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渌江书院并未对山长的出身加以明文限定，但在实际聘任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倾向，即更加青睐举人和进士，而又以举人为多。统计显示，掌教渌江书院的山长中，有11名是进士，40名为举人，2名为副榜，3名为贡生。其中的2名副榜，一为刘光墀，一为张本翥。此时书院尚未散馆，讲席一时空悬，刘光墀应当是作为醴陵当地的副榜举人临危受命，而出任山长的。
渌江书院并未对山长的出身加以明文限定，但在实际聘任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倾向，即更加青睐举人和进士，而又以举人为多。同时，副榜与贡生亦在选取范围之内。
宋代是醴陵人才的鼎盛期。元明以后，醴陵即“人文不兴”“士气不奋”。当然，这是仅就科举而言。醴陵人为此建超然书院思挽其颓，甚至改建儒学以变更风水。入清后，“越数十科莫嗣好音”，到乾隆时，“超然书院既废”，“士无萃涣之地”，因而醴陵绅士何朴山请于县令管乐以振兴文教：“公其为我邑之文翁可乎？”因此，培养科举人才是渌江书院最重要的任务，山长的科考成绩自然成为筛选的标准。统计显示，掌教渌江书院的山长中，有11名是进士（李在青以举人来掌书院，后考取进士；张九钺为明通榜进士，皆未计），40名为举人（其中4名不在方志举人名录，存疑），2名为副榜，3名为贡生。其占比分别为20%、71%、4%、5%，举人占大多数（如图3-12所示）。其中的2名副榜，一为刘光墀，一为张本翥。刘光墀为渌江书院的第二位山长，他的前任山长为攸县陈梦元。陈梦元从乾隆二十年（1755）起掌教渌江书院，至二十三年九月，以其母突然病逝而辞去山长讲席。此时书院尚未散馆，讲席一时空悬，刘光墀应当是作为醴陵当地的副榜举人临危受命，而出任山长的。可见，刘光墀主渌江书院当是事急从权之举。张本翥为湘潭书香世家张氏的族人，在当地颇有威望，如同治时初修县志，以其耆儒，请为编纂。因此张本翥得掌书院讲席除功名因素外，应当还考虑了他的家族等因素。
图3-12 山长功名比例图(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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