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甲午、庚子之后，清政府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先后有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出台，二者无一例外都有书院改革的内容。尤其在清末新政之中，朝廷下达了书院改制诏令，全国书院被改制为学堂，延续了千年的书院制度告一段落。
清末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出逃，“西狩”陕西西安。匆忙中慈禧下令实行新政，其中就有有关书院的改制上谕。其称：
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历代以来学校之隆，皆以躬行道艺为重，故其时体用兼备，人才众多。近日士子，或空疏无用，或浮薄不实，如欲革除此弊，自非敬教劝学，无由感发兴起。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用副朕图治作人之至意。着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所有礼延师长，妥定教规，及学生毕业，应如何选举鼓励，一切详细章程，着政务处咨行各省悉心酌议，会同礼部复核具奏。将此通谕知之。[39]
当时担任湖南巡抚的俞廉三（光绪二十四至二十八年任）思想保守，认为前任巡抚陈宝箴在戊戌时所设的时务学堂有冒进之嫌，“教习不得其人，致滋邪说，几败士风”，他在《奏设立求实书院折》中说：
查湖南省城各书院，所设斋房，仅敷各本院肄习生所居，未能归并，惟有就前经裁撤之时务学堂原筹经费，另设求实书院，延中学教习三人，算学一人，西文译学二人，分调通省各府州考选保送聪颖恂谨生童，共以一百二十名为率。严立课程，分科分班，朝夕讲贯，定期考校，务求有裨实用，冀成远大之材。从前所设时务学堂，亦系中西兼习，初意本期为有用之学，无如教习不得其人，致滋邪说，几败士风。此次设立书院，系属别创规模，延教习必以品行为主，选生徒则以沉静为先。中文所授，不外经史大义，贤哲格言，俾正本源而端心术。算学、西文，均系华人之兼通者，亦必求名教中人，不许稍参异端之说，庶不致贻误生徒，致妨正学。[40]
加之湖南前任巡抚陈宝箴因热心维新变法而遭黜的前车之鉴，俞廉三不愿也不敢作出重大改革，仅能遵旨办事。此外，此时的湖南士林在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的率领下，思想趋于保守，对书院改制政策态度暧昧。因此俞廉三观望书院改制政策达半年之久，才开始执行朝廷的命令。但他的执行也是有保留的，对于湖南士绅极力反对的书院，特别是全省书院的标杆——岳麓、城南、求忠诸书院，则以“困难很多，暂不宜改”敷衍了事。[41](www.xing528.com)
光绪二十八年（1902），赵尔巽抚湘（光绪二十八至三十年任），情况又大有不同。赵尔巽其人热衷教育改革，且手段强硬，非但强令岳麓等书院改制，而且还逼走了保守士绅代表王先谦，使得新式教育得以继续发展，湖南被推上书院改制的快车道。
表1-1 湖南书院改制时间分年统计表[4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赵尔巽在任的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是湖南书院的集中改制期，这期间改制的书院数量超过了总数的一半。赵尔巽去任后，王先谦又联合守旧士绅，在“存国粹”的名义下，另建景贤堂，借新学堂之名，行旧书院读经之实。[43]可见，“湖南的书院改革是在革新与保守两种势力的冲突中艰难前进的”[4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