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朋友圈的探寻-海棠社

诗社和文社是指志趣相投的文人所结成的团体，成员定期聚会砥砺诗艺、切磋文章、一竞雄长。比如说在《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写道探春“偶然起了个念头”要筹建诗社，遂致书宝玉：“……忽思历来古人，处名攻利夺之场，犹置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盘桓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因一时之偶兴，每成千古之佳谈……孰谓雄才莲社，独许须眉；不教雅会东山，让余脂粉耶？”这是大观园中成立“海棠社”的缘起。这封信文采斐然、辞句典雅，并且表达了女性对文化权利的诉求，但令人不解的是探春似乎并未把宝玉视为男性。

解释一下信中几个词语：“投辖攀辕”，“辖”是古代车轴头上固定车轮的装置，“辕”指车辕，这句话表示采取极端行为留宾的意思，类似现代人聚会时为了杜绝早退而藏起车钥匙。“莲社”是佛教净土宗最初的结社，由东晋时慧远在庐山东山寺创立，曾汇聚一批名儒。“东山”是晋代谢安的隐居地，常用来指代谢本人。

探春心目中的诗社，成员必须是地位相近且志趣相投者，所以不但不会邀请焦大、赖大家的等人入社，连不会吟诗作赋的王熙凤也不在创始人之列。虽然凤姐后来被聘为“监社御史”，但她非常明晰自己的定位：“分明叫了我去做个进钱的铜商罢咧……想出这个法子来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钱。”“‘监察’也罢，不‘监察’也罢，有了钱了，愁着你们还不撵出我来！”同样，虽然也能为文但志趣不相投的贾环也不属邀请对象。从这一点看，诗社对成员的甄选很像现代社交软件中建立“朋友圈”。

“海棠社”的成立标志着一个小小的“大观园学派”诞生。从此以后诸君定期聚会，砥砺研讨诗词、文学理论、美术、戏曲、音律、宗教等。比如说一起吟咏白海棠、填咏絮词、品评画技、赏析真真国女孩的诗、拟灯谜……品评高下、各抒己见，间或也提高自己捎带贬低别人——“只见宝玉跑至围屏灯前，指手画脚，信口批评：‘这个这一句不好。’‘那个破的不恰当。’如同开了锁的猴子一般。”“起的平平……有些意思了……小巧而已（黛玉点评宝玉咏红梅诗）。”在前互联网环境下，这和现代社交软件平台上“朋友圈”好友围绕某个主题发言，或“顶”或“踩”的场景十分相近。

当然这种结社行为并不是文人的特权，没有文化的人也有交际需求，并且交往的目的和内容主题会更接地气。《金瓶梅》第一回的回目为“西门庆热结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开篇写道会期临近，西门庆与妻子月娘商议安排事宜，准备“整两席齐整的酒席，叫两个唱的姐儿，自恁在咱家与兄弟们好生玩耍一日”。然后写到因会中成员卜知道死了，准备约请隔壁李瓶儿的丈夫花子虚入会，补齐十人之数。这里所说的“会”和现代意义上的“朋友圈”更接近。会中成员如应伯爵、谢希大、孙寡嘴、吴典恩、白赉光等和西门庆志趣相投、价值观相近，无一不以吃喝玩乐、追欢逐笑为能事。

在小说《水浒传》中提到了“圆社”，根据历史文献推断，这是当时全国性的踢球组织。据《蹴鞠谱》记载，至少在宋代就出现了圆社，又名“齐云社”，社里经常组织竞技。当时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圆社，社成员可以挟技四处遨游，与同好切磋。比如《水浒传》中说高俅在发迹之前是隶属于“东京圆社”的“帮闲的高二”；写到端王即后来的宋徽宗在劝高俅下场踢球时，自云“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貌似也以圆社子弟自居。因此圆社可以看作是古代有志于竞技体育的人所组成的行业性的“朋友圈”。

古人除了以诗社、文社、圆社、会等名目组织活动、结识同好、扩大交游外，也有虽无固定组织形式，但是同好之间不定期聚会、过从紧密的“朋友圈”。其中有些知名的，被时人或后世人以类似于“江南七怪”“桃谷六仙”这样的名目来称呼。比如说大家熟知的“竹林七贤”“建安七子”“饮中八仙”“香山九老”“金谷二十四友”等。如果聚会人数太多或者成员不是非常固定的话，也可以笼统地称为“雅集”。(www.xing528.com)

“竹林七贤”指的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他们最初都蔑视礼法，主张清静无为，与执掌政权的司马氏集团采取不合作态度，遂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聚会，飞觞醉月、纵酒狂歌。在《晋书·嵇康传》中就已经称他们“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当然“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在司马氏集团的压力和利益驱动下，这个朋友圈出现了“互撕”现象，最终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始终与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阮籍借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向司马朝廷并劝嵇康出仕，嵇康因此写下了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向秀也写下了缅怀嵇康和吕安的辞意隐微的《思旧赋》，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表达一点隐晦的思念。

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均依附于曹操父子。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赞他们“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大意是说这七人在学问都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在文辞方面都有独创，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与“竹林七贤”类似的是，这个“朋友圈”也没能永远一起好好地玩耍，先是孔融因触怒曹操而被处死，此后徐、陈、应、刘在东汉末年爆发的大瘟疫中“一时俱逝”。

“饮中八仙”的说法最早见于《新唐书·李白传》，称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这是一个好饮但才气纵横的“朋友圈”，并非单纯是酒徒的狂欢。其中李、贺为诗人，分别被尊为“诗仙”和“诗狂”；张旭为草书大家，被尊为“草圣”。杜甫有《饮中八仙歌》描述八人聚饮的场景，刻画生动传神，被称为“肖像诗”。

总体来看，古代文人的结社聚会活动，催生了众多中华传统文化佳作，著名的如王羲之主导的兰亭雅集之于《兰亭集序》，曹操父子主导的邺下雅集之于建安文学，滕王阁雅集之于《滕王阁序》等。在明代，以顾宪成和高攀龙创立东林党和张溥等创立复社为标志，文人结社活动达到巅峰。据《复社姓氏录》记载，复社里有名望的士大夫就有2025人，甚至许多朝廷官员都自称是张溥门下，“从之者几万余人”。这样的“朋友圈”已经不局限于论文，聚会时往往集声色于一体，挟妓侑酒，梨园笙歌，到后期不仅点评时政，甚至左右朝局并影响了政权的更迭。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7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