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的争论，自1980年伊始纷纭30余年，或持论为罗庸，或持论为冯友兰，莫衷一是。而自1980年起，当事人之一的冯友兰也曾多次撰文回顾自己撰写歌词的过程。笔者读歌词和《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似有所得，连缀成文，聊备争鸣。
《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为依照词牌《满江红》填写的一首词，共计93字，全文如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毕业生沈善炯院士手书的校歌（熊卫民摄）
《西南联大纪念碑》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历来毫无争议。碑文后附有三字一句的碑铭，共计120字：
“……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校歌成文于建校伊始，碑铭则成文于撤校前夕。二者所承载的主旨有所不同，但在内容上有高度相似性和连续性，可以说是文意相通，后者为前者的改写和续写。例如，两者均“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但此后两者在行文语气上有所不同，校歌中表达了对涤平仇寇、保金瓯无缺的祈愿（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碑铭则因世易时移，叙述祈愿达成之后的欢欣（千秋耻，终已雪；神京复，还燕碣），中间还有关于三校团结如一体的记述。从二者的用字用词来看，碑铭中除了叙述校歌所不包含意项（三校一体，联合使命完成等）的54字，其余66字与校歌的含义一致。这66字中有23字与校歌完全相同，而且多是以“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这样的三字句形式复制了校歌。
二者的这种高度相似性和连续性，可用碑文中“爰就歌辞，勒为碑铭”解释。但这两句话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对它的解读可能有助于澄清校歌作者真相。如果“歌辞”作者为罗庸，则会衍生出几个问题：(www.xing528.com)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纪念碑”碑文
校歌成文在前，碑铭在后，在校歌已为人耳熟能详的前提下，创作于同一环境的碑铭面对的是同一读者群，并且要勒为金石，传之后世，如二者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冯氏在撰文时必当考虑另出新意，何以会在用词、用典，乃至结构上高度因袭，并且全文未置罗庸一词？冯氏身处文才渊薮，会不考虑读者非议的问题吗？这于情理不通。此为未解者一。
唐时崔颢作《黄鹤楼》一诗，据说李白为之辍笔，曾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慨叹。立碑一事蔚为盛典，碑铭为碑文中的点睛之笔，冯氏为何偏要“爰就歌辞”而为之？即使碑铭为命题之作，必须据校歌铺陈而成，冯氏旧学源深，学究天人，成名文人无疑会以因袭为耻，且考虑“文人相轻”的元素，如不能别出机杼，他会援笔为此碑铭吗？此为未解者二。
碑文获得的评价极高，有山斗之望的史学家何炳棣誉其为20世纪的一篇雄文。冯友兰也颇为自豪，晚年回忆说：“……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六朝之俪句”指的当是作为点睛之笔的碑铭。如果碑铭几乎全部因袭他人，何炳棣会如此品评，冯氏会如此自矜吗？此为未解者三。
1981年冯氏发表于《文献》第3期的“冯友兰自传”中曾写道：“校歌中的信念在铭辞中成为实事”，这句话表明了两者之间的传承性。此外他还于当年11月23日在《北京晚报》刊文道：“……碑文是我写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两用。”
似乎只有上述说法，才能解释上述问题。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5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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