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科学成就，人们立即会联想到“两弹一星”和“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两项成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后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因为前者毕竟不是首创，有成功者在前，至少知道一些大致走得通的路线；而后者真正是没有先例可循，用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斯利尤斯的话说：“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原子弹，但人们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制造胰岛素。”正因为如此，人们普遍认同这是一个诺贝尔奖级的工作，如笔者一样怀有一个“胰岛素—诺贝尔奖”的情结。
作为一个有生物教育背景的读者，笔者常常惊诧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胰岛素工作完成已近40年的漫长时间里，尚无一本对这一新中国为数不多的重大科学事件的系统、严肃的研究专著，直到看到《合成一个蛋白质》这本书。然而对本书的阅读竟成了一次不期而遇的与心灵抗拒的历程。
最先看的是后记，其中一段文字深深地灼痛了我的眼：“在如释重负的同时，我们也感觉有些惶恐……然而我们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却似乎对胰岛素工作以及某些当事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有所‘贬损’……那只是因为，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必须尊重事实，必须尊重比较、分析所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我知道这段话意味着什么，我内心几乎本能地一动：“不要动我们的蛋白质！”
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步为书中的观点所左右，“它既没有提出理论上的重大革新，又没有带来工具、方法的革命性进展……这样的工作未能获诺贝尔奖有令人惋惜之处，却也并不值得愤愤不平、怨天尤人。”当读完“胰岛素工作与诺贝尔奖”中的最后这一段文字时，我终于放弃了徒劳的挣扎。
作者基于对众多当事人的访谈，基于对胰岛素工作及几项与之相接近的、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工作逐一分析、比较，得出了胰岛素工作未必是世界级工作的结论，可能对这一结论人们会见仁见智，会引发一些后续的讨论。但是，作者在大量引用当事人对这一工作的评价、反思和质疑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在我们做胰岛素合成时，国外的同行在做些什么？”“他们取得的成果如何？”“如果做的不是胰岛素合成而是别的研究，我们可不可能做出更大的成果？”“我国的生化事业是不是也能得到相当的发展或更大的发展？”这些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对我国曾经盛行的由国家直接规划、倾全国之力进行耗费巨大的大科学科研模式的利与弊所进行的反思，确实是意义深远。(www.xing528.com)
读完本书的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书中展现了一个与人们的以往印象不同的蛋白质。合成胰岛素工作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经历了独特的历程和特有的曲折，从立项到艰难的合成之路，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许多情况并不为人们广泛所知。作者的笔触不仅展示了胰岛素合成工作的艰辛历程，也展示了那种军事味道浓厚、盛行人海战术、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极具历史特点的特定时期独有的科研方式。本书把前人很少涉足的“大兵团作战”“诺贝尔奖候选人评选”“倾全国之力搞大科学”等事件一一展示在读者面前，并对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挖掘与分析。应该说，这些展示并无损于众多投身于胰岛素工作的科研工作者，恰恰展示了这些前行者身上那种戴着镣铐跳舞的悲壮，对于他们，人们所能给予的永远只有尊敬。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科学事件，对胰岛素工作的挖掘与分析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面价值独特的镜子，有助于了解和审视我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特定时期的科研真相，这不仅能给前行中的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与心理准备，也不无警示作用。
胰岛素工作的提出距今已有40多年，其完成也近40年，在40年这样一个距离上加以审视，结论无疑会相对公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本书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重要的事件、重要的结论无不以当事人的口述为基点，而且还常常采用不同被采访者的口述加以对比或佐证。对笔者来说，掩卷而思，觉得这次40年后的审视不免令人有些悲哀，但这悲哀中又不无洞悉真相的喜悦。在笔者看来，这本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这个蛋白质“再合成”，呈现了一个更真实的蛋白质，这也许正是其价值之所在。
（本文发表于《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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