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书院改制命令在省府长沙的执行尚且一波三折，在醴陵县内的反应更是不甚积极。当时的醴陵教谕陈寿纶正在筹划为“湖湘正学之宗”的吴猎（谥“文定”）建祠，以光其灿然勋业，不数月祠成[45]。这时掌教渌江书院的是原兵部主事萧大猷（光绪二十七至二十八年任），他是一位坚守传统经史之学的学者，渌江书院留有他撰写的对联：“作狂作圣，一念所分，功利中人心，当知盖代贤豪，祇争方寸；大经大文，万古不废，波邪乘世变，愿与是邦英俊，共率康庄。”萧大猷非常赞同陈寿纶的做法，并且还建议在吴文定公祠内加入皮龙荣、杨大异二位醴陵籍理学名臣，作“三公祠”祀之。这条建议得到了县令温锡纯的首肯，吴文定公祠因而改作三公祠，温锡纯为之撰写碑文，题曰《醴陵创建三公祠碑记》。对于三公祠的创建目的，《碑记》中说：
时事艰难，朝廷方汲汲焉以兴学育才为急务，醴人士思初道古，能不坠乡先正之典型。则继美三公，而遭遇之隆又非南宋比也。此信之于醴人士，三公其佑启之也。锡纯宦贤哲之乡，志行官箴，幸有矜式，而于邦人之急公行义深有取焉。[46]
此话显然有所指。自甲午战争以来，民族危机逐渐加深，人们普遍认为“时局日急，只有兴学育才为救危之法”，“整顿书院，尤刻不容缓”[47]。庚子之变以后，朝廷又明确了书院改制的诏令。在此背景下，县令等人希冀通过三公祠的创建，达到“思初道古”“不坠乡先正之典型”的效果。
三公祠修建完毕后，“时议旁迕”，舆论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此时的陈寿纶迎难而上，在光绪三十年（1904）进一步将“三公祠”易名为“宋名臣祠”，坚定地树立起理学文化符号。陈寿纶在《宋名臣祠碑记》中说：(www.xing528.com)
方今教育日新，天下易书院为学堂，向之所谓理学名臣□皆近时所厌薄，犹幸祠成于数载以前，不致馨香之终□。[48]
《醴陵创建三公祠碑记》仅比《宋名臣祠碑记》早创作三年，而从这两篇碑记中却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态度。创建三公祠时为光绪二十七年，当地闻有创建三公祠之议，“城乡老宿绅富皆乐助以速其成”。到光绪三十年改建宋名臣祠时，“理学名臣”的旗号已是“时所厌薄”，无怪乎陈寿纶暗自庆幸说“犹幸祠成于数载以前，不致馨香之终□”。这巨大的反差说明，当时提倡“新学”的形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渌江书院的改制不得不被提上日程。
光绪三十年（1904），渌江书院由知县鲁晋改为“渌江小学堂”。此时，距离朝廷的书院改制上谕发布已过三年，渌江书院足足经历了四任醴陵知县，才迎来这姗姗一改。书院改为小学堂后，刘揆一被聘请为首任监督。[49]刘揆一（1878—1950），字霖生，衡山县人，寄籍湘潭。肄业岳麓书院，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友善。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揆一留学日本，与黄兴组建拒俄义勇队。同年回湘，与黄兴组建华兴会，担任副会长。他在接任渌江小学堂监督后，一方面以教育为掩护，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至即提倡革命，血忱动人，学生最为倾服。”另一方面，他又暗中促成会党与湘赣军队的联合，侍机起事。刘揆一的革命活动令“有司惧祸及己，呈请湖南学务处退揆一聘”[50]，甚至准备对他进行抓捕。此时恰逢暑假来临，刘揆一趁机前往长沙筹备长沙起义，“去后遂不复至”[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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