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江书院的教学方式及科举考试范文教学

山长教学没有固定程式，山长可沿用多数书院的教学模式，亦可自行制定新的教学方法。如道光十六至十七年（1836—1837），左宗棠掌教渌江书院，就采取了常见的日记教学法。他初来书院，“凡诸生晋谒，各给日记一本，令其工课随时注载”。每天“日入，头门下钥”后，即亲自查阅工课，“如旷废不事事及虚词掩著两次，将本课除去，膏火加与潜心攻苦之人”。这种教学方法卓有成效，计七十余日，生童即能“熟《毛诗》一部及《尚书》二卷”。在左宗棠的悉心指点下，诸生童试“甚利”，当年“案首”即被渌江诸生摘取。^[22]到咸丰时，日记教学法被写入书院规条，成为院中生童必须遵照的学习方法：

生童各立功课簿一本，每日清晨、午间、灯下功课逐一注簿，如理经史何书，于何起止，理古文时文某篇，诗某首，学书临某帖，据实登填，候山长不时抽阅叩问，总期切实用功，毋庸虚假。如有捏填者，自欺欺人，甘心暴弃，以犯规呵出。^[23]

这一规条对日记教学法规定得更加详细，它将生童每日的学习时间分为早晨、下午、晚上三段，并且提示了学习内容，还将检查、惩罚措施一一加以说明，显示出渌江书院在教学管理制度上的成熟与完善。

山长除了在读书方面对生童进行指导外，还将更多的心血放在了教授科举制艺上。为使生童能尽快掌握应对科举考试的方法，渌江书院山长采取了以下三种教学方式。

一是自拟范文。山长为生童提供一篇优秀的科举考试范文供其学习、模仿，使其“见贤思齐”，这是提高写作能力的良方。山长陈梦元曾亲自写作《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一文，供渌江诸生学习。其文曰：

有虞之天下，其治臣可纪也。

夫天下不可无人以治之，舜之天下已治矣，治于其有臣五人也。故因夫子之尚论，而发端纪之，以为有所以运量于一世者，不可窥也。至发挥灿著于天地民物，从德转才。遂使论者游神浑穆，而号称为治。且悬想于当日之治，而淡忘其治以不治为治，一若其事属已然，而以天下仍还之天下。注：三分有二。

嗟乎！成功文章，巍焕若此。尧为君，于天下治之，而与共治当日之天下者，舜。舜有天下，即以尧之治治。题意已该。

尝论夫为治之必得人，人字先拓开，已下笔，笔凌空。苟无其人，虽远皇古帝，能劳勤心力耳目，亦谁为旁罗节用，淳化时播，以顺天地之纪？惟有人也。故远皇古帝，本《五帝纪》，衬出五人。擅循齐敦敏聪明，先已兆海隅大泽，命官纪事，以置左右之监。

今夫接入。五人不始于舜举，后世遂推举五人之事于舜，舜浑浑焉如无事。反对文之服事由唐与舜不分，唐虞之德自见。今夫五人任职一如舜，后世遂不见舜有所事，浑浑焉秖共戴一舜之为君。

图2-1　陈梦元《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为君所以治天下，舜之德，尧成之。舜尝历试诸艰，故明达为最大。为君为天下得人，在列咸拜稽首，故光宅为协帝。(www.xing528.com)

帝不有之，而诒之舜，诸臣恒惴不时罔功，其思虑渊也。加一倍写更见周才之难，文德之至。舜惟有之，而责在己，臣邻咸愿申命用休，其弼直闳也。

吁！不有笃恭如舜，安能使禹、皋陶、契、后稷、伯益，只用反笔还题面，正衍便失章意。敷治有若是之盛？要岂越于钦之一言邪？孔子所为上下虞周，而发才德之叹云。才德双结。

从周沂虞，因难徵盛，本题似不宜粘实发论，须是现成立案。况此章才德并重，亦含有恭己意，言必有序，讵可倒乱章指，致紊记者语脉尽情泄露耶？方先生《明辨录》诂此章，书理甚确，作文本之，自无蔀障。此虽记事题，亦先有下文，特书此九字作文。宜入记者口气，函盖下文，不应将书法道破，远于论体。先正规矩，吾辈宜谨守之。臣字，对下服事，舜有含下之德。天下二字，紧注三分有二之天下。治字，本读去声，非着力字，一铺张即似二典，内题文题义微差，语句疵缪不可言。壬子九月廿日记此，示漉江书院诸生。

《明辨录》云：“有周拨乱之人才，固足继唐虞交际之盛；有周恭顺之君德，亦无忝尧舜揖逊之美。”如此说上下节相足联属，亦得揄扬昭代，意思可见。望溪先生诂经，明爽直捷，依此一节，题须会全章白，文层折转关，然后圆稳。凡落笔总宜求稳，熟精何汪选本，自得作文之谱。成迹不践，古训不式，岂复有文？进此可以讲数典一层学问。春江又记。^[24]

这是渌江书院目前仅存的一篇山长自作范文，十分珍贵。这篇范文分为正文和评述两部分（“《明辨录》云”一段为刊刻《春江诗文集》时所增）。正文部分是陈梦元紧扣《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一题，严格按照八股文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格式而作。在正文左右，陈梦元还对文章加以圈点，并加小字批注说明行文逻辑。在评述部分，陈梦元以此文为例，从“立案”讲起，在写作技巧、遣词造句、“先正规矩”等方面向诸生一一加以说明，言简意赅。这篇范文凝聚了陈梦元数十年的教学和写作经验，是清代书院山长作文教学的典型。

二是例行师课。对于师课，渌江书院在其规条中并未加以详细限定。在山长左宗棠的书信中，透露了渌江书院师课制度的一些信息：

兄与大弟到此间已近一月，身体安适，大弟比在家之日更觉健旺，可转白堂上老人，聊慰慈注。此间规摹较昭潭甚整齐，生童住斋者近六十人，礼数均极周到。兄到此已课两次，每课约改六七篇，本本批点详细，院中各生，无不佩服，兄亦乐之忘疲。^[25]

兄与汝充在此数月，身体较从前更好。汝充进功之猛，大出意外，兄实喜慰之至。若终久如此用功，则不患不出人头地也。拟于本月杪买舟由石潭归家，聚会当不远耳。院中诸生及此地官长、首事县首即院中门生周旃易，是穷苦老童生，兄所力荐者，其钦佩诚服不可言状。兄亦乐而忘疲，但课卷改抹处太多，暇日甚少，方舆一事，不能不暂阁，可惜耳！^[26]

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渌江书院的师课由山长主持，诸生作文，交山长批点。其频率为每月2次，在整个学年中共18次左右。山长在每次师课后，“每课约改六七篇”。考虑到左宗棠做山长还是新手，加上他本人态度认真，“本本批点详细”，“课卷改抹处太多”，可以窥见山长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当时渌江书院生徒数量近六十人，参加师课的人数定然也有数十人之多，因此有时无论山长再如何勤奋，也无法在每次师课中顾及所有考生的试卷。这种“僧多粥少”的现象给山长带来巨大压力，对山长的勤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有的山长会自己出资雇佣“看卷人”协同批阅。咸丰以后，渌江书院的生徒数量不断增多，先后突破100和200大关，而山长还是仅为一人。在这样的情势下，考课制度有很大的风险流于形式。

为弥补这项制度上的缺失，渌江书院采取了第三种教学方式——会讲。会讲制度渊源有自，早在南宋乾道三年（1167）时，就由朱熹和张栻在岳麓书院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书院会讲。但他们的会讲学术论辩色彩浓重，与渌江书院的会讲方式不同，目的也不同。渌江书院的会讲定期举行，时间在每月朔望，共举行两次，与师课制度相照应。届时，由山长召集诸生，会订“功课”和“日记”，检查诸生在这一时间段内的学习成果，并就前次考课情况进行点评，以达“引掖督勉”之效。“其有不率，则朴责而斥逐之。”^[27]这种教学方式同样以科举为导向，以一对多的方式进行教学指导，配合了日记教学法和师课制度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