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江书院规条的制定必须得到县令批准。在迁建以前，书院即形成了初步的章程，但尚不完善，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嘉庆九年（1804），邑绅李玉元捐田后，原本议定为“原议岁科县、府、院三首收租，易钱分给”，但是三首却“并不来斋经理，仍由肄业诸童运粜公分，事甚烦扰”。因此在道光十一年（1831）书院新迁未久时，书院负责人即向知县上《定书院规条公禀》，草拟了数条制度，请求县令批准。其称“各邑皆有章程”，“邑渌江书院移建西山”，“兹幸广厦次第观成，荷聘名师，典型树帜，谨酌旧章，兼谘佥议，缮呈钧鉴，乞赐鸿裁”[6]。规条主要涉及了生童的录取和学田的经营管理两个方面，得到知县李登宪的批复：“查阅规条，甚属妥协，准饬房立案粘存。”以后书院的规条逐渐完善，到光绪初年已制定出了更为完善的《束修规条》《书院膏火规条》《岁修规条》，涉及山长选聘、薪资、职事人员、学田经营、招生制度、教学考试制度、日常管理、经费使用等诸多方面，皆是具体而硬性的规定，意在从各个侧面维系书院的正常运作。
醴陵的数任知县参与了这些规条的制定，这在《渌江书院志凡例》中有专门记载：“所列规条有由各邑侯详定者，有由乡先生议妥者。”知县通过掌控规条的制定，将书院推向自己设计的轨道上来。例如在书院规条中，严格限制了书院生童参与政治的行为：
一、书院肄业生童，或有讼事在身，须面禀山长，权将行李搬出，俟讼事寝后，方可居斋应课。如有不遵规条，公请山长将膏火扣除，以肃学规。(www.xing528.com)
一、书院为名教重地，凡假名肄业而希图包滥词讼，甚或与署内人往来，不惟有犯斋规，亦失儒生体统。院中遇有此人，斋长须禀请山长发条扶出，并将膏火扣除，以示惩戒。[7]
这些规条严格禁止书院生徒参与官府词讼之事，甚至严禁与衙署人员有任何往来。就这点来说，书院与官学在生徒的管理上是相同的，生徒的言论、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一部分政治权利也被剥夺，其积极性受到打压，这是清代统治者对士子高压政策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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