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和《封神演义》是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部古典神话小说。这两部书中描摹了种种异术，其中一类就是有超常目力的人物。在前者中是“千里眼”，在后者中则是“高明”。关于千里眼，大家耳熟能详，对于高明则相对陌生，因此赘述一二。在《封神演义》中，高明和高觉是兄弟，高明能眼观千里，高觉善耳听八方，二人受纣王差遣与姜子牙对阵。姜子牙每说一话、每行一事，都被兄弟俩耳闻目睹，因此颇受其扰。
可以说吴承恩和许仲琳书中所描摹的有超常目力的人物代表了人类克服空间障碍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愿望是现代科技萌生和发展的动力之一。能由近及远的望远镜、火枪，能跨越空间距离的飞行器等莫不始肇于此。而且直到现在，也很难说人类已经完全实现了这种愿望，因此这种意识弥足珍贵。
《西游记》一书的最早版本见于1509年；据鲁迅考证，《封神演义》成书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16世纪后半期）。此时距离1609年伽利略发明折射式望远镜分别尚有百年和数十年。在明朝末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不仅使闭关自雄的帝国见识到了多种西洋仪器，而且他们还翻译、编著了大量科技著作。其中汤若望和天文学家李祖白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合撰的《远镜说》，是明清之际最为系统的介绍千里镜及眼镜的原理、制作和使用方法的书籍。据学者孙承晟考证，这部书对明末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产生了重要影响，孙氏所著的《镜史》一书中关于千里镜和眼镜部分的内容，大体上征引于此。
孙云球，江苏吴江人，生于明崇祯初年，卒于清康熙年间。他致力于制造发明，曾经制过自鸣钟、自然晷、各种眼镜，还研制成了千里镜。据《镜史》记载，他所制的眼镜极受欢迎，“四方闻声景从，不惜数百金重价以购”。这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与孙云球同时代的文学家、戏曲家李渔就是受《镜史》所影响的人之一。他把千里镜作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道具引入了所著的《十二楼》中的“夏怡楼”一篇。该文中有一首《西江月》，吟咏的就是千里镜。
西 江 月
非独公输炫巧，离娄画策相资。微光一隙仅如丝，能使瞳人生翅。
制体初无远近，全凭用法参差。休嫌独目把人嗤，眇者从来善视。
这部小说的大意如此：旧家子弟瞿佶偶然间在市肆中得到了一架西洋千里镜。于是他用来登高窥视心仪的宦家小姐的一举一动，然后据此给自己蒙上未卜先知、拥有超能力的神秘外衣，使得宦家小姐既惊又佩，因此成功抱得美人归。(www.xing528.com)
“夏怡楼”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早涉及千里镜的一篇，而且文中还附有《镜史》中的部分内容。由于《镜史》一书一度佚失，直至21世纪初才重新发现，所以说李渔对于传播光学知识不为无功。但是平心而论，这篇小说的情节实在狗血。李渔虽然得风气之先，较早地接触到了代表了当时高科技的千里镜，但他却不是用来登高览胜，或者深究其机理导人向上，而是作为诲淫诲盗的工具写入了小说，其负面影响想来也不会小。其引入的初衷让人有所思。
在清末，曾国藩首次接触到千里镜后，却产生了与李渔完全不同的触动。曾氏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二月廿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冯竹渔自广东购寄千里镜二具，在楼上试验，果为精绝，看半里许之人物如在户庭咫尺之间。其铜铁、树木等，一经洋人琢磨成器，遂亦精曜夺目。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余志学有年，而因循悠忽，回思十五年前之志识，今依然故我也，为之悚惕无已。”
唐浩明先生把这则日记写入了历史小说《曾国藩》一书，情节设置为曾国藩率领湘军将领用千里镜观看安庆军械所研制的开花炮弹：“不知各位看后有什么感觉？我看后心里想，不论钢铁、玻璃等物，一经洋人琢磨成器，便精耀夺目，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我从青年时代便有志于学，但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依然如故，学业一无可取。看到这具千里镜，我觉得惭愧。”这样的文字让人为之动容，想来这一情节必定会惠及无数读者。
李渔和曾国藩对待千里镜的不同态度，也许反映了封建士大夫“出世”和“入世”两种不同追求。李渔在科场失利之后，改走“人间大隐”之道。他精研戏曲，以诗酒自娱，被称为中华五千年第一风流文人，所著的《闲情偶寄》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倡导休闲文化的专著。而曾国藩一生中以“立功、立德、立言”为任，有“生世不能作夔皋，裁量帝载归甄陶，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归天子”的志向和“吾辈读书，只有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的自我期许。
曾国藩对把近代科学引入中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一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军械所——安庆军械所；而且首倡幼童留洋，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延展为“师夷智”的思想，从而把对技术层面的学习提高到了学习科学层面。
曾氏能做到这一点，固然有时势推动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传统文化所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所带来的内驱力使然。另外，安庆军械所创立于1861年12月，正与这则日记的时间吻合，从“一经洋人琢磨成器，遂亦精曜夺目”这句话所表露出的对西方科技的认同感和危机意识，也可以看到他着力于在蒙昧中点亮科学之光的端倪。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4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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