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道路建设历史前景

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中讨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时所说:“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传统史学体系开始动摇。20世纪20年代初问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篇幅不过6万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编,各编均列有“中国”、“各国”、“综论”三章。全书以70%的篇幅论述中国历代交通,因而就中国交通史研究而言,可以称作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著作。此后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北京交通丛报社长沙铁路协会,1928年)出版。这两部专著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仍然显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交通史作为史学新领域的最初开辟,表现出史家视野有所开阔,观念有所革新。

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是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中国历代交通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五篇,分述先秦时代、秦汉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及现代中国之交通,对于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这部著作出版两年后就有日译本刊行东洋,在中国更多次印行,发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中国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

此后数十年,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不过,在王倬、袁德宣、白寿彝之后,除了几种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征的交通史读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题的综述历代交通发展的专著问世。30年代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撰出版的《交通史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通史邮政篇》(1935年)、《交通史电政篇》(1936年)、《交通史总务篇》(1936年)等,实际上主要都是部门交通史,而所论说分析的交通史的年限阶段亦偏于晚近。同样可以归入部门交通史范畴的研究成果,又有多种中国公路史、中国铁路史、中国航运史、中国运河史等研究专著。除了部门交通史之外,断代交通史、区域交通史也得以创生和发展。这一现象,反映交通史研究已经跨过粗略笼统进行历史总结的“概说”的阶段,治交通史的学者已经注重以更深入的研究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交通历史发展的全景。

交通史的断代研究和分区研究,即取某一时间阶段或空间范围为限定对象的交通史研究,是综合的交通史研究的基础。

作为交通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严耕望自谓“耗时四十年,文繁两百万”的巨制《唐代交通图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1985年),堪称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其成就在于以所论证的若干史实,描绘出了唐代交通的完整图景,其中多有极其重要的发现,然而又绝不仅仅是罗列有关交通的史料而已,对于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关系亦有透彻的论述。

《唐代交通图考》是规模与价值均有空前之意义的交通史巨著。严耕望总结其研究所获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举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视为荒芜绝境,人迹罕到;乃其实,自汉末至南北朝以来,岷岭、松潘草原即为西北河湟青海地区南通长江流域之一要道。”2.“唐蕃兵争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区,盖地形所限,两国交通惟此为坦途也。故唐人于此极力经营,州军镇戍星罗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经此详考,当时唐蕃兵争之形势,使臣商贸之进出,皆得按图指证。”3.“凉州(近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谓河西走廊,远通西域。其道虽早有经营,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岑仲勉云‘汉唐在玉门以西未见驿传之记载。’(注: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此非一人之见也。乃其实,唐代驿传之推行远达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孚远)以西诸属国,唐代史志与唐人诗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瓜州常乐(今安西县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两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碛道,馆驿名称里距皆一一详明;西州(今吐鲁番东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东西道上馆驿名称可知者亦数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驿,不始于唐。”4.“长安北通河上三驿道,分达灵(今灵武南)、丰(今狼山、晏江间约N41°·E107°41′—50′)、胜(今托克托西黄河南十二连城E111°·N40°13′)三州,丰州驿使通传长安不过四日余,亦近中古驿传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镇之天德军(约E109°·N41°之西北,进乌梁素海东北水滨),其地望久不能详,近亦准确知之。且贾耽所记天德军东通云中(今归绥、托克托间)之塞外道,为自古用兵之要,后人无能明之者,亦得据今图,考故事,一一证之。”5.“唐与回纥邦交常睦,有丰州高阙(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兰计口E107°30′·N40°20′)、甘州居延海(约E103°30′·N42°30′)、庭州特罗堡子(今北塔山南,约E90°30′·N45°稍南地区)三道相通。此三道今虽不能详,但大要途程可晓。且回纥入唐先取鸊鹈泉入高阙至丰州,南下灵、夏(今白城子E108°50′·N38°),后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阙东行绕经天德、振武(今归绥、呼和浩特),取太原入长安,迂回千余里,是亦非研究者所能相像。”6.“东北边塞,居庸(今关)、古北(今古北口)、卢龙(东晋至唐道出青陉,盖今青山口E118°35′·N40°25′)、渝关(今山海关)四道并出,而取途不详,今得历历指证。”7.“飞狐(E114°35′·N39°35′)之险,久著史册,而关隘之要,因时代而转移,中古北魏前期,尤为入塞第一要道,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之雁门反居其次,此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意义,非一般读史者所能相像得之。”8.“剑南边区,诸道并出,而通南诏之青溪、石门两道为著,此《蛮书》已著录者,前人考研,颇失粗疏,今皆详为比证,事乃大明。”9.“云南通安南交州之陆道,前人论者多家,皆以今红河线当之;实则取叶榆河谷,今盘龙江。”以上所说,都是边区交通形势,关于内地交通,又有10.“长安、洛阳为西东两都,交通至繁,沿途馆驿相次,榆柳荫翳,轩骑翩翩,铃铎应和,固唐代之第一大驿道也。以云途程,必谓大抵与今陇海路相当,而实不然。自崤山以东,南取永宁(今洛宁东北、三乡镇西北),东循洛水,与今道异,与汉以渑池、新安道为主者亦异。而两都间计程八百余里,置驿三十四五,今考其名号尚十得八九。他如长安太原道、洛阳太原道、蓝田武关道、骆谷道、褒斜道、金牛道、荆襄道、太行东麓走廓道等,馆驿名称亦颇有可考者。凡此馆驿多出于诗人之吟咏,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相像之外也。”严耕望还写道:“此外如褒斜、阴平诸道之名实,洛南三关、太行八陉之通塞,黄河关津之建置,永济通渠之流程,三峡水运之兴盛,大堤商贸之繁荣,渤海海运之发达,河套、代北水运之绩效,以及东南沿海海运之萌芽,诸如此类殆难尽列。”。

《唐代交通图考》是20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此书已出版之五册,每册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线或一地区之交通路线。不但研究驿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文中详考道路之里程、沿途地理形势、物产、所经过之城市、乡村、关隘、桥梁、驿站、寺庙等,甚至某处路旁有一奇特之大树,亦根据资料描述。并附论与该道路有关之历史事件。”(廖伯源:《严耕望传》,《国史拟传》第7辑,1998年6月)对于这部前后历时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研究的最终成果,学界以其工作条件和工作质量的对比,称作“一个难以相像的奇迹”,以其丰厚的学术内涵,誉为“传之久远的大著作”(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唐代交通图考》的著述,对于有关资料的发掘采用,有“竭泽而渔”的称誉。作者曾经自认为此书是其“生平功力最深、论辩最繁之述作”,“诸凡正史、通鉴、政书、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及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但是即使如此,严耕望依然诚恳地表示,“然问题不得其解者仍甚多,学术求精,固无际涯!如有同好,盼共商榷。”

中国交通史是一门新兴的学问,许多方面的研究尚属于拓荒阶段,因而学者的辩议,新论的琢磨,都显得尤为重要。即使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这样堪称20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之丰碑的学术名著,因多种原因,其中也不无瑕疵。而关于作者本人对其中某些结论受到批评时所表示的态度,又更有令人感动的故事。

严耕望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大陆学者对其中若干论点曾提出商榷意见。如李之勤《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代长安城附近的驿道和驿馆》(《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1期)、知勤、肖珍《唐代傥骆道上的几个驿馆》《(《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唐代蓝武道上的七盘岭与韩公堆》(《西北历史研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唐敬宗宝历年间裴度重修的斜谷道及其所置驿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以及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4辑)等论文都对严耕望的有关结论提出异议。由于当时两岸学者学术交流条件方面的原因,学术对话受到限制。(www.xing528.com)

据刘健明回忆,1995年9月,中国唐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6届年会,蓝勇提交的论文涉及对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的评论。论文“肯定《图考》为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经典之作,但指出有五处地方可以商榷”:1.《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牛尾驿是今永川长江边的水驿,但蓝勇认为是深处今永川内腹邮亭铺的一陆驿;2.《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金牛道税人场在今剑阁县南,但蓝勇认为应在广元市南剑阁县北的石洞沟与大朝间;3.《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开边县在今宜宾县安边乡,蓝勇认为应在今云南水富县治大滩附近;4.《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白崖城不在今红崖,而在白崖,蓝勇认为在今弥渡坝子(又称红崖平原,即明代的白崖),白崖包括红崖平原和白崖西北;5.《唐代交通图考》认为秦汉至今,四川通云南的主要通道是石门道和清溪道,蓝勇认为明代以来乌撤入蜀道的地位更重要。蓝勇因有机会遍游中国西南部,他的论据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结合而提出的。

蓝勇的论文在最后还提出严耕望从事唐代交通研究的不利因素有如下3种:1.“长期以来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流不畅,双方多处于一种闭门造车的状态。特别是港台学者往往对大陆学者的已有成果不够了解,尤其是对大陆不断出现的考古资料运用不够”,“在严耕望对唐代西南交通论著中几乎没有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2.“由于交流条件的限制,很长一段时间内港台学者不可能深入内地进行大量的徒步实地考察,这也是港台历史地理研究多停留于纸上谈兵的原因。”3.“由于条件限制,严耕望主要参考的地图为美国Operational-NaviqationChartH-ll、《申报馆中国分省地图》、《国防研究院地图》、《黎明公司中华民国全图》,这些地图不论是从比例尺大小、地名陈旧程度,还是标绘的繁简程度和准确程度来说都是与50年代以来大陆编绘的各种地图存在差距,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

刘健明将蓝勇的论文寄交严耕望后,不久就收到回信。其中写道:“蓝的评语多能中肯,值得参考。我写图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献作一番仔细的整理研究,而不能亲履各地勘察为憾!这样自必发生一些偏差,但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时间都很有限,纵然能有机会走遍全国,而一个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团体来支持,组合一个团体做工作,而这些在我都谈不到,只能独力奋斗,尽我所能而已。海外与大陆国内隔绝,能看到国内人著作本极有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这些弱点不难想像,即以蓝所提到的三泉县与牛尾驿,我写作当时本已怀疑,但为资料所限,又不能亲履其地看看,自是无可如何。其实这类例子一定还相当不少,好在学问本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只能尽其在我,尽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供大家参考,再做进一步的工作。你如与蓝通信,请代我谢谢他,并告诉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夫,那是最好。”这是严耕望致刘健明的最后一封信,引录者以为“信件异常珍贵”(刘健明:《笔耕室受教记》,《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知道信中内容的学者,无疑都会心生同感。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领会对待学术探讨和学术争论的正确态度,体味到一种健康亲和的学术空气,也可以看到中国交通史研究学者相互继承,代有推进的学术形势。

断代交通史研究的成果,还有谭宗义《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年),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陶希圣《唐代之交通》((台北)食货出版社,1969年)等。

在交通史学界影响相当大的全汉升的名著《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4年),以交通对于经济的作用作为论述的主线。作者因宋代经济史研究的突出成就,被看作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者。当时漕运对于经济的意义,受到了充分的肯定。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文治《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等学术专著,也都对交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乃至政治权力的重要支撑的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有关漕运的研究有较为集中的成果,体现出对这种交通形式的历史作用的特殊重视。

如严耕望所说,交通现象往往“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意义”。有的中国交通史研究专著则并不局限于交通于经济和政治的作用的研究,而比较重视交通的文化作用,这样研究角度,或许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区域交通史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黎小龙等《交通贸易与西南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都值得重视。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交通史研究成果,杨聪编著《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一书具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往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在特殊的交通条件的作用下,也形成了特殊的文化条件。杨著汇集了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南部彝族地区、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区交通史研究的收获,进行了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只是论述各地区古代交通的部分,内容比较简略。

上述中国交通史研究专著中,陈小平、蓝勇、王子今的成果,是以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又借助实地考察的收获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