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六年（1826），茶陵、攸县、醴陵三州县“悉被水灾，而醴为尤甚”，“衙署、监狱、仓厫、驿舍、塘坊荡然无存”[28]。知县张伯良本人甚至都险遭不测，他不幸“漂入水中，攀署后高树，得不死”[29]。渌江书院虽因地势较高而免于被毁，但也“历年久远，风侵雨蚀，势欲倾颓”[30]。同年冬，福建长乐县举人陈心炳莅任醴陵知县，暂假书院为公廨，处理善后事宜。他目睹书院破败，辗转悱恻，“谋所以重修”，但一时还无法顾及。待至道光八年（1828），灾后重建告一段落，“兼以时和年丰，民气顺畅”，重修书院一事被提上日程。陈心炳与教谕曾彰馥（湖南新化举人）、训导吴鲸（湖南桂阳州举人）暨城乡诸君子商议重修书院事宜，众人“咸以为是不可缓”，只是对于书院目前的地址，众人认为并非尽善。他们认为，此处地近城市嚣尘，且“书院并考棚一处，讲习固非清静，考试亦难关防”，因此“数十年来原有徙建之议”[31]，而此次灾后重建，为迁建书院提供了非常好的时机。于是在众人的提议下，知县陈心炳将“重修书院”改为“迁建书院”。
对于新书院的选址，仍然考虑了自然环境与历史人文两个因素。陈心炳在查阅过当地地方志以后，将书院的新址选在了与县城隔渌江而望的西山。西山“水绕山环，文星朗耀”，唐代时为卫国公李靖的屯兵之所，时人建卫公祠以为纪念，西山因此又名“靖兴山”。后人因祠建寺，名“靖兴寺”。相传，李靖南下征战时，其红颜知己红拂女侍行。大军道出渌江，红拂女不幸患病，逝于此地，李靖遂将其葬于西山之上。[32]南宋淳祐间，此处又有西山书院，成为传播儒家文化的道场。西山优美的自然环境，加上厚重的历史人文，使之成为一处名教乐地，实乃迁建书院的不二之选。于是，陈心炳将迁建书院一事呈报上级，“蒙准在案”[33]，渌江书院在西山的迁建工作随即展开。
无论是新建还是迁建，都会面临资金来源的问题。此时，身为知县的陈心炳自然要“勉捐廉俸”作为表率。然而此项工程十分浩大，陈心炳的一人之力于事未必有济，因此他从城乡之中选取能干之人作为“首事”，以分其劳。陈心炳从醴陵本城、东乡、南乡、西乡、北乡之中选出首事数十名，主管“劝募”；又以李心池、阳善澧、李枝范、文大淳、张在田等人负责具体迁建事宜。这项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不少急公好义之人，共有鼓箧怀铅之志。百里同心，捐输踊跃”[34]。除官吏带头捐赠外，来自醴陵本城、东乡、南乡、西乡、北乡五地的民众，或以个人名义，或以“堂”“祠”“祀”“裔”等宗族名义，或直接以“众姓”的名义联合一道，一同为迁建书院出钱出力，共捐银钱8454.56串。
募集的资金到位后，青云山书院原址首先被全部改为考棚。考棚告竣，“旋度西山，购良材，兴版筑，先头门，次讲堂、后厅，又次东西斋舍以及厨湢井厕，无不具备”，最终形成了新的建筑格局，如图1-3。
迁建后的渌江书院采取了中轴对称式的二进院落建筑格局。前有泮池，泮池后即为书院前门，门额“渌江书院”。两边有联，为：“道崇东鲁，秀毓西山。”足见其承绪仲尼道统之意趣。进门为院落，可容纳数十人站立听讲；前为讲堂，题“英才蔚起”，寓意书院人才济济，代有伟人；两侧有耳房，供山长、职事人员休息、起居；讲堂后为后厅，额为“万世师表”，是供奉孔子的场所；后厅的后面又有一小门，通向后山；书院两侧为东、西斋舍，各三列，按两纵一横排列；东斋为主敬、正谊、明道，西斋为存诚、进德、居业。其他如厨湢井厕，皆一应俱全。
图1-3 渌江书院全图[35]
此次迁建活动始于道光九年（1849）八月，次年秋落成。时陈心炳因母丧，卸任知县一职。在他返乡之前，邑绅请其为新书院作记，陈心炳遂作《移建渌江书院记》勒于石上。其称：(www.xing528.com)
邑有书院，所以振兴文教，培植英才，其由来者旧矣。我国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党庠州序，学校如林，士之涵泳圣泽，沐浴德化者，莫不洁修砥行，争自濯磨。醴邑固人文渊薮，自宋吕东莱先生与紫阳朱子讲学而后，名硕辈出。其间登仕版、居清要者代不乏人。而欲广圣天子作人之化，衍数百年道学之传，非有以储其材而造就之，乌乎可？县治渌江书院，创自乾隆初年，后亦累经修葺，兼造东西考棚，其为嘉惠士林，良非浅鲜。
丙戌夏，洪水为灾，衙署、庙宇以及居民庐舍，均遭漂没。书院虽处高原，而历年久远，风侵雨蚀，势欲倾颓。余于是冬莅任兹土，借为公廨，目睹心恻，谋所以重修之。缘公件殷繁，殊多竭蹶未遑也。岁戊子，衙署告成，诸事亦渐就理，兼以时和年丰，民气顺畅，使群英肄业之所不急为营缮，非所以重师儒而崇学校也。因商之学博曾公彰馥、吴公鲸暨城乡诸君子，咸以为是不可缓。旋据阖邑绅耆呈称，城市嚣尘纷扰多故，兼书院并考棚一处，讲习固非清静，考试亦难关防，数十年来原有徙建之议。考邑乘，宋淳祐间有西山书院，在治西里许，今河西靖兴山殆其遗址。水绕山环，文星朗耀，洵属名教乐地。至考棚应在城内，仍旧修葺。此诚因地制宜，一举而两善备焉。予即通禀上游，蒙准在案。第工程浩大，勉捐廉俸恐于事未必有济，爰择首事劝募以分其劳。所幸门多通德，不少急公好义之人，共有鼓箧怀铅之志，百里同心，捐输踊跃。考棚告竣，旋度西山，购良材，兴版筑，先头门，次讲堂、后厅，又次东西斋舍以及厨湢井厕，无不具备。俾学者远尘俗之嚣，领清幽之胜，于以藏修息游，砥砺文行，将见英才蔚起，承道学而振科名，胥于斯卜之矣。
是举也，经始于道光九年己丑八月既望，越庚寅季秋，将观厥成。适余以内艰卸事，未即去，邑绅耆咸以记请予，因备述是役之本末前后，俾后人知所缘起，则余于兹土利病，虽未尽按次兴革，而于学校不无小补云。董其事者则李君心池、阳君善澧、李君枝范、文君大淳、张君在田也，例得备书。是为记。[36]
赖此记文，今人方得一窥当年盛况。书院迁建西山后，从此“远尘俗之嚣，领清幽之胜”；士子“于以藏修息游，砥砺学行”[37]。渌江书院告别青云山，进入西山发展的新时期。
此时的渌江书院招生规模在60人左右。同治、光绪之际，书院规模扩大，“六斋至不能容”，就靖兴寺增为一斋，名“靖兴斋”，变为七斋。后来书院招生规模更大，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教谕陈寿纶倡建“又新斋”。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建“日新斋”，书院招生规模扩大至200人[38]，臻于极盛。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变法”日益成为时人共识，渌江书院也无法扭转其被改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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