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江书院的生童选拔及学生年龄范围

（一）生童的选取

在渌江书院肄业的学生由生监、童生两部分构成，统称为“生童”。生监即生员、监生。生员指通过本省县试、府试、院试而有资格进入官学的学习者，习称“秀才”，亦称“诸生”。监生即国子监生，有举监、贡监、荫监、例监的差别，与秀才一样都可参加乡试。童生指还未考取生员资格的读书人，与年龄大小无关。能够来渌江书院肄业的生童，其籍贯都来自于醴陵，这符合县级书院“学生来源于一县所辖范围之内”^[8]的通例。除此之外，渌江书院对“考生资格”并未做太多限制。士子的家庭出身无论是寒士之家，抑或是书香门第，只要通过入学考试，皆可入院肄业。寒士者如卜世藩，“年二十，县试列前矛，学使秋临，贫不能赴，其父解衣质钱以畀。试不利归，宵深抵家，其母悄然应门曰：‘儿竟不遇耶？’持之泣，其父亦泣，世藩大恸。由是授徒养亲，弥益刻励”^[9]。嗣后卜世藩终于考取秀才，并入渌江书院肄业。又如左宗棠的弟子张汝霖，亦是“家贫”^[10]；左铭三，“幼聪颖，贫几辍学”^[11]。考入渌江书院肄业，这些寒士除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外，其膏火供奉也足以自资其生活开支。出自家境宽裕、门第之家者，如刘泽湘，其“父华杏，国学生，恂恂长者”^[12]；其胞弟刘谦，“髫龄就父读四书”^[13]，21岁亦去渌江书院肄业。又如傅熊湘，“祖慎吾，父润荄，咸事儒术”^[14]，为里党重。宁调元，“祖若岩公，以力田起家，尽以其余蓄捐俟邑中兴学、育婴及社仓积谷。父子承先生续学笃行，恂恂儒者”^[15]。此外还有商人子弟来肄业者，如袁家普，“幼家贫，父治贾”^[16]；邱缙“父春明，设钱肆，性慷慨”^[17]等。古代书院教育很少对肄业生童的年龄作专门限制，渌江书院亦是如此，在各项规条中并无对年龄的硬性规定。来肄业者只要通过入学考试，即可获得入院资格。因此在书院实际运行中，会出现垂髫小儿与而立强仕者共处一堂，互为同窗的现象。在渌江书院可考的二十余位生童中，最小者为潘昉，时年仅有12岁；最长者为卜世藩，时年已有31岁。其他生童的年龄范围多在20岁上下浮动。

渌江书院采取的是定额招生制度，属于“精英教育”。乾隆时的招生人数已不可考。道光九年（1829）书院迁建西山后，书院斋舍有6间，据左宗棠的记载，此时的渌江书院“规摹较昭潭（书院）甚整齐，生童住斋者近六十人”^[18]。到同治年间，书院“因肄业者众，六斋至不能容，故就寺增为一斋”，名靖兴斋，渌江书院开始“扩招”。在光绪三年（1877）成书的《渌江书院志》中，明确记载了当时居斋诵习的生徒数目：每年录取生员正、附各十名（如生监赴考，应取者不能满额，即将所余之额裁给童生），童生正、附各三十名，合计八十名。非正式录取者，统列为额外附课生，以备取录。“生童内临起馆时，有故不到者，循序补入，总以额满为止。”其他未参与考试而愿入院肄业的，必须等到书院起馆后，“坐列有余，方可入斋”。书院生童的食用各斋自备。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教谕陈寿纶“以渌江书院横舍稍狭，为增又新斋与日新斋”^[19]，来院肄业者猛增至二百人^[20]。这个数字已大大超过书院的承受能力，造成了“学规废弛”，视书院为“传舍”（旅店）的后果。

（二）生童的日常管理(www.xing528.com)

《书院膏火规条》对生童的日常行为规范作了规定。生童若“因事告假，或朝出暮归，或二三日，或有紧要家务为日迟久者”，必须当面禀请山长。并且设立“假簿”，请假超过一日的，必须在假簿上登记，注明“销假日期”，方准给假出院。“如不告假而擅出，及假满而另有事件并不来斋展限者，以犯规叱出。”平时居斋生活，“理宜闭户潜修，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不准“朝夕应酬，闲过白日，甚至群饮博奕，比之匪人”。若有亲朋好友因事来院，也应以礼待之，“自爱爱人”。若因此打扰同斋，同斋可向山长投诉，加以惩治。《规条》还严格管制生童与官府之间的往来。生童若“有讼事在身”，必须当面向山长说明事由，然后将行李搬出斋舍。待讼事已了，“方可居斋应课”。不遵规定者，山长将膏火扣除，“以肃学规”。此外还严禁生童“假名肄业而希图包滥词讼”，更禁止与衙署人员有往来，“不惟有犯斋规，亦失儒生体统”。书院斋长有责任加以监督，遇到这种情况须“禀请山长发条扶出，并将膏火扣除，以示惩戒”^[21]。种种规定，不一而足，处处维护书院名教重地的身份。

（三）生童的去向

生童在渌江书院肄业后，多选择外出升学。县级书院在书院的层级结构中属于基层书院，其教学质量、政策支持、经费充裕程度等与高等级的府级、省级书院尚有差距。因此，书院生童为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往往选择转入高等级的书院肄业。醴陵县隶属省垣长沙府，因而书院生童如贺之理、刘泽湘等，多赴岳麓、城南二书院进修。到晚清光绪时，提倡新式教育，省会书院先后被改制，但长沙继续领风气之先，学堂、学校教育事业仍处前列，先后有时务学堂（后改求实书院）、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湖南优级师范学校、明德学堂等创办，长沙继续成为渌江学子就学深造的去处。此外，这一时期省城已不再是进学深造的唯一选择，受留学风气影响，赴日留学被越来越多的学子接受。如袁家普、刘师陶、张翼鹏、宁调元、阳绍城、袁德宣，都在离开渌江书院后选择赴日留学，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借此契机接触到民主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