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渌江书院山长进行分析时，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来接任山长教席的士子，在当时多是这五种身份：中试候官者、会试落第者、辞官返乡者、丁忧去官者和年老回乡者。
中试候官者是这一时期渌江书院山长的主要来源，其中又可细分为中举人候官和中进士候官。因有不少中举人者在候官期间仍在参加会试，仍有可能落第，因此中试候官者会与会试落第者有一定重合。中试候官者如陈梦元，从现有记载看，他第一次掌教即为中进士后的第二年，虽说在《陈梦元传》中提出其返乡的理由是“归养”双亲，但由于陈梦元中进士以后没有授官和辞官的记录，故将陈梦元第一次掌教归入中试候官者一类。周锡溥中进士候官期间，为解决生计，先在湖北学使洪朴幕下任职，并且为解决家乡大旱、家中饥荒的问题，向洪朴“预支两载修金，以资府君”[163]。其窘迫如此，故历主渌江、仰高书院以养己。乾隆五十三年（1788），周锡溥终得知县。年五十丁忧归，又历主石鼓、莲湖、濂溪书院，以从教终老。
会试落第者。由于会试较低的录取率，不少落第举子会选择重复报考，直到获得官职或弃考另寻他途。会试三年一考，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士子一方面要备考，一方面又要解决生计，去书院担任山长无疑是较好的选择。贺之理、朱霈、左宗棠等，都是会试落第后来任山长的。
辞官返乡者如陈梦元、余廷灿，皆为在京任职期间辞官回乡。陈梦元在从京城辞官归来后，历主朗江、濂溪、渌江、黄甲诸书院，“居林下廿余载”，几乎在不同的书院中度过了后半生。余廷灿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以翰林检讨返乡奉母，亦是历主渌江、城南、石鼓诸书院，“频年谋馆谷以养己”[164]。
丁忧去官者。按清代惯例，父母去世，在任官员须离职守孝。由于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官员丁忧期间须用心守孝，不得居丧婚嫁娶、科考出仕等。据观察，官员在丁忧期间可以担任书院山长。此类山长的代表有徐名彝、毕光祖。徐名彝以辰州教授“居艰返，主渌江书院”[165]。而毕光祖为醴陵县教谕，“以内忧主讲漉江书院”[166]。
年老回乡者，如张九钺，于在外任官期间落职，遂游历四方，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河南嵩阳、周南、临淮书院长期主教，年七十余方回乡。回乡以后的张九钺也采取了终老书院的生活方式，先后在澧阳、渌江、昭潭书院任山长，直至去世。
从对以上五类人的观察来看，他们都是拥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在其未出仕或已辞官期间，选择应聘书院山长，从事教育来获取束修以解决个人与家庭的生计问题。这符合对“职业”这一概念的定义：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从事的以获得物质报酬作为自己主要生活来源并能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在社会分工中具有专门技能的工作。因此可以认为，至少在清代，山长已成为一种职业。与此相应的是，此时出现了专门从事山长行业的“职业化山长”，如陈梦元、余廷灿、罗汝怀、张九钺等，他们在不同的书院间连续任职，在山长任上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光。
山长这一职业不仅能为山长个人带来经济上的报酬，还为其提供了接触各类政治人物的良好平台，为其出仕提供更多机会。醴陵因地处东西交通要道，上至总督、巡抚，下至知县、学官，或公或私，往往途经此处。每当此时，县内多会进行相关接待，而渌江书院山长因其一县书院师长的身份，也多会参与其中。如乾隆时的山长陈梦元，遇学官杨瑞回乡，为赋《漉江逢杨学博瑞赋赠》。武陵解元朱景英去福建任知县，过醴陵，山长徐名彝“檥舟昭别”[167]。嘉庆时，百龄由湖南按察使调任浙江，过醴陵，与山长朱霈吟诗酬唱，以诗留别，朱霈因作《菊溪方伯道过醴陵，以诗留别，次韵奉答》一诗相和。最为典型的要数道光时的山长左宗棠。道光十六年（1836），两江总督陶澍巡阅江西，乞假回乡“省墓道”，将过醴陵，县内大小官员连忙准备下榻行馆等事。知县思虑再三，将育婴堂选作行馆。然而育婴堂毕竟缺少书香之气，知县乃请山长左宗棠为作楹联，其联曰：(www.xing528.com)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对仗工整，气魄宏大，更道出了陶澍平生最得意之事。道光十五年，出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兼理两淮盐政，推行票盐之法，取得良好成效。十一月，陶澍北上京师，向道光皇帝述职。二十九日上午，道光皇帝在养心殿接见了陶澍。君臣对答甚为融洽，道光皇帝大悦，为陶澍家中的“印心石屋”赐额。这在历朝历代都是鲜见之事，因而被陶澍视作“旷代之荣”[168]。下联“大江流日夜”一句语出自南朝诗人谢眺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八州”则是以东晋大将陶侃都督八州军事的典故比之陶澍出任两江总督，极具双关之妙。
陶澍一行到达后，对这副对联“一见忻赏”，询知为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所作，当即驱车往见，“目为奇才”[169]。“及宗棠回谒，留与作长夜谈。”[170]这一老一少“深相契洽”，“与订交而别”。道光十七年底，左宗棠山长任期已满，他没有接受续聘，决定离开醴陵，北上参加会试。再次落第后南下回乡，专程绕道南京，拜会总督陶澍。《大清见闻录》中专门有一节叙述这段故事，全文如下：
陶文毅预识左文襄
左文襄下第南旋，至江南上谒陶文毅，意欲稍得川资，即归里读书也。文毅一见，即留住署中，日使幕友亲故与相谈论。居十余日，左欲归，陶仍使客挽留。又数日，陶忽出见曰：“汝言论志趣，我数日来已尽知，将来名位必远在老夫上。闻君当行，谨备若干金，聊助君膏火资也。”左唯唯不敢当。陶公复云：“吾有一子，欲与贤女婚对，当恳见许。”左亟辞，且言：“年齿、门第、名位皆远逊，何敢仰附茑萝？”陶公曰：“不然，若率年齿，但须渠夫妇年相若可矣，不须论亲家年齿也。君若谓门第，此系贤女嫁至吾家，无忧不适。至于名位，君他日必远胜我，何虑为！”竞结婚而别。[171]
除结为儿女亲家外，陶澍还将自己的独子陶桄托与左宗棠，命他在自己百年后代为教导。陶澍死后，左宗棠如约在陶澍家中悉心教育陶桄，也借此机会遍览其家中藏书，学问更加精进。此后，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崭露头角，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封二等恪靖侯，卒赠太傅，谥“文襄”。可以说，左宗棠的文治武功，其发端可追溯到与陶澍的这次会面，不应忘记渌江书院对左宗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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