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如何赢得乡试资格？

在科举时代，习举业的人先要考取童生，然后再参加童子试，通过后即“进学”了，成为生员，俗称秀才，才能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秀才的第一名称为“案首”，成为秀才之后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享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对其随便用刑等特权。

乡试考中之后称为举人，举人的第一名称为解元。举人再参加会试，考中之后称为贡士。被录取的贡士再参加由皇帝亲自出题的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进士按照录取排名分为三甲：一甲取前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叫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各录取若干人，分别叫赐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出身。

《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九回提及贾宝玉参加乡试，得中第七名举人。检点此前的一百一十八回文字，却未见他有进学的经历，有的只是“不喜读书”“学了些精致的淘气”和嘲弄读书人是禄蠹的记载。那么贾宝玉何以取得乡试资格？

北京贡院

《红楼梦》一书所记载的事件虽“无朝代年纪可考”，但学界基本确认曹氏心目中设置的时代背景为清朝。在清代，自雍正二年起，全国共设置16个贡院，分散于各省省会，作为乡试的场所。贾宝玉身在都城，参加的应该是顺天府乡试（明清两代称北京地区为顺天府），考试地点在北京贡院。在当时，因为分配给各行省的乡试录取名额不同，导致录取难易度有很大差异，因此“高考移民”现象层出不穷。顺天乡试即为“高考移民”的重灾区。为了应对这种现象，当时法令规定对冒籍者采取逮治问罪和遣送原籍处理的措施，并派生出一系列顺天乡试甄别考生籍贯的措施，比如“审音”（辨别是否为当地口音）、“童生互保机制”“官员担保机制”等。

虽未进学，但贾宝玉的“官二代”身份保证了他的参试资格。当时规定顺天乡试考生包括直隶各府、州、县学生员和东北奉天府学生员，还包括八旗生员、国子监贡监生及规定品级以上的在京官员子孙（官生）。按照当时科举制度，四品以上京官之子、孙、曾孙，及胞兄弟侄可以官生身份应乡试。贾政初为工部员外郎，品级估计为六品；后“报升郎中任”，品级当为五品。但在贾赦被剥夺世职后，贾府蒙恩被发还世职，贾政承袭了世袭一等将军，品级骤增，这样贾宝玉的官生身份自然了无阻碍了。

顺天府乡试的规模全国最大，备受瞩目，在某些方面与其他行省乡试也有不同。首先来说，命题者不同，顺天乡试第一场试题由皇帝钦定，后两场试题也要由皇帝过目圈定才能投放考场。其次，顺天乡试的主考为一二品的大员，在清后期，多由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尚书等要员担任，以显重视。第三，皇帝参与录取。在乡试阅卷后，主考拟定前十名，由监临、知贡举将试卷进呈钦定。所以《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九回中“知贡举的将考中的卷子奏闻，皇上一一的批阅……见第七名贾宝玉是金陵籍贯”“北静王奏人品亦好，皇上传旨召见”，并非是小说家言。(www.xing528.com)

贾宝玉当时考试的内容毫无疑问应该以八股文为主。这种文章形式自问世以来历经挞伐、饱受指摘，其弊处毋庸赘言。但是后世之人没有深究根底，人云亦云，又造成了对八股文百无一是的误读。

八股文在写作内容上是从《四书》中摘一句，加以阐发，“代圣人立言”。然而《四书》中辞句有限，经数百年拣选，可以说每一个句子都经过成千上万人反复揣摩训练，所以文章立意想要出新极难。有时为了出题，甚至会出现把前后不相干的两个半句拼为一句话的“截搭题”，更加剧了难度。再加上八股文在文章形式上有极其严格的限制，应试时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成文，且立意、文辞、誊写均要有可取之处，这样的写作犹如带着镣铐起舞。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对思维的训练是十分严酷而有效的。正如邓云乡先生所言：“如果说‘八股文’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用现代的科学观点来分析……就是起过严格训练儿童和青少年思维能力的作用。”“锻炼出这样的思维能力，再灵活运用到实际上，那便无往而不利……”其次，八股文对于传承儒家文化，推动钩沉古籍学风的形成也功不可没。

因此，能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人，应该不全是庸才。乾隆朝重臣鄂尔泰这样评价过八股文：“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至于能走到翰林这一步的人，则更是优中选优。正如雍正所言：“国家建官分职，于翰林之选尤为慎重，必人品端方，学问纯粹，始为无忝厥职，所以培馆阁之才，储公辅之器。”翰林院是储才养望之所，翰林在这里要遍览前贤典籍，包括史书、典章制度、历代名臣策论等，并接受行政训练，学习漕政、盐政、捕事、讼事等。

从历史的角度看，科举考试制度是时代的产物，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期有其合理性和先进性。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通过这种机制选拔的人才，能支撑庞大帝国运作了一千余年。

根据当时的科举制度，官生考试的试卷名为官卷。官卷另编字号，不占民额，并不能取中解元与经魁。因此贾宝玉不可能考中解元，得中第七名举人实在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可以说他已经具备了成为行政人员的基本要素。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4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