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以玄奘法师的弟子辩机所辑录的《大唐西域记》，以及另两名弟子慧立、彦悰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主要创作基础，并融合以民间传说、话本、戏曲等创作而成。
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玄奘法师于贞观三年只身西行：“……周流多载，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届于长安。”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法师在途中曾受到一些佛教人士及崇佛的地方首领的护持以及在人员和物力上的帮助。
例如在法师受阻于凉州关下时，当地佛教领袖慧威法师遣弟子慧琳、道整护送法师偷渡出关，此后二人先后离去；在受阻于玉门关下时，胡人石槃陀前来请法师授戒并随法师渡关，此后他因畏难而思返，又担心护送之事泄露，故对法师萌生杀意，在法师立誓不泄露后离开；在途经高昌国时，国王麴文泰敬慕法师，派四名沙弥随侍并赠以财物和力夫25人；屈支国王也曾赠法师以驼马和力夫；叶护可汗曾排遣一名精通汉语的少年随行护持法师。但这些人员大多在途中罹难。
在《西游记》中，吴承恩把取经护持者演绎为由三名徒弟和一匹马组成的小团队。颇有意味的是三名徒弟中就有两个为半人半兽的形象，而白龙马则融人、马、龙三者形象于一身。那么这种人兽合一形象的源头在哪里呢？
在《西游记》小说成书之前，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便以戏曲、小说、说唱等多种艺术样式广泛在民间传播，这无疑为吴承恩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这类故事最早见于宋刊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其中已经有了“行程遇猴行者处”的记载，并言及取经人为包括唐僧在内的“僧行七人”。其中“猴行者”化身为“白衣秀士”，是取经途中的主要护持者，他颇具神通，自言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在书中还有“降伏深沙神”的描写，有学者推测，“深沙神”可能为沙僧的原型。
在陕西榆林石窟中保存的西夏时期的《唐三藏取经图》上，取经团队的成员为唐三藏、猴行者和白马三者，未见沙僧和猪八戒。在现存的元代瓷枕上，以及稍晚一些，创生于元、明之际的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中，取经团队的形象已经和吴承恩的《西游记》几无差别。(www.xing528.com)
在以上种种记载中，何以把取经这一庄严事业中的大部分责任搁置在人兽合一的形象肩上？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孙悟空的形象当源自唐僧在途中所收的弟子石槃陀。石槃陀为胡人，出家后则为“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再和“石”字结合起来，最终被演绎为石猴这一形象。据此推论，进而演绎出和猴子形象相近的猪八戒，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而据笔者管见，其中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人兽合一的形象并非鲜见。如伏羲的形象是“人头蛇身”；《山海经》中所描述的西王母形象为“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蚩尤的形象则为“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此外还有“八首人面，虎身十尾”等关于神的记载。这些形象其实和孙悟空、猪八戒非常接近。笔者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克隆”意象》一文中曾推断，《山海经》中之所以出现这种形象是源于古人具体表征为肢体崇拜的力量崇拜：“人们用丰富的想象力，通过添加具有实用性的动物器官（牛蹄、角）和增加人体器官的数量（四目六手）来赋予这一形象超强的力量。”
取经之路无疑是关山迢递、波诡云谲的危途，《西游记》一书据此演绎为妖氛弥漫的“九九八十一难”。根据情节需要，种种关于取经的演义类载体中，必然要设置具有非凡力量以突破重重危难的英雄人物。因此，基于对力量的崇拜也许是取经传说中人兽合一形象出现的另一原因，这与我们祖先对始祖（如伏羲、西王母、蚩尤等）的想象有相近之处。这种可以称之为拟兽化的想象，也许是人们对力量乃至是对超能力认知和崇拜的某一阶段。因为稍晚一些出现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神话小说，如《封神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虽然也描摹了众多具超强能力的人物，却并未如关于取经的演义类载体那样，以拟兽化的形象作为构建情节的基础。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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