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所认为的科学，这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赞成者和反对者各持所见，莫衷一是。但是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曾产生了对科技和发明做出过贡献的诸多人物，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些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致力于发明创造，如诸葛亮、蔡伦、毕昇等；另一类则鼎力于天文、术数、地理、医疗、农学等研究，如张衡、僧一行、郭守敬，刘徽、祖冲之，郦道元、徐光启，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贾思勰、王祯，等等。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并不是非常专业的事情。比如说，焦耳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酿酒商，他也自幼追随父亲从事酿酒劳动，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热力学等领域做出卓越贡献，在物理学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拉瓦锡在大学里学的是法律，曾先后当过律师、众议院议员以及包税官，却因提出“元素”的定义、发表第一个现代化学元素列表、创立氧化说等贡献被尊称为“近代化学之父”；爱因斯坦虽然接受过正规科学教育，但是他提出光量子学说、发表狭义相对论、提出质能关系式等重要成就，却是在担任瑞士联邦发明专利局的三等职员时做出的；发明了显微镜的列文虎克，其主业是经营绸布店以及做市政事务性工作，等等。
在中国也是如此，比如说诸葛亮的主业是军事家和政治家，却因发明了“木牛流马”和“连弩”而同时荣膺“发明家”的称号。陈寿在《三国志》一书中对此有多处记载，比如说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写道：“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在《三国志·蜀志·后主传》中写道：“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因为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曾有人怀疑木牛、流马的真实性。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的生平年代是公元233年—297年，他出生于诸葛亮去世的前一年，与诸葛亮的生存年代相去不远，并且一身出仕蜀汉和西晋两朝，因此即使对木牛流马的记载不确，按常理推断应不至于无中生有。
祖冲之也以做官为主业，曾担任过南徐州从事、公府参军、娄县县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等官职，居官之余毕生钻研自然科学，其主要贡献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三方面。他在刘徽开创的探索圆周率的精确方法的基础上，首次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即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直到16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打破了这一纪录。由他创制的《大明历》是当时最科学、最进步的历法，对后世的天文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
总而言之，在专业的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群体出现之前，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出身是一样的，都是业余科学爱好者。但是何以焦耳、拉瓦锡、祖冲之等能登堂入室，而现代“民科”（全称民间科学爱好者）却鲜获认同？
现代意义上的“民科”是指没有受过科学训练，也无意接受科学训练；不懂科学理论，但对科学研究感兴趣，并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田松）。对照上述特征，我们可从中发现其与早期的非学术群体成员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后者中即使有的成员未在象牙塔中接受过正规的科学教育，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已存在的科学理论及科学研究方法是无知的，相反，他们恰恰是站在前行者肩上极目远处，因此往往能有所收获。
比如说焦耳就接受过道尔顿的教导，从他那里学习了数学、哲学和化学方面的知识，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研方法，这为其后来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拉瓦锡虽然在大学里学习的是法律，但是他却在课余时间学习自然科学，从鲁埃尔那里接受过系统的化学教育。祖冲之自幼便“专功数术，搜烁古今”。他遍览自上古时起直至他生活时代止的各种文献、记录、资料，同时主张决不“虚推古人”，每每“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
而在发明方面获得成功，则往往源于兴趣和丰富的实践，比如说诸葛亮之所以能发明“木牛流马”和“连弩”，应该和其漫长的军旅生涯密不可分；列文虎克之所以能发明显微镜，原因之一当在于其业余爱好是磨镜片。(www.xing528.com)
此外，当时虽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相对独立的科学共同体，但是科学研究者之间并不乏小范围内的分享与合作，比如拉瓦锡和化学家普利斯特里、数学家拉普拉斯等都有过广泛的交流。
笔者认为，科学发现是永无止境的，并非后来者便无立足之地。现代“民科”难以取得成就的原因并不在于现代科学门类繁多，科学上的空白区越来越小，而在于他们往往对已有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尚不甚了然，对基本的研究工具并不掌握，却热衷于颠覆性地提出理论，不致力于“厚积”，而图侥幸于“一飞冲天”。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他们真的热爱科学，为什么不设法弄懂已有的科学知识和理论？科学所带来的荣耀和成就感与科学本身，哪个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
曾有学者说过：到了20世纪，科学界已经通过大学、科研机构实现了专业化，通过学术会议、学术期刊、专题演讲等搭建起交流沟通、互相批判的正式机制。与之相伴的，还有学术身份层级制——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研究生，期刊匿名审稿制，基金会赞助制，专职教席，客座教授，学术访问，系列演讲等一大套专门的技术手段。这些就构成了所谓的科学共同体。这样的体系虽然并不尽善尽美，但是其对科学研究成果的甄别无疑具有权威性，而且往往是失之于宽，使得不那么优秀的成果有机会登堂入室，而非因失之过严而造成遗珠之憾（李子暘）。因此现代“民科”不受认可并不为奇。
物理学家焦耳
近期因为“引力波”的发现而旧事重提，引发了全民对以“诺贝尔哥”为代表的“民科”的热烈讨论，笔者认为对于这场闹剧本身没有太多探寻的价值，相比于思考现代“民科”所提出的理论的荒谬性，更应该追问的是赋予他们对科学缺乏基本敬畏感这种勇气的原因，因为“民科”现象的存在，并非仅仅是“为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这么简单，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并非独属于这一群体的浮躁，并昭示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有适合其生存的土壤。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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