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www.xing528.com)
这是闻一多先生的《发现》一诗中的几句。早年读这首诗，纵然是少年心性，仍然能感受到诗人那种摧肝裂胆的痛：字里面仿佛滴着泪，泪里面似乎含着血。这种痛似乎是早期曾负笈国外的学子归国后的共鸣：“在海外受的侮辱越重，对祖国的怀念和希望也就越深切……但到希望变成事实的时候，他却坠入了一个可怕的深渊，他在美国所想象的美丽祖国的形象，破灭了！他赖以支持自己的一根伟大支柱，倾折了……他痛苦，他悲伤，他愤慨，他高歌当哭……”（臧克家）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的现代诗人朱湘的投湖也与此不无关系。
那个时代，积贫、积弱的中国面临五千年一大变局，百说纷出，方药杂投，学说与学说之间的争竞交迸着戈与矛般的火花。终于，一道灿烂的霞光照彻东方的天宇。就在这时，在美国留学的沈善炯感受到了来自祖国的召唤，似乎有一条铺着鲜花的路在他面前展开。他毅然排纷扰、整归装，衔枚疾走。在归途中被美方审问、监禁达两个月后成功归国，纵身入火热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善炯似乎要比那些早期留学归国者幸运得多。
《沈善炯自述》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中的一种，是作者对平生经历的自况：少年求学及初登科学殿堂、负笈海外、归国后早期的科研经历、在政治运动中遭受冲击、长夜过后重返科研之路。在笔者看来，本书不仅是他个人的经历，还可看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众多海外归国学者经历的一个缩影，他们大都有着相同的际遇。窥此一斑甚至可洞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发展的艰难步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仅有30多个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不足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不超过500人，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为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激发了大批海外学者的殷殷报国心，掀起了回国高潮。他们历经险阻回国效力，华罗庚、钱学森等皆在此列。这些学者大都已经站在当时所从事研究的科学项目的世界最前沿。据统计，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已经有3000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在中国科学院选定的第一批233名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是归国的海外学者。
如果他们能顺利地沿着这条铺满鲜花的路一直走下去，毫无疑问，中国后来的科技发展水平将不可限量，或许早已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将极为丰富。然而，峰回路转，这条路却从铺满鲜花一变为密布荆棘，他们戴着荆冠甚至镣铐而舞，一路血痕斑斑，甚至有的人没能熬过那漫漫长夜，永远地倒在了路上。
在那漫漫长夜里，中国科技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机遇被葬送，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被无情拉大，科学家个人与我们的祖国同样在科学地位上面临窘境：“……我们在科学上太落后了，就我自己而言，多年没有工作，也不看书，连英语也讲不好了。”“……他们（指英国科学家）只好隔着中国人伸长脖子与自己人谈，而且谈得很热闹。中国并非无人，而是有人不用，或用者非才。我真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难过。”“勃伦纳是这个午餐的主角，他侃侃而谈，但一字不提科学，也不问我关于中国的科学工作状况。似乎他早已把我们看穿，知道我们在科学方面没有什么可谈的。”这是在1976年，沈善炯在远离科研工作十几年后第一次出访英国、法国，与同行交流时遭遇的难堪……（参见《沈善炯自述》，P.158—160），作者在为文时反复提及，其心中的愤懑和苦痛可想而知。
《沈善炯自述》全书正文共计198页，而记述漫漫长夜的篇幅就达53页，我相信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那种苦难经历的阴霾在一个近百岁老人心灵中的真实投射。从正当壮盛的47岁到鬓发斑斑的61岁，共计14华年。纵然多难殷忧，纵然壮怀难折，纵然戴着荆冠舞出了一片虹霓，可这虹霓原本可以更绚烂、更多彩。时代、国家、社会的悲剧与个人的悲剧交织，让人扼腕叹息。
对那个漫漫长夜中科学界和科学家的际遇有所揭示的书并不多见，相信这位近百岁老人的亲身经历能让我们有所知，有所思，有所悟。《圣经》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追既往，鉴来者，祈愿“科学的永远归科学”，让科学家永远不要再戴着荆冠和镣铐而舞。
（本文发表于《科学时报》2010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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