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圈中的民间艺术：探索文化生态

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的丰富性、多样性表现在诸多方面，文化的分层体现了文化内部结构的变化与张力，而从文化存在的空间、时间状态来看，文化的个性、独立及其整合、延续体现了文化的相对稳定和变化，也是文化丰富性、多样性的体现。

民间艺术的创造是丰富的，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历史传承与民间艺术紧密相连，在这种自然与文化生态环境下，既培育了独特的民间艺术样式和品类，使民间艺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同时又影响了民间艺术的风格和特征，使民间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大量的民间艺术创造既是特定地理生态环境下的产物，富有鲜明的地域性，同时也是民间艺术个性特征的体现。前已述及，文化的创造是与自然生态、地理环境有关的，是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下人类的发明、创造及其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人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环境中生存，就必然地与之相适应，并积极地对自然加以开发利用，从而创造了不同的文化样式。民间艺术作为民间文化的表现形式，既体现了艺术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同样也是一种富有不同自然生态特征、地域特征的艺术样式。西北的窑洞，西南的吊脚楼，山东沿海的海草房、沂蒙山区的石头房是与地理生态环境分不开的。平原地区的马车、牛车、手推车、轿车，河流沼泽、湖泊沿海的各种舟船，山区的提篮、背篮、挑担是对不同地形的适应。平原地区以土坯、夯土、青砖、青瓦建房，东北地区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游猎民族以桦树皮造船和加工生活器具，穿渔皮衣，乘狗拉雪橇，都是对特定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一切既是自然生态、地理环境和物产资源对民间艺术的影响和制约的产物，也是民间艺术地域特征的表现，这种民间艺术的地域特色，也正是文化的地理空间特征。

文化人类学家将文化地理空间特征用“文化圈”这一概念加以解释，并以此来描述文化的分布。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德国民族学家弗里茨·格雷布内尔（Graebner.Fritz，1877-1934）。他认为，文化圈是文化分布的空间范围，在这一空间当中分布着一些彼此相关的文化丛或文化圈。“文化丛”也叫“文化集丛”，它在一定的空间、时间当中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作为一个文化单位发挥功用，在功能上是一组互相整合的文化特质丛体。它通常以某一文化特质为中心，结合一些在功能上有连带关系的特质而组成，其中每个特质都围绕中心特质对整体发挥作用。8以饮食文化为例，在北方产麦区，以小麦面食为中心，有水饺、蒸包、馒头、烧饼、锅饼、油饼、烧卖、月饼、面条，而馒头、包子、饺子、面条、烧饼又细分若干种类，仅西北的面条就有臊子面、饸烙面、拉面、刀削面、油泼面、菠菜面、裤带面等，而“出门饺子下车面”面食习俗是山东胶东富有民俗文化特色的表现。除了日常的食用面食，各种枣山、花馍、礼馍、寒燕、圣虫、饽饽、面灯、花糕、面人以及模印果食更是种类繁多，形式各异，功能多样。仅山东胶东地区的模印果食就有上百种形式，分别用于节日习俗、生产习俗、人生礼俗、馈赠礼俗等民俗活动；山东冠县北馆陶镇郎庄的面花，以“面老虎”统称，种类却是人物故事、神话传说、祥禽瑞兽、花鸟草虫，应有尽有，形式多样，造型各异，并饰以细致的彩绘。这是以面食这一文化特质形成的文化集丛，而以石、竹、木、布等为文化特质的石文化丛、竹文化丛、木文化丛、布文化丛，既是某一文化特质的综合，同时也反映出文化丛与自然地理环境和资源的关系，是人们对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开发与利用。从格雷布内尔文化圈的概念来看，文化圈不仅是空间上彼此相关或类似的文化丛的集合，其主要的文化特质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内容，而且文化圈可以等同于文化丛，并具有突出的地理空间特征，与自然生态环境相联系。格雷布内尔的文化圈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民间艺术的地域特征以及文化的丰富性。前述可以看出，北方产麦，因而产生了丰富的面食文化；而南方产稻，不仅饮食习俗与北方不同，而且以稻谷为主的民间饮食艺术样式也不及北方丰富，这种粒食与粉食文化的南北差异，既是民间艺术的地域特色，也是文化圈的差异。

左图：山东牟平春节的花饽饽

右图：山东高密制作面食花样的面磕子

文化圈或文化丛既有大小的不同，也有繁简的差异，粉食与粒食饮食文化可以视作复杂的文化集丛，而粉食文化可以视作更小的文化集丛。即使同是北方的果食花样，陕西合阳面花、山西忻州面花、山东胶东面花都是围绕面花这一文化丛发展起来，但各自在民俗功能、工艺制作、艺术风格上又有差异。胶东的面模果食不仅花样与北方其他地区不同，而且果食花样的制作工具——木制雕刻的果模，在木质材料、制作工具、雕刻工艺、题材花样、风格造型等方面也丰富多彩，特别是造型题材，有上百种内容。民间的建筑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集丛，而西北的窑洞建筑与西南的杆栏式建筑又同是这一文化集丛当中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建筑文化样式；服饰文化也是一种复杂的文化集丛，而不同的气候条件、历史沿革、信仰心理、风俗习惯又使这一文化集丛当中的文化内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服饰的制作工艺如刺绣、挑花、印染、纺织也是这一文化集丛中富有鲜明文化特质的服饰文化样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文化丛、文化圈与自然生态、地理环境的契合，文化的起源、创造作为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沟通与联系的手段，还是文化圈或文化丛之间的大小、繁简和区别与联系，这都说明，文化既是人类历史上不同区域环境中的创造，同时也是区别与联系不同文化创造之间的纽带。

民间艺术的地域特征与地理环境、自然生态密切联系，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其品类样式、风格特征形成了特定的民间艺术文化圈，但民间艺术并不仅仅是围绕自然生态环境的物质创造，它同时又涉及了大量的精神内容，而且是不断传承传播与融合的。换句话说，民间艺术并不只是特定地域空间环境下的产物，也不仅仅局限于物质文化的创造。民间艺术的产生与发展是纵横交错、立体多维的，这种立体交叉既说明民间艺术是纵向传承、横向传播的，也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并重的。民间艺术的多个文化圈既可以独立发展，又可以碰撞交流。如果说格雷布内尔更多地强调文化圈的地理空间意义，并更多地注重物质文化，忽视了文化的精神领域，奥地利文化人类学家施密特（Schmidt.Wilhelm，1868-1954）在使用文化圈这一概念时则是在注重文化的地理空间的基础上，从相关的文化圈或文化丛中推导出文化的时间性，并将社会文化、宗教、艺术等精神文化现象与物质文化统一在人类各种文化范畴之内，并使文化圈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和持久性。9施密特的“文化圈”概念较之格雷布内尔更为全面和宽泛，它不仅说明了文化的地理空间特征，即文化是人类在一定空间环境当中的特殊创造，其中包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开发与利用，同时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文化的时间性与动态性，以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

从民间艺术来看，它的地理空间特征即地域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民居建筑、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还是服饰穿戴、家具陈设等，都形成了相对集中、特征鲜明的地域特色。另一方面，这种地域特征又是动态发展的，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种地域特征之所以突出和鲜明，在于文化的长期发展和积累，并互相整合，以某一文化特质或文化元素为中心形成一组相互联系的文化元素，才成为一定的文化集丛或文化圈，进而才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个性特征。以家具陈设为例，厅堂中陈设有八仙桌，两旁设官帽椅、太师椅等，八仙桌后条案墙靠条几，案上摆花瓶、帽筒、看屏、镜子等，墙上挂中堂、对联、匾额，厅堂两侧分两组设茶几，茶几两旁摆椅子，这种格式在全国各地的官商富贵人家是普遍流行的，厅堂既是接待客人、家庭议事的地方，也是婚丧、祭祀的中心。这种格局也许更多的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即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而陈设格局的对称、严谨、秩序、肃穆也与此有关。在山东及中原地区这种陈设格式在一般的平民家中虽然简陋、朴素，却十分流行，这不能不说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和长期积淀的结果。在其他地区一般的平民家中却少有这种陈设格局，陕北的窑洞进门是土坑；西南的木楼、竹楼中间是火塘等。而客家的土楼与独特的客家文化、皖南的民居、晋商的大院与商贾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并不断成熟完善，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至于服饰穿戴、饮食起居、生产劳作及其他用品用具所形成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也都与历史的发展不无关系。这是文化动态发展的时间因素在民间艺术文化圈形成过程中长期沉淀所起的作用。从共时性的特征来看，文化的迁移、扩散、集结对民间艺术的地域特征，或文化圈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迁移或扩散既可能是其中的个别部分，也可能是整个的文化。客家文化是北方汉民族文化南迁，并结合了当地文化发展起来的，客家的土楼及客家人的生活方式、信仰观念、价值观念至今与北方汉民族文化紧密相连，并具有强烈的认同感。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是历史的结果，同时在历史的横断面上来看，它又是文化横向传播的结果。山东冠县北馆陶镇郎庄以郎姓和李姓为多，郎庄的“面老虎”远近闻名，郎庄的老艺人说自己的祖先在明代自山西洪洞县迁来时就带来了面老虎的手艺，并流传至今，而在郎庄方圆几百里的地方的确少见这种技艺。而山东菏泽地区的捏面人、吹糖人在菏泽、郓城、曹县等地十分普遍，但无论材料、风格、工艺与郎庄面老虎大不相同，菏泽马铃岗乡穆李庄的江米面捏面人十分普及，现今仍有上千副担子在全国各地转悠，但此地最为集中。济南街头的江米人艺人除了菏泽地区的游方艺人，也有在本地求师学艺的，现今年龄最大的李姓艺人带了不少的徒弟，却是自菏泽迁来。这种民间手工艺的传播虽然不是民间文化的整体传播或迁移，而是其中的某些部分，但对新的民间文化圈的形成却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而民间艺术的地域特征和民间艺术文化圈的形成不仅具有空间环境的意义，同时又是文化的时间性动态因素的结果。(www.xing528.com)

上图：山东曲阜孔府的室内陈设

下图：山东烟台剪纸熏样

民间艺术的地域性特征对认识民间文化生态的文化圈还可以做出进一步解释。民间艺术的地域性说明民间艺术自身的发展是稳定、独立、有个性的，也说明文化圈是民间文化、民间艺术不断延续和整合的综合体。民间艺术的延续发展和积淀使民间艺术趋于稳定、独立，长时期的沉积、凝固使民间艺术富有个性，而这种富有个性的稳固发展使民间艺术的地域性特征鲜明，这种稳定的特征也形成了民间艺术的文化圈。但这种地域的稳定性并非说明民间艺术是僵化不变的，在地域空间的文化圈内部，民间艺术的延续发展和整合交流也是自始至终存在的。延续发展就是继承前人，“老辈传下来的手艺和样子”说明艺人不加选择的自然继承。整合交流是创新和变化，陕北剪纸称“养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饺的”，“冒饺的”就是没有参照、“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的创造，能够“冒饺的”女子才是巧女子，她不仅受到人们的尊重，她的花样还被做成“熏样”在婆姨们中间流传，从而形成特定的文化圈中有贡献的艺人，而熏样则成为剪纸文化传播的媒介。这类例子是十分常见的，鲁西南的纸扎风格鲜明、地域性突出，有的艺人能够描绘大量的粉本供自己和他人参照；陕北的皮影艺人也要描绘粉本供自己和他人镌刻时描摹。当然，这些艺人也能够与其他文化交流，并相互借鉴，有所创新。“熏样”和“粉本”既是创新的结果，又是文化交流传播的载体。在特定的地域环境或文化圈中，由于传统文化的历史滋养和周围文化环境，民众的价值观、审美观等集体认同的影响，这种创新还是有限的，它是在相同的地域范围或相同的文化圈中的创新，但毕竟是客观存在的。这说明，民间艺术的延续、积淀和创新、整合，既使文化圈的地域空间特征突出，又使文化圈内部富有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圈不断堆积、沉淀，又形成了交错和变化，文化圈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相比较而言，格雷布内尔注重地理空间及物质文化的文化圈概念更多地具有稳定性，而施密特注重时空特征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广泛的文化圈概念更具有动态性，并可以更好地用来解释文化的变革与传播。就民间艺术而言，精神性突出的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样式不仅可以形成富有特色的文化圈，而且更容易交流、传播。民间年画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年画产区，天津的杨柳青、河北的武强、山东潍坊的杨家埠、苏州的桃花坞、广东的佛山、福建的泉州、河南开封的朱仙镇、湖南隆回县的滩头、陕西凤翔的萧里镇等都特色鲜明。以地理空间区域来看，又可以分成京津冀地区、秦晋地区、鲁豫地区、江浙地区、闽台地区、两广地区、川黔滇地区、湘鄂皖地区等几个大的区域，这种区域划分实际具有以年画这一文化特质为中心的文化圈特征。区域特征既说明了文化圈的不同，也说明了文化圈的扩散与迁移。以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为例，杨家埠及邻近的仓上年画与天津杨柳青有密切关系，早期的年画样式、风格、造型、技艺深受杨柳青年画的影响，许多样子直接来自杨柳青。但随着杨家埠年画的兴盛和发展，特别在清代乾隆年间最为鼎盛，及至现在，杨家埠年画可谓后来居上，不仅规模有超越杨柳青之势，还以杨家埠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而杨家埠邻村的仓上年画虽较杨家埠年画更为细致，但后来却萧条下来，至今不见踪迹。潍坊周围的高密、昌邑、平度年画受杨家埠年画的影响逐渐发展起来，虽较杨家埠年画规模较小，却与杨家埠相联系并自成一路。即使杨家埠一村，东西杨家埠仅一街之隔也对比鲜明，西杨家埠几乎家家印年画，而东杨家埠现在却几乎无一家印制。无论是民间年画的地理空间特征，还是以年画为中心的文化圈，其形成、传播和发展较之于以物质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圈样式动态性更为鲜明。

山东平度木版年画

民间艺术的地域特征对认识民间文化圈的形成、发展及其之间的关系都具有一定意义，而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区域、文化丛概念也与民间艺术的地域性互为佐证，文化区、文化丛与文化圈也是相互交叉重叠，具有某些相似特征，此不赘述。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句民间俗语可谓朴素、深刻地阐释了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地域空间意义和丰富性。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及其相关的文化圈、文化区、文化丛之间的关系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特征，更重要的是有助于认识文化和艺术的社会实践意义。随着现代文化建设的日益普及和加强，以及传统文化的演变和转型，正确认识文化艺术的丰富性以及人类需要的丰富性、多样性对满足人们的文化心理需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化的地理空间性、民间艺术的地域性说明了文化的差异、文化的个性、文化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以及文化的影响、渗透和变化，同时也更好地解释了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特征。