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于书院的创建、师生的择取，有明文规定：
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择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丁忧在籍人员，理应杜门守制，不得延请。书院生徒，由驻省道员专司稽察，各州县秉公选择，布政使会同该道再加考验，果系材堪造就者，方准留院肄业。各省书院师长，实有教术可观，人材奋起，六年之后著有成效者，准督抚学臣请旨，酌量议叙。诸生中材器尤异者，亦令举荐一二，以示鼓舞。其余各府州县书院，或绅士捐资倡立，或地方官拨公款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核。各处书院，不得久虚讲席。教官本有课士之责，不得兼充书院师长。[2]
可见，书院的创建必须经过地方官府的“查核”方准修建，否则即便地方士绅有心有力，也不能成行。此前醴陵士子的肄业之所——超然书院荒废以后，在乾隆十四年（1749），知县凌鱼即计划创建新的书院，但尚未开始他就离任，新建书院一事也因此搁置。至乾隆十六年，知县管乐莅任，当地绅士何朴山等人再次来请，新建书院一事才在管乐任内达成。(www.xing528.com)
不仅是新建书院，书院的迁建也需要地方官府，尤其是知县的审批。道光六年（1826）醴陵遭受水灾后，知县陈心炳目睹书院残破之像，欲重修之，“因商之学博曾公彰馥、吴公鲸暨城乡诸君子，咸以为是不可缓”[3]。然而醴陵地方士绅的意见并非是重修旧院，而是欲将书院迁建至“清净”处。此项提议数十年来多次被提及，但一直未能落到实处。此次醴陵新遭水灾，结合灾后的重建工作，书院的“徙建之议”才最终得以实现。
可见，作为县级书院，渌江书院无论是创建还是迁建，仅仅依靠地方绅民是无法达成的，在法律层面必须经过县令批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也须由县令一手经管，可以说县令对渌江书院拥有直接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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