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孟闻（1903—1993年）是鲁迅先生奖掖、提携过的文学青年之一。1928年至1929年间，这位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者，后来成就卓然的动物学家，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帮助，继而二人因观点不同发生了笔墨之争。
张孟闻时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教员，同时在上虞春晖中学兼课。他和春晖同事王任叔（即著名作家巴人）均为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外围组织“雪花社”的发起人。1928年，以二人为主发起成立的《山雨》创刊号，因张以笔名“西屏”撰写的《备考：偶像与奴才》一文被印刷商认为“违碍”，出版受阻，故他于3月28日写信向素未谋面的鲁迅求助：“鲁迅先生，我们青年的能力，若低得只能说话时，已经微弱得可哀了……总之，我们就是这样送了《山雨》的终……不过还留有几许落寞怅惘的酸感，所以写了这封信给你。倘使《语丝》有空隙可借，请将这信登载出来……《山雨》最‘违碍’的文章，据印书店老板说是《偶像与奴才》那一篇……这信里一并奉上……倘使看去太不像文章，也请寄还，因为自己想保存起来，留个《山雨》死后——夭折——的纪念！！”
鲁迅对《偶像》一文中的部分观点并不认同，但这无碍于他对文学青年伸出援助之手。
他在4月12日写了复信，并把张的来信和这封复信以及《偶像》一文，一并发表在《语丝》第4卷第17期（1928年4月23日）上。复信中这样写道：“读了来稿之后，我有些地方是不同意的。其一，便是我觉得自己也是颇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但我极愿意将文稿和信刊出，一则，自然是替《山雨》留一个纪念，二则，也给近年的内地的情形留一个纪念……”这封信后题为《通信（复张孟闻）》，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张孟闻诧异于鲁迅认为自己反对输入洋文艺，于是在《山雨》第4期（1928年10月）中发表《联想三则》一文，对鲁迅的观点进行质疑：“这回读了鲁迅先生给我的回信，硬派我是不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使我诧异于鲁迅先生也不会读书，因为在那篇附去的旧作里至少记载了四个洋人的名字……”
1929年2月，张孟闻应北平大学农学院的聘约来到北京，期间和襟兄范文澜过从甚密。而鲁迅先生也因事于1929年5月15日抵达北京，寓于西三条胡同21号。5月28日，范文澜携张孟闻拜访鲁迅。鲁迅绝口不提二人的文字之争，热情款待，亲自奉茶。在畅谈时事时，他说道：“斗争要有长期而坚强的韧性，不能赤手空拳，挺身而出地硬干，而是沉着机智地去应付艰危。站出来讲话尤需要明喻暗譬……借以避免授人以柄……对敌人必须讲求应付的妥善而巧妙的策略。”临别时他又邀请张孟闻于次日到北大红楼听他的演讲，说：“我明天就是用机智的隐喻来讲话，正要抓紧策略来应付敌人，冲击敌人，而不被敌人钻空子。”
张孟闻深感这席话是鲁迅先生战斗经验的总结，也正是对自己的告诫，将对自己今后的生涯大有裨益。第二日，他赶到北大聆听了演讲。在这次演讲中，鲁迅提出了“壕堑战”这一名词，主张进行韧性的斗争，切忌赤膊上阵，鲁莽行事。(www.xing528.com)
有趣的是二人的文字之争并没有因这次见面畅谈而画上句号。鲁迅在1929年12月份写《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时重提此事：“去年，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给我两本中途的《山雨》……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说……自己（指鲁迅）一做编辑，便在投稿后面乱加按语，曲解原意，压迫别的作者了……这听说是张孟闻先生的大文，虽然署名是另外两个字……”
刊登于《语丝》的《偶像与奴才》
鲁迅何以在已相谈甚欢，并时隔7个月后重提这段往事？这让人颇费思量。一种解释是鲁迅并非完人，更绝非圣人，他也会因误解甚至攻讦而介怀。而且因为记忆力绝佳的缘故，他在行文时记忆常会闪回某段文字之争，顺便带上几笔，就会“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而另一种解释则是可能源于他对青年人态度的变化。鲁迅曾经怀有一个信念，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将来必胜于现在，因此尽力奖掖、提携青年。但他在广州目睹国民党“清党”以后，寄希望于青年人的信念破灭了。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他曾沉痛地写道：“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年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从此以后，鲁迅先生对青年人开始有了冷峻的审视。而这段论争也许正说明了鲁迅在现实和思想上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张孟闻对鲁迅文中的“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匿名氏”等说法倍感委屈，但在王任叔的劝告下没有回应，主动平息了论争。对这段往事他曾这样反思：“我却觉得因为有这等文人习气表示出鲁迅先生具有人之常情，绝不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而是和我们自己同样的一个常人。这使人感到他是个可爱可亲近的人。易地而处，如果我有他这样的地位而被人讥讽为不会读书的人，也会动更大的火气……（我的）文字写得尖刻些，颇有撩拨虎须的口气，则是自己的过错。”
笔墨之争无损于张孟闻对鲁迅先生的一贯敬重。他在晚年时曾无比崇敬地说过：“太史公司马迁《孔子世家》引古语云：‘泰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对鲁迅先生也有同样的心情，而因为亲接謦欬，也比司马迁对孔子的感情更为深厚。”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4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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