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取经团队成员皆戴罪之身？

小说《西游记》中取经团队五位成员具有身份上的共性，那就是均拥有繁华的过往，但已被谪入凡尘，在踏上取经路时为戴罪之身。其中孙悟空、沙僧、白龙马在身份上尤其具有鲜明的囚徒性质。

具体说来，唐僧在前世为如来的二弟子，名为金蝉子，因轻慢佛法，被贬至东土大唐；孙悟空因大闹天宫、扰乱蟠桃会，被镇压于五行山下；猪八戒本为天庭掌管八万水军的天蓬元帅，因色欲心作祟，醉闯广寒宫，而被谪入凡尘；沙僧本为灵霄殿下侍銮舆的卷帘大将，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琉璃盏，被发配至流沙河，每七日一次受飞剑穿胸胁百余下之苦；白龙马本为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拘禁于鹰愁涧。

小说《西游记》以玄奘法师的弟子辩机所辑录的《大唐西域记》，以及另两名弟子慧立、彦悰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主要创作基础，并融合以民间传说、话本、戏曲等而成，因此被普遍认同属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作品。在故事积淀的近千年过程中，人们无疑会不断融入一些当时的思想认识元素。那么，取经团队成员的罪人身份定格于何时？人们何以把取经这一庄严伟业搁置于负罪之身？

目前可见且较为成型的两部作品曾为小说的最终定格提供了重要借鉴，其一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其二为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从中可寻找上述问题的端倪。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今存宋元刻本两种，均为残本，作者不详。书中所记载的取经团队成员为僧行七人，但只有法师（唐僧）和化身为白衣秀士的猴行者有名字。猴行者神通广大，曾因偷吃蟠桃被王母处罚，“配在花果山紫云洞”。书中无对唐僧前世身份的记述，也无猪八戒和白龙马这两个形象，但有在途中降服深沙神的情节。法师前世曾两度取经，但两次为深沙神所啮噬，第三次终于将其降服，但并未收录为弟子随同取经。深沙神极有可能是沙僧的原型。从这部书的记载来看，至少在宋代时猴行者这一形象已被界定为戴罪之身。

杨景贤大概生活于元末明初，他所撰写的杂剧《西游记》在人物形象、取经团队成员组成和情节设置上，已经非常接近小说《西游记》，但人物身份稍有不同：唐僧前世并非为如来的二弟子，而是“西天毗庐伽尊者托化于中国海州弘农县陈光蕊家为子，长大出家为僧，往西天取经阐教”，也并无受贬斥环节，非戴罪之身；孙悟空名为“通天大圣”，因盗窃太上老君炼就的金丹、王母的仙桃，以及仙衣一套，被观音镇压在花果山下；白龙马原为南海沙劫驼老龙第三子，为行雨差迟，法当斩罪；沙僧本为玉皇殿前卷帘大将军，因带酒思凡，被罚在恒河中拘禁；猪八戒的前世为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因盗取金铃，潜逃在黑风洞中。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的孙悟空和沙僧均表现出了好色的一面，孙悟空还曾霸占金鼎国女子为妻。这和小说中人物的性格迥然不同。从该剧来看，至元末明初，除唐僧之外，取经团队其他成员的形象已被界定为戴罪之身。至小说《西游记》出现，唐僧的罪人身份也被定格。(www.xing528.com)

孙悟空这一形象最早被界定为戴罪之身，其中的原因似乎可以结合其原形加以阐释。有论者认为孙悟空的形象可能源自玄奘法师在途中所收的弟子石槃陀。石槃陀为胡人，出家后则为“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再和“石”字结合起来，最终被演绎为石猴这一形象。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在随侍法师后不久，石槃陀因畏难而思返，又担心护送之事泄露，故对法师萌生杀意，随后离开法师。这极有可能是孙悟空被界定为罪人形象的“原罪”。从小说中依稀可见上述事件的影子，而且石槃陀桀骜不驯的性格也和孙悟空相似。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孙悟空的形象可能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怪无支祁有关，杂剧《西游记》中曾提及孙悟空的二妹为“巫枝祗圣母”，可见其形象塑造对此有所借鉴。《太平广记》中记载无支祁“形若猿猴”“金目雪牙”，因在大禹治水时作恶，被擒拿并镇压在“淮阴龟山之足下”。这与孙悟空的形象及待罪身份极为相似。

一个由罪余之人组成的团队，远赴波诡云谲的险地去完成重任，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古代的充军制度。所谓充军，就是把犯人发配到边远地区从事强迫性的屯种或充实军伍，其所去的地方自然是苦寒之地、“瘴疠”之所。充军者往往会承担一些险任，比如说在汉武帝时期，就曾把一些罪人编入军伍，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朔方。

以犯罪之人充实军伍在我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但“充军”之名大概在元代前后才正式出现，在明代则正式形成制度并大规模加以运用。吴承恩很可能受此启发而较多地将这一罪名体现在了小说中。例如小说第二十七回、第三十三回、第三十八回、第八十回中，就分别出现了“师父，你便偿命，该个死罪；把老猪为从，问个充军”“山神也问个充军，我们也领个大不应是”“把我们拿住，发到官司，就不该死罪，也要解回原籍充军”“师父追了度牒，打个小死，八戒该问充军，沙僧也问摆站”等对话。由此可推断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种施用比较普遍的刑罚。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5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