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传》最后一回，施耐庵将书中逐步营造的悲怆推向了极致：宋江率梁山群雄终偿所愿被招安，为情势所迫先后统兵破辽、征田虎、讨王庆、平方腊，108将凋残殆尽，百战荣归后受封为楚州安抚使，却席未暇暖就受权臣谗害饮下朝廷颁赐的毒酒，同时也和着毒汁一并吞服了毕生孜孜以求的进阶梦想。
荣耀如此短暂，过程却如此艰难，这像极了于连的悲剧——法国作家司汤达所著长篇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出生于小城维立叶尔的一个木匠家庭，父亲自私狭隘，两个哥哥也属粗俗之辈，他却聪明英俊、精明能干，从小就希望借助个人的努力与奋斗跻身上流社会。他崇拜拿破仑，渴望像拿破仑那样身佩长剑，做世界的主人，但是当他意识到拿破仑的时代已经终结时，为了尽快飞黄腾达，审时度势转而研读神学。凭着精通拉丁文，他被市长德·瑞那选作家庭教师，并与德·瑞那夫人产生了畸形恋情。后来为免事情败露，他转而到贝尚松神学院学习，此后受人推荐担任木尔侯爵府秘书，并得到了侯爵女儿玛特尔小姐的爱情。正当他以为将要成功跻身上流社会时，德·瑞那夫人写信告发了他。愤怒的于连疯狂地打伤了德·瑞那夫人，也因此被判死刑，兀然跌倒在上流社会的门槛外。
出身，决定了他永远推不开那扇门。细细考量《水浒传》全书，如果说宋江毕生的努力也是为了推开这扇门，或许并不失公允，并且低微的出身注定了他的这条博弈之路同样走得艰难又孤独。
在小说中，宋江是顶着巨大光环出场的，然而这光环却并非源于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的自身本领，实质上他的粗浅武艺可能在群雄眼里不值一哂，真正的原因是“驰名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急人之急，扶人之困，因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总而言之，造就这一巨大声名的重要根基是“仗义”和“疏财”，或许后者更为关键，因为它是实施前者的基础。作者这样的设置也营造了一个让人觉得有些陌生的江湖——在本应崇尚武力、以强者为尊的丛林世界，却指定一个广施钱财的忠厚长者形象领袖群伦，让人人望风“纳头便拜”。
如果说于连是通过自身优异的资质作为进身之阶，那么宋江无疑是以钱财铺就名声和人脉为他推开这扇门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于连以捕获上流社会两个女人的感情为进身捷径，宋江则为了铺平招安之路恳请李师师暗通款曲。
在这条博弈之路上，宋江其实一直形单影只，身畔熙熙攘攘的107位同行者可大体分为三类：本意殊途而不得不同往者，如林冲、武松、鲁智深、阮氏三雄、李俊、童威、童猛等；重新蹈回旧路者，即以各种手段收降的众多官军将领，如呼延灼、关胜、秦明、徐宁、董平等；本无目标，无所谓行止者，如只以杀人饮酒为乐的李逵。只有他目标坚一，全始全终，付出为最，跌落也最重，故悲剧意味最为强烈。(www.xing528.com)
宋江出身于“吏”，按照书中设定，距离“官”这一阶层虽然近在咫尺却永远无法逾越，因为在科举时代，从唐宪宗时期之后即禁止“胥吏”应试，即使他有笔如刀，这条进身之阶也行不通。若是有高超武艺和将略，原可如同他劝武松那样走军功一途：“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但是两者均非其所长，这条路也前程渺茫。因此如不别辟蹊径，注定了其毕生只能犬马奔走、屈沉下僚，唯一可行的是剑走偏锋、迂回而行，裹挟群雄走先做乱后招安之路。这或许正是他通过漫撒钱财结识群雄，达到“匹夫居闾里，一呼百应”目的之所在。
从书中来看，他怀有强烈的成功意识，但在目标和达成之间的巨大悬隔使他的所言所行充满了悖论。比如说他一方面“驰名大孝，为人仗义疏财”，另一方面酒醉后却要“他年若得报仇，血染浔阳江口！”，事实上在题反诗事发之前，浔阳一地真的无仇可寻。再比如说他一方面醉后狂书“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样名副其实的“反诗”——这无疑是他内心深处对成功极致的理解，另一方面又在执掌梁山权力后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吟咏“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至于他是否真的相信并推崇“忠义”，大概只有作者知道了。
这样的言行让人不由得将其和于连，那个内心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人联系在一起：有人说“于连形象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他的矛盾性，是典型的圆形人物，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最敬慕的人是拿破仑，却害怕别人知道而绝口不提；他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却扮出一副虔诚的面孔；他视《圣经》为谎言，却出于功利将整部拉丁文《圣经》背诵如流……正如评论家所云，为了实现“伟大”的梦想，保护虚弱的自我，于连淹没了内心真正的声音，戴上了沉重的“人格面具”。
如果细究底里，二人又有所不同，于连是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者的典型，曾受到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影响，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平民反抗意识与平等意识。他的奋斗虽然以虚伪为武器，但在妥协中也不乏反抗和自尊。比如说在应聘做德·瑞那市长家家庭教师时，他应聘的条件是和主人同桌吃饭以求形式上的平等。即使在他打伤了德·瑞那夫人后，面前也有两条路存在：一是屈膝乞求，接受恩赦，第二就是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挺身赴死。于连当众宣称他不祈求任何人的恩赐，他说：“我决不是被我的同阶级的人审判，我在陪审官的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富有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
而在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宋江身上，这一反抗意识和自尊意识却近乎阙如。比如说为了铺平博弈之路，即使对高太尉之流他也是“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尤为可悲的是，在临终时为了维护身后可怜的“忠义”声名，他诓骗李逵一并饮下毒酒，裹挟他连同自己的悲剧一起进入坟墓，为自己的精致利己主义弹奏了绝响。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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