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一书中，曹雪芹设置了刘姥姥三进荣国府的情节，通过对三次探访的记述，以刘氏这一局外人的眼光审视贾府的奢侈繁华，表现食不果腹的底层社会与钟鸣鼎食的公侯府第之强烈对比，演说贾府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到奏响“好了歌”，最终“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由盛及衰过程。
书中的刘姥姥虽然贫困却见识非凡，她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以一派野趣得众人欢心，尤其投贾母之缘，故被携带宴游于大观园，遂有酒醉后误入宝玉所居怡红院之情节。在这一场景中，曹雪芹并没有过多着墨于宝玉居所之奢华，而是颇具匠心地设置了刘氏与西方器物，甚至可以说西方文明的一次邂逅。短短千余文字中，所涉者有三事。
其一：“于是进了房门，便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含笑的迎出来。刘姥姥忙笑道：‘姑娘们把我丢下了，叫我碰头碰到这里来了。’说着，只觉那女孩儿不答。刘姥姥便赶来拉他的手，咕咚一声却撞到板壁上，把头碰的生疼。细瞧了一瞧，原来是一幅画儿。刘姥姥自忖道：‘怎么画儿有这样凸出来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点头叹了两声。”这里记述的“凸出来”的画无疑是西方油画。根据对书中情节的解读，首先可知此画画幅当与真人大小相近；其次，此画既无画框亦非卷轴，应该是画在或张贴在“板壁”上，与居室浑然一体的装饰画；其三，可判断画中人物并非西洋女孩，很大可能是着中国衣饰的中国女孩。此三者当是刘姥姥产生误判的前提。
关于西方油画的特质，对于见惯中国画的初识者，尤其是绘画外行来说，最直观的感受无疑是“怎么画儿有这样凸出来的？”。这是因为西洋画基于光影法和透视法，从而产生凹凸感、立体感、空间感所致。一般认为，西洋画最初在明代中期由传教士携入我国，渐有传布，并对当时的画者和欣赏者产生冲击。
清代熙朝官员高士奇（公元1645—1704年）在《蓬山密记》中记载康熙四十二年某日，康熙来到畅春园观剧处，“高台宏丽，四周皆楼，设玻璃窗，上（指康熙）指示壁间西洋画。”清代王士禛（公元1634—1711年）在《池北偶谈·谈异七·西洋画》中记载道：“西洋所制玻瓈（玻璃）等器，多奇巧，曾见其所画人物，视之初不辨头目手足，以镜照之，即眉目宛然姣好。”还有记载，有位出生于1674年叫傅仲辰的人，曾经购得几幅姑苏所摹的西洋画，遂赋诗描述其特质：“峥嵘台榭望玲珑，木石参差分界限。高下方圆总不淆，阴阳向背亦善变。睥睨何异剥蕉心，层层入胜逾宽展。”
根据目前不多的对曹雪芹的研究资料，以及结合《红楼梦》一书中对画技的细致描摹来看，曹雪芹应该工于绘事。与其相交的旗人敦敏曾在《赠曹雪芹》一诗中称其“卖画钱来付酒家”，在《题琴圃画石》一诗中曾写道：“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此外还有张宜泉的《题琴溪居士》诗云：“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羹调未羡青莲宠，苑招难忘立本羞”，借李白和阎立本供奉朝堂的典故，似乎暗示曹雪芹曾有去宫中绘画的机遇。
基于对绘事的浸淫，再加之曹氏家族在江宁织造任上曾多年负责接待外国使团和洋商，所以说曹雪芹曾较多地接触西洋画并将其引入书中并不为奇。并且，如果判定书中的画是装饰画，且画中人物是中国女孩的话，则说明在当时西洋画有可能已经被“汉化”且“市场化”了。实际上在清代中期，一些桃花坞年画作品如《苏州万年桥》《三美人图》《西厢记图》中，已经表现出对西洋铜版画雕刻风格的模仿，在画面上多采用焦点透视，甚至还题明“仿大西洋笔法”“法泰西画意”等。
其二是刘姥姥与玻璃穿衣镜的一次邂逅：“只见一个老婆子也从外面迎着进来。刘姥姥诧异，心中恍惚：莫非是他亲家母？……刘姥姥便伸手去羞他的脸，他也拿手来挡，两个对闹着。刘姥姥一下子却摸着了，但觉那老婆子的脸冰凉挺硬的，倒把刘姥姥唬了一跳。猛想起：‘常听见富贵人家有种穿衣镜，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吗？’想毕，又伸手一抹，再细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的板壁，将这镜子嵌在中间的，不觉也笑了。”(www.xing528.com)
我国古代曾以铜为鉴，但至明代以后，铜镜渐渐淡出。据考证，1508年，意大利玻璃工匠达尔卡罗兄弟研制成功实用的玻璃镜，此为玻璃镜之滥觞。在清初，西欧各国开始以大穿衣镜作为礼物供奉清廷。如高士奇在《蓬山密记》中记载：“上赐（玻璃）各器二十件，又自西洋来镜屏一架，高可五尺余。”根据书中所述，可以想见当时富贵阶层使用大玻璃穿衣镜已较为普遍，故连刘姥姥也曾有所耳闻。
其三是与玻璃镜相配合的西洋机括：“（刘姥姥）因说：‘这可怎么出去呢？’一面用手摸时，只听‘硌磴’一声，又吓的不住的展眼儿。原来是西洋机括，可以开合，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撞开消息，掩过镜子，露出门来。”由此可知，书中所记述穿衣镜的构造较为繁复，上有机关可以开合，且是嵌入壁中的，当属工艺考究的上品。
除了此三事，如果细细考量全书的话，可以发现怡红院中的西洋物品并不局限于此。比如说，晴雯患伤风后用中医调治，疗效不显，因此贾宝玉建议用鼻烟诊治，遂取来盛有“上等洋烟”（鼻烟）的“金镶双金星玻璃小扁盒儿”。盒子里面绘有“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这无疑是基督教中的“天使”形象。晴雯嗅闻后果然病势减轻，于是宝玉进一步建议：“越发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便命麝月往王熙凤处讨要“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叫做‘依佛哪’……”。此外书中还提到居所中有作为摆件的“金西洋自行船”，以及随处可见的钟表、时辰钟等。
曹雪芹对刘姥姥前两次进荣国府所受到的视觉冲击和心理冲击的描摹，侧重点不同，第一次侧重于描摹贾府生活之奢华、等级之森严，第二次则在刘姥姥较深入地介入了贾府日常生活之后，设置了西方器物对其造成视觉和心理冲击的情节。
如果按照杜威“所强调的往往是当下所缺乏或者被忽略的”这一观点来分析的话，我们或许有理由相信，曹雪芹的上述描写并非闲笔，这或许脱胎于其身边人曾较为普遍的经历。甚至可以说，设置刘姥姥表现出无所适从这一情节，基于曹雪芹已经意识到西方器物或者说西方文明的进入对时人所造成的心理冲击。
更进一步推断，结合书中对晴雯的诊治过程中，贾宝玉建议“越发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以及刘姥姥对西洋画“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点头叹了两声”两处情节来看，曹雪芹或许已经表现出对西方器物乃至西方文明一定程度的认同。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7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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