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江书院位于湖南省醴陵县（今为醴陵市）。醴陵地处湖南东部，罗霄山脉北段西沿，是湖南、江西两省交界之处，自古即为湖南东大门。东汉时始置醴陵县，元时改县为州，明代复为醴陵县。清初仍之，隶湖南布政使司长沙府，属“第五县”，其“县治广一百三十里，袤一百三十里”，其东三十里为江西袁州府萍乡县，西六十里为湘潭县，南六十里为攸县，北七十里为浏阳。距省会长沙“陆路一百八十里，水路二百七十里”[1]。民国时隶属无常。1949年7月，醴陵和平解放，属湖南省长沙专区。1983年，划入株洲市管辖。1985年，升为县级市，由株洲市代管。
图1-1 清代湖南政区图[2]
醴陵县文教事业历史悠久，其官方学校的历史可追溯到宋代，但详情已不可考，直到元代大德十年（1306），才有可靠记载。当时的知州张思敬主持重修官学，“越八载始成，教授陈震可有记”[3]。陈震可的记文被保存在醴陵县的方志当中，流传至今。
当时官学的地址在县东青云山梯云阁下，背山面河。到至正年间，不幸毁于火灾。入明以后旋即修复。崇祯年间，县令钱国瑞与士绅考虑到当地连年走低的科举考试状况，参考“形家之言”，对文庙加以改建，以期通过变更风水来重振科名。当时的史料记载：
予（赵玉森）奉命谕吉藩，道醴陵，见学方改建，询之，则曰：“弗利于科也。”窃心笑之……邑令钱君谓予曰：“邑旧多火灾，且频罹盗贼者，谓文庙高瞰，故今特改而平之，则是未尝不参形家言，而意则专轸恤生民。”[4]
明清之际，官学“被兵寇蹂躏，仅存余基”。顺治、康熙时，知县张法孔、张尊贤先后重修，但旋毁于吴三桂之变。以后的历任醴陵知县又接连葺而新之，试图重振当地文教事业，但官学的命运似乎一直多舛。乾隆八年（1743），因“江岸坍塌，水啮宫墙”，官学被迫又迁至东门上何家码头，“尊经阁、明伦堂、乡贤、名宦、忠义孝弟等祠以次建立”[5]，这一规制一直延续到近代。
清代官学的长官一般有2名，正职为教谕（正八品），副职为训导（从八品），负责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官学虽属于“清水衙门”，但在古代尊师重道的风气下，其长官享有崇高的地位。在醴陵县，官学长官有专门的衙署。教谕署设在文庙之右，雍正六年（1728）就按察使行署改建。同治十二年（1873），又移至文庙之左。训导署设在渌江书院之右，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青云山学宫故址改建。到清末，二署皆废。
明清时代，有资格进入官学肄业的一般都是考取秀才功名的读书人。当时的地方官学有固定的录取名额，即“学额”。自明宣德以后，官学中的廪膳生员（有领取生活补贴的福利）、增广生员各定额20名，附学生员无定额。清顺治十六年（1659），朝廷划分大县、中县、小县，按等级分配名额，醴陵被定为中县，文武生员各取12名。咸丰九年（1859），又增至22名，成为定制。可见，官学不仅拥有较高的录取门槛，入学名额还十分有限，加之明清时期官学教育功能逐渐废弛的弊病，决定了仅仅依靠官学来重振当地人文是难以实现的。
相比官学，醴陵县的书院更显欣欣向荣之像，其历史可明确追溯到南宋时期，见于记载的南宋书院就有4所。
莱山书院（亦称东莱书院），在醴陵县北四十里莱山。南宋淳熙二年（1175），“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讲学于此，后人建莱山书院作为纪念。元大德三年（1299），当地重修莱山书院，集贤殿学士宋渤为之撰《修复莱山书院记》，其文曰：
醴北四十里有山，蜿蜒深秀，中有一区，盖曩时吕氏东莱讲学处也。吕氏学宗关洛，尝与新安晦翁同撰《近思录》，其学能变化人气质，故晦翁亟称其足以范俗而垂世。当晦翁在台日，东莱过访，侨寓醴陵，因往复辨论，而直揭宗旨焉。醴人士望风景从，争相亲炙，于是即其地构斋舍，辟讲堂，而莱山书院之名以肇。洎乎历时既久，往迹渐湮，致使先正遗规，嗟兴衰之靡定，亦其数然也。夫道学之兴，至我朝而始显。天圣以还，名贤辈出，圣学昭云汉而灿日星矣。东莱生平著述，实足以羽翼经传，其风师百世也固宜。士诚有志圣贤，即令前不见古人，犹将寻茫茫之坠绪。而况师友一堂，素心尚堪遥质，可不求所依归也乎。
今醴陵诸君子景前哲之懿型，振多年之废坠，欀题栋宇，拂拭一新，气局规模，爽垲非故。从此人文荟萃，相与弦诵鼓歌于其中。吾知渊源可接，羹墙几席，依然俎豆，一先生也，岂非甚盛事哉！余故因罗琬千里来请，乐为之记。抑余有申之于师生者：旧观既复矣，废田既还矣，肄习之道盖不容懈矣。若曰昕夕可以饫，休沐可以媮。旬余一集，缀缉词章，从容登座，以苟应故事，唯数百言而止，无难析之疑，无劝惩之效，岂前辈讲习之旨哉？岂远近识者所愿望哉？则必曰：圣学务本、孝弟、亲仁，尔身将何先？大学之道，明新至善，尔身自何修？笃志、深造、寻绎，所以为己之急务，使世之欲求绪言，欲访成德之士，得问津于诸君子，岂不尤贤乎哉！不惮赘长，复附诸后。[6]
后人也多有题咏。明正德二年（1507），参议吴世忠徙建书院于县署后，改为“东莱书院”。清顺治十七年（1660），知县张法孔重修，寻废，其建筑最终在康熙二十年（1681）改为营署。
昭文书院，在醴陵城南南屏山金龟岭山麓。南宋乾道年间，黎贵臣读书、讲学于此，后人建书院以为纪念。黎贵臣，字昭文，醴陵人，贡士。幼年读书邑南金龟山下，后受业于朱熹，讲明道学，一时湖湘士子多宗之。绍熙五年（1194），朱熹知潭州，聘黎贵臣为岳麓书院讲书执事。卒后，邑人于其幼年读书处建昭文书院。
莱山书院，在醴陵县北莱山，由醴陵人李文伯创建。这个书院虽名“莱山书院”，但与前文中为纪念吕祖谦而建的“莱山书院”有所区别。李氏莱山书院曾编纂《莱山书院志》，这是目前见于记载的中国最早的书院志书，惜已失传。曾任岳麓书院副山长的欧阳守道曾为之作《题〈莱山书院志〉》，对李氏莱山书院进行了简要介绍：
醴陵李君文伯示予《莱山书院志》，莱山其所居，书院其一族子弟隶学之所也。予昔知唐李长源有书院于衡山，本朝李公择有书房于庐山，二公皆富于藏书，既自读，蒙其教养，成就不少。今莱山书院为其族公之，屋宇日敞，田畴日辟，器用日备。延师取友，有以为礼；书籍纸笔，有以供费；人独爱己之子孙而教之，凡兄弟之子孙皆爱之而教之。嗟乎！君家始为此议者，可谓仁人孝子之用心矣。昔者范文正公为族置义庄，今闻兴起者吾数见之矣。为族立书院且养且教，前乎李氏，后乎李氏，同时乎李氏，有几族乎。余携孤姓来长沙，数过莱山之侧。嗟夫！何当升此书院之堂，观君家子弟忠信之风，而归以语予之族之亲之友之乡哉！
庐陵欧阳某书。[7]
从这仅有的记载来看，李氏莱山书院当是李姓一族子弟的读书之所，由族中提供“屋宇”“田畴”“器用”“书籍”等，属家族书院的范畴。(www.xing528.com)
西山书院，在醴陵县城西一里的西山，南宋淳祐中建，后废，遗址莫考，事迹不详。
到了明代，醴陵县的书院活动较为沉寂，见于记载的仅有超然书院一所，时已至明末崇祯年间。超然书院在醴陵县城北，崇祯四年（1631），醴陵知县朱三才创建，有课堂、回廊、斋舍等。朱三才作记以纪其成，并申其讲学会文以振人文之意：
余初奉命入醴，首问民风，旋探士习。醴人每言人文渐不逮往，余窃疑之。及理政之余，时进子衿辈谈经试艺，觉磊磊多奇，彬彬欲蔚，似人文气候有待而充者，其事之未振欤？抑地之弗饬欤？询其故，以士会文无地也。一日，集同寅诸公于郊北文昌阁，但见鹤岭护左，凤山拥右，玉屏醴泉，前后四顾，负郭抱江，无边奇丽，揽在眉睫，意其开文之襟怀，活文之机趣者，端在兹乎？余为会心久之。循墙遍历，惜无余地堪创别业。喜阁之西，虚处可培，高处可平也。因捐俸诹吉鸠工，拂土以夷其凸，垒石以补其陷，伐木而甍栋之，欀桷之。中辟一课堂，堂后回以廊，两耳小斋共十间，以供静习。窗楹轩敞，垣砌蝉联。始于崇祯之辛未，至癸酉告成。
仰瞻之，亭亭乎遏飞鸟而宿流云；环视之，跄跄乎引游鱼而巢贺雀。翠柏苍松，修杉馥桂，疑虬焉，疑龙焉，气象若翼而增高，豁而增美，此超然所由名也。登斯堂而凌霄，揽汉水带山屏，则超于境也；登斯堂而返照，迎霞缭青萦白，则超于景也。登斯堂而构想抽元，将问花借意，听鸟说机，则文思之超；登斯堂而奋志脱颖，将瞬刻天游，咫尺崑阆，则身位之超。至若气若云，霓光争日月，则又事业之超于他日者矣。即一望间，令人动灵杰之感，岂但山川物色之胜也哉！是役也，结构孔劳，磨厉更广，奎壁之神实式牖焉。时协赞则学博梁名可柱，董率则巡司焦名待庆，而与事诸生及视工耆老并列于碑阴，以俟后来同志者。[8]
清顺治十三年（1656），知县李长允重修超然书院，不久即废。康熙六年（1667），知县张尊贤“依其故址，建庭宇三楹，寮舍三楹”，易名“文成书院”，并设王守仁之位，“尸而祝之”，“凡有志进取，成人小子，皆得居此而肄业”[9]。四十年，知县蒋晟重加修葺，复名超然书院，并作《重修超然书院记》，勉励诸生“讲学横经”，“上与鹅湖、鹿洞争相辉映”[10]。后废，遗址并入文昌阁。
清代是醴陵书院呈繁荣之势的历史时期，当地除修复东莱书院和超然书院外，先后又有4所书院新建（包括渌江书院）。
天山精舍，亦作天山书院，为县人廖志灏创建。廖志灏，字湘门，康熙间贡生。其祖、父均诸生，皆早逝。“志灏幼孤，事祖母及母以孝闻。家世藏书甚富，纵横博览，下笔万言，宏肆浩瀚，渺无涯涘。矢志辟邪说，屏异端。”相传廖志灏与衡湘明遗民往来，图谋反清，“于山中秘造兵器，畜鹅鸭数千头于池，以乱其声。及明师败退，乃深自韬晦”，遂创建天山精舍，并作《天山精舍记》[11]：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欲植万古之天心，于三画因重之内，极万古运会之升降，人心之夷险，尽磨荡于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德吉，则虽凶亦吉；德凶，则虽吉亦凶。故比合犹不免于匪人。要知阴阳大分，即善恶关头，学易者先立体于阳明，而致用于刚果。信则决之己，疑则稽之神。若徒谓抱筮问易，所应如响，不度己德，专事鬼谋，安知莽、操当日不筮得飞龙、大人之词，而天地神明，欲甚其篡逆之罪乎？昔铁山人为予言，曾宿一牧竖家，为请筮，得《革》之九五。山人曰：“尔何人斯，而获此占耶？须慎防莩畜。”越三日，一犊伤于虎，此其明验也。是故问易者，不在焚香捧策，须量德而玩其占。学易者不在专求理数，宜主静以观其象，而洗心藏密之顷。又若天地常为式临，圣贤常为表率，使其时时对越，念念凭依，而诚敬之心，悚然以起，此则吾精舍之所由作也。
顾余岩居寡陋，有道弗亲。先大人素庵公，恒有志于《易》，尝于宅左筑“读易草堂”，绘五圣像于其中，居则手一编，时加玩索，动则捧筮以问之，潜孚默契，盖已有秋。然不幸而天弗假之年，遂有志而未逮焉。余不肖，盖生三十有六矣，困于家计，迫于锐差，拮据逡巡，迄无宁日。每当静坐辗转之余，回思手泽，未尝不潸然泣下，思得偶有余闲，以从事于濂洛关闽诸君子之学，而上窥乎先后中天数大圣人之心。庶几朝夕砥砺，勉以自新。夫斯文之未丧，宰乎天；天行之不息，存乎道；道绪之传，如日月行中天。乃至春秋战国而后，历汉唐千余载，举在暗中摸索矣。向非我湖南一人不由师说，默契道体，则长夜冥冥，不至今日且然哉！是故仲尼之道，坏于老、释，得湖南而远绍之，于是而程焉，而张焉，以大成于朱子之一身，而奄有此一缐之统，是道之一幸也。朱子之道，又复坏于有明之异学。阳隶冠裳，阴持衣钵，释老彰而显，儒则隐而微。时至今日，亦即数过而时可。考山林草泽之间，生者固不必尽湖南人，而湖南亦遂岂无其人，以遥续道州之灯，而绍考亭之正绪者哉！惟是当代真儒硕彦，或有不屑教诲而主我坛舍者，殆亦阴阳消长，天心世道之一大机会也。则虽谓贤人之《易》，为今日作焉可矣。第此事未敢轻议，偶因创建之说而并及之。
精舍建成后，廖志灏与安成人吴云“讲求正学，归于一辙”[12]，逐渐免于灾祸。著有《燕日堂梦余草》《文集》及《考订放言遗编》。其《燕日堂稿》在乾隆时被列为禁书。[13]
江东书院，在醴陵县城西江东坊，为乾隆年间醴陵士绅彭之冕所建。彭之冕，字义庵。著有《纪善录》。初被选授为江西万安县丞，未赴。史载其状貌雄毅，髯长六尺有余，乐善好施，豪爽不可一世。“乾隆十七年岁祲，饥疫并作，之冕设厂散赈，病药死瘗，全活甚众。邑治前渌江桥，为江、粤、闽、浙往来通衢，前后二十余年间，之冕独修两次，计逾万金。”[14]除建江东书院外，院前石塔，河北魁星楼、凤凰阁，皆其所建，所费不赀，但他乐此不倦。同治七年（1868），彭之冕后裔将书院产业捐给了兴贤堂。
近思书院，在醴陵县城东。相传朱熹曾流寓醴陵，“生时绘有画像，自题绝句‘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益怅然。临深履薄量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15]。朱熹殁后，醴陵建朱子亭作为纪念。康熙年间，朱熹遗像似已无存，辰州同知宋吉金乃重镌遗像。乾隆三十八年（1763），醴陵人重修朱子亭于渌江书院之东，并在其内祭祀朱熹、吕祖谦。因朱、吕二人同著《近思录》，遂改朱子亭为近思书院。知县许凝道作《近思书院记》以纪其盛：
先儒流寓之乡，当时被其教泽，后世奉为烝尝，一以见人性之善，一以垂则古之思。有宋朱子尝流寓醴陵，生时绘有画像，自题绝句“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益怅然。临深履薄量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是也。没后，醴建朱子亭，辰州同知宋公重镌遗像。今其像尚存，而祠宇久颓，学者伤之。乾隆三十八年，予莅任兹土，邑人士复建朱子亭于渌江书院之东。予忻然乐观其成，题额纪事。
再惟先儒吕子东莱亦尝流寓此邑，于莱山授徒讲学，后人建莱山书院祠之。参议吴公又建祠于县北，亦皆湮没无传。而功令现有春秋致祭，动用公项银两，后人因设其主于崇圣祠配位。夫崇圣祠皆祀先圣先贤之所自出，吕子东莱称先儒，从祀孔子庙庭。东莱尝与朱子同著《近思录》者也，今配祀于崇圣祠中，义殊不经。爰考综祀典，谨以吕子并祀于朱子之亭，额则题为“近思书院”。考朱子与吕子作《近思录》，原未载手泽之地，然朱子有道乡之遗，吕子有莱山之迹，今其没后千有余年，尚俱崇祀不衰。廉顽立懦，百世之师，则虽谓《近思录》作于此地可也，醴陵之人士其尚知所宗仰也夫？
近思书院以祭祀为主，没有招生讲学记录。内有风云龙虎坊、瑞渌池、博文约礼斋等建筑。到同治年间，近思书院已改为朱文公祠；清末改为朱子祠小学；民国改办女学、湘东中学时，皆曾借用其地。
以上基本反映了醴陵县书院的发展轨迹。醴陵书院的历史始于南宋，当时已有4所书院创建。元、明两代显得较为沉寂，仅在明末出现1所。清代则再次步入发展高潮，创建、修复书院达到6所之多，为历朝之最。醴陵县书院在清代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和当地人重视培养科举人才分不开。据观察，醴陵书院的兴衰之势与当地的举业状况是紧密联系的。以进士科来看，据方志记载，在南宋的一百五十余年间，醴陵出了13名进士。“元明而后，寝以降矣。”[16]元代享国不到百年，计有7名进士；明代国祚达二百余年，其进士同样也是7名，无怪乎明代醴陵人“每言人文渐不逮往”，以至有了前文所述的改建文庙以变化风水之举。入清以后，超然书院成为醴陵县士子的肄业之所，然而当地的科举状况仍显颓势。康熙六年（1667），知县张尊贤感叹“今竟越数十科莫嗣好音”，乃留心文教，重修超然书院，并易名“文成”。康熙二十三年（1684），醴陵终于迎来入清以后的首位举人祝轩龄。然而未过多久，超然书院即被废弃，“士无萃涣之地”。这使得醴陵在乾隆十八年（1753）以前，仅产生了8名举人，进士更是榜上无名。[17]因此，新建一所涵育全县士子的书院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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