝吴氏满门之后，康熙帝意犹未尽。为了拔除根株，清廷开始进行常人意料之中的政治大清算。
第一个要清算的，肯定非福建起兵的耿精忠莫属！
当初振臂一呼响应吴三桂，这位靖南王耿精忠确实给吴三桂帮过大忙。势穷力蹙之时，耿精忠在康熙十五年冬投降。当时，康熙帝显示出“大仁大义”，表示“既往不咎”，恢复了耿精忠的靖南王王爵，其旧属从人，也皆任原职如故。为此，当时耿精忠涕泪横流，表示要重新为大清舍生忘死，主动要求随清朝大军清剿台湾郑氏在大陆的武装，要“立功赎罪”。
因耿精忠部兵马善战，熟悉地形，会同清军接连击败郑氏军队，为清朝收复了泉州、漳州等地。而后，他奉命率领兵马驻守潮州。
耿精忠为表达自己的“忠心无贰”，还把儿子耿显祚送京作为“人质”，以图消除康熙帝对自己的疑虑。
但耿精忠有所不知的是，他投降的当年年底，其手下部将徐鸿弼、刘延庆以及卫士吕应晹、苏云会等人就暗中联名，向兵部揭发耿精忠归顺后意图逆谋的五款罪行，其中包括故意隐瞒“奸党”名单、暗中勾结台湾郑氏、曾和叛将刘进忠私语“乞降非所愿”、暗藏火药以图后起以及在投诚前刻意杀掉范承谟等事……
不仅部将、旧属揭发他，耿精忠在福州的弟弟耿昭忠为了自保，也发密奏给康熙帝，揭发哥哥意图谋逆。
耿精忠投降之后，已为笼中之鸟，康熙帝可以随时抓住杀掉。但当时清廷正注力清剿吴三桂政权，害怕杀了耿精忠后会打草惊蛇，使得未降的人不敢来降，所以一直隐忍不发。
康熙十七年春，清廷命令耿精忠从潮州回福州驻扎。同年秋天，由于吴三桂病死衡州，平灭吴氏政权已经是早晚之事，康熙帝开始考虑对耿精忠的处置。
为防止耿精忠逃跑并不使其部下生疑、兵变，康熙帝就让康亲王杰书劝说耿精忠自动请求入京觐见。
看到康亲王开导自己回京和皇上恢复一下感情，耿精忠不能拒绝。于是，在康熙十九年三月，他自动上疏请求入京。
接到疏奏后，康熙帝马上批准。为了避免耿精忠生疑，清廷还下旨任命耿精忠的部将马九玉为福州将军，管辖其原有的靖南王部队。
耿精忠刚刚入京，其弟耿昭忠、耿聚忠就联合上疏，请求朝廷对哥哥的叛逆不道予以严惩。大伪大乱之世，为免灭族，兄弟之间也是操戈同室。
此时，康熙帝再无顾忌，马上批准耿昭忠兄弟的请求，下令收逮耿精忠，还把先前耿精忠侍卫和部属的揭发材料都拿出来，交给法司审讯。
耿精忠对此肯定不服。他极力分辩，自陈归正后绝无叛志。事已至此，谁还会真听他的辩解呢？于是，耿精忠叛逆罪成。法司上奏，应革去耿精忠王爵，耿精忠、耿显祚及藩下骨干分子曾养性等人，俱应凌迟处死，家产籍没。
由于当时耿精忠手下诸将依旧在福州，康熙帝没有马上批复，而是先令耿精忠所有的亲属返京归旗，然后命令在浙、闽当官的耿精忠旧属皆还京听勘。接着，清廷又免除福州将军马九玉的职务——由此一来，昔日靖南王班底，被一网打尽。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十九日，清廷对耿精忠案件进行廷议。议政王大臣们先拟定一个处分意见：应将耿精忠包括他的儿子在内共十人凌迟处死，其同党黄国瑞等十九人应予斩首之罪。
为了显示自己无上的“宽仁”，康熙表示，虽然耿精忠和他儿子等人罪大恶极，但也有可怜悯之处，可否从轻发落，改为斩首。
对康熙帝如此“大慈大悲”的表示，议政王大臣们心知肚明，纷纷挥舞胳膊，竭力陈说，认定耿精忠负恩谋反，罪不可赦。特别是大学士明珠，强烈要求对耿精忠父子凌迟处死。
最终，清廷对耿氏家族及其部属的处理意见形成决议：
革去耿精忠王爵爵位，凌迟处死；革去其子耿显祚散秩大臣职位，处斩；耿精忠部属徐文耀、王世瑜、曾养性、刘进忠、白显中等人，凌迟处死；部属黄国瑞、林芳孙、廖廷云、李似桂、夏季旺、吕应斗、武灏、司定猷、沈伟、郭景汾、罗万里、祖弘勋等人，处以斩首。
于是，入关前就为虎作伥的三世耿氏王爷，就此灰飞烟灭。
闹市之中，任凭耿精忠乞饶哀告，刽子手丝毫不为所扰，依照决议一一处决……
在处理耿精忠及其部属的同时，清廷对于平南王尚之信的行动也在进行中。康熙十九年三月，尚之信护卫张永祥、张士选等人赴京揭发尚之信降后谋叛。于是，清廷派出刑部侍郎宜昌阿等人，以巡视海疆为名到达广东，进行秘密查验。
宜昌阿到达广州后，马上找来尚之信手下都督王国栋秘密询问。王国栋转弯很快，他马上揭发尚之信归正后一直还想谋反，并且自告奋勇，要求自己为朝廷亲手逮捕尚之信。
当时，尚之信不在广州，而是率领部队在广西协同清军平叛，正忙着为清廷效犬马之劳。不仅操劳，还要真心表现，他每日焦心劳瘁，上疏献策，还带病为清廷收复了武宣（广西武宣）等战略要地。
待尚之信得胜回到广州，迎候他的刑部侍郎宜昌阿说有圣旨给他。尚之信还挺高兴，以为是康熙帝嘉奖自己呢，马上下马跪地听读。
结果，诏旨读出，原来是皇帝要擒拿自己入京审讯！
如同五雷轰顶，毫无思想准备的尚之信愣在原地，蒙了。稍后，他缓过神来，心中倒不是特别害怕，总觉得自己当初不是真反，认定自己入京解释清楚之后，朝廷肯定会赦免自己。
尚之信被收逮后，参与首告的其部下都统王国栋得志便猖狂，马上率人查封平南王王府库藏，且恣取资财，肆行无忌。
听到尚之信弟弟尚之节叹息诉苦，尚之信手下的长史李天植等人对此大恨，想也不多想，就率领数人冲到王国栋马前，对之喝骂道：“你王国栋陷身旗奴，要不是先王（尚可喜）赏识，对你破格提拔，岂能有你今天！如今尚公（尚之信）被逮，你既不为之辩白冤屈，又不遵旨将王爷送入京师听候勘问，却胆大妄为，忘恩负义，入王府抢劫财物，真是无耻小人！”
话到刀到，李天植跳起，一刀就把王国栋的脑袋砍落马下……
李天植杀人这件事，尚之信事先一无所知。监禁中，得知王国栋被杀，尚之信叹息不已，认定李天植简直就是给自己帮了倒忙。
果然，清廷以此事为借口，开始对尚之信正式审讯。
此种审讯，基本上是走走过场。康熙十九年七月，并没有让人把尚之信逮入京城勘问，康熙帝就批准了对尚之信及其家属、部下的判决：
尚之信不忠不孝，罪大恶极，念其曾授亲王头衔，从宽赐死；尚之节、李天植按律，就地正法；平南王王府所有资财，全部充公，用为军饷。
至此，尚可喜奋斗一辈子挣来的平南王家业，也顿时化为乌有。
由此可见，清廷对耿精忠、尚之信及其部属的前赦后治，根本谈不上任何“信义”。康熙帝虽然年轻，但其政治手腕的老辣、纯熟，已臻化境。
三藩之人，当初还有一个让康熙特别头痛、特别痛恨的，那就是西北起兵的王辅臣了。
根据清官方记载，王辅臣之死乃“病故”，显然他不是被清廷“正法”的。盛壮之年的勃勃武夫，王辅臣怎么会在清廷胜利之后一下子病死了呢？
对此，《清圣祖实录》中只记载正当清军围攻昆明之时，康熙帝让王辅臣随图海一起入京觐见，没有透露过多消息。
清朝文人刘献廷写过一本笔记《广阳杂记》，其中详细记载了王辅臣之死：
（王）辅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结发妻自缢而死（指当时王辅臣跟随姜瓖在大同叛清之时）。后贵，复置妻妾七人。平凉被围时，（王）辅臣顾七人叹曰：“死大同者，今无其人矣。”七人闻之，同时皆自缢而死。
（王）辅臣出战虽屡胜，而孤城坐困不支。经略图海招之降，与之钻刀设誓，保其无他。（王）辅臣出降，随经略转战有功，事多不具录。
事平，上撤经略（图海）还朝，即召（王）辅臣入京。鞍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后妻。自七人缢后，（王）辅臣复娶一女，至此忽与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时欲出之。召其父来，与之决绝，而密语之曰：“领汝女亟离此，他方远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
有工匠随征久，具呈于（王）辅臣，求批归省。辅臣取其呈手裂之，曰：“汝归即归耳，尚须此物耶。汝归不宜复来，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银赏之，工匠涕泣辞去。
（王辅臣）随命司计者取库中银，多少分之，各为一封，多以百计，少或数两，一一标识。余一二万金，置之库中，以印条封之。更录簿一册，记银数并诸杂物，曰：“吾为提督久，岂无余赀，令人动疑，累汝后人也。”取旧账目悉火之。
（王辅臣）召诸将卒亲随人等至前曰：“汝等随我久，东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与汝等辞，汝等宜远去。”随其人之功绩，各以银一封与之，曰：“汝持此，愿归田者亟归，愿入行伍者速投他镇去，无言向在我处。”众皆哭，挥之行曰：“速去，我事自当，无累汝等，从此决矣。”既发遣众。
（王辅臣）乃命酒独酌高歌。饮讫，见盛鱼银碗在案，重二十余两。沉吟曰：“此物当与谁？”适有童子捧茶至，顾曰：“汝在此几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遽命取石，槌碗令扁，以授童子曰：“与汝归娶一妻，勿更来矣。”
复酣饮高歌二三日，问门下尚有几人，则惟数十人在矣。召之来共坐，呼酒欢饮。至夜半，（王辅臣）泣谓众曰：“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贵已极。前迫于众人，为不义事，又不成，今虽反正，然朝廷蓄怒已深，岂肯饶我。大丈夫与其骈首戮于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绳死、药死，皆有痕迹，则将遗累经略，遗累督抚，遗累汝等。我筹之熟矣，待极醉，絷我手足，以纸蒙我面，冷水噀之立死，与病死无异。汝等以痰厥暴死为词。”
众哭谏之，怒欲自刎。众从其言，天明以厥死闻。
后经略（图海）入朝，上问王辅臣，经略言反非其本意，上怒曰：“汝与王辅臣一路人也。”图海惧，吞金而死……
细读之后，可以发现，王辅臣武将出身，却很有政治头脑。当时吴三桂政权即将垮台，得知康熙帝召自己入京，他马上料到此行凶多吉少，就开始积极准备后事。
他先是“怒出”继娶的后妻，而后赏银给工匠，再伪造账簿，取出库银分赏多年跟随自己的诸将，遣众归田。最后，对于随侍自己的童仆，王辅臣还把银碗砸扁赏之，令童仆携走回家娶媳妇，慎勿再来……
而后，和门下人饮酒夜半，王辅臣老泪纵横，表示说：“朝廷对我蓄怒已深，岂肯饶我！大丈夫与其骈首受戮刑场，不如自己求个好死！但是如果我用刀自刎、以绳自缢、仰药自杀，都会留下痕迹。如此畏罪自裁，朝廷定然怪罪，将会连累经略图海和督抚官员，也会连累你们这些人……我早就想好了，待我欢饮极醉之后，你们把我手脚捆住，用厚绵纸蒙住我的脸，再用冷水喷洒，我定会窒息而死，如此，朝廷派人验尸也验不出来，跟病死死状一模一样。然后，你们就说我‘痰厥暴死’，上报朝廷……”
门人们哭着劝谏，王辅臣非常生气，欲拔剑自刎。门人们赶忙同意，依照他教诲行事。待得天明，诸人就以王辅臣“厥死”上报。
记述王辅臣死状的《广阳杂记》作者刘献廷，乃清初汉人大儒，曾经北上应徐乾学之聘，参与清廷对明史的修撰。他对清朝的历法、数学、音韵等学科都有很大贡献，特别是对于地理学，实地勘验，非常具有可信性和科学性。
而《广阳杂记》一书，本来就是一本地理学专著，其中对于古今气候变迁、各地物候异同、河流侵蚀作用以及地理位置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可谓见解独到。
按理说，刘献廷是个音韵学家、地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行文肯定严肃。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一书中对王辅臣记述唯一可疑之处，就是说完王辅臣死后，却说图海入京面见康熙帝时为王辅臣辩解，惹怒了康熙帝，归家之后惧而吞金自杀，大有小说家笔法——图海曾被康熙御诗赞誉为“钟鼎功名悬日月”，深受清廷重用，康熙二十年因病还京，病卒于家，清廷赐谥“文襄”，绝非吞金自杀的。
从个人历史角度看，刘献廷一生除曾入史馆以外，并无与清廷政治高层交往，所以他所得到的图海自杀消息，当属民间传闻。根据《康熙起居注》，图海于康熙二十年十月六日还京后，不久就得到康熙帝亲自召见。其间，康熙帝对他“抚背赐茶”，恩礼优渥至极，丝毫看不出怪罪之意。而后连续几天，康熙召见诸大学士，图海也一直在被召之列。到十一月，图海告病，大概是积劳成疾，忽然就死于脑溢血或者心脏病等类急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康熙帝特意下诏，要礼部从优议恤图海。图海死后，清廷对图海后裔也颇多重用，图海之子诺敏官至刑部尚书，图海之孙马礼善官至都统，马尔赛官至大学士……
把三藩的“首恶”们全部处理掉后，康熙帝还是不肯罢手。
攻陷昆明之后，从康熙二十年年底到次年五月间，康熙帝逐批处决了吴三桂那些已经投诚并且“戴罪”立过功的将领们：
原贵州提督李本琛，处以“从逆”大罪，凌迟处死。李本琛的孙子李象乾、李象坤以及侄子李济善、李济民，皆依律株连斩首。
清朝的原镇远副将江义，由于曾经被吴三桂封为“镇远伯”，凌迟处死。
吴三桂任命的将军王公良、王仲礼，巡抚吴谠，侍郎刘国祥，太仆寺卿肖应秀，员外郎刘之延等人，斩首。
吴三桂原骨干分子胡国柱、王绪、李匡已经自杀身死，他们的家属虽然投诚，但康熙帝依旧认定这三人罪行重大，以谋逆大罪下令对三人的男性亲属悉行处斩，妻女、家口、财物，皆加以籍没。
彭时亨、谭天秘二人，先响应吴三桂叛于四川，后投诚、复叛，因此“罪恶重大”，凌迟处决。
所有犯谋逆罪被杀的犯官犯将，家中满十六岁以上的男性子嗣一并处斩，家产籍没。犯人妻子、女儿以及未及成年之子，均没入官府为奴……
血腥屠杀和镇压之后，对于数万吴三桂旧属兵士，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经过严格审核后，这些人都被流放到关外、塞外苦寒之地充任“站丁”，另籍编列，其后代子孙，永远都不能读书入仕。到了清末，这些人的后代传了十多代，依旧充当站丁、宫门更夫等世袭的下贱职业……
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史书，是胜利者的意志！而我们后人研究历史，肯定不能完全相信当时统治者御用文人所编纂的史书。
由康熙想剥夺吴三桂等人的利益而导致的三藩起事，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军事大动乱，持续长达八年之久。为此，康熙帝对吴三桂恨之入骨，清朝史家也一直以“逆贼”称呼吴三桂，并且把这场大事变定性为犯上作乱的“叛乱”。时至今日，我们今天不少历史书中依旧沿袭清代名词，把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起事称为“三藩之乱”。
恩怨尽时方论定。如果我们还是以清朝人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刻意贬低失败者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及其追随者，显然失于简单和武断。
吴三桂起兵叛清，开始绝非主观故意，他和他的部将以及其他二藩将帅，为清朝血拼已久，封王裂土，实至名归。但康熙继位之后，从封建极权主义角度出发，刻意剥夺吴三桂等人的特殊利益，最终迫使诸人铤而走险。
从吴三桂初起之时的社会反应来看，云南旗帜一举，天下喧喧，各地响应，四海沸腾！如果清廷在当时的统治深得人心，吴三桂就不会得到那么大范围的支持。显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前事不远，加之统治者对汉族百姓敲骨吸髓般的压榨，使得汉族人民在内心之中并不认可他们的统治。
出于民族主义感情和利益的一致性，数百万军民纷纷参军参战。在极短时间内，使得清朝的国祚危如累卵。如果不是吴三桂过于谨慎而在湖南逡巡，假如吴军一鼓作气过江直逼燕京，胜负成败，殊难预料……
当然，吴三桂这个人，从个人品质上看，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幸或不幸，此人生活在明清之际波澜壮阔的大历史环境下，他的个人抉择，造就了他的机遇，也造就了他的悲剧。入清之后，如果不是康熙强夺吴氏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吴三桂本来可以以“大清忠臣”的名义善终床箦。而且，待吴三桂病死，清廷也可以相当自然地撤藩削王，而不会引致成百上千万军民死亡的政治大动荡。
当然，吴三桂反清，虽然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但他发动的这场战争，显然不能和明末清初明朝遗民拥戴南明政权那种“抗清起义”相提并论。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人，并不是明朝志士，他们起兵的目的也不是勠力同心于汉族荣光的恢复，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
但是，任何一场战争的鲜血都不会白流。吴三桂引发的战争，其巨大的冲击力，使得清统治者瞠目结舌，同时也忽然明悟了自己先前的统治是多么不得人心和残酷。所以，战争之后，清廷及时调整了政策，中国社会为此获得了新的稳定和新的进步。
由康熙帝造成、吴三桂倾力发动的这场战争，从大一统帝国的角度上看，也在国内彻底根除了自明末以来尾大不掉的地方军阀集团，使得清王朝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完全统一。
从权谋角度上说，在平灭三藩起事过程中，康熙帝性格中的虚伪、阴险，暴露无遗。特别是他对于汉人的沉猜态度，可谓处心积虑。“汉人叛乱汉人平”，康熙的这个著名敕谕，载于康熙十八年十月辛未《圣祖仁皇帝实录》。当时，他派遣学士禧佛传谕西北的张勇等汉将：“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人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凡此种种，不仅在当时，即使清朝灭亡之后，研修清史的人几乎异口同声，赞誉康熙帝的意旨在于对满汉臣民平等相待，对汉将汉军更是毫无嫌猜，所以能得汉将死力，最终平定三藩……
这种见解，实际上犯了简单主义的毛病。康熙所谓的“汉人叛乱汉人平”，说白了就是“以汉杀汉”。在整个平定三藩的斗争过程中，但凡康熙帝表示说“不忍官兵惨罹锋镝”的“官兵”，基本都是指满八旗子弟。
深恐维护统治的根底消耗殆尽，康熙帝一直对满族官兵呵护不已。战争期间，八旗军队轮番调回休整不说，在战争过程中也一直担任“接运粮饷”的“重任”——一来可以使得这些人充当监战队，二来可以饱食无忧，三来可以一直躲在相对安全的第二线，自有绿营汉军冲锋陷阵当炮灰！
三藩起事，确实也使得满兵的虚弱暴露无遗。早在清军刚刚入关之后对南明诸政权的平定战争中，八旗兵马已经显露出疲态。入关三十年后，一直处处受到优待、常年过着腐朽寄生生活的八旗子弟，从将帅到士兵，更是衰颓至极。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更是胆怯懦弱，不堪一击。即便如此，平灭三藩之后，为了给清朝统治涂脂抹粉，康熙帝还大言不惭地说：“幸赖上天眷佑，祖宗威灵，及满洲兵士之力，逆渠授首，奸党悉除，地方平靖。”（《康熙起居注》）——也就是说，他最终还是把战功归于满族士兵，根本不提汉族官兵的功劳。
三藩平灭后，对于汉人的“易变难治”惊恐未消，康熙帝就开始以儒教做装饰，拜孔子，崇儒教，以此来拉拢汉族士庶人心，并且在各种场合大讲特讲“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满族八旗入关得国，纯属侥幸和乘人之危。他们入关后的剃发易服之举，更使得上千万汉族百姓身首异处，血流成河。自顺治以来，清王朝对国民更是敲骨吸髓，竭泽而渔，几蹈亡秦之迹。
至于康熙一朝，由康熙帝本人缺乏政治经验而惹起的三藩事变，导致无数人丧命，百姓困苦不堪。而后，但凡言及康熙，不少学者都大讲特讲康熙一朝的“德政”——包括康熙后国库积银四五千万两之巨，包括康熙五十年实行三年内全国轮蠲一遍，包括清廷还曾实行过“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历史上，确实有过这些政策，但绝非康熙一朝和当代某些学者津津乐道的那样。
康熙一朝，包括被一些学者吹嘘的“康乾盛世”，当时清朝的国民生活水平根本没有任何提高，依旧是水深火热，赋税沉重。
但凡懂得一些经济学原理，随便对比一下明清赋税数字，我们就可以发现，清初全国的赋税总额，是以明朝万历末期至崇祯时期的横征暴敛为基准的。直至康熙末年，清朝的人口土地也并没有超过明万历时期，但清政府的赋税收入却较明朝万历初期增加了许多倍——这说明了什么？那就是清朝康熙一朝百姓承受的赋税压力，要比明朝大多了！
清廷统治者入关后立国的基础，就是无比沉重的高额赋税。
康熙一朝实行大量而频繁的“蠲免”，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早已经说明那是“朝三暮四”的欺骗伎俩，而不是如某些人赞誉的“深仁厚泽”！这种变换手法的所谓“蠲免”，其实是清廷把竭泽而渔也无法获得的那部分空头赋税，宣扬成朝廷的德政和惠政。
康熙统治六十年，政治上确实取得一些成绩，但绝非清朝臣子谄谀的“千古一君”。当时后世，谄媚者均对康熙帝无限拔高，说他不仅仅在政治上英明神武，还多才多艺，文史哲不用说了，什么音韵、数学、科学等，都是顶级“专家”——如果读过在康熙身边陪侍多年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的回忆录，我们肯定会对康熙的“天才论”啼笑皆非：
皇上认为自己是个大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个更好的数学家。但是尽管他在科学和其他一般认识上的趣味都不错，他对音乐却一窍不通，对数学的第一因也所知甚少。
每座殿堂里都放了音钗或古钢琴，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妃子们，都不会弹奏。有时候皇上的某一个手指确实触摸了键盘，中国宫廷所奉行的过分地溜须拍马，就已经足够让他陷入被奉承的狂喜了，正如我经常见证的那样。（《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
马国贤是康熙帝的西学老师，他对弟子的回忆，绝对没有水分；对皇帝徒弟的水平，他也心知肚明。而且，这位“天纵英明”的康熙帝，还能从地理格物角度考证出“泰山发源于长白山”，我们就可以领略这位“千古一帝”的“科学”水平，远非其臣子和当今某些学者吹嘘的那样是个“万事通”。
言及康熙对吴三桂等三藩势力的平灭，清朝臣子皆奉承说是“本朝”“盛世”起点。纵观中国历史，强盛如秦汉，当时并没有“盛世”一词；魏晋之后，时人逐渐开始以“盛世”二字赞美当朝；即使大唐荣光赫赫，也只有“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一说；到了清朝，满汉臣工阿谀本朝的那种“盛世”词汇，到处堆积，前所未有。即使到了各种丧权辱国的晚清，清朝文人们依旧说自己的大清朝是“盛世”……
而“康乾盛世”一说，在整个清朝都不曾出现过。自从多尔衮入关以来，皇权专制、民族歧视、封禁思想、穷兵黩武、国富民穷、文网之密，前所未有——所有这些，与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气象、魏晋风度、两宋文明、大明胸襟相比，哪里有一点“盛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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