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是书院永恒的事业追求”，而“办学者的主导思想实实在在经纬左右着书院的藏书建设”[65]。渌江书院的藏书不甚发达，在管乐的《初建渌江书院并劝捐膏火引》和陈心炳的《移建渌江书院记》中，皆未有购置典籍的记录。道光年间左宗棠来掌教时曾说：“惜此间书籍绝少，学者止能略识字义，未能因文见道，为可惜耳。”[66]也直接证明了这一点。
到光绪年间，渌江书院才有了规模较大的购书活动，共有两次。第一次在光绪五年（1879），知县连自华为书院倡置“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于兴贤堂，邑人士起而募捐，举人汤越凡为之序：
文字有作，古圣贤之训，始垂诸万世，故六经犹日月也。而子史有家，亦若繁星之丽天，灿然昭著，而不可小视。夫人之为学，固不过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而己，而必有藉乎？于载籍者，则以天地阴阳之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与凡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数，下至兵刑食货，亦有不可得而精粗者。非广收审择，即无以知明□为当，几于至善之域，此学贵由博而约也。为学之要旨，在明经之功。其初也必自训诂入，其究也必明大义所在。大义不明，内无以善身，外无以兼善天下，亦安用读书为哉？士人之贵多读书者，为积理富而有用耳。书固不能尽读，而有用之书，断不可不读，读之断未有不收其效者。故藏书之事，汉以来皆重之。圣朝敦崇正学，开献书之路。有用之籍，建七阁以藏之，复择其要刊布天下。故各直省书院，皆得有官书。承学之士，有所探讨，皆得博览精求，尽其力为实事求是之学。而经学鸿博之儒，遂以远驾前代，可谓盛矣。吾邑在宋，吕东莱先生曾讲学于此，乡先正若吴文定、杨修撰、黎贡士，暨明之徐氏父子，其经术政事文章，皆卓然不朽。今其人虽往，父老犹能指其旧里，而乐道其遗事。生斯土者，读书而仰前哲，故皆有兴起之心也。邑旧有官书，经兵燹而失，学者憾之，爰有创置公书之议，然非巨资莫克就。邑故多慷慨好义之士，他义举无不为，为之无不成，而此尤为成就人才之要举。余老就一毡，未获归里襄事，为书其辜较以告，谅诸君子必有以乐成之也。
光绪庚辰夏之月。(www.xing528.com)
序中提到，此次创置公书迅速筹集了大量资金，“购书凡数万卷，于兴贤堂后构楼藏庋楼，后置门额曰‘小嫏嬛’”。嫏嬛是神话中天帝的藏书之处。藏庋楼下有亭台水池，花鸟树木之胜。“后经变乱，书悉散矣。”[67]
第二次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知县温锡纯与山长萧大猷于书院内创建三公祠，以其二楼作为藏书之所，以建三公祠所费之“金钱千八百贯”的余钱，“购置官书”[68]。其他详情已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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