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及学术基础

以上说到的学术专著,有些是以若干篇凝聚多年研究心得的学术论文作为阶段性成果的。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已有数十篇专题论文发表,这样的专著具有坚实深厚的学术根基。回顾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历程,应当肯定这一学科分支的基本构架,是以一些具有厚重的科学内涵的重要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建立的。

在20世纪史学学术史上留有姓名的历史学学者,许多都曾经关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进步,发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论著。例如,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王国维遗书》经13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的《车服》、《塞路》、《徐福》、《禁巫祠道中》、《车与骑》等篇,岑仲勉《<西域传>各国去长安及去都护里距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顾颉刚《<穆天子传>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7月),黄文弼《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西北史地季刊》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蒙文通《论古水道与交通》(《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7期,第2卷第3期,1934年6月、10月)、《释古长江下游之交通》(《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周谷城《西北交通之历史的考察》(《东方杂志》第41卷第11期,1945年6月),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旅行杂志》第17卷第3期,1943年3月,收入《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吴晗《传·过所·路引的历史》(《中国建设》第5卷第4期,1948年1月),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于省吾《武王伐纣行程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刘敦愿《试论古代黄淮下游之与江汉地区间的交通关系》(《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等,都是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名作。这些论著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有些并不是直接以交通史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其内容涉及交通史,甚至关系到交通史的重大课题;有些论著发表较早,后来因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进步,若干论点显得陈旧,但是在当时却曾经对这一学科分支的进步发生过不宜忽视的影响。

于省吾曾经讨论殷墟卜辞中“+[外辶内至]”字的意义,以为驲为后起的代字。”(《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279页)《说文·马部》:“驲,传也。”卜辞中所见乘+[外辶内至]而行的文字,说明殷代已经出现以传递信息为主要职能的驲传制度(《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

先秦典籍中所见“周行”“周道”,传统经学均以礼制道义为释,只有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为“大路”、“大道”。不过,在予政治文化以特殊重视的文化背景下,以等级列位和道德准则解说“周行”、“周道”的说法占据上风,对古代交通建设有所肯定的朱说几被淹没。顾颉刚曾经在《周道与周行》一文中推扬朱熹之说,并且有进一步的论证(《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杨升南的论文《说“周行”“周道——西周时期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1984年8月)进一步明确了“周行”、“周道”于交通史的意义,又以金文资料以为新证,指出“周道”应是由周王室修筑,通往各地,联系各诸侯国的一种道路的专称。杨文又考定了当时由王室中心地区通向各诸侯国的几条主要道路的大概走向,并且对于“周道”的特点及其设施也有所探索。史念海《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收入《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陈槃《春秋列国的交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1967年),是关于春秋时期交通史研究的力作。卢云《战国时期主要陆路交通初探》(《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对于战国陆路交通形势的概况进行了总结。

对于汉代交通研究有开创作用,于中国交通史研究也具有经典意义的劳干题为《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的著名论文(《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从陆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两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汉代交通的历史成就。作者指出,“西北高原对河济文化之区势成居高临下,农艺之民艰于守御,有国者不得不悉其国力以防胡虏之南侵。于是邦国之政事与军备皆北重于南,陆重于海;而西北之区遂为国家首善。然以民族发展之方位言之,则经济发展之趋向在南而不在北,国防发展之趋向在北而不在南。”“今于汉世水陆交通略述其大要,以见汉朝帝国虽赖陆运以维持国家之完整,供给国防之军资,而缘海之地则海运常重于陆运。汉人非不明海事,徒以陆上危机大于缘海。其间不能不有所轻重。”这样的论述,已经不是就交通论交通,而涉及了交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文化作用。有关“海运”乃至“海事”之轻重的分析,甚至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方向的宏观课题。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历程中成就特别突出的历史时期。研究秦汉时期交通史的著名的论文,还有吕思勉《汉代亭传之制》(《学林》第4辑,1941年2月),王毓瑚《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文史杂志》第2卷第9、10期,1943年10月),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1944年1月,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孙毓棠《汉代的交通》(《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卷第1期,1944年6月,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陈直《汉晋过所通考》(《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居延汉简综论》,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等。

陈沅远《唐代驿制考》(《史学年报》第1卷第5期,1933年8月),严耕望《唐代国内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第8卷第4期,1954年2月),章群《唐代交通》(《香港浸会学院学报》第4卷第1期,1977年7月),以及李之勤的系列论文(注:除上文提到的论文外,又有《傥骆古道的发展特点具体走向和沿途要地》、《唐代的文川道》、《川陕古道中的青泥路和白水路》、《蓝田县的两个石门与唐长安附近蓝武道北段的水陆联运问题》、《论唐代的上津道》、《唐代河东驿馆考》等,均收入《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王文楚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两京驿路考》、《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唐代洛阳至襄州》、《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唐代洛阳至魏州幽州驿路考》等,均收入《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辛德勇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东渭桥记>碑读后》《唐长安都亭驿考辨》、《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路交通》等,均收入《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都对唐代交通史研究有所推进。

王夔强《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第1卷第4、8、12期,1935年5月至1936年5月),魏重庆《两宋时代之交通事业》(《正风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36年7月),邹逸麟《宋代惠民河考》(《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5期),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等论文,说明了宋代交通的一些特点。

元代驿传制度的发达久已受到重视。当时驿传系统联系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李梦瑛《“站”与“站赤”》(《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36年11月)、《元站与站赤考释》(《东方杂志》第40卷第9期,1944年5月),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陈得芝、施一揆《“关于元代的驿传”一文的资料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袁国藩《元王恽驿赴上都行程考释》(《大陆杂志》第34卷第12期,1967年6月),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1977年7月),郭毅生《元代辽阳省驿道考略》(《北方论丛》1980年第2、4期)等,都是有重要价值的论文。罗哲文《元代“运筏图”考》(《文物》1962年第10期),探讨了当时水运的具体形式。研究元代水运的论文,还有张蓉初《元代大都粮食的运输》(《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年6月),赖家度《元代的河漕和海运》(《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袁国藩《元初河漕转变之研究》(《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1963年8月)等。

论述明清时期交通的比较重要的论文,有万国鼎《明清漕运概要》(《政治季刊》第4卷第3期,1940年10月),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吴缉华《明代的海陆兼运及运河的浚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册,1958年),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朱玲玲《明代对大运河的治理》(《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等。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和陈峰《略论清代的漕弊》(《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等就清漕运组织管理的消极面进行分析,揭露了当时交通制度的弊端。(www.xing528.com)

对于以往少有人注意的边地交通、少数民族政权交通,也有一些学者瞩目,发表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如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刊》第5期,1947年12月,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方国瑜《诸葛亮南征的路线考说》(《思想战线》1980年第2期,收入《滇史论丛》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冯汉镛《唐代马湖江通吐蕃路线考——兼考蒙古入大理的中、西道》(《文史》第30辑,1988年7月),辛德勇《史万岁南征路线重析》(《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杨铭《唐代吐蕃——勃律道考》(《西北历史研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洛桑群觉、陈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等。

交通史作为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逐渐为许多历史学者所重视。一些断代史研究专著中,特别为交通的历史发展辟有篇章,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例如,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编《西周王朝的军政大事》第6章《<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分析了《穆天子传》成书的交通史背景,又第6编《西周时代的文化教育和礼制》的第1章《西周时代的衣食住行》中,第4部分论述了“作为交通工具的车马”。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在《春秋战国间农业生产的发展》一章中论述了“运河的开凿”以及“运河开凿工程技术的进步”,在《春秋战国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章中论述了“四方土特产的交流”及“商业和交通的发展”。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在《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章中有“商业、交通和城市的发展”一节,其中论述了“水陆交通和运输”,涉及“贯通全国的交通网”、“‘丝绸之路’的开辟”、“水路和海上交通”;在《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一章中有“居住与交通”一节,其中论述了“交通和运输”,涉及“交通运输工具”、“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交通的管理”。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在《隋代的政治与经济》一章中有“隋炀帝大兴土木与开凿运河”一节,其中论述了“运河的开凿”、“修驰道与筑长城”;在《唐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一章中有“唐代的行政制度与驿站制度”一节,其中论述了“驿站制度与过所制度”。

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也以一定的篇幅论及交通,利用了交通史研究的成果。以其中第4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为例,在丙编《典志》的第4章《手工业技术》中,有“交通运输”一节,讨论了“陆路交通”和“水路交通和造船业”。第7章则为《国内外交通》,其中第1节为“秦的水陆交通和直道、驰道的修建”,第2节为“汉代水陆交通的发达”。第2节论述了“汉代交通中心向洛阳的转移”、“汉代的陆路交通”和“汉代的水路交通”诸问题。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傅筑夫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凡5卷,其中4卷都专门列有关于交通运输的专题。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章《秦汉时代的经济区及其变化和发展》中的第2节,是“秦汉时代的交通和运输”。其中论述了(一)作为全国大动脉的交通干线,(二)陆路交通的开发,(三)水路交通与漕运的开发,(四)管制交通的各种制度。所论述的专题,大体覆盖了当时交通的各个主要方面。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章《两晋南北朝时期几个主要经济区域的变迁》中的第3节,是“晋南北朝时期的水陆交通与大运河的开凿及其影响”。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章即《隋唐五代时期的交通》,在第1节“道路”中,论述了(一)官道,(二)地方道路的增修,(三)通边区及外国道路;在第2节“运河”中,论述了(一)大运河及相关的运河,(二)地区性运河;在第3节“漕运”中,论述了(一)盛唐时期的漕运概况,(二)中唐时期的漕运概况,(三)晚唐时期的漕运概况;在第4节“交通制度”中,论述了(一)关津,(二)桥梁,(三)驿、传、旅店。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章即《宋代的交通运输》,在第1节“漕运”中,论述了(一)漕运对宋王朝的重要性,(二)汇集京师的主要运河及各河负担的漕运任务,(三)主要运道与历朝漕运定额,(四)漕运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在第2节“陆路交通运输”中,论述了(一)道路,(二)驿,(三)陆运。虽然没有对先秦时期和宋以后历朝的交通状况进行总结,而且各卷涉及交通的文字体例不一、详略各异,但是都是在相对成熟的研究基础上以认真的态度进行论述,篇幅总合已经超过12万4千字,阅读有关部分的内容,可以大略了解自秦代至宋代的交通史的概况。因而如果缀联傅筑夫笔下的这些章节,几乎可以看作一部简明中国古代交通史了。

傅筑夫、王毓瑚编《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虽然是资料汇集,然而分类详明,编列之间,已经可以看到通过结构设计所体现的研究功力。其形式确如编者所说,“各章节之间,复就资料本身的内在联系,尽可能组成一完整体系,而不是简单的胪列。同类材料则依时间顺序排列,借以窥见其发展演变的经过。”于是也可以看作一种研究成果。其中“交通与运输”列为第2章,前有总述秦汉三国时期交通形势与交通布局的“绪言”,又分“陆路”、“水路”、“交通制度”、“运输(附漕仓)”、“运输工具及动力”五节。此外,在第3章《人口》中,第5节为“人口之移动”,分别收列了如下几方面的资料:(一)移民:甲,灾荒移民;乙,政治移民;(二)流亡;(三)掳略。这里所涉及的,其实也是一种交通现象。虽然全书所收资料主要采自文献,如编者所说,“近代出土或新发现的资料如汉简等”,“一概未收”,而研究者已经足可借以得到极大的方便。此后出版的傅筑夫编《中国经济史资料·先秦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则将“交通”列为第2章《经济地理》中的一节,下有列目:(一)道路;(二)传、递、邮、驿;(三)水路;(四)海路。所收容资料的分量,远较《秦汉三国编》薄弱。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的许多省市地方志中都有交通志。作为史志整理和研究的成果,河北省交通厅史志编纂委员会著《河北古代陆路交通简史》(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较早,西安市交通局史志编纂委员会著《西安古代交通志》(王开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作为志书,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古代名都西安地区交通事业的历史发展。其中又专置《西安古代交通文献汇辑》部分,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所附《考证》题下的22个方面的内容,其实许多都是西安交通史的专题学术论文。于是全书与其他有关论著不同,既有资料价值,也表现出一定的研究水平。例如其中李之勤《关于古代子午道的走向、改线和部分资料的考析》、《<读史方舆纪要>陕西省汉中府<傥骆道>条校释》,李健超《长安细柳营》、《唐长安临皋驿》等论文,都以在中国交通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而使全书得以增色。

中国水运史丛书的编写出版,对于中国交通史的研究也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按照编写规划,其中包括中国海港史、中国内河航运史、中国运河史等,也包括水运史中若干重要事件和重要机构,如郑和下西洋、招商局史、民生公司史的研究。交通史志研究有关论著的问世,有些收到比较好的社会文化效益,对于中国交通史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如彭德清主编,包括“古代航海史”、“近代航海史”和“现代航海史”三个分册的《中国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公路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等。

交通史志的研究,因行政力量的作用,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成果较为集中。但是从学术质量看,许多研究内容似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更深入的学术探索和更全面的学术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