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江书院：清代地方书院的实际运行

胡湘之

一座城市需要有两种气息：一种是产业气息，这种气息彰显实力；一种是文化气息，这种气息传承文明。如果说陶瓷花炮赋予了醴陵最鲜明的产业气息，渌江书院则赋予了醴陵最厚重的文化气息。醴陵文化兴起于渌江书院，渌江书院兴起于“五贤”。朱熹、张栻、吕祖谦、王阳明、左宗棠这五位文坛巨擘先后来渌江书院讲学，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在渌江两岸落地生根、源远流长。

时间回溯到公元1167年，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前往湖南长沙，与张栻相见，“吴楚咽喉”醴陵是其必经之地。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其前奏在醴陵拉开序幕。这是一次顶级的文化交流，两位文化巨人以辩诘的方式碰撞出思想火花。这一年，朱熹37岁，张栻34岁，都是意气风发的年龄，都自认为是理学正宗，谁也不能说服谁。这次会讲断断续续进行了两个多月，从落叶满庭讲到大雪纷飞，从西山讲到南岳，从渌水讲到湘江，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计其数。后来，渌江书院为纪念这次会讲，在书院东侧的空地上立了一组雕塑：朱、张二人席地而坐，相对而谈，真诚又严肃，这场面既无风花雪月，也非剑拔弩张，惟有文韵书香千年不绝、历久弥香。诚如朱熹自己的感慨：“悠然一长啸，妙绝两无伦。”这场意义非凡、盛况空前的文化盛事，一开场就令“肃衣冠而至”的醴陵学子心智大开。人虽散，曲未终，文化的种子一经播下，终有一朝会开出文明之花。

“朱张会讲”尚余音绕梁，醴陵又迎来了文化发展的另一位推波助澜者——吕祖谦。吕祖谦是浙东学派“婺学”的创始人，他“学宗关洛”，不尚奇、不尚胜、不尚新、不尚异，而务求实、求是、求常、求达。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后人称之为“东莱先生”。据醴陵方志记载，吕祖谦与朱、张二人皆有交集。相传张栻与吕祖谦讲学于醴陵城南郊外，士人不忘化育之恩，将其神化为二圣，留下二圣庙、二圣河、二圣桥等人文景观。“二圣”的足迹也成为千年醴陵一道亮丽的风景。1175年，吕祖谦往访朱熹，侨寓醴陵，在离县城三十里的简家冲创办莱山书院，大倡经史之学，教化流衍，随成理学热潮。到清乾隆年间，醴陵民众在县城建近思书院，奉祀朱、吕二人，意在用二人同撰的《近思录》“化人气质”。两座书院前后接力，在渌江之滨拍出了回荡至今的文明之声。

朱熹、张栻、吕祖谦风云聚会于斯，醴陵何其幸哉！醴陵人从一开始就没有门户之见，只要是真正的学问都乐于接受。无论是朱熹、张栻还是吕祖谦，“醴人望风景从，争相亲炙”，醴陵文化兼容并蓄的风范自此形成。

1194年，朱熹任潭州知州，再过渌江，此时张栻早已不在人世。面对醴陵学子为纪念他讲学而镌刻的石像，朱熹平添了许多对尘世的喟叹悲吟：“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益怅然。临深履薄量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后朱熹再度来醴，陪侍其左右的是两位醴陵籍的得意门生吴猎和黎贵臣，后来分别担任岳麓书院堂长、讲书执事，继承了朱熹和张栻的衣钵。而吕祖谦享年仅44岁，无意中竟把短暂人生最精华的部分奉献给了醴陵。“东南三贤”在醴陵的学术活动，呈现了当时最高的学术成果，起到了引流开源、启蒙教化的重要作用。不久，醴陵迎来了第一次文化的绽放，南宋官至礼部尚书的丁应奎的一封家书，书写了兄弟父子三人中进士的科举传奇；吴猎、皮龙荣、杨大异的《吴氏经解》《春秋奥旨》《春秋笺疏》等成为湖湘文化的学术巨著，三人也相继成为朝廷大员。今天，渌江书院旁边的“宋名臣祠”，铭记的就是这一文化自豪。

1508年，继“东南三贤”之后，又一位旷世奇才走进了渌江书院，他就是明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另外半个是曾国藩。此时的王阳明正在落魄之际，醴陵敞开胸怀接纳了他，热情邀请他讲学。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理所当然地对朱子理学进行了批驳和抨击。可他没有想到，醴陵人并不看重理学和心学的差异，只要是真正的学问，在这里就会赢得赞赏和尊敬，这让他意外和感动。三年后他东山再起，奉诏还京途经醴陵时，再一次开坛讲学，这时他少了些愤世嫉俗，多了些慷慨包容，并糅合心学与理学，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理念。他兴之所至，再次登上西山，在靖兴寺的古樟旁留下了“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的豪迈诗篇。至今，这棵千年古樟依然枝繁叶茂。(www.xing528.com)

1836年，一个后来左右中国大局、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来到渌江书院任山长，他就是左宗棠。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两次赴京会考不中后，掌教渌江书院。继朱张会讲、东莱建院和阳明讲学后，左宗棠掌教渌江书院是值得铭记的又一段美好时光。渌江书院被他点化得清风朗朗、生机勃勃。这个失意书生也在这里获得了快意人生的机缘。当时，两江总督陶澍回安化老家省亲，路经醴陵。左宗棠应县令之请，撰写的“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欢迎对联，令陶澍心花怒放。陶当日上山，与左彻夜长谈。两人相见恨晚，左宗棠拜陶澍为师，后结儿女亲家，藉此步入仕途。左宗棠从渌江书院起步后，成为清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左宗棠对渌江书院感情至深。1861年他率军队路过醴陵，遇到下跪迎接的官员，只是点点头。看到渌江书院的学生，却翻身下马，携手同行谈笑风生十余里。先后有数十名渌江书院门生跟随他从军从政、报效国家。左宗棠“家国天下”的情怀深深烙在了渌江书院的粉墙黛瓦之上。

为纪念朱、张、吕、王、左五贤兴院的辉煌历程，醴陵人在渌江书院的最高处兴建“五贤堂”。旨在传承湖湘正学，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弘扬万众景仰的热血人文，滋润和启迪后人心智。

醴陵千百年的文化积淀，在近代迎来厚积薄发的井喷时代。这一时期，从渌江书院走出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中共早期领导人、工运领袖李立三，抗日名将左权，军事家蔡申熙，开国上将宋时轮，爱国将领陈明仁，民国政要邓文仪、刘建绪，革命先驱宁太一，南社创始人傅熊湘，湖南“瓷业学堂”创始人之一文俊铎，等等。这些先贤先烈从渌江书院出发，传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薪火，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用自己的方式影响属于他们的时代，铸造了“心忧天下明大义，身怀正气敢担当”的独特精神。有人评价“中国近代半湖南，湖南近代半醴陵”。可以说，渌江书院见证了历史，创造了历史。

渌江书院历尽沧桑，几经迁徙，现坐落于西山之腰，三面环山，面向渌水，是醴陵文脉之源头、思想之圣殿。书院前有西山“第一芳润”之称的洗心泉，往前远眺可见状元芳洲和渌江古桥，左旁是李靖为追思红拂所建的靖兴寺和后人追祀吴猎、皮龙荣、杨大异的宋名臣祠，院后则是辛亥革命烈士宁太一墓，循山而上还有红拂墓、李畋殿，以及左权将军纪念雕像等胜迹。

三百里渌江，滋此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