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中的高考移民现象-探索科举考试中的高考移民现象

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世族，却藐视科举。书中第三十二回提及他要堂而皇之地帮助一位考生“冒籍”参加童试，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离经叛道的个性，也可使读者管窥“冒籍”这一科举舞弊行为。

在科举考试中，从县试、州试、府试到乡试，原则上都要求考生在籍贯所在地应考。如果考生违背规定，以假冒的籍贯到其他地区应试，即所谓冒籍。这类似于今日的“高考移民”现象。总体来说，吸引应试考生敢于犯险冒籍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为趋易避难；其二，为取得考试资格。

在明、清的科举考试中，乡试的录取采取“分省定额制”，也就是说各地的举人录取名额基本上是固定的；同样，不同地区的生员录取名额也有所限定。这样，因为不同地区的人口数量不同、教育水平参差，就导致在中试的难易度上有较大差异。以清代乾隆年间乡试的录取比例为例，乾隆十八年时安徽省的人口数为12435361人，录取名额为45人；四川省的人口数为1368496人，录取名额为60人，两地在录取比例上竟然相差十二倍之多。

为了方便客居他乡的商人子弟就学和就近应考，明、清两代均在一些省份设置了商学，这些考生归属于商籍。商籍人数较少，录取比例较高。此外，在清代科举考试中，八旗子弟享受一定的优遇，旗籍的录取比例也较高。因此就有考生避难就易，通过在其他地区应考和冒占商籍、旗籍等来提高跃过龙门的可能性。

在各个朝代的科举考试中，对于考生的应试资格均有严格的限定，而且不同朝代对此的限制也有所不同。明代和清代规定胥吏、倡优者的子孙，被罢免的官吏，犯过罪的人等，均属于身世不清者，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如在《明史》卷七十中记载：“其学校训导专教生徒，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在清代，曾先后规定：“民快之子，虽经出继，仍不准考试”“户部库丁，自属贱役，不准捐考”。其中还有一条是“冷籍不得入试”。所谓“冷籍”，按清代规定就是三代没有做过官，或三代以内不曾有人中过秀才、举人之类的家族。这些家族的子弟如隐瞒身份应考，也属于冒籍，一经查出，要受到严厉处置。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在当时所设置制度下的应试公平，明、清两代针对冒籍现象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例如：严格报名程序，规定在报考生员时由每五位考生相互担保，再选择一位廪生（考试成绩优秀，由府、州、县按时发给津贴补助生活的生员）为他们担保。五位考生和廪生互相承担连带责任。在清代，为了甄别考生的籍贯，还派生出了审音制度，即由专人核对考生口音，以防冒籍。到乾隆十年，这一制度趋于完善，专门设立了审音御史负责审音事宜。

清末状元张謇　

虽然设立了相应的审核制度，但是由于当时信息渠道不通畅，科举弊端横行，加之“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诱惑力，使得考生敢于犯险，冒籍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其中离我们生活的时代最近，且影响最大的一次冒籍事件的当事人为清末状元张謇。

张謇于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得中甲午科状元，荣耀一时。但是他此前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他自16岁被录取为生员后，先后五次应江南乡试不中，在第六次得中“南元”。此后他又四次应会试不中，在第五次时终于得中状元，是年已41岁。除了屡试不中外，在他的科举之路上遇到的最大磨难当属在考生员过程中发生的“冒籍风波”。

张謇的祖籍为通州（今江苏南通市）。他出生于海门县，后定居南通县，因此户籍在南通，应该在南通县报考生员。但是张謇的祖先世代均务农，属于当时规定的“冷籍”。虽然他自幼勤奋苦读，才华已显，但苦于制度限定而无法应考。因此在他的老师宋璞斋的建议下，他的父亲决定让他冒认为如皋张氏的族孙，改名为张育才，并在如皋应试。他后来也因此顺利考中生员。(www.xing528.com)

但是张謇所冒认的张氏一家品行不端，借机反复勒索钱财。张謇家不堪其扰，几近破产。不但如此，张氏一家稍有不逞就向官府举告了“张育才”有忤逆不孝之罪，并买通官府出签传唤张謇，张謇因此被囚禁达三个月之久。张謇为此事所扰，进退失路，甚至一度产生了轻生念头。在这段风波中，他曾以《占籍被讼之如皋》一诗记载了当时的窘况和愤懑之情：

丝麻经线更谁尤，大错从来铸六州。

白日惊看魑魅走，灵气不告蕙荪愁。

高堂华发摧明镜，暑露凋颜送客舟。

惆怅随身三尺剑，男儿今日有恩仇。

在忍无可忍之下，张謇破釜沉舟，主动请求革除秀才身份，改回通州应试。所幸的是，一些正直的官员和读书人如江苏学政彭久余、通州知州孙云锦、海门厅训导赵菊泉等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几经周折，最后经礼部核准，他被划归为通州籍生员。

数十年的苦读生涯和坎坷的应试之路并未涤平张謇的峥嵘。他中状元后数月，对中国近代史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他为此所感，加之曾亲历官场贪劣、目睹国家贫弱，遂逐步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他先后兴办了纱厂和航运等，创造了惊人的财富。据资料记载，自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仅他所拥有的两个纱厂的利润就有1000多万两白银。他也因此被誉为“状元实业家”，被公认为历朝历代状元中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者。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5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