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渌江书院的兴盛与变革

被改为小学堂并非渌江书院的最终命运。光绪三十年（1904）冬，革命党人宁调元返醴，鼓动同志倡办“渌江中学堂”，再次掀起了一阵波澜。

宁调元（1883—1913），字仙霞，号太一，醴陵人。性耿直，嫉恶如仇。能饮酒，工为诗文。弱冠，肄业渌江书院，从同邑吴称三先生德襄治朴学。旋入长沙明德中学，结识黄兴，加入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返乡，办渌江中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创办中国公学。主编《洞庭波》杂志，宣传反清革命。不久避走日本，掌《民报》庶务。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回国策应，在岳州被捕，入狱三年。获释后任《帝国日报》编辑。武昌起义后，在上海参加民社，创《民声报》。旋任广州三佛铁路总办。1913年，宋教仁被刺，偕熊樾山入鄂策动反袁，事泄被捕于汉口德租界。9月25日，与熊樾山一道被杀害于武昌。著有《太一遗书》。

宁调元与刘揆一都为华兴会成员，他们都组织参与了长沙起义。起义失败后，宁调元并未暴露身份，仍然可以公开活动。此次回乡，宁调元继续了刘揆一在渌江小学堂进行的“革命教育”。此前刘揆一来任监督，是为了以此身份为掩护，更好地调度会党，谋划长沙起义。而宁调元则与刘揆一不同，他是在起义失败，革命资本都付诸东流后，孑然一身地来到渌江学堂的。因此，他此刻所想的，是“广播革命种子”，再次壮大势力，以图东山再起。他认为，达成“广播革命种子”目的的手段，“必从教育入手”^[52]。因此，他将注意力转向自己曾经学习生活过的渌江学堂。

宁调元回乡后，首倡开办渌江中学堂，得到文俊铎、刘师陶、潘昭、何陶、萧翼鲲、刘泽湘等醴陵诸同志的支持。正当他们鸠工治校舍时，知县鲁晋与县人李青璜等人反对甚力，“守旧派群起反抗”^[53]，知县鲁晋因此下令签捕役拘宁调元及与其共事者。宁调元不为所动，积极奔走于长沙和醴陵间，得到了热心文教的新任湖南巡抚端方的支持。端方亲自书写“渌江中学”匾额，改制事务才最终确定下来。^[54]有了巡抚的金字招牌以后，这些官绅仍不死心，他们不惜贿赂因勾结外商盗卖矿山而关押在长沙监狱之中的囚犯，使之诬陷主张改制的文俊铎为主谋，来阻挠宁调元等人的活动。所幸按察司兼学务处长张鹤龄力为昭雪，才最终幸免于难。^[55]

仔细考察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渌江中学堂的改制事务并未得到以知县鲁晋为代表的“官方”支持，就在这派革命青年的鼓动下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在民国时刘谦主修的《醴陵县志》的记载当中，将以宁调元为代表的“改制派”和以知县为代表的“反改制派”贴上了“新”与“旧”的标签。刘谦是改制派刘泽湘之弟，又与宁调元交好，在他看来，反对改制的官绅是“守旧”的。那么，主张改为中学堂就代表了“新”，而坚持开办小学堂就代表了“旧”吗？这个逻辑显然不通。在这似是而非的理由下一定有其他缘由。

回顾宁调元返回醴陵的前后事迹，关于他坚持开办渌江中学堂的动因，刘谦在他亲自撰写的《宁调元革命纪略》一文中写得很明白：“既念广播革命种子，必从教育入手，因首倡开办渌江中学堂，请假回醴。”由此可见，宁调元是把改办中学堂和“广播革命种子”联系在一起的。联系清政府在书院改制诏令颁布后配套的“癸卯学制”，可以据此进行一些推测。

图1-4　癸卯学制系统图示^[56]

在癸卯学制的规定中，入高等小学堂者年龄仅为10～13岁，显然无法满足宁调元“广播革命种子”的要求，因此他才坚持主张改办中学堂，这可能才是他的真实考虑。此外，醴陵官绅对这件本该被认为是造福乡里的好事的反应太过异常，甚至发生了以犯罪手段迫害改制人员的奇闻。因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场由宁调元发起的改制事务并不能简单地归入“新旧之争”的范畴，而应当是地方官府压制革命苗头之举。至于为何湖南巡抚端方会站在革命党一方，则由于史料限制，无法具体得知。

在经过这一番波折以后，渌江书院迎来了它在清王朝最终的命运——被改制为渌江中学堂。次年春，“中学开学，招考学生二班，后扩充至四班”^[57]，继续延续其学脉。外交家王芃生，军事家刘斐，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汪泽楷、李味农等先后来此学习。

民国元年（1912），原长沙府所属的十二县中学停办，归并学生，联为一校，定名长郡中学校，渌江中学堂遂“并入长郡中学，惟预科生留”^[58]。次年，改办甲种实业学校，分农、商两科。1914年，因设备艰困，改为“渌江中学”，李明灏、朱克靖、杨光钰、傅角今、李立三、陈明仁等先后来此学习。1919年，渌江中学改为醴陵县立中学，知名学子有左权、宋时轮、蔡申熙、王亚文、黎澍、邓文仪等。1929年，醴陵县立中学改为醴陵县立乡村师范学校。1949年改为醴陵县立师范。1950年改回醴陵县立中学。1951年，与遵道中学（教会学校）、私立湘东中学合并为醴陵县第一中学，搬离西山渌江书院校舍，回归青云山创院原址继续办学。

【注释】

[1]乾隆《增修醴陵县志》卷3《疆域》。

[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37-38页。

[3]同治《醴陵县志》卷4《学校志》。

[4]赵玉森：《醴陵县改建儒学碑记》，同治《醴陵县志》卷12《艺文志》。

[5]陈鲲、刘谦：（民国）《醴陵县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

[6]宋渤：《修复莱山书院记》，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卷2，光绪三年刻本。

[7]欧阳守道：《巽斋文集》，《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87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44页。

[8]朱三才：《超然书院记》，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卷2，光绪三年刻本。

[9]张尊贤：《文成书院碑记》，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卷2，光绪三年刻本。

[10]蒋晟：《重修超然书院记》，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卷2，光绪三年刻本。

[11]同治《醴陵县志》卷12《艺文志》。

[12]同治《醴陵县志》卷9《人物志》。

[13]陈鲲、刘谦：（民国）《醴陵县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4页。

[14]同治《醴陵县志》卷9《人物志》。

[15]同治《醴陵县志》卷12《艺文志》。

[16]管乐：《初建渌江书院并劝捐膏火引》，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光绪三年刻本。

[17]同治《醴陵县志》卷8《选举志》。

[18]管乐：《初建渌江书院并劝捐膏火引》，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光绪三年刻本。

[19]管乐：《初建渌江书院并劝捐膏火引》，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光绪三年刻本。

[20]嘉庆《醴陵县志》卷8《学校志》。

[21]《渌江书院全图》，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卷首，光绪三年刻本。

[22]嘉庆《醴陵县志》卷3《疆域志》。

[23]陈梦元：《漉上讲舍赋雪》，《春江诗文集·诗集》卷6，乾隆乙已至嘉庆丁已，道光五年刻本。

[24]陈梦元：《讲院即事四首》，《春江诗文集·诗集》卷6，乾隆乙已至嘉庆丁已，道光五年刻本。

[25]硕：通“石”，是当时醴陵县惯用的田亩计量单位。据曹旅宁先生的说法，“‘石’是行用于长沙及其周边地区的土地计量单位，自古一直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而且按照计算，田一石相当于旧制六亩三分”（曹旅宁：《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李建与精张诤田案”中“石”的解释》，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简帛论坛，2017年6月24日）。而周群先生认为，“各地对一‘石’相当于多少‘亩’的解释，其实也颇有差别”。但他也同意“六亩三分”说“比较接近于大多数”（周群：《用“六亩三分”来解释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石”时应谨慎》，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简帛论坛，2017年7月1日）。(www.xing528.com)

[26]《详文》，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卷首，光绪三年刻本。

[27]张文纶：《捐岁修田碑记》，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卷二，光绪三年刻本。

[28]同治《醴陵县志》卷2《建置志》。

[29]同治《醴陵县志》卷11《灾异志》。

[30]陈心炳：《移建渌江书院记》，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卷2，光绪三年刻本。

[31]陈心炳：《移建渌江书院记》，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卷2，光绪三年刻本。

[32]《杂志》，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卷2，光绪三年刻本。

[33]陈心炳：《移建渌江书院记》，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卷2，光绪三年刻本。

[34]陈心炳：《移建渌江书院记》，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卷2，光绪三年刻本。

[35]《渌江书院全图》，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卷首，光绪三年刻本。

[36]陈心炳：《移建渌江书院记》，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光绪三年刻本。

[37]《渌江书院全图》，文蔚起等修，刘青藜等纂：《渌江书院志》卷首，光绪三年刻本。

[38]陈鲲、刘谦：（民国）《醴陵县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

[39]叶志如等总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5-176页。

[40]《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设立求实书院折》，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88页。

[41]周秋光、莫志斌：《湖南教育史》第二卷，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186页。

[4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45-651页。

[43]撷华书局编：《谕折汇存》第792册，光绪三十一年一月十日，光绪铅印本。

[44]周秋光、莫志斌：《湖南教育史》第二卷，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189页。

[45]陈寿纶：《宋名臣祠碑记》，光绪三十年九月，碑藏渌江书院。

[46]温锡纯：《醴陵创建三公祠碑记》，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碑藏渌江书院。

[47]林增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9页。

[48]陈寿纶：《宋名臣祠碑记》，光绪三十年九月，碑藏渌江书院。

[49]刘揆一：《黄兴传记》，饶怀民编《刘揆一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40页。按：后世史料甚至是刘揆一自己的回忆中多认为他是应“中学堂监督”之聘，非是。刘揆一来醴陵任教的时间，是在1904年夏，其离去的时间按（民国）《醴陵县志》的记载为“暑假”时。同时，醴陵教谕陈寿纶在同年“秋九月”撰写的《宋名臣祠碑记》中仍将学堂呼为“小学堂”，因此可以推断刘揆一当时担任的应当是渌江小学堂的监督一职。

[50]朱德裳：《刘揆一》，饶怀民编《刘揆一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257页

[51]陈鲲、刘谦：（民国）《醴陵县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52]刘谦：《宁烈士调元革命纪略》，（民国）《醴陵县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410页。

[53]刘谦：《宁烈士调元革命纪略》，（民国）《醴陵县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410页。

[54]陈鲲、刘谦：（民国）《醴陵县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55]陈鲲、刘谦：（民国）《醴陵县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0页。

[56]周秋光、莫志斌：《湖南教育史》第二卷，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222-223页。

[57]陈鲲、刘谦：（民国）《醴陵县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58]民国《醴陵县志》记载：“长沙府中学开办于光绪三十年，校址在长沙三府坪。民国元年，将长沙府所属十二县中学停办，归并学生，联为一校，定名长郡中学校，旧有府学及长沙府有财产咸属之。县举二人，组织校董会。民国四年，改名长郡联立中学校。各县学生，岁有定额，由县劝学所津贴学费。”见陈鲲、刘谦：（民国）《醴陵县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