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的争论,自1980年伊始纷纭30余年,或持论为罗庸,或持论为冯友兰,莫衷一是。而自1980年起,当事人之一的冯友兰也曾多次撰文回顾自己撰写歌词的过程。笔者读歌词和《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似有所得,连缀成文,聊备争鸣。
《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为依照词牌《满江红》填写的一首词,共计93字,全文如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毕业生沈善炯院士手书的校歌(熊卫民摄)
《西南联大纪念碑》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历来毫无争议。碑文后附有三字一句的碑铭,共计120字:
“……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校歌成文于建校伊始,碑铭则成文于撤校前夕。二者所承载的主旨有所不同,但在内容上有高度相似性和连续性,可以说是文意相通,后者为前者的改写和续写。例如,两者均“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但此后两者在行文语气上有所不同,校歌中表达了对涤平仇寇、保金瓯无缺的祈愿(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碑铭则因世易时移,叙述祈愿达成之后的欢欣(千秋耻,终已雪;神京复,还燕碣),中间还有关于三校团结如一体的记述。从二者的用字用词来看,碑铭中除了叙述校歌所不包含意项(三校一体,联合使命完成等)的54字,其余66字与校歌的含义一致。这66字中有23字与校歌完全相同,而且多是以“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这样的三字句形式复制了校歌。
二者的这种高度相似性和连续性,可用碑文中“爰就歌辞,勒为碑铭”解释。但这两句话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对它的解读可能有助于澄清校歌作者真相。如果“歌辞”作者为罗庸,则会衍生出几个问题:(www.xing528.com)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纪念碑”碑文
校歌成文在前,碑铭在后,在校歌已为人耳熟能详的前提下,创作于同一环境的碑铭面对的是同一读者群,并且要勒为金石,传之后世,如二者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冯氏在撰文时必当考虑另出新意,何以会在用词、用典,乃至结构上高度因袭,并且全文未置罗庸一词?冯氏身处文才渊薮,会不考虑读者非议的问题吗?这于情理不通。此为未解者一。
唐时崔颢作《黄鹤楼》一诗,据说李白为之辍笔,曾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慨叹。立碑一事蔚为盛典,碑铭为碑文中的点睛之笔,冯氏为何偏要“爰就歌辞”而为之?即使碑铭为命题之作,必须据校歌铺陈而成,冯氏旧学源深,学究天人,成名文人无疑会以因袭为耻,且考虑“文人相轻”的元素,如不能别出机杼,他会援笔为此碑铭吗?此为未解者二。
碑文获得的评价极高,有山斗之望的史学家何炳棣誉其为20世纪的一篇雄文。冯友兰也颇为自豪,晚年回忆说:“……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六朝之俪句”指的当是作为点睛之笔的碑铭。如果碑铭几乎全部因袭他人,何炳棣会如此品评,冯氏会如此自矜吗?此为未解者三。
1981年冯氏发表于《文献》第3期的“冯友兰自传”中曾写道:“校歌中的信念在铭辞中成为实事”,这句话表明了两者之间的传承性。此外他还于当年11月23日在《北京晚报》刊文道:“……碑文是我写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两用。”
似乎只有上述说法,才能解释上述问题。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5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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