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这三部中均设置有较多关于“吃”的情节，但又有所不同。其中《红楼梦》中所描述的是贵族阶层锦衣玉食的口腹之欲，而《西游记》《水浒传》则反映了中下阶层的饮食状况。在这两部书所设置的情境下，“吃”成了书中人物非常重要的诉求，同时也成了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要素。
在《水浒传》中，108将虽然上应天星，但一旦跌落凡尘，繁华褪去，或沦为犬马奔走的中下级军官和胥吏，或僻处乡间营营于渔猎，或落魄为城市贫民，过得并非什么“高大上”的生活。因此在英雄际会时，互通名姓、各抒仰慕之忱后，往往第一件事就是一起吃喝一顿。鲁达遇史进、遇林冲，宋江遇戴宗、李逵、武松，柴进遇林冲，吴用游说阮氏三雄等，莫不如此。究其原因，大概一则是满足口腹之欲，二则是通过共饮食示以有福同享、肝胆相照、意气相投。由此可以想见饮食在书中人物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因为过于强烈的吃的诉求，书中的英雄形象甚至因此蒙上了灰色。比如说时迁偷鸡，武松、林冲都曾恃强抢夺别人的酒食等。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武松际遇施恩。武松与施恩素未谋面，谈不上什么惺惺相惜。与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等比起来，施管营父子也绝非正义的代表，他们同样是鱼肉良善、称霸一方的豪强。但武松入狱之后，因感于施恩所管待的几顿酒食，便心甘情愿供其驱使，沦为豪强争胜的打手。
书中的众好汉之所以投身于江湖，除了少数如鲁智深、林冲那样走投无路，必须借以栖身之外，满足口腹之欲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很多人投奔梁山的最初目标诉求之一，往往是朴素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正如阮小五所说：“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随后才渐渐上升为替天行道的使命感。与此相对应，梁山自王伦时代起就在作为入伙接引处的朱贵酒店建立了分例酒食制度，以示接纳英豪、推诚相待。
至于吃在这部小说情节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如武松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因人肉包子际遇菜园子张青和孙二娘，鲁智深饱食酒肉后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七星聚义取生辰纲，浔阳楼题诗等。甚至还因为鼓上蚤时迁偷鸡吃，引发了梁山和祝家庄的对峙；因阮小七偷吃御酒而导致招安流产。
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或者有尊崇的前身，或者有繁华的过往，但一旦际会于关山迢递、波诡云谲的取经路，芒鞋破钵，烟蓑雨笠，面对的其实是比下层平民还动荡不定的生活。因此在书中萦绕的是饥饿感。师徒四人在取经路上每日为三餐发愁。
孙悟空的取经之路其实始肇于偷吃蟠桃和因为不能侧身神仙的美食聚餐而大闹蟠桃会；猪八戒则源于在醉饱后的色欲心作祟；至于沙悟净，则是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名贵餐具琉璃盏，实实在在上演了“杯具”。(www.xing528.com)
在取经路上所遭遇的危厄中也有一些是因为吃而惹的祸，如唐僧误入盘丝洞和孙悟空大闹五庄观。甚至可以说，书中之所以能设置出遭遇八十一难，很大程度上就缘于众妖和唐僧之间吃和被吃的矛盾。取经结束后，取经团队中重要成员猪八戒得到的奖赏，就是受封为敬坛使者这一可饱享口腹之欲的品级。
按照马斯洛的人类五大基本需求理论，生理需求属于低层次需求中的一种，而吃则是生理需求中的要素。美国历史地理作家、著名学者房龙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因饥饿而觅食的记录。”在人类发展史上，吃一直是个大问题。
可以看出，这两部书的作者其实有很深的关于吃的情结。这大概和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状况、作者所处社会阶层乃至生活经历有关。吴承恩和施耐庵均非“高富帅”，吴承恩在大约40岁时才补得一个岁贡生。他平生所做过的官职不过是区区浙江长兴县丞，最后还因受人诬告拂袖而归。他晚景凄凉，以卖文为生，很多作品因此散失。施耐庵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元末乱世，在写《水浒传》时，因为遭逢战乱而不得不四处流离。对此他曾写有“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好住家”的自况诗句。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也有一些人钟情于对吃的描述，如梁实秋、汪曾祺、陆文夫、莫言、钟阿城、王阿成等。根据笔者的理解，前三位作家中，梁实秋和汪曾祺的记述以美食经历和萦绕于记忆的儿时饮食为主，意在借以纾解思乡情怀，陆文夫则是因为生活于人文荟萃的姑苏，耳濡目染，因而有着对美食的偏好。而后三位作家的描写角度则低位得多，所记述的角度基本上是果腹这一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究其原因，大概也和他们的过往生活经历有关。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4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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